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变迁和民族融合之谜
中国各省人血统之主要来源
1.河北、京津：多为中原汉族与契丹、女真人混血后裔。明代朱棣曾从安徽调遣数万士兵驻守天津卫，因而天津大部分居民又糅合了安徽人血统。
2.东北：多为齐鲁汉族与鲜卑、室韦、契丹、女真混血后裔，其中东北的朝鲜族人有高丽血统、满族为女真人后裔、达斡尔族为契丹族直系后裔、赫哲族为古靺鞨人直系后裔。
3.内蒙古：多为蒙古人与汉族，外蒙古东部和呼伦贝尔草原为蒙古族人血统来源地，蒙古族是室韦的一支。鄂伦春族为古室韦人直系后裔。
4.山西、河南、陕西、山东：古中原汉族保留较多，也有部分为汉族与鲜卑、匈奴、女真混血后裔。据考证中原汉族文化主要起源于山西的丁村文化、河南的仰韶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
5.甘肃：多为汉族与匈奴、突厥混血后裔，甘肃境内的裕固族来自于回纥。
6.青海：多为汉族与藏族，青海境内的土族来自于吐谷浑。撒拉族、东乡族均为古代西戎的后裔。
7.宁夏：多为汉族与回族，宁夏人血统较复杂，宁夏回族多为汉族与党项族、突厥族、波斯、阿拉伯、蒙古的混血。
8.新疆：境内多为汉族与维吾尔族，维吾尔人来自于回纥，回纥本为突厥的一支，因此新疆被称为东突厥斯坦（在葱岭以东），而中亚五国的民族也均出自突厥，被称为西突厥斯坦（其中土库曼斯坦人自称最正宗的突厥人，土库曼就是Turkey
man的转音）。突厥还有一支名塞尔柱突厥，他们逃至小亚细亚，逐渐发展壮大后攻灭拜占廷帝国，建立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今天演变成土耳其共和国。所以中亚五国、土耳其人都是新疆人亲戚。哈萨克人为突厥人与古乌孙人的混血后裔。
9.苏沪皖：多为中原汉族与江南土生汉族混血，江南土生汉族发源于河姆渡文化。
10.浙江：多为中原汉族、江南土生汉族与东越、东瓯人混血后裔。东瓯人是夏朝遗民，战国末年迁至浙江南部地区。
11.福建：多为汉族与闽越混血后裔，福建的畲族是闽越的土著居民。台湾的高山族也来源于闽越。
12.江西、湖南、湖北：多为汉族与土家人、苗人，土家人来自古中原汉族。
13.广东、广西：多为汉族与南越人混血后裔，两广和福建的客家人为中原汉族直系后裔。广西的壮族为古南越居民。广西的京族与越南人同源。
14.海南：为汉族与南越、闽越混血，海南黎族说闽语，黎族为闽越直系后裔。
15.贵州：多为汉族与西南诸族混血，贵州境内的侗族、布依族都是古夜郎居民。
16.重庆、四川：多为中原汉族与古巴蜀汉人，部分人有西羌人血统。据考证巴蜀文明起源于三星堆文化。
17.云南：云南人的血统极其复杂，大部分为汉族与南诏人、白蛮人等西南诸族混血。云南的白族是大理国的建立者。云南的傣族与泰国人同源。云南的纳西族来自于古羌族。
18.西藏：大部分为藏族人，藏族来自于古吐蕃人。古吐蕃人又是羌人迁到青藏高原后形成的。
科学家研究发现，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纯种的汉族人，甚至连汉族的概念，在DNA检测下都已经不复存在。这与维吾尔人不能再称呼是突厥人的道理是一样的。现在的中国人再称为汉族人已经没有意义了，只能称为是中华民族了。一般认为汉族人属于中原人。在中国历史上，中原这个范围主要是现在的河南，还包括山西南部，江苏西部及安徽西北部少数地方，也就是说，只有居住在这里的人才算是中原人，也就是比较纯粹的汉族人。但这个说法又不对了，在商周时期，建都于今天西安的西周肯定属于汉族，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同样诞生于陕西的秦则直接被定义为戎，成了少数民族。因此，汉族只是某一时期人为的地区性划分，这个民族并不具有其特定的定义，只是为了与周边相区分而建立的。
经过历代战乱,真正的炎黄子孙在中国的国土上已经没有多少了。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是由百越集团、苗蛮集团、华夏集团、戎狄集团融合而来的。(也既现代科学证明的四大基因集团)。华夏集团在历史上最残烈的一次灭绝是蒙元帝国的大屠杀，除了当时的一些叛将，顺民能活下来，真正的汉人除了福建一带的客家人(南宋遗民)，已经几近绝迹。
也没有必要争论谁是华夏正统不正统的，伏羲氏，三皇之一，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最早将中国社会带入父系氏族社会的人，因此伏羲是父系氏族社会初期的领袖。他属于东夷族。&神农氏，三皇之一，如果神农就是炎帝的这种说法成立，那么神农即炎帝属于东夷族。黄帝，五帝之一，属于西戎族。他的臣民早先大部分属于西戎族。可见，华夏民族本身就来自东夷西戎，再把东夷西戎看成是蛮族只能是嘲笑自己。人口问题，孔夫子说过：“入华夏则华夏，入夷狄则夷狄。”入地随俗。这些真正的历史之迷，历代统治者都是避而不谈的，教科书上也是很少能看到的。
