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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我做故我在！――为古得曼《事理学》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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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7:07 发布在
&&&&本来没想现在就连载下面这本书。因为它只是初稿，许多地方写得很单薄，计划找时间好好修改一遍再拿出来“现”。不过刚刚看到古得曼网友发表的《事理学》，颇有所见略同之感，所以就先发在这里助助兴：）&&&&我不知道古兄真名，估计在现实中不认识。我和他研究时使用的术语，思考的路子也有区别。但出发点惊人的一致。在一些大的研究方向也很类似。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早上我想在“非常科普”里开这个贴子。后来想了想，还是回到文化散论发吧。毕竟对这里熟悉了。版主可以把发在那里的贴子删除。《我做故我在！》――行动哲学导论全书前言&&&&一九八六年，我进入大学校园读学校教育专业。当时，齐鲁书社出版的《西方哲学家评传》很流行。我也买了一套，读起来爱不释手。不光专业书放到一边，武侠侦探之类通俗读物也不如它更能吸引我。与此同时，齐鲁书社还出版了一套《中国古代哲学家评传》。我只是在图书馆翻了翻就放下了。中国古代也有哲学？这些前人的观点既不系统，也不深刻，无非是一些人生经验罢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我是被国内哲学教师们洗脑了。从中学开始，他们给我讲的就是西方现代以认识论为主干的哲学。并不关注认识问题、自然问题的中国古代哲学用这把尺一量，肯定算不上哲学了。当然，今天的一些中国专业哲学家更清楚这个情况。下面这段话就很有代表性：“在西方哲学家看来，中国人没有哲学，至少过去中国没有像西方人一样，追究宇宙的本体……中国人真的没有哲学吗？有！所有哲学是‘人生哲学’。只讲作人伦理的道德，讲作人应该怎样。西方人认为我们没有哲学，过去我国的一些学者也跟着人家这样讲，是不对的。”参考一 49页不过，这样来评价中国古代哲学的贡献也并不全面。因为西方从苏格拉底时代起就有伦理哲学。或者从霍布斯、康德那些近代哲学家算起，发展出了系统的伦理哲学。就人生哲学而言，这些讨论并不亚于（如果不是高于中国古代哲学的话。）但是，除了认识论和伦理学，这两个如今被纳入哲学专业的分科外，中国古代哲学里似乎还有一些东西，不能被包括在这两大领域中。并且可能是更重要的部分。“人生问题导向”是中国哲学特有的智慧财产，从先秦到宋明，都是人生哲学为导向，都在处理人生的吉凶祸福；一直到今天，中国人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吉凶祸福仍然是人生问题的核心，如何趋吉避凶，仍然是华人的人生哲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参考二5页，请注意“吉凶祸福”和“真善美”，或者“仁义礼智信”之类概念间的差别。“吉凶祸福”是中性的，功利的，比如个人前途的升降，商场赢亏，战场胜负等等，并不包含道德判断。就任何一个对象而言，作出真伪判断应该在作出价值判断之前。那么，如果我们要考察“人生”，或者考察具体的“处事为人”，也应该先搞清它的规律性，再作出价值（伦理）判断。因而，中国古代哲学有比伦理哲学更基础的内容。这部分内容我一直无法用当时的哲学术语来称呼，就把它们称为“行动哲学”。那是在1988年。我不是哲学专业出身，在哲学方面资料见识有限，所以很久以后才知道，西方哲学如今已经有了“行动哲学”（philosophy of action）这么一个门类。不过，显然尚未能与认识论、本体论和伦理学相提并论为哲学的基础理论。而中国古代的哲学，基本上可以算作朴素的行动哲学。当然，这并不等于，中国古代哲学不用加工，不用深化和系统化，可以直接摆出来供现代人使用。毕竟如今学术界遵奉的认识论哲学和伦理哲学已经极为现代，极为精致，极为系统，远不再是西方前哲们的只言片语，所以才有强大的影响力。行动哲学必须达到，或者应该达到同样的系统性，才能在哲学大家庭里占据一席之地。这也不等于说西方就没有行动哲学的传统。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强大，必然要能够行动，而不仅仅是能思考。毕达哥拉斯学派虽然以数学研究闻名，但本身就是一个重“行”的宗教修行团体。苏格拉底以人生而非自然为他关注的中心。亚里士多德把“实践知识”和“理论知识”、“创造性知识”并列。笛卡尔、休漠等人所关注的人性问题，有许多已经属于行动论。从克尔凯郭尔开始的存在主义，更是典型的行动论哲学。而“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也是西方文人留下的著名警句。当然，更不用说当今西方哲学界已经有了行动哲学。