【世纪金榜】2014高中历史一轮复习 第八单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教师用书配套课件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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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金榜】2014高中历史一轮复习 第八单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教师用书配套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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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思想理论的中华民族精神（五）
——探索创新
“继承与创新”是各民族文化的共性，而中华文化的探索创新精神尤为显著，“与时俱进”早已成为中华民族顺应时势、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优良秉性。“与时俱进”这一词语是继承了《周易》中的“与时偕行”精神。《周易》中有三处使用了“与时偕行”这一词语。
《乾卦·文言》说：“‘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大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巨龙潜伏水中，暂未施展才用’，说明阳气潜藏未现；‘巨龙出现田间’，说明天下文明开始显现；‘整天强作精神’，说明正在顺随时势发展前进；‘或飞跃上天，或退处深渊’，说明‘天道’转化，出现变革；‘巨龙高飞上天’，说明阳气旺盛正处天位而具备‘天’的美德；‘巨龙高飞到极点，终将有所悔恨’，说明已顺随时势走到尽头由盛而衰；天有原始之德而‘用九’——‘阳刚变化为阴柔九数’，这正体现了大自然的法则。”）
《损卦·彖辞》说：“‘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减损’，就是减损于下而增益于上，其道理是下者有所奉献于其尊上。减损是能够心存诚信，于是就至为吉祥，必无咎害，可以守持正贞，利于有所前往。减损之道用什么来体现？两簋淡食就足以奉献给尊者和神灵。奉献两簋淡食必须应合其时，减损下之阳刚以增益上之阴柔须要这样的应时：事物的减损增益和盈满亏虚，都应该顺随时势发展前进。”）
《益卦·彖辞》说：“‘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增益’，减损于上而增益于下，民众就有表达不尽的欣悦；从上级施利于下级，这种道义必能大放光芒。‘利于有所前往’，说明尊者中正必有吉祥；‘利于涉越大江大河’，正如木桥宽固顺利通畅。增益之时下者兴动而上者逊顺，增益就能日日长进而前程无量；就像上天施降恩惠大地受益化生，这种增益能够遍及万方。事物增益所体现出的道理，就是顺随时势发展前进。”）
上面这些说明，“与时偕行”就是随着时势一并前进。与我们现在使用的“与时俱进”是同一个意思。我们中华民族自古就具有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创新的改革进取精神。这就是历史经典记述的：“既历三纪，世变风移。……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劝。”（《尚书·毕命》）“终始惟一，时乃日新。……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尚书·咸有一德》）等等。中华文明在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虽不是起源最早的，却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其中原因虽然很多，而原因之一就是中华文明中包含着变易的思想，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诗经》赞美周文王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雅·文王》）便是对“维新”的赞美。《周易·系辞上》说：“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这已明确指出：不断的变易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周易·系辞下》又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又进一步说明：变，是从穷到通的关键。其实，《周易》的这个“易”字，也有变易的意思。关于中国哲学中的变易思想，