真正炎皇子孙的特征应该是:
三绺胡子，上唇胡子下弯，黑眼瞳，单眼皮，（这是国外考古学家根据中国的历史古画上的人物肖像特征都是单眼皮判定的）。华夏集团的农耕民族血型、以A型为主。A型血的人几乎不适应饮用牛奶、羊奶、马奶,喝多了不消化容易闹肚子,这是祖先的长期农业习惯造成的血液抗原不同。
而现在的中国人，大多数都是深褐色眼瞳了,只是到了近代、由于环境的污染和痢特灵的使用，人们的眼瞳都多被黄染了。
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发现，在炎黄子孙身上有三项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特有的生理印记。一是铲形门齿。上颌两颗中门齿的两边缘翻卷成棱，中间低凹，像一把铲子。我国绝大多数人是这种门齿，二是青斑。新生婴儿的尾骶部或其他部位常有淡灰色或青灰色的斑块，既“蒙古斑”。我国新生婴儿几乎都有这种特征，一般一二岁时褪去。三是内眦褶。在眼的内角处，由上眼睑微微下伸，遮掩泪阜而呈一小小皮褶，旧名“蒙古褶”。我国大部分人有这种褶，而外国人却无此褶。人类学家判断，这三项印记，是由炎黄祖先遗传而来的，其中铲形门齿可追踪到旧石器时代的远祖。
而随着中国历史的变迁，即使曾经被确切定义为汉族地区的居民，也发生了大规模迁移。由于服兵役、逃避战乱、因罪流放等因素，汉族一直在从中原地区向南迁移。
根据研究，现在的客家人倒是很纯粹地继承了当时中原人的文化传统，比如他们说古语，风俗习惯也有历史痕迹，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原人，但他们现在只能以少数族群的形式存在了。
中国不存在纯种汉族人与长期的大规模人种迁移也有关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周边少数民族甚至周边国家都在不断与汉族融合。
中国历史上这种周期性的人口消灭，以及伴随的社会财富毁灭性的消失，很值得深思.有些生物的种群，如旅鼠，在数量过剩时，就会发生大规模的自杀或自杀性格斗.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每过一段时间也会积累起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必须以社会的几乎同归于尽来加以缓解呢?是什么样的力量决定了这种周期呢?我们是不是已经跳出了这个循环呢?这个循环是中国特有的或是世界各民族普遍的现像呢?东方的其他民族(如日本，越南)是怎样的呢?毕竟，最后一次大规模死亡()离我们只有40年，而我们身边的和我们类似的朝鲜，仍在发生着大规模的饥荒和死亡.当我们的几乎每一块土地都被过份的利用时，我们今天的13亿人口，在未来某个经济或生态压力突然增大的时刻，会导致何种社会和政治的剧变呢?会不会再次发生大规模的人口消灭呢?
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人口与土地比例失调的危机。每一个朝代在最初的半个世纪，都会开始出现一段盛世。因战乱与灾祸剧减的人口还没有恢复起来，因战乱与灾祸撂荒的土地已被开垦，大面积的丰收使国内出现暂时的富裕景象。盛世来临，随之人口也迅速增长，当经济发展追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的成长被人口的膨胀规模抵消的时候，人口与土地的平衡再次打破。帝国由盛而衰，但盛世的规模还在，普遍的贫困已使整个社会处于某种危险的临界点上。一旦有天灾触动，天下大乱，饥荒、时疫、流民、暴动、土地荒芜、人口锐减，帝国由盛而衰而亡。改朝换代，人口与土地的平衡以最野蛮的方式恢复了，新一轮的盛衰周期重新开始。人口与土地的比例是衡量中国历史发展的硬指标。
关于中国人的来源，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传统的本土说，认为中国人是在我们的土地上逐步发展而来的；另一种说法是外来说。外来说产生比较早，早期的西方人就认为中国的人口不是在本土上产生的，而是从外边迁来的。最近一些年，遗传基因研究的发展为外来说提供了新的证据。中国两个重要的遗传研究中心同时得出结论，根据基因分析，中国人应该是10万年左右前从非洲迁来的。他们的结论跟原来的本土说并不矛盾。他们认为元谋人、北京人是一两百万年以前或者几十万年以前的人，后来消失了，或者迁走了。今天的中国人主要是来自非洲。在国际上，外来说比较占上风；而在国内，仍然是本土说占上风。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还有待遗传基因研究的发展，以及考古和古代史的研究。但是我个人认为，不管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都丝毫不能影响我们国家5000年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根据近几十年的研究，包括基因方面的研究，包括文化及各种文明遗迹的研究，一般认为白种人是人类走出非洲后第一次分化出来的人群，黄种人是第二次分化出来的人群。白种人的分化时间大约在十万年前，黄种人的分化时间大约是四万年前。所以说，黄种人和白种人之间的亲缘关系要远大于黄种人和黑种人之间的亲缘关系。从人种起源进化角度上，黄种人（包括中国人）是介于白种人和黑人中间的过度形态人种，这决定了黄种人和黑人相比更接近白人！阿尔泰是黄种人的发源地，而高加索则是白种人的发源地，两个发源地很接近。英国科学家的结论是中国人的基因（而不是整个黄种人）和白人非常接近，比非洲不同的两个国家的黑人间的差距还小，&19世纪时葡萄牙和英国的官方文件还把中国人算作白种人呢！