只不过近现代学术体系形成后，“认识论”压倒了“行动论”，致使后者在哲学范围内发育不良。西方哲学古希腊重“知”，罗马重“行”，中世纪重“信”，近代以来又恢复重“知”。中国先秦重“行”，西汉重“知”，隋唐重“信”，宋明重“知”，当代亦重“知”。参考二绪论。这段话大致总结了知与行在东西方哲学中此消彼长的历史脉络。即使你不是哲学专业出身，但只要读过高中，就接触过哲学。只不过对刚刚诞生不久的“行动哲学”会陌生一些。“行动哲学”这个词组已经存在了多年。它的含义笔者总结了一下，大致有四种。最通俗的一种，也是和学术问题最远的一种，是指某人，或者某个团体 “行动的原则”，或者“行动的风格”。比如“雷厉风行是某人的行动哲学”， “他的行动哲学就是善于捕捉机遇”。这是日常用语中的含义。而且它是一个纯粹汉语语境里的词汇，是单纯的“行动”加“哲学”，并非对“philosophy of action”一词的汉译。第二种是学术界将某个具有鲜明行动色彩的哲学体系称为“行动哲学”，或者这个体系的代表人物自称其学说为“行动哲学”。比如萨特便称“存在主义”是一种行动哲学。有的评论家称马克思主义，或者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行动哲学，或者中国古代哲学是行动哲学。在这里，“行动哲学”一词虽然用来讨论学术问题，但并不是严格的定义，只是一种对某个理论性质的描述。第三种是成体系的，由创始人直接命名为行动哲学的理论体系。包括詹蒂莱、哈贝马斯、戴维森等人的哲学思想。第四种含义从第三种发展而来，学术界将以讨论行动问题为主的哲学理论统称为“行动哲学”，和“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等分科并列，成为哲学中的一个小门类。第一种含义和学术无关，不在此讨论。第二种含义里包括的哲学体系虽然并非直接讨论行动问题，但对行动问题间接涉及较多。这类哲学学说，以及第三种，第四种含义的行动哲学，笔者将在上卷第三章中介绍。在这里要明确的是，本书介绍的这个行动哲学体系应该算是第四种含义――行动哲学分科――的一个新理论体系。1988年，我把这个理论体系的初步构想写成一份札记式提纲。读者只有一个人，是我的一位教育学老师。他肯定了我爱思考，好钻研，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评价。因为哲学不是他的专业。我把稿件送给他看，也是因为和任何一个哲学专业教师没有交情。1991年上半年，在这堆札记的基础上，我写出第一份系统的行动哲学提纲。后来又写了第三稿，第四稿。这两稿的写作时间大致在1991年到1998年之间，具体什么时候已经记不清了。1998年我学会了电脑打字，再没有用赖赖的笔迹写过文章。这几稿加在一起只有四万字，仅仅是提纲。我虽然把哲学探索当成终身事业，但毕竟还知道它属于“屠龙之技”，全部身心放在上面的话，会一脚踏空，毫无所得。另外，哲学是用来指导实践的，我那个哲学体系如果很出色，自己应该是第一受益人，应该先在某个实际领域取得成绩。从哲学的云端下降到凡间，大的阶梯有两个，一是从哲学到具体学术领域。二是从具体学术领域到现实生活。所以这么多年里，我研究行动哲学的主要步骤不是写学术著作，而是以它为指导从事实际工作。之所以决定现在（2006年四月）把它加工成书稿，是因为我已经初步进行了两个具体学术领域的研究工作。在文学理论领域建立了一个以“作家写作行动”为出发点的理论体系。在心理学领域建立了一个以“意志”为出发点的理论体系。这两个体系和如今主流的文学基础理论和心理学理论大相径庭，完全是在行动哲学指导下进行的。当然，说自己建立了两个理论体系比较抽象。具体来说是写了两本书，分别叫《我，说书人》和《心灵简札》。这两本书现在还是初稿，但在小范围内很受欢迎。而要把它们进一步成熟起来，不得不回过头去，先夯实它们的哲学基础。并且，解释这两个体系中的许多问题，以及它们为什么和同领域的其它理论如此不同，都需要哲学层次的界说。除此之外，这和一位朋友的鼓励分不开。去年笔者在北京拜访了北师大的田松先生。他看过我的一些文章，认为我一些学术色彩的杂文已经很有水平了，应该作一些“比写小说更重要的事”（印象中原文如此）。许多年来，不少人都鼓励过我，但田松的鼓励要专业得多。他是中国研究“民科”、“民哲”现象的专家，见识过不少沉迷于哥德巴赫猜想、永动机或者“易经”的怪人，并且写过有关专著。而我深知，自己作为一个呆在学术圈外面的人，如果研究具体的学科，很容易沦为“民科”，研究哲学也很容易沦为“民哲”。很需要一位学术圈里的朋友给我这个信心。当然，在这里要注明一下，如果我最终只是民科或者民哲，只是我自己修为不到家，和田松的鉴定无关。本书可以视为《行动哲学》的第五稿，或者它的“2006版”。我的习惯是对已经完稿的学术类著作，每年抽时间改上一版，直到出版为止。今后，大家还可以看到它的“2007版”、“2008版”……可能会修改到我的眼和手不能表达头脑的思考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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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52 &&