张岱年先生曾说过：“中国哲学有一个根本的一致的倾向，即承认变是宇宙中之一根本事实。变易最根本的，一切事物莫不在变易之中，而宇宙是一个变易不息的大流。”（《中国哲学大纲》）这个变易的思想，常常用来作为变法的依据。近代的康有为托古改制，他说：“夫至变者，莫如天。夫天久而不弊者，为能变也。”（康有为《变则通，通则久论》见上海时务报馆光绪二十一年版《南海先生四上书记》）这段话既符合传统的与时俱进思想，又服务于其变法维新的主张，可以视为他对中华文明历史经验的总结。验之以中华文明的历史，几千年来不知经过多少次大大小小的变革。就带有全局性的制度而言，从分封制到郡县制，从察举制到科举制，从城市的里坊制到街巷制，每一次变革都带来文明的长足发展。从分封制到郡县制，巩固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从察举制到科举制，促成了新型士人的成长；从城市的里坊制到街巷制，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如果就文学体裁这一个局部而言，从古体诗到近体诗，再到词和曲；从文言小说到白话小说；从杂剧到传奇，每一次变革都带来文学的突飞猛进。
孔子的思想理论，比较全面透彻地继承了前人的“与时俱进”思想，在思想认识领域和社会实践活动中，一贯主张改革创新。最能说明孔子改革创新思想的理论，就是他所说过的“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过去一般都认为，孔子说的这两句话，是对读书学习的基本要求。即读书学习，不能只是读懂和记住文字内容，应该领会其精神实质，从中悟出新的道理。这种理解当然是对的，但其意义远不只是如此。孔子说这两句话，实质是要人们具备一种“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孔子是希望人们，无论是读书学习，还是办事、劳作，都不能受制于“故”，应该不断地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只有具备这种创新精神，才能取得“为师”的资格。这种“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用于自然科学方面就是发明创造，用于社会科学方面就是“与时俱进”。在社会科学方面，我们可以把“故”理解为“传统”。“故”（“传统”）虽然有其保守性的一面，但也有其创造性的一面；否则“温故”何以能“知新”？由此可见，传统的生命力，传统的活力，不在于它的保守性，相反，恰恰在于蕴含于自身并作为其内在否定性的创造性。创造性，才是传统之成为传统的真谛。传统之所以能“传”下来，成为某种“道统”，本质上不是因为它不变，而是因为它顺应了这些变化，从而获得了新的内涵和新的活力，实现了自己的创造性转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只有“不变”的基本原理，没有不变的形式和内容。与其说“不变”是传统的本质，不如说“变”更能体现传统的本质。任何传统，即使最深层的传统，一旦失去自我变革的能力，就不再具有生命力。对于传统本性的理解，应该对其形式和实质有所区分。孔子“温故而知新”的教诲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区分。在这里，“温故”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传统得以延续的形式，凡事皆须“温故”，“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故”之中，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保守性。所以“温故”不是目的，只是途径，“知新”才是目的，“温故”的目的是为了“知新”。如果为了“温故”而“温故”，就易于呈现保守性，如果为了“知新”而“温故”，就易于呈现创造性。所以“温故知新”是对传统自身存在创造性实质的肯定。在“故”这种看似保守形式的背后，存在着创新的生命活力。“温故”为了“知新”，“知新”必须“温故”。“温故而知新”既体现了对传统资源的尊重和利用，更体现了创造性寓于保守性的形式之中。创造性的本质，透过某种具有一定保守性的形式，推陈出新，发挥新的作用。这正是典型的文明古国的文化运作逻辑。在文明演进的过程中，人们既不可能事事从头开始，创造出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也不可能完全按照传统行事。最有效的途径是在继承传统中实行创造性转换。继承传统即是“温故”，是站在既有文明的巅峰上，对传统进行反思、分析、鉴别；通过既有传统的再创造、再发展，解决文明发展中的新课题。“温故而知新”为人们指明了一种独特的创新途径：创新，离不开继承传统；继承，既是对传统内在保守性的否定，更是对传统内在创造性的张扬；继承传统蕴含着创新，创新内在于继承传统之中；传统的继承创新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传统进行新的创造和转换，着重点在于使它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新动力，或者说使它在新的形势之下发挥更大的作用，获得更大的新成果。“温故而知新”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生命活力之所在，也突现了孔子学说对中华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诠释。