黄种人分布生活的环境和非洲相比更接近白人生活的环境，因此在进化中黄种人必然比黑人接近白人，具体说，中国人的脑容量比白人多1立方英寸，而黑人比白人少5立方英寸，在脑容量上中国更接近（甚至超过）白人人，因此智商方面也接近白人。肤色上和黑人相比，当然中国人也更和白人接近，因为中国人黑色素细胞和黑人比更接近白人。中国人的骨骼密度也比黑人要远远更接近白人。肌纤维中红肌比例中国人也比黑人接近白人。脂肪含量也是中国人和白人更接近。
其实，因为黄种人是白人和黑人的中介人种，所以黄种人必然比黑人更接近白人！由于进化环境黑人生活在炎热非洲，白人生活在寒冷的高纬度，而黄种人正好生活在两种环境之间，也就是说黄种人进化的环境和黑人相比更接近白人，也决定了黄种人的进化结果和黑人相比更接近白人，这是很简单的事实，黄种人就是在他们之间，因此黑人嘴唇最厚，白人最薄，黄种人居中，鼻子的高度也居中，黄种人的很多特征都居这黑白人种之间，自然比黑人更接近白人.
但世界上最寒冷的地方生活的都是黄种人，如俄罗斯的萨哈共和国，加拿大的北极群岛，还有北极的格陵兰，都是黄种人的地盘。当然，那都是人种特征进化形成后由亚洲迁徙过去的！&而不是在当地进化成黄种人。“有黄种人的足迹”和“人种形成发源地”是不同的两个概念。黄种人是世界上最特殊的人种，地理跨度比白人和黑人加起来的还要大，从格陵兰到赤道的印度尼西亚到南美最南端的火地岛再到非洲的马达加斯加（他们是两千年前从东南亚迁居过去的，属于马来--波利尼西亚黄人种，基因和马来人几乎完全一样，但是经过几千年，他们已经混了尼格罗人种，也就是黑人的血统），都有黄种人的足迹。
今天的13亿中国人主要是依靠自然增长，也就是本土人口出生和死亡累计而达到的。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机械增长，外地人口迁入和本地人口迁出的结果。中国人口的发展主要是自然增长的结果，尽管也有迁出迁入，但是移民的数量与本土庞大的人口数量相比往往可以忽略不计。不过他们在民族、文化、宗教这些方面的影响要超过人口数量本身。历史上整体迁入迁出的有两个民族，一个是乌孙，一个是月支。这两个民族，原来生活在河西走廊的西部，后来受到匈奴的压迫，就整体迁到了伊犁河谷，有的迁到了今天的阿富汗、中亚这一带。另外还有一些人口陆陆续续迁到外面，比如秦朝的时候，不断有人迁到日本和朝鲜，还有人迁到越南。到了近代，更多的人迁到欧洲、美洲、大洋洲，他们就是今天留在海外的华侨华人，这也就是海外华人的来历。更早的人口迁移活动现在已经无法考证，早期迁出去的人早已融合在当地的人口中间。比如相传徐福从山东迁到了日本，这件事并没有完全确定。可以肯定的是，在秦朝或秦朝以前已经有中国人迁到日本列岛。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呢？他们都融合在日本人中间了，去朝鲜、去越南的中国人基本上也是这样。第二类迁入的人口相对比较多。有很多民族，它们原来的主体部分在中国，有的是跨境的民族，但是它们现在作为一个民族已经不复存在了，基本上都融合到汉族里了。比如匈奴、鲜卑、昭武九姓、突厥、回鹘、契丹、女真等。
中国历代人口与户籍人口对比
不管怎样讲，我国人口的发展主要还是本土人口生息繁衍的结果。要了解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多少人，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主要原因是我们国家尽管有积累的户口数字，但是这个人口数和实际人口差距非常大。我们今天进行人口普查的目的就是为了了解我们国家的实际人口数量，可是古代进行户籍登记的目的不是为了统计人口数量，而是税收、赋役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的精力肯定是放在承担赋税和劳役的人口上面。小孩子、妇女和60岁以上的老人是不承担徭役的，所以就被忽略了，因此这种数字往往是不可靠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户口人数跟我们今天推算出来的实际人口数量之间是有差距的，但是也有基本上接近的时候。比如说公元2年，也就是西汉末年，户口数与实际人口数量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为什么呢？