人生哲学多是一些庸俗的小故事打扮成小智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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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09 &&
&&&&老郑找到组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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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1:39 &&
人生哲学多是一些庸俗的小故事打扮成小智小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古代经验哲学没有系统化，看上去似乎不深刻，但并非它本身不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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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51 &&
上卷：人类历史上的行动观上卷前言&&温故而知新，正式介绍行动哲学体系之前，有必要把人类历史上的行动观总结一下，包括哲学的、科学的、文学的、社会的、民俗的……总之，方方面面的。在篇幅安排上，笔者把“温故”和“知新”等长，分列为上下卷，正是因为人类历史上的行动智慧太丰富了，而被学术界系统总结得又太少了。这么做还有另外一个理由。阅读本书的朋友肯定在学校里接受过初步的哲学教育，事实上是西方当代认识论为主的哲学教育。在这个语境里停留时间太久，一上来就谈行动哲学，会让许多读者不知所云。恐怕需要看相当多的回顾性文字，才能形成这样的体会：对！这些问题确实应该讨论。当然，任何历史回顾都是追溯性的。当代人确定了一个范畴，再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寻找类似的渊源。而并不是要去介绍前人言论的完整意思。所以，当你在上卷里读到某个理论渊源时，还是要参考它的本来面目。这里只是我的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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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20 &&
第一章：知行关系论前&&言很长时间里，《尚书•说命中》里那句“知之非艰，行之唯艰”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哲学“知行关系论”的源头。不过，清人考证出此篇系后人伪作。所以，知行关系论应该肇始于《国语•周语》中的一段记载。邵公谏周厉王时说，“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从此，这个话题历经数千年，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积累了丰富的论述。遍观世界哲学史，再未有其它哲学体系如此执着于探讨“知行关系”问题。所以笔者将它单独提出来，放在全书最前面进行介绍。当然，“知之非艰，行之唯艰”虽然有伪作嫌疑，但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毕竟有巨大影响。它奠定了后世知行关系论的两个主基调：行难于知，行重于知。虽然民间时常有“百无一用是书生”之类的讽刺，但在理论层面上，中国古代哲学的主流将“行”摆在了“知”的上面。在回顾知行关系论的历史时，需要注意下面几个问题。首先，对中国古代哲人来说，“知行关系”并非只是理论问题，更是现实问题。古代社会里完全通过加工理论知识而获得丰厚收益的职业极少，学知识并非是要去拿学位，评职称。确实有大批读书人科场失败后退而教书糊口，但那只算“下九流”中的一行，并非光彩的人生理想。“致仕”才是读书的根本目的。所以，学习书本知识和作官处理实际事务之间有什么关系，就成了上上下下必须关注的问题。而象“兵法”之类的书读了以后怎么运用于实际，更是关乎国家兴衰的大事。可能没有一个中榜或者落榜的读书人不曾在脑海里对知行关系进行过思考。其中的佼佼者用系统的文字论述之，也便顺理成章了。其次，有不少当代中国哲学家返过身去挖掘前辈的遗产。但他们赖以整理这些遗产的仍然是西方当代哲学体系。这种哲学在隐蔽的价值观上有轻行动，重认识的取向，最多只把行动放在认识论中考察，当成检验真理的手段。成千上万士兵血流成河，只是为了检验军事理论的真伪。许许多多商人奔忙不息，只是为了检验经济学说的优劣。这当然和现实生活本末倒置。然而，中国当代哲学家正是用这种倒置的哲学来分析过去时代产生的“知行关系论”，以至于经常削足适履，歪曲前人言论的本来意图。