通过深刻理解上述“温故而知新”、“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等等思想理论，就能更清楚地体察到中华民族探索创新精神的一贯性。中华文化倡导尊祖法古，擅长因袭继承；更能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中国社会改革之缘起可追溯到远古氏族制时代的唐尧、虞舜、夏禹，其后又有商王盘庚和武丁的改革。周朝在灭商之前，有古公父和周文王的改革。周朝建立之后，有周公旦开端的“成康之治”，尔后又有“宣王中兴”。以上是中国社会改革的早期阶段。至于春秋战国，则是一个改革大潮汹涌澎湃的时期，主要人物有管仲、子产、吴起、申不害、商鞅等。秦汉大统一时期主要有秦始皇、汉高祖、桑弘羊、光武帝等进行的改革。分裂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涌动着独具特色的改革潮，主要人物有曹操、诸葛亮、石勒、王猛、魏孝文帝、宇文泰、宇文邕等。隋唐两朝，改革相继，隋文帝几项重大的改革举措，被唐太宗、武则天和唐玄宗所继承和完善，这前后几代人的连续改革使唐朝前期跃上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宋元金辽阶段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转折时期，其间主要有宋太祖、范仲淹、王安石、辽圣宗、金世宗、元世祖等进行的改革。清朝圣祖、世宗、高宗各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持续有多项革故鼎新之举，终于造就了“康乾盛世”，使封建社会出现了最后的辉煌。鸦片战争之后，在面临亡国灭种威胁的关头，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等救亡图存的改革持续不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最为成功的改革家就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把中国历史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不管辛亥革命是怎样的不彻底，甚至是一次以失败为结局的革命，但就这次革命的性质和内容来说，就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民国来说，仍是一次史无前例的重大社会变革，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创举。孙中山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近代中国的先进人物，不论维新志士，还是革命先驱；不论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还是某些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都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推动社会变革和时代前进的英勇斗士。其中很多人都是生长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深受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影响而富有学养的知识精英。这些从旧传统的网络中冲决而出的知识分子，面对剧烈的社会变动和新旧社会思潮的激荡，怀着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炽烈爱国主义热情，决心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思想营养，破旧立新，救亡图存，闯出一条奔向光明未来的革命大道。他们的起步多是着眼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推陈出新。孙中山说：“中国从前是很强盛、很文明的国家，在世界中是头一个强国。”“为什么从前的地位有那么高到了现在便一落千丈呢？此中最大的原因……就是由于我们失去了民族精神。”