如果某一时期的法律规定几乎所有的人口都要承担赋税，那么这一时期调查的就几乎是全部人口数量。比如汉朝的时候曾规定小孩子7岁以上开始交人头税，妇女和老人也要交。汉武帝时还一度把纳税年龄提前到3岁，这样一来3岁以上的人口都需要调查。但是在多数的朝代，妇女、老人、小孩是不承担赋税的，那么这个时候调查的主要是成年男子，其他的人口数就不太可靠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不仅是贪官会隐瞒户口，清官也会隐瞒。清官隐瞒户口以后，还会受到老百姓和地方士绅的赞扬，有的还写进歌功颂德的碑刻里面。这是什么道理呢？差别就在于贪官隐瞒户口以后，是把这一部分中饱私囊，而清官隐瞒户口是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
这种情况到了清朝才发生较大的变化。康熙年间颁布了一项措施，叫做“盛世添丁，永不加赋”。规定从康熙五十一年开始，再增加的人口不收赋税。从那个时候开始，户口的功能开始演变了。到了雍正年间，又实行一项措施，就是“摊丁入亩”。“摊丁入亩”政策颁布以后，人口数量与税收不再挂钩了。当时政府颁布这项措施的依据有二：其一，政府主要收农业税，而农业税应该根据土地来收，以往根据人口收税的方法是不合理的；其二，当时有个说法，叫“天下有逃丁无逃地”，人可以逃掉，但土地逃不了。这样一来，中国实行了2000多年的以户籍为主的调查制度改变了。乾隆年间的保甲制度，加强了对人口的调查，所以乾隆中期的户口数字跟实际人口数已经比较接近了。
到了宣统年间，清朝准备实行立宪，划分选区进行选举，这时才正式下令进行人口普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以调查人口为目的所进行的普查。这次调查的结果到民国初年才统计出来，尽管跟现代的人口普查比起来还有很多疏漏，但是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通过调查的办法得到的人口数字。这时中国的人口大概4亿多一点。可见历史上一般都是实际人要比户口数字多，有的时候甚至要多将近一倍。
这里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隐漏，就是少数民族，特别是散居的少数民族，它们往往没有被纳入人口调查之中。宣统年间也是这样。甚至一直到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时候，西藏地区还没有办法像内地一样进行逐级申报，逐人调查。当时西藏的人口采用的是西藏地方政府上报的数字，而当时西藏地方政府上报的数字是偏高的。
人口数量变化的特点
(一)增长缓慢
中国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期，人口的增长都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人口学上称之为“高高低”的增长模式。出现这种增长模式有以下一些原因：
初婚年龄是一个影响因素。儒家经典认为，男30、女20是最合适的婚龄。汉朝时还有人说，结婚太早会影响后代的健康。到西汉惠帝时，也就是公元前2世纪初年，曾经颁布一项法律，规定妇女如果到了30岁还不出嫁，就要5倍地增收人头税。但是从西汉以后，再也看不到限制晚婚的法律了，可见以后的婚龄逐步地提前了。历史上的法定婚龄最早的是男14、女13，但比较多的是男16、女14。可见过去的2000年间，中国人的婚龄是比较早的。
除了婚龄之外，我们还要考虑有偶率。有偶率是指成年人口中，能够结为夫妻的比例。中国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一部分男子有多个妻子。如果男女的有偶率要达到基本平衡的话，男女比例大约是106：100或107：100，如果没有人为干扰的话，各民族的男女比例基本上在这个范围之内。但中国往往要达到110：100，甚至120：100，就是说男性比女性要多。通常说皇帝“后宫三千”，实际上多则达到1万以上。这些被征进宫的宫女一辈子就只能够伺候皇帝一个人。各个国家比较起来，中国的多妻是最严重的，而且是最缺少法律限制的。明朝有一个亲王，他一共有100多个儿子长大成人，如果他还有100多个女儿，再考虑到婴幼儿死亡的话，他至少有250个子女，那么他要有多少个妻子？由于一部分人有多个妻子，因此就造成大量的男子终生不娶。这种情况不仅限于皇帝和亲王，一般的官员和地主也会有，这就极大地影响到妇女的真正有偶率。