再次，“知行关系论”虽然大量讨论了行，但不等于直接阐述了行动哲学，也并不能直接派生出行动哲学。只能说中国古代哲人从“知行关系”的角度间接界说了行动问题。这就象讨论一对夫妻之间的关系，不等于直接介绍其中的“夫”或“妻”一样。知行关系论只是建立行动哲学的素材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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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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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22 &&
一节：朱熹前的行关系论在宋儒朱熹手里，“知行关系”问题从前人的只言片语发展成系统理论。所以，笔者将他以前中国哲学家对知行关系的讨论总结成一节，进行介绍。知行关系论中的核心问题，在先秦诸子的学说里都出现了。这个阶段的有关讨论奠定了知行关系论的基础。先秦诸子里，孔子的思想对后世自然有最大的影响。不过，孔子本人对“知行关系”直接讨论得并不多。作为教育家，他主要谈“学”与“知”的关系。但有一些言论涉及到了知行关系。比如，孔子在《论语•里仁》中，希望弟子要“讷于言”，“敏于行”，少说多做。在《论语•公冶长》一篇中，他总结了自己的经验：“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当年我听了别人所说的，就相信他能够作到。现在长见识了，听完别人说的，还要看看他是否能作到。因为符合一般人的成长经验，这段训戒流传至今。这些都讨论了行动价值问题（详见B五章：行动哲学的价值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知行关系”不等于“言行关系”。这在古人的论述里并无明显区别，但在建立系统的行动哲学时却有必要严格界说。“言”是外显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有目的的行动。在人类社会中，宣传鼓动，在商场或者战场上欺骗对方，或者在官场上欺上瞒下。或者说相声、说评书，这些时候“言”本身就是独立的行动。如果有些“言”和“行”不一致，完全是当事人刻意为之，等于是两种行动之间的关系。“知行不一”则不同。“知”完全属于意识领域，可以不付诸言语。比如某人对他人的真正态度，可以一直藏而不露。或者刚刚学会的书本知识，不一定要运用出来。并且，“知行关系论”本身便暗含着一个前提，就是当事人肯定是在努力想让“知行一致”，但结果总是不尽如人意。然而，如果一个人的“知”不付诸于“言”，观察者又怎么判断他的“知”呢？这就要区别两种言论。一种是有计划、有目的的言论。大到政府工作报告，企业营销方案，小到几个人商量怎么一起出行，办什么事。在这些情况下，“言”本身就是行动，“言行不一”是责任问题，即一个人必须完成他承诺要办的事。另一种言论是无目的的，自我表达式的言论。比如几个人漫无边际地谈天说地；或者一个人正式发言场合时，转移话题聊起自己的思想经历；或者一些不为出版目的而写作的诗歌、散文，励志类文字。最典型的是精神分析派要求病人作的无压力的自由联想。这些言论由于没有压力，能够表现一个人真正的内心世界，可以从中找到“知”的成份。除了言行关系外，在论及人生理想，孔子把“从心所欲，不逾矩”当成最高境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实际上是知和行的高度统一，同时又不违反社会规范，可谓收放自由。然而要达到这个境界，孔夫子自己都要磨练到七十岁。在《论语•卫灵公十五》中，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后人认为，这表明了孔子的学问是重视人文的学问。这样解释当然也没有错。但从行动哲学的角度看，这段话批判了所有对“善”的抽象议论，击中了后世伦理哲学的根本缺陷――世上并没有存在于具体行动之外的“正义”、“自由”、“博爱”。 在“知行关系”上，老子提出了新的问题：“五色令人目肓，王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聘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在这里，老子正确地认识到，人们在一件事物上过于投入，必然妨碍他对这件事物的客观了解。到了庄周那里，这个思想进一步发展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人生理想。“至人”、“神人”、“圣人”都是一种理想人格。达到这个境界的人，不感到自己的存在，不追求什么功业，也没有什么名气，总之就是不入世。后来一些哲学家把这上述言论贬低为追求一种“神秘主义的内心体验”，其实正是从认识论角度作出的带有倾向性的言论。老庄观点是对出世主义价值观最世俗的解释。出世主义由来已久。并非只出现于中国，大凡宗教都有出世的一面。有的宗教如佛教还将出世视为主题。而从世俗角度来论述出世价值的学说，以老庄哲学为最深刻。