“国家之所以能够强盛，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孙中山研究学会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120页）孙中山的这段话，至少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不要对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采取虚无主义、自卑自弃的态度，不要醉心于外国侵入的新文化，这里所说的“横行中国”的“新文化”，实际是以奴役中国人为目的的帝国主义文化。二是对于中国固有的文化、道德，要区别好坏，加以取舍。既不能一概排斥，也不能一概接受。对于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些“固有的道德”，孙中山不是无批判地全面吸收，照旧继承，而是赋予它们以新的时代内容和政治思想内容。关于“忠”，他说：“忠于君可以不要了，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对于《礼记·大学》里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说：“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他还认为，“欧洲的物质文明极发达”，单纯把它们用到人类社会，就“只见物质文明，只有飞机炸弹，只有洋枪大炮，这是一种武力的文化”。而中华文化的本质是讲仁义道德，“是感化人，不是压迫人；是要人怀德，不是要人畏威”。（孙中山研究学会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第123页）孙中山对中华传统文化，往往是因时因势，选择而用。他每征引一些古人古语，几乎都是有所为而发，为革命需要而发。对于孙中山来说，中华传统文化，不论是哪家哪派，包括孔子学说在内，都不是神物，都不是偶像，而是一种可资借鉴、可资吸收、可资利用的材料。孙中山是中国历史上继承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不断改革创新取得重大成就的伟大人物之一。
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不仅仅表现在社会改革方面，同样表现在科技创新方面。在过去，学术界曾经流行这样一种观念：中国人的思维方向是重道德、重人生、重直觉，不像西方人那样重知识、重自然、重逻辑；中国人只是面向人自身，探索人生，反思历史，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不像西方人那样面向自然，探索自然，认识自然，使人在与自然的交往中获得主动权。意思是说，中国近代科技之所以落后于西方，与中华民族大脑思维形式和思维能力有直接的关系。这种观点，既有违历史真相，又不符合客观实际。历史事实证明，我们古代先民既重道德、重人生、重直觉，又重知识、重自然、重逻辑。如其不然，就很难对中国古代科技的昌兴作出合理的解释。早在远古社会，中国就已有了很多发明创造。除传说中的伏羲作八卦、神农尝百草之外，《世本》记载的还有：仓颉作书，史伶伦造律吕，芒作网，蚩尤作兵，夙沙氏煮海为盐，随作笙、竿，胡曹作衣，於则作扉履，挥始作弓，牟夷作矢，共鼓货狄作舟，雍父作舂，乌曹作博，胲作服牛，祝融作市，尧修黄帝乐名咸池，舜造箫、作乐，伯夷作刑，后益作占岁之法，化益作井，垂作规矩、准绳、耒耜、铫耨、钟，母句作磬，夷作鼓，巫彭作医，巫咸作筮，鲧作城郭，禹作宫室，奚仲作车，仪狄造酒，杜康造酒，逢蒙作射，少康作秫酒、箕帚，杼作甲、矛，昆吾作陶，相土作乘马，韩哀作御，纣作玉床，武王作翣，等等。《世本》所记载的这些内容，可能都是一些传说，不一定全都可靠；人名、器物名也未必都很准确。但中国古代确实有这些东西，而且都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很多史料证明，我们远古先民十分重视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并获得了很多宝贵的知识。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就已记载了132种中草药。（赵璞珊：《山海经新探》，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成书于战国中后期的《尔雅》，其中：《释草》记载草本植物200种；《释木》记载木本植物82种。第一次明确地将植物分为草本和木本两大类，并分别说明了它们的形体特征。这些记载与现在分类学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此外《释虫》、《释鱼》、《释鸟》、《释兽》各篇与现在分类学基本吻合。动植物的分“属”、分“科”也比较具体细致。其中葱蒜类、蝉类、桃李类、松柏类、桑类、蚁类、蜂类、蚕类、贝类、甲虫类、蛇类、蛙类等等，分门别类的叙述已具有现在分类学的“属”或“科”的概念。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收药计1892种，而其先进性即表现在“析族、区类、振纲、分目”的科学分类上。