生育率也是影响人口数量的因素之一。从理论上来讲，一个妇女如果从26岁开始生育，那么平均一生可以生养8个孩子。但实际上我们要考虑的是净生育率，就是她最后真正生育的数量。前面讲到，多妻会影响到有偶率。一直到宋朝以前，理论上讲每一个成年男子都有一段时间要承担兵役和劳役。古代人的平均寿命比较低，孕妇、产妇的死亡率比较高，婴幼儿的死亡率也比较高。高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没有古代的准确数字，但是1938年的一个统计数字显示，当时内蒙古南部呼和浩特一带的绥远地区，婴儿死亡率是45%，就是每十个婴儿里面有四个半要死掉。当时全国平均婴儿死亡率是18%多，超过1/10。为什么儒家经典里讲子女要为父母守孝三年呢？是因为你吃过母亲三年的奶，甚至更长。在哺乳期内，女性就不会再怀孕，所以生育的间隔比我们现在要长。
家庭的规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数据。从秦朝到清朝，中国历来的标准家庭是五口之家。从人口学上分析，我们需要分析这个家庭是核心家庭还是复合家庭。所谓核心家庭是由一对夫妻和他们未成年的子女组成。复合家庭里包括一个或几个核心家庭，比如说弟兄两家在一起，或者一对夫妻上面还有父母亲，甚至还有祖父母。中国历代讲得比较多的是复合家庭，而不是核心家庭。在我们的印象中，好像中国古代都是大家庭，子女众多，儿孙绕膝。事实上大多数家庭规模是很小的，如果把大家庭分解成为核心家庭的话，那么每家可能连五个人都不到。古人喜欢大排行，我们在念唐诗时会读到“元十八”，就是元家第十八个男孩子，这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呢？其实是大排行，同一个辈分的人放在一起排下来，所以表面看起来数字很多，其实分到每一家，不过一两个。我们经常看到中国历史上有五世同堂，甚至几世不分家，其实社会所大力表彰的，正是这个社会的稀缺现象。事实上历代统治者都希望分家，以便于以户为中心来统计赋税，所以不要把中国家庭的规模看得过大。
传统观念的影响是又一个因素。中国历来讲男尊女卑，这种观念表面上看来很重视家族的延续，实际上是不利于人口增长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里的“后”指的是男性人口，不包括女性。如果能够供养得起更多的子女，当然可以无限地生下去，一直生到有男性人口为止，但是如果没有能力抚养更多的子女，那就只能采取残酷的办法——溺婴。生女孩子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关系到家族的体面。如果生的都是女孩子，别人会认为是祖宗不积德。如果有几房子女相互竞争的话，生女儿的也会处于不利的地位，所以溺婴的现象就非常严重。
一些禁忌迷信实际上也起到了适当控制人口增长的作用。如果小孩子的生日跟父亲或母亲的相同是不吉利的。小孩子生下来如果有牙齿也是不吉利的。古代还采取自然淘汰的方法。比如汉朝班昭写的《女诫》里面提到，女孩子生下来后要搁三天，看她自己能不能活下来。这种习俗其实许多民族都有。近代有人到南美的原始部落里去调查，发现他们生下孩子后先放在丛林里面，几天以后再去看是否被吃掉了或死了。这其实是人类在没有办法完全供养自己的后代时，采取的一种自然淘汰的方法。
华人基督徒多半认为咱们“炎黄子孙”同犹太人一样，是挪亚（Noah）的儿子“闪”（Shem）的后裔，但是谁也找不到证明这一说法的圣经出处。一言以蔽之，这种说法只是根据教会传统，并不是根据圣经。以圣经为依据来揭开一个尘封已久的信息：“炎黄子孙”不是“闪”的后裔，而是“含”（Ham）的后裔；更准确地说，“炎黄子孙”正是“迦南”（Canaan）的后裔。
《创世纪》十章里比较详尽地记述了从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和雅弗（Japheth）开始的世界各民族雏形和发展去向。历代以来，所有以这一章圣经为依据进行的人类学及人种学方面的考古或研究都能从中获得特别的启示和正确的引导并且大大地获益。
常常遇到一个常识性偏误，就是认为含的后裔是非洲人。根据《创世纪》十章六节，含生了古实（Cush）、麦西（Mizraim）、弗（Phut）和迦南（Canaan）四个儿子。说非洲黑人是古实的后裔没有问题，然而不要忽略：古埃及人和非利士人（Philistines，巴勒斯坦因此得名）也是麦西的后裔（注：埃及和麦西在希伯来语里是一个词，以色列人现在仍然把埃及称为“Mizraim”而不称为“Egypt”。）。然而古埃及文明存留下来的仅有金字塔等建筑和一些文物；与汉语同属象形文字的古埃及语也销声匿迹了；古埃及人千百年来也已被闪系的阿拉伯人融合（似乎穆巴拉克等埃及人的脸部轮廓尚留存了一丝麦西――含系的扁平特征，金字塔里的木乃伊也非常具有含的特征。）。另外，在两河流域的亚述建造尼尼微等城市的宁录（Nimrod）也是古实的后裔，以色列人的苦敌耶布斯人（Jebusite）、亚摩利人（Amorite）等都是迦南的后裔。
《创世纪》十章十五～十八节（和合本）:迦南生长子西顿，又生赫，和耶布斯人，亚摩利人，革迦撒人，希未人，亚基人，西尼人，亚瓦底人，洗玛利人，哈马人，后来迦南的诸族分散了。这里的十七节提到了迦南的一个儿子西尼（Sini），Sini竟然是现代以色列人用来对我们一切华人（含港澳台胞和海外侨胞）的称呼！我三年前发现了这个问题。“后来迦南的诸族分散了”