他们实际上发现了“行动自由”和“认识自由”的内在矛盾：我们对一个客观事物越是投入感情，越在进行价值取舍，我们越不能认识它，反之亦然。实际上，对研究对象保持“零感情”正是现代自然科学的主要原则。当然，老庄两位先哲在悟出这一规律时，未必不知道它的反面――如果我们要加工、改造这个客观事物，我们又不得不进行价值判断，并最大程度地投入热情，“冷静”和“客观”再多迈出一步，就是“冷血”和“无所作为”。老庄正是为了精神自由放弃掉行动自由。在墨子那里，“知行关系论”产生了飞跃。他首先明确将“志”引入“知”的范畴。“志行，为也”――有理想并付诸于行动，称之“为”。要知道，古人讨论“知行关系”时，“知”并不等于后来的“知识”或者“认知”，而是泛指整个内心活动。墨子之前的先哲们谈“知”也不只是指知识或者认知，但明确把意志也包括在知的范畴里的，墨子是第一个。这很合乎墨子作为实践家的切身体验。其次，墨子第一个把“行”的内涵从单纯道德修养扩大到中性的社会实践上，并且为“行”的目标作了划分：“为，存、亡、易、荡、治、化。”人们作事（为）的目标，有的是保存事物（存），比如贮备粮食；有的是削弱事物（亡），比如治病；有的是作生意（易）；有的是消灭某事物（荡），比如杀死害虫；有的是培养某事物（治），比如建房，制甲；有的是令事物自身起变化（化），比如酿酒。墨子这里的分类逻辑有点混乱，把抽象的行动目标和具体的行动（交易）混在一起。如果剔除了“易”，其它五类可以归为三大类：培养和发展某事物、削弱乃至消除某事物、令某事物的性质发生转化。这实际上已经涵盖了人类行动的所有目标。这里要为我们的先人辩解一下。今天中国专业哲学家谈到古代这个“行”的概念，总说古人把“行”局限在道德修养的小范围里，没把广泛的社会实践也包括进来。然而，即使在如今成熟的西方哲学体系里，也不过是把“行动”归结在认识论中，或者伦理哲学里。单从视野角度来看，和中国先哲相比也并未有很大突破，行动从来没有被真正单独当成哲学讨论的对象。程颐是朱熹的前辈。在知行关系问题上，他的观点代表了一种常识性的误解：“人既有知见，岂有不能行？”《二程遗书•十七卷》，“知之深，则行之必至，无有知而不能行者。” “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 （同上，十五卷）。总的来说，他认为“知”和“行”肯定一一对应。直到今天，普通人也是这样看待知行关系的。比如一个孩子有某种不良习惯，家长或者教师就会苦口婆心地给他讲道理，以为他“知得浅”。发现这样唠叨没有效果，就再教育，再再教育……直到让自己充分体验挫折感，认为孩子“朽木不可雕”为止。实际上，认知并不就会必然导致相应的行动，行动自有行动的规律。直到行为主义心理学派出现，人们才真正发现了这个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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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8:27 &&
二节：朱熹论知行关系朱熹不仅是儒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在他手里，“知行关系”也最终奠定了系统理论基础。朱熹在这方面的贡献如下。一、&将讨论“知行关系”的前提明确为“就一事之中以观之”：“夫泛论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观之，则知之为先，行之为后，无可疑者”。后人常常忽略这个“就一事之中以观之”的前提。这其实是“认识论哲学”和“行动论哲学”的基本区别。认识论是对“时间”和“场合”不敏感的哲学，并不在乎“一事”或者“多事”，所以往往会“泛论”――漫无边际地讨论认识问题。但是人们要行动的话，便只能一件件事去作。甚至，吃过昨天的饭不等于吃了今天的饭。行动哲学的立论基础便是“就一事之中以观之”，从具体事件出发考察行动规律。二、“论先后，当以致知为称，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在“就一事之中以观之”的前提下，明确了人们先要对这“一事”有所知，才能有所行。而在作价值判断时，“有所行”又重于“有所知”。这就澄清了前人把两个不同问题（先后与轻重）摆在一起讨论的逻辑混乱。&& 在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大陆专业哲学家眼里，任何把“知”摆在“行”前面的观点都是唯心主义，不可原谅。其实那是混淆了讨论的前提，如果“就一事之中以观之”，“知”肯定在“行”之前。除非当事人梦游或者被催眠。三、既明确“知”与“行”是分立的两件事，但同时强调它们“相须互发”，即互相促进。仿佛人的两脚，抬一脚肯定要落一脚，有时候重“知”，有时候重“行”，但“知”和“行”是互相配合着向前迈进。&&&&在朱熹那个年代，尚未出现专业知识阶层。但世人在知与行上就已经畸轻畸重了。有光说不练的书呆子，也有只练而不明其理的草莽汉。到了今天，“知”与“行”的分立几乎成为某种社会鸿沟。以朱熹当年立下的这个标准，如今高度分科教育中长大的人，几乎都是在跛足而行。