在天文学方面：古代中国第一次最可靠的月全食记录是公元前1361年8月9日；国外最早的月全食记录是古代印度在公元前721年2月19日记录下来的。相比之下，中国早了640年。中国最早的日食记录，是发生在公元前1217年5月26日的日偏食；国外最早的日食记录，是巴比伦在公元前763年记录下来的。相比之下，中国早了450多年。在春秋早期，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已得到365.25日的回归年长度值；经过不断修定，在公元1199年已定正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日。四百年以后（1582年）欧洲制定格里历（即现今通用的公历），才达到这个水平。宋代姚舜辅等所测二十八宿距离误差绝对值平均只有0.15度。《礼记·月令》、《礼记·夏小正》是中国古代先民对天地自然现象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是古老的科学总结。把它收进经典古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古代农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在制作技术方面：早在大汶口时期，我国已产生了快轮制陶。而制陶中转轮速度越快，所制器形也就越是规整，器壁厚度也会更加均匀。同时由于陶轮的快速运转，还可制成器壁很薄的物件。著名的龙山文化蛋壳陶，其壁厚都在一毫米左右。山东潍坊姚官庄出土的三件龙山文化蛋壳陶，经复原其壁厚都在0.5—1毫米之间。而胶县三里河二期出土所见薄胎高柄杯，其中一件壁厚甚至不足0.5毫米。中国远古青铜器的铸造工艺极为高超。世界著名的曾侯乙墓编钟，“形体最复杂的甬钟，铸型分为四个层次，由百余块铸范和芯组成，可谓匠心独具，巧夺天工。”（华觉明等《世界冶金发展史》，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508页）曾侯乙墓铜尊盘，由于其构件极其复杂和细密，尤其是那些复杂的透空附饰，都是失蜡法铸成。经细致的检查，整座铜尊盘，无论是其铜撑、铜梗还是花纹，都没有丝毫焊缝或铸接痕迹。其技艺之精湛，思维之细密，令人称绝。中国瓷器的发明在世界上最早。原始瓷器中的烧白瓷，始于商代；较为精细的瓷器始于东汉。到唐代，中国瓷器及其制造方法才传播到东、西方各国。中国发明的“陀螺仪”，是飞机、航船用的定向仪器，早在公元四世纪的东汉时期就制造出来了。而欧洲到公元1700年才出现。此项发明中国比欧洲早1300多年。世界上第一个记载滚珠轴承的人是元代杰出的科学家郭守敬。世界上最早的测湿仪，是中国汉朝初年发明的天平式湿度计，比欧洲出现类似的湿度计早1600多年。世界上最早发明钟表的人，是东汉时期的张衡。中国古代的泥范、铁范、蜡范三大铸造铸件的方法，是世界上最早的铸造技术。公元前六世纪，铁包木式和实心铁式犁铧已在中国广泛应用。这种犁铧在质量上比西方古代通用的犁铧好得多。希腊和罗马的犁铧通常是用一根短绳子捆住犁的底部，既不坚实，又难以固定。公元前3世纪，中国人开始用锻铸铁制造出了更坚固的犁铧。到公元前1--2世纪，已有四种不同类型的犁壁，广泛应用于中国大地，这种犁壁可将犁起的土轻轻地翻到一边。到中世纪，欧洲才知道有犁壁，而其仿制也极其粗糙。他们犁地时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停下来从犁上扒下泥土和杂草。到了17世纪，带有犁壁的中国犁，才由荷兰海员带回荷兰。而这些荷兰人受雇于英国人，因此，荷兰人、英国人最早受益于这种中国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考工记》记载有当今世界上最早的一份铜锡合金配方表。北宋沈括制作的计时“浮漏仪”，其读出的时间值，每昼夜误差竟小于20秒。在公元132年我国就发明了地震仪，开始了人类使用仪器观测地震的历史。火箭在中国的起源年代大约是1150年，至少在1206年北宋抗金时，它们就已用于战争。中国中世纪史书中记载有每组一瞬间可以发射320支火箭的火箭组。明朝一次战役中，一齐发射过100组这样的火箭。公元1300年后不久，中国人发明了火箭飞行稳定器，这是像翼一样的东西。《武备志》中记载的明代“神火飞鸭”，能飞行1000多尺，落地后，其腹腔中的炸药自动点燃，几里之外都能看见火光，这种火箭和二次大战时的V—1型火箭极其相似。另外还有其他一些火箭，如有一种名叫“飞空击贼震天雷炮”的铁壳飞弹，等等。在《武备志》中还记载了一种叫“火龙出水”的火器，它是一种雏型的二级火箭。龙头龙尾各有一支火箭筒，四条导火索拧成一股，点燃后射向敌方，当这四支火箭筒里的火药烧完后，又引燃了龙口的导火索，龙腹内的神机火箭开始发挥作用。这种“火龙出水”火器，可以水陆两用。大约在1280年，阿拉伯人把火箭叫做“中国箭”，1380年，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的战争中使用的火箭，据说是通过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去的。