这句话很有意味，尽管没有给出分散的方向。
与此经节呼应，见于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二节（和合本）：“…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秦”原音作“希尼”）。”后者“希尼”的希伯来原文是前者“西尼”的复数形式。
针对这两处圣经节，我趁今年一、二月份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进修之际，抱着原文（希伯来语）圣经问过不下十个母语为希伯来语的以色列人，从法官到律师到教师到学生到医生到导游…所有人的回答都一样，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这两个西尼（或希尼）指的就是你！就是你们中国人！！！“西尼”原文是单数Sini，指的是迦南的儿子；“希尼”原文是复数Sinim，是西尼人的复数形式。根据读音，西尼和希尼、稀泥…
实质上没有什么不同！用字不同的原因完全是由于翻译问题造成的。另外，希伯来语称中国为“Sin”，称汉语（华语）为“Sinit”。
也许是因为挪亚关于迦南所说的预言让炎黄子孙在心理上难以接受，也许有人说炎黄子孙和犹太人有惊人的相似点…于是说炎黄子孙是“闪”的子孙就似乎没有人愿意去怀疑甚至否定了。谬误传多了传滥了传开了传久了也就很容易被当作是真理了。看看《创世纪》九章二十五～二十七节（和合本）是怎么说的:
(挪亚)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作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作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棚里，又愿迦南作他的奴仆。”
你不相信炎黄子孙是被诅咒的民族吗？其实你可以翻一翻华夏历史看一看，再想一想：你真的觉得中华民族从古至今所受的诅咒还不算够吗？世界上还能有哪个民族会像中华民族这样被“真龙天子”们折腾得伏屍遍野忍气吞声毫无脾气的?如果不愿承认“受诅咒”的事实，为何老把“灾难深重”与“中华民族”连在一起用呢？被雅弗后裔（英美法德等为代表）殖民的一百多年历史难道被遗忘了吗？就连那同属含系后裔的日寇不也曾用铁蹄践踏过大半个中国吗？闽粤沿海的“侨乡”美誉不是被西洋人抓去的“猪猡”（或称“苦力”――COOLY，注意：“COOLY”就如此悲惨地成了英语的外来词！！！）的男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吗？“横贯北美之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都躺卧着一个华工的冤魂”――没有听、读过美国诗人的这个诗句吗？还有：当年在上海滩跟着英国人混的“印度阿三”（也是含系后裔，被大英帝国殖民的历史更长！）不是也敢对租界内外大清王朝的臣民们指手画脚吗？也许他们讲“华人与狗　不得入内”比当时的英国人还起劲呢！整个一幅“奴仆的奴仆”的活画！！！同为含系后裔的非洲大陆不也曾一度被英法葡荷等列强彻底瓜分并殖民得奄奄一息毫无生机吗？臭名昭著的黑奴贸易难道不值得雅弗的子孙们痛定思痛深刻反省吗？
“雅弗必扩张”的预言更是应验到家了：曾被含系后裔（美洲印第安人：他们也保留了许多象形文字的文物古迹）占据几千年之久的美洲大陆几百年前被英法西葡等列强完全殖民，印第安人明明是原始主人，后来却有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强盗说法！印第安人的话语权到那里去了？！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其实就是英国的替代者（扩张的结果）。欧洲文明鼻祖的希腊人（以色列人对他们仍用旧约圣经的称呼“雅完”Yavan，或Iavan）至今仍然承认自己是“雅弗”的后裔。还有，特别喜欢扩张的俄国人（旧约称为“罗示”
Rusi）也是雅弗的后裔，仅十九世纪就从清朝政府手中割去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如今的俄国首都虽远在莫斯科，却能控制广袤的西伯利亚的北极、东端和南界。再想想含系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及其儿孙们虽然也有打到莫斯科的历史记录，如今的蒙古国却在中俄两国的夹缝中生存，辉煌不再！在这里略提一下：把基督教称为“洋教”其实是很外行的：圣经的几十位作者除了一个路加是希腊医生之外，全部都是犹太人！欧洲（包括后来的美洲）一千多年以来基督徒比例较高的事实正是“住在闪的帐棚里”这话的应验。