四、朱熹明确地把日用功夫，言谈举止都包括在“行”的范围。平时干活，作家务，都是“行”。不管他的本意如何，这已经远远超过了道德修养范围，进入了一般的行动领域。朱熹声称“日用即道”。在这些日常生活的小事中，就有“道”。这个“道”可以理解为客观规律，从小事中悟出人世的普遍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儒家提倡的“道”。无论是哪种理解，“日用即道”都让人们关注的目标从空泛的道德修养转向具体的行动。和后世西方清教徒把职业当成“上帝的恩选”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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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16 &&
三节：后儒论知行关系王阳明是朱熹之后的大儒。提到他的学说，人们总有内向，空谈，甚至迂腐的感觉。“平时袖手谈心性，有难一死报君王”，讽刺的就是王门弟子。这和王阳明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完全不同。论及历代大儒的现实业绩，恐怕从孔子开始，没有谁比王阳明更得势。他以一届文人统兵，扫荡山贼，平定宁王反叛，袭破广西八寨，是有明一朝战功最大的几个人之一。地位最高时曾任南京兵部尚书，是明朝“副首都”的首长（明都北迁后，南京仍然保留着一套中央机构）。在王阳明一生中，既有宏大的政治谋略，又有诱杀、潜逃、甚至“假传圣旨”等权变机谋。如果不看他的著述，只看他的生平，完全是一个战略家和战术大师。在战场上几乎是每战必克。在“行”上如此辉煌的一个人，为什么会留下一套很显空洞的说教呢？研究王阳明的专家方志远对此有评论：王阳明一生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感觉前儒的说教十分繁琐，于是刻意删繁就简，搞了一套“简约版本”。然而他的弟子门生可没有这般阅历和知识水准，以至于从简到陋。打个比方，王本人将大量原材料提练成营养素，而门人弟子只吃这些营养素，自然会营养不良。所以，不妨不管“知行合一”之类的理论，从王阳明的言行中看看他的思想重点。有位叫周莹的青年千里迢迢去拜王阳明为师，寻找求取真知的方法。见面之后王却说，你要学的自己都已经具备了，我不用教你。周莹大惑不解。王转而问他这一路怎么来的。周莹说自己先乘船，再换车，因为暑热仆人病倒，不得不把盘缠送给他让他回家，自己又从友人处借钱继续赶路。总之是千辛万苦。王又问，你这么玩命，是不是有人强迫你？周说，没人强迫，我是为了求知嘛！王这才抖出包袱：所以说，求知的方法你本来就具备！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王阳明力求帮助人们挖掘出自己身上的主动性，并且让他们关注具体的办事过程。把王的只言片语拿来，硬放在“主观唯心论”的抽屉里，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曲解。而让人们发现自己本来就存在的主动性，也正是行动哲学的价值所在。与王阳明几乎同时代，哲人王夫之提出了“行可以兼知，知不可以兼行”论。这是对认识和行动关系的明确划分。事实上，认识只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行动。后世西方哲学家曾经提出过一系列的“行动哲学”，但这些哲学几乎无例外地想“以知兼行”，把对行动的考察纳入认识论范畴，与现实生活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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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08 &&
四节：孙中山论知行关系和哲学上的前辈不同，孙中山学医出身，受过系统的现代自然科学教育。而且他长期领导革命实践，要直接面对革命理论的宣传问题，没有半学者、半官僚的前辈哲人在业余时间坐而论道的从容。所以，孙中山在论述知行关系时，既比前辈有更多的素材，也有着更紧迫的需要。孙中山曾经从“知行关系”的角度划分人类史，笔者不知道他是否参考了其他人的意见。仅就孙的言论本身来说，理论意义十分重大。“以今人之眼光，以考世界人类之进化，当分为三时期，第一由蒙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展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孙文学说》，转引自《中国知行学说述评》这段文字总结了“知”从“行”中独立出来的过程：蒙昧时期的人们没有系统知识，仅有零散经验。知识无论从本身来说，还是从职业角度都不独立。文明初期涌现了一批专门发展知识的人，但他们基本上不是专业知识分子。只有在现代科学产生后，才出现专门以生产知识为业的人。而他们生产的知识，可以提供给实践家使用，让后者“知而后行”，成为最基本的社会分工。