中国的航海技术，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水平。过去有人认为，“蓝色文明”（航海技术）只能是西方世界的强项，中国文明只能是“黄色文明”，郑和下西洋是中国“蓝色文明”的昙花一现。持此论者，显然违背了历史的真实。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就曾指出，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实际上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大陆中国和海上中国，在郑和下西洋之前，一个“海上中国”就已经在东亚世界现出了它的雏形，而在郑和下西洋的年代则达到巅峰。中国的航海技术，在远古就已闻名世界，在明代以前，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先秦时期，中国就有了先进的造船业和航海业。从技术上看，在西方闻名于世的“宝船”，是宋朝“神舟”的翻版，而它的更早模型，甚至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命令在闽江岸边建造的“福船”。秦代徐福竟能带领千名童男童女驾船东渡前往日本。明朝前期，郑和首次下西洋，比哥伦布航海早87年，比达伽马航海早92年，比麦哲伦航海早了114年。出航人数多达27800人，比哥伦布第一次航海的87人多300倍。西方三次大航海船队每次只有3—5艘，最大的载重量只有120吨。而郑和下西洋船队每次都有208艘，船舶种类多达七种。最大的排水量为1·4万吨，载重量在7000吨以上。郑和率领庞大船队出使西洋，无疑承接了中国以往的航海传统。在明王朝下令关闭造船厂、禁止与海外来往，实行“闭关锁国”以后，一些有识之士并未就此罢休。“海上中国”迅速由官方转入民间的“地下”，中国南部沿海居民沿着当年郑和的足迹，冲破各种障碍，继续发展海上贸易。直到西方东来，中国在西太平洋一带的海上力量，也没有因为海禁而落后于西方。明清相交之际的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及当时大量闽人把生意做到日本等海外之地，如此等等都能证明，中国的“蓝色文明”比起西方国家，毫不逊色。大量史实还证明，中国古代曾出现过许多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所说，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了一种西方人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英国科学史专家的权威专著，梅森的《自然科学史》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都列出了中国除“四大发明”之外的许多发明创造。现代学者薄树人认为：“曾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萌芽并发展起来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政治制度，虽然不利于发展科学技术，而由中华传统文化主导的社会风气，仍然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在中国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发生过如西方那样把科学发明家送上断头台、火刑场残忍杀害的恶性事件。”（薄树人：《试谈孔孟的科技知识和儒家的科技政策》《自然科学史》，第7卷，第4期）在古代中国，出现过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其中包括那些大力提倡并积极参与科学研究的儒学大家。例如：
东汉科学家张衡，本来就是“善属文”、“通五经”、“贯六艺”的儒学家，但他“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甚详明”（《后汉书·张衡传》）。他不仅造出了浑天仪，写出了科学著作，后又造出了候风地动仪。并因此而升为朝廷重臣“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科学家受到如此重用，对于当时科学事业的影响作用就可想而知了。
晋朝杜预，是著名的儒学大家，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对政治、经济、儒家经典都有很精到的研究。同时对科学很感兴趣，作出不少贡献。他对历法、律令、算术、工程等等都有研究，发明了比较复杂的用畜力牵引的机械磨和借水力转动的连机碓。南朝科学家祖冲之，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少年进入“国子监”学文，青年时进入“华林学省”从事学术研究，成为“华林学士”，受到朝廷优厚待遇；曾注释《周易》、《论语》、《孝经》、《楚辞·九章》、《老子》、《庄子》等，还写过小说《述异记》。