若反问为什么历史上强大的中国曾经也大大地扩张，并拥有附庸国一大堆，怎么解答？是的，没错！不过这些“扩张”全是在含系的土地上：东夷南越西戎北胡都是含系后裔，也就是说，蒙藏壮羌都是属含的。大明王朝的郑和七下西洋除了给蛮夷之邦送送温暖之外还给世界留下什么了呢？至于汉族和汉朝的“汉”，韩国的“韩”与那个挪亚之子“含”有没有必然联系目前还没有特别的考证。然而根据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文物就可以推断：成都平原三千年前的文明与两河流域的文明极可能有很大的内在关系。两河流域是一个闪、含系民族长期混居的地方，闪系的亚伯拉罕就是离开了含系聚居的偶像之邦加勒底之后才去应许之地的。亚伯拉罕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共认的祖先，只是阿拉伯人将这同一个人称为“易不拉欣”而已。
如果说炎黄子孙是闪的后裔，那么“闪的神”这个说法就实在不对了！炎黄子孙里没有多少人（指百分比极低）认识闪的神；相反，对于来自牛鬼蛇神之邦（指印度）的偶像倒是趋之若鹜！也许轩辕黄帝所祭拜的“天”还和“闪的神”有关系，但是他的子孙们后来却自称为“龙的传人”了。本文在这里不讨论关于中华民族“龙图腾”的问题。其实越南人也十分想自称为“龙的传人”呢！甚至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小国不丹（好像没有人认为这个国家有多重要）更干脆：国旗中间就是画了一个和中国人想象中一模一样的一条龙！关于新约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十二章所指的“大红龙”、“大龙”、“古蛇”、“魔鬼”、“撒但”指的是谁，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现存的闪系主要民族如犹太人、阿拉伯人、伊朗人（波斯人）倒是正如挪亚所预言：只虔诚敬拜一个神。
一、客家問題的緣起
在廣東沿海地區，分佈著相當數量的客家人。客家人原本居住在粵北丘陵山區，即今廣東與福建及江西交界的丘陵山區。在康熙年間為防台灣明鄭的反攻大陸，清政府實行「遷界」，沿海不許人民居住，把人民遷徙到內陸；沿海土著大多數死亡或他徙，台灣歸入版圖後復界時，客家人便遷入沿海地區。
民國《赤溪縣誌》卷8《赤溪開縣事紀》有如下記載：
客民習勞苦，繁生育，又善引族屬；故所在占籍皆能自辟村居，繁殖人口。計由雍、乾始遷，迄咸豐初，僅百十餘年，鶴、高、開、恩等縣不具論，即新寧一邑，客民人口已不下三十萬。而所居地多雖僻瘠，以甯邑方輿計之，殆占三分之一焉。
在新寧縣，客家人所居之地僅爲全縣的三分之一，清代后期人口達30萬，可能占全縣人口的二分之一甚至更多。很顯然，客家的生計要比土著困難得多。客家與土著的衝突既包括土地，也包括文化資源，即科舉考試錄取人數“學額”。隨著客家人口的增多，清代後期，土客之間的衝突變得越來越嚴重。
咸豐四年（1854年），以廣西客家人爲主的太平軍馳騁于長江中下游之際，南方許多地區的“紅巾會”相繼起義。在肇慶府和廣州府，紅巾會衆攻打高明、開平、新寧等縣縣城及肇慶府城。政府募客勇守城，日後又協助官軍剿紅巾。紅巾會成員大多數爲土著，於是土著散佈謠言，說客家人“挾官鏟土”。土客之間衝突遂起，釀成長達12年的大規模械鬥，據稱雙方人口死亡多達50萬。
太平天國起義領導者的客家人成份和廣州府、肇慶州沿海地區的土客大械鬥，不僅造成了華南地區的社會大動蕩，也造成了整個中國的社會大動蕩。客家人的問題也就引起了世人的關注。
二、北人的南下傳說
1933年羅香林出版《客家研究導論》，他提出的客家人是由北方遷來的觀點遂成爲主導性的論點。羅香林根據中國移民歷史的過程，再根據所搜集的客家人的族譜中揭示的客家源流，認爲客家人是北方移民的後裔。他們從北方即黃河流域遷入客家祖居地——閩西——的歷史，也是一部北方人口南遷的歷史。換言之，羅香林認爲北方人口的歷次南遷均與客家人的形成有關：客家人與廣府人、福佬人一樣，也是漢民族的一個支系。
構成事件的北方漢人的南遷可以分爲以下幾次。
1．西元前3世紀，秦始皇徵發數十萬人越過南嶺山脈，征服珠江流域的越族，在那裏建立了秦朝的郡縣。這支遠征軍主要來自黃河流域，並在嶺南駐防定居。這次以開疆拓土爲目的軍事行動同時成爲一次自北而南的移民，對於嶺南地區的民族構成，影響是深遠的。我們相信今天廣東境內漢族人口的相當一部分是這次移民的後裔，但不包括客家人。
2．西漢以後，從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及南方各地的移民一直沒有停止，但卻是零星的，分散的，無組織的。東漢末年至三國時期，由於黃河流域的戰亂和自然災害，大批北方人口南下避難，以北方移民爲統治集團的蜀國和吳國的建立，使多數北方難民在南方居住。然而，北方移民南遷的範圍在長江流域，其南界在長江南岸地區，不可能構成客家祖先南下的源頭。