在这里，如果从认识论哲学角度看，“知而后行”似乎又犯了大忌。但如果保持“就一事之中以观之”这个行动论前提，单独去考察一个具体行动，或者一个具体的行动者，肯定是“先知而后行”的。如果不是这样，今天的年轻人为什么要先在脑子里灌十几年书本知识，才被允许参加工作呢？孙中山提出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种人的观点，如果推广到一般情况当然是错误的。但如果“就一事之中以观之”，这种划分则很有道理。比如，一个医生看到有人习惯于不吃早餐，他会说，你这样下去很容易得胆结石，这就是具体的“先知先觉”。如果一个人长期不吃早餐，终于得了胆结石。他省悟到这是自己不吃早餐的恶果，从此改掉这个坏习惯，这就是“后知后觉”。如果一个人得了胆结石后还对早餐问题无动于衷，便是“不知不觉”。孙中山是“革命专家”，就革命问题而言他自己算是“先知先觉”，同时必须面对着“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两类人。这并没有什么不妥。然而如果谈到气象预报，那孙中山肯定属于“后知后觉”，甚至“不知不觉”者。社会分工在今天已经高度发展，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同样一个人在这个领域可能“先知先觉”，那个领域可能“后知后觉”，甚至“不知不觉”。如果不能“就一事之中而观之”，去“泛论”知行关系，根本就没有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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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节：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力行哲学”是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单看字面，一望而之，它继承了古代知行关系论的主题，并强调其中“行”的一面。力行哲学由蒋介石主导提出，文人们加工而成。蒋介石虽不是职业文人，但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薰陶，并奉王阳明为精神导师。他对力行哲学的提出有相当的自觉性。他曾经回顾说：“我在二十年前（三十年代初），提出‘力行’两个字的时候，是因为看到我们的干部沉滞不进，畏难却顾，所以要提倡力行哲学，大家一起来力行！”（2）这是针对国民党自身的判断。对于普通中国人，蒋认为，“现在社会一般民众的通病，就在污秽、纷乱、复杂、奢靡、迟钝、虚伪，所过的生活，完全是一种堕落腐败的生活。”，中国社会“最大的病根，就是虚浮”； “在静的方面消磨，而缺乏动的方面振奋”。本着这个出发点，力行哲学提出人生的三个基础是“劳动、创造、武力”。几乎把“知”完全排除掉。并强调，行是人生永远不能回避的现实。“人生自少至老，在宇宙中间，没有一天可脱离‘行’的范围，可以说人生是在‘行’的中间成长，在‘行’的中间提高而充实了人格，而提高了人格。”后人评论说，“蒋先生心目中的哲学，乃是指真实哲学，活的真理，坐言起行，即知即行，定以主宰行为支配生活的根本理则或观点而言，不是抽象空疏咬文嚼字的学院哲学。”（2）如果把“力行哲学”放到知行关系论的长河中，与其它学说相比较的话，其对“行”的强调可谓到了极点。当然，这种对“行”高度提倡，与独立地去研究“行”并不是一回事。蒋介石说过，“我们中国的哲学认为天体运行，就是宇宙生生不息的原理。我更认为：‘古往今来宇宙之间，只有一个行字才能创造一切。’这句话，虽然很简单，但是却未始不可以看作行的宇宙论的基本理论。”这样又回到了古代将“天”与“人”合在一起考察，将“人道”混于“天道”的旧路上去。自然科学诞生起以后，将“人道”与“天道”的分离是大势所趋。在下卷里，笔者还要着重谈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根本区别。力行哲学在这个问题里实际上倒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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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节：毛泽东论知行关系研究毛泽东在知行关系方面的论点，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把“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毛泽东思想”是官方编定的，有体系的意识形态。它当然要以“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为基础，但也渗透了许多其他人的思想和言论，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毛泽东的原意。