他是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在天文、数学、机械制造等方面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曾改革闰法，首次引入岁差编制《大明历》，对于日月运行周期的数据比其他当时的历法都更为准确。他在数学方面的成就巨大，注释了《九章算术》、《周髀算经》等九部算经。著有《缀术》，包括圆周率的计算方法，三次方程的解法等重要内容，但已失传。他推算出圆周率π值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是首次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的第七位。他还提出π的密率为355／113和约率22／7，密率值（又称祖率）比欧洲早一千多年。并且先后发明了水碓磨、千里船，又依据文献记载的诸葛亮发明过的木牛流马，制造出了新的木牛流马。所有这些都是他一生中刻苦钻研、勇于实践、锐意革新的结果。
宋朝科学家沈括，其父沈周为进士出身，其舅父许洞是精于研究《左氏春秋传》的儒学家，他青年时期就师从许洞习《左氏春秋传》，著有《左氏纪传》五十卷及《春秋机括》一书。曾参与王安石变法，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政治家和科学家，在天文、地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学、水利、军事、文化等方面都有很大成就。主持司天监时，改制浑仪、景表、五壶、浮漏等仪器，并重视改进天文观测手段，上《浑仪议》、《浮漏议》、《景（影）表议》三文，分别对测量天体位置、时间与日影长短的三种天文仪器，提出改进意见和设计方案，于熙宁七年制成。力主在实测日、月、五星行度基础上改进历法，举卫朴修订新历法，于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编成《奉元历》。这种新历法，与今阳历相似。另有关于日月食原理、黄赤道之论述。在医学、数学、物理学等方面都有突出贡献，其对凹面镜成像实验作出的解释十分正确，已为后人用科学方法所证实。他首先提出石油的命名。还精心研究药用植物以及医学，著有《灵苑方》（已佚）、《良方》。传世著作有《长兴集》、《梦溪笔谈》等。他之所以成为卓有成就、继往开来的科学家，全凭其勤奋踏实的治学精神，审慎细致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
郑樵（1104—1162）是南宋史学家，平身广涉经、史、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草木、虫鱼、方术之学，著有《通志》、《尔雅注》。他认为，儒学要通达“诗书之旨”，就必须了解“田野之物”。孔子之所以要弟子学诗应“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是因为“诗之本在声，声之本在兴，鸟兽草木乃发兴之本”（《昆虫草木略·序》，《通志》卷七十五）。
丘浚（1418—1495）是明代一名德才兼备、学识渊博的高级官员和大学者，他将儒学分为“性理之学”和“物理之学”两个部分。阐述了儒学研究“物理之学”的必要性，提出了研究“物理之学”的方法和要求。他在《本草格式序》一文中对儒学的研究对象作了明确的界定。他说：“儒者之学，不但有性理之学，而又有物理之学焉。”（《本草格式序》，《重编琼台稿》卷九）所谓“性理之学”，是指研究心性义理的学问。这是一门融哲学、伦理学、宗教学于一体的学问。研究这门学问的目的是为人们提供安身立命的依据。所谓“物理之学”，是指研究自然万物及其规律的学问，它接近于现代人所说的自然科学。研究这门学问的目的是为人们提供驾御自然、造福人类的手段和方法。据他考证，早在汉代，“物理之学”就已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在世界科学史上一度居于领先地位。丘浚使用的“物理之学”概念，是沿用了邵雍的说法。邵雍曾指出：“物理之学既有所不通，不可以强通。”（邵雍：《观物外篇》之四）而且邵雍的“物理之学”确实是以“物理”为研究对象的，因而具有科学的意义。丘浚自幼就有志于“物理之学”，“读书之暇，遇物辄加考究”（《本草格式序》）。他之所以对“物理之学”产生兴趣，一方面与他在博览群书中所受到的启发有关，另一方面又与他的家学传统有关。丘浚的祖上丘普“性有阴德，为良医”。（邓淳：《粤东名儒言行录》卷六）医学在古代正属于“物理之学”的范围。丘浚讲“物理之学”也主要是就医学的角度说的。后来，他因见到郑樵的《通志略》序文而激发了研究“物理之学”的热情。丘浚认为，儒者之所以必须重视“物理之学”，这是因为：一、掌握“物理之学”是儒者本身的要求。他说：“古语有之：‘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一书之不读，则一书之事缺焉。”（《藏书石室记》，《重编琼台稿》卷十九）二、研究“物理之学”关乎社会发展和国家兴盛。在他的经世之作《大学衍义补》中就详述了关于水利、历法、建筑、交通、军事等方面的专门知识。在他看来，这些专门的科学知识关乎国计民生之大业、帝王统治之基础。例如，水利与百姓赖以生存的“衣食居室”密切相关，君主以“养民”为职，必须注重水利建设，以为民除去水害（《大学衍义补》卷十七《除民之害》）。历法乃“为治”之要务。若“天道”不明，就会造成“时序错乱，岁月无纪，官府修为失其先后之序，田里耕作悖其次第之宜”