3．從西晉永嘉年間（307-312年）至南朝宋元嘉年間（424-453年），黃河流域陷入了長時期的混亂和屠殺。史稱“五胡亂華”就發生在這一時期。北方人口大量南遷，按照今地劃分，接受移民最多的是江蘇省，以江南的南京、鎮江、常州一帶最爲集中，蘇北地區則以揚州、淮陰等地爲主。第二位的是安徽。安置移民的僑郡縣大多散處於江淮之間，江南僅在今蕪湖一帶。湖北的移民僅集中在漢水流域，以今襄陽爲中心。江陵、松滋、武昌、黃梅一帶的移民也有相當數量。河南南部的淮河流域、陝西秦嶺以南的漢水流域、四川中部也有一定數量的北方移民分佈。至於江蘇南部其他地區、浙江、江西北部和湖南北部，只有少量的移民。當然，也有更少量的移民通過海道遷入廣東。
東晉時期的戰亂主要發生於以長江中游爲基地的地方實力集團與以建康（今南京）爲中心的中央政權之間，戰爭主要在江淮之間展開，不影響南方人口的遷移。南朝梁時發生的侯景之亂（548-552年）及此前後發生災荒和饑疫，導致南方境內的人口由北向南遷移。從史料關於流民的記載、各區域的戶口資料、新縣的設置這三方面的內容看，浙江南部、福建和廣東東部地區，都有大批北方人口的遷入。然而，目前所獲資料顯示，這一時期仍然沒有大規模性的北方人口遷入閩西南地區。
4．唐末五代時期黃河流域重新陷於戰亂，北方人口大規模南遷。此次南遷的北方人口主要分佈在今江蘇、安徽兩省的長江以南、浙江中北部、四川盆地和陝南，次則江西中北部地區、蘇皖兩省的江淮地區、湖北的長江以北及河南的南部地區。此外，福建成爲唐末移民的重要遷入區。
唐代開元年間，福建長史循忠在潮州東北、廣州東、福州西等地檢得各州避役百姓3000餘戶進入閩西南，設立汀州。此後，汀州人口增長迅速。西元994年設立上杭、武平兩縣，推測是五代時移民遷入的結果。這些外來人口並不是直接從北方遷入，而是從更近的北方如閩北、江西、浙江等地遷入的。他們才是構成客家人的最早源頭。
5．金兵的南下導致北宋的滅亡。靖康年間的北方人口南下，在歷次北方人口南下的浪潮中，屬於數量最多的一次。南方大部分地區都有北方移民的分佈，然移民數量最多的，則屬今江蘇、安徽兩省的長江以南地區和浙江省。江西、湖南、湖北、蘇皖兩省的江淮地區、四川、陝西南部和福建次之。嶺南地區也有移民分佈，但數量較少。
在閩西汀州地區，南宋初期北方人口的遷入以及受到北方人口壓迫而南遷的江西中北部地區人口的遷入，大約占當地人口的半數左右。形成我所稱之“人口重建式移民”，即在一個較短的時間裏，外來人口超過本地人口的移民。這就是客家祖先的北方源流。
三、漢畲融合與客家的形成
由於南宋之前的漢族移民是零零星星遷入的，即我所稱“人口補充式移民”，所以，他們與當地土著(西晉時在汀州設置過新羅縣，唐代設置過雜羅縣，“羅”是古壯侗與的記音，意“山”，说明當地的土著為古百越人的後代，即後来的畲族。)
的文化關係，只是一種漸進式的滲透。南宋移民則因人口衆多，很快在閩西南地區建立起漢文化的絕對優勢地位。如果沒有宋代末年的社會變動，這一區域將會變得與其他地區相同，即無所謂“客家人”。
在宋元之交的社會動蕩中，汀州的畲族表現得相當活躍。他們出沒于群山之間，進行抗元鬥爭。與此同時，一批南宋將領在宋亡之後，也潛入閩西山區，以復宋爲號召，糾集當地漢人與畲民，反抗元兵。“客家人”引以爲自豪的“中原意識”就是在反元鬥爭中形成的。
面對共同的敵人，閩西（包括粵東）地區漢族與畲族的融合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與規模進行著，開始形成漢族的一個特殊民系，或稱種族集團。明代初年，朱元璋定天下，在福建設立二個都司，一個是福建都司，分佈於沿海，一個是福建行都司，轄5衛1所，分佈在閩西山區。明初一省一都司，邊境少數民族地區則設行都司，如北平行都司、山西行都司、陝西行都司和四川行都司。福建行都司的設立，表明外地的漢人已經將閩西居民當作“非漢”種族來看待。也就是說，作爲漢族特殊民系的“客家人”大約是在元明時代形成的。
由於地少人多，明代中後期，汀州一帶的居民開始向外尋求新的生存空間。到清順治年間，贛南土著稱汀州遷來的移民爲“客戶”、“客綱”或“僑客”，粵東平原地區地區的土著也稱粵東山區遷來的移民爲“客”民。這就是“客家人”最早的得名。明末及清代前期，閩西、粵東山區的客家人各地的移民大規模展開，他們遷入浙南山區、江西山區、湘東山區、廣西、廣東沿海和廣東西部山區以及四川，形成了明清時期中國移民史上重要的一章。
總之，客家人的漢族源頭與唐宋時期的移民有關，其中特別與南宋時代的北方移民有關。元明時代漢族與畲族的融合導致了客家人的形成。客家人的得名是清代客家人外遷並與遷入地土著發生衝突的結果。
造成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大锐减、有赤壁大战之后的人口大萧条，有南北朝的五胡乱华，唐朝末年的五代十国大混乱、大屠杀，元朝的蒙古兵南下的大屠杀，满清入关后的大屠杀。历史上这几次大的战乱，是造成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剧烈变动的主要原因。
到公元349年，冉闵屠胡之前，迁居中原的胡人高达五六百万之多，数量上相当惊人，他们是在东汉、魏、晋、石赵四个朝代因各种原因迁到中原地区来的胡人。有被当时政府强迁进来的，有主动迁进来的，也有武装打进来的。&　　　　&
晋朝统治时期，在“南达长江，北到燕辽，西起关陇，东至东海”的广东区域，不断的有各胡酋占山为王，扰乱地方。但大都不敢