作为一个政治家，毛泽东在言论方面并无学者那么多自由。但因为他本人能说善写，在其大量个性化的言论中，还是能寻找到他本人思想的脉络。所以研究“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不是以官方确定的“毛泽东思想”之经典著作的主题为出发点，而是以这些著作中他本人个性化的论述，或者一些非经典作品，或者他强力推行的政策（比如五七干校），以及关于毛泽东的传记为基础。二是毛泽东虽然接受过系统的国学教育，但他本人较少使用中国传统哲学术语。这大概是因为“国学”后来被国民党拿去作了意识形态的原因吧。“知行关系”无疑是毛泽东本人思想的一个重点。但他并没有直接讨论传统哲学意义上的知行关系。把革命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毛泽东本人思想的基础，他一生用大量文字来论述它。这其中就包含了行动哲学的重要原则：行动永远只能是个别的行动，它所需要的也是关于“个别”的知识，而不仅仅是关于“一般”的知识。熟悉毛泽东的人几乎无不承认，毛泽东和人文知识分子的关系一向紧张。这本身当然有政治因素，比如他要和“二十八个半”争夺领导权，他的主要部下多为农民出身，本身就与知识分子干部有矛盾。但毛泽东本人对人文知识分子的反感，确实也是重要方面。而这种反感的基础，正是他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认识。战争年代，毛泽东虽然和蒋介石作了多年对手，但两人对“知行关系”的看法却惊人一致，只不过表述各异。这应该决定于当时残酷竞争的社会现实。无论哪门哪派，都不欢迎坐而论道的书生。毛泽东虽然只有中师学历，但在他那个年代里，中专生的数量恐怕还不如现在的研究生多，他完全算得上“高级知识分子”。所以，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厌恶比部下里“工农干部”对知识分子的厌恶层次上要高出许多，富有理论色彩。这种厌恶也不仅仅是出于偏见（比如早年被高级知识分子冷落），包含了许多真知在里面。毛泽东曾经讽刺读书人不如杀猪人。屠户必须把猪捆好，知道从哪里下刀，还要有一刀致命的果断，而书放在桌子上不会跑，读书是最无风险的事情。这里面点出了“知”和“行”的重要区别：“行”的风险性、行动失败时的损失和教训，都远大于“知”。读书人往往知而不行，其实是个胆量（意）的问题。当然，这里的“书”应该仅指人文著作。读懂自然科学的书，并且要作大量可能会失败的实验研究，那是比杀猪困难得多的事。毛泽东也很清楚这个区别。他一生并未轻慢过科技人才，便是一个旁证。后来，毛泽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让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被中国知识阶层视为一种惩罚行为，但里面其实包含着他对“知而不行”的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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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中国哲学其它行动论观点前&&言&&&&“知行关系论”是对行动规律最为直接，最为集中的讨论。除此之外，在中国古代其它哲学思想中，还有一些与行动哲学相关的零散论点，收集在第二章介绍给大家。一节：兵法与谋略现今有关中国哲学史的著作，都会把《孙子兵法》收录其中。这说明在当今学院派哲学家眼里，《孙子兵法》，乃至一系列兵法类著作都具有哲学价值，不能绕过。但它们具有怎样的哲学价值，却说不清楚。原因在于学院派仅仅会从认识论角度来解剖这些文化遗产，怎么归类怎么别扭。其实，兵法类著作无疑是直接讨论行动的。除了兵法，中国古人还有许多文字在讨论谋略问题。史书中关于各朝代成破利害的讨论更是汗牛充栋。用今天的眼光来分析，这些兵法、谋略类文字将真伪判断和价值判断混在了一起。将对行动规律的客观分析，行动目标和主观策略混在一起。所以它还不是在专门研究行动规律。但在这些从混杂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挑选出有关行动规律的真知灼见。例如“不战而屈人之兵”被视为最有价值的胜利，比战场上好勇斗狠强许多。这里就包含着对“问题”本质的清醒认识。“敌国”、“敌军”本身并不是问题，他们和“我国”、“我军”之间的敌对关系才是问题。消灭敌国、敌军当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直接解决这种敌对关系，显然要经济许多。二节：福祸相依论“祸兮福所依 福兮祸所伏”，这段老子的名言被传诵两千多年，到今天仍为普通中国人尊奉，足以说明它的价值。从行动哲学的角度讲，这是在论述两个行动之间的关系：一个行动的成功，并不必然带来另一个行动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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