的严重后果；若历法制作科学，则官政民用“无不循其序而得其理”，天下自然大治。（《大学衍义补》卷九十二《历象之法上》）三、“物理之学”关乎民生日用。丘浚认为，古时创物制器，乃是取象的结果。所谓“取象”，就是“因万物自然之理而为之”。从“取象”到“制器”涉及到科学知识的转化问题。古时“取象”的目的是为了制造“民生日用之具”（《大学衍义补》卷九十七《工作之用》）。“物理之学”既然属于自然科学领域，就必须具备科学的基本要求。一是客观性。丘浚自称在撰写《本草格式》时将吸收邵雍的“观物之说”，这是因为邵雍反对“以我观物”，主张“以物观物”（邵雍：《观物内篇》之十二）。“以我观物”只能造成“偏而暗”的后果，“以物观物”就会达到“公而明”的效果（邵雍：《观物外篇》之四）。所谓“以我观物”，就是带着个人的主观情感去认识事物；所谓“以物观物”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性去认识事物。邵雍的观物准则显然是在强调客观性。二是准确性。在天文方面，丘浚强调推测天道的准确性。认为星官记录“日月之食”必须“分秒不差，时刻不忒”。若历法所记与仰天验象的结果不符，就是星官的失职（《大学衍义补》卷九十二《历象之法上》）。三是全面性。例如，在治河方面，不仅要“除其害”，还要“兼资其用”。因为河流所经之处，为“根本之所在、财富之所出、声名文物之所会”，可谓“中国之脊”，因而必须“讲究其利害”，以求兴利除害之对策（《大学衍义补》卷十七《除民之害》）。在建筑方面，他主张“升高以望而审其面势之可否，降下以观而察其土地之宜否，考之日景而验其方向之正否，稽之卜筮而考其龟兆之吉否”。若“无一而不善”，然后再兴工动众。（《大学衍义补》卷八十八《宫阙之居》）在“物理之学”的研究方法上，丘浚很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郑樵的研究方法对他的影响很大。郑樵在《通志总序》中说：“五方之名本殊，万物之形不一，必广览动植，洞见幽潜，通鸟兽之情状，察草木之精神，然后参之载籍，明其品汇。”
丘浚对此深表赞同，认为顺此方法求索，“其必大有所深造”（《本草格式序》）。
大量历史事实证明，我们古代先民既重道德、重人生、重直觉，又重知识、重自然、重逻辑；中国古代科技，曾长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近代二、三百年，中国科技虽然明显落后于西方，但这绝对不能证明中国只能出现“黄色文明”而不能出现“蓝色文明”。果真如此，为什么自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之后，新中国在短短几十年之内，就能在许多科技领域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当然，我们中国人绝对不会因此而骄傲自满。既不会满足于历史上的辉煌，也不会满足于当今的快速发展。而是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弘扬“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让自己的科技事业不断攀登更新的高峰。既然我们的祖先能够创造昔日的灿烂辉煌，现代中国人就必然会在“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的激励之下，不断为中华民族增添新的光辉。我们学习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就应该发扬中华文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顺利推进当前的国家建设事业，同时也要努力避免背本文化因素的干扰，防止不必要的挫折，减少湾路。毋庸讳言，中华民族文化中也包含有因循守旧的内容，曾经有人提出“祖宗之法俱在，务行故事，慎所变改”（《宋史·王旦传》）。诸如此类，都曾对中国社会形成过莫大危害，今人亦应高度警惕，防止它们死灰复燃。全社会都要提倡创新精神，养成创新风气，让更多的创新嫩苗脱颖而出。大量史实还证明，凡是创新力量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社会文明就得以健康发展；凡是因循守旧势力占据上风的时候，社会文明的发展便受到阻碍。创新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各个民族无论处于何种历史发展阶段，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只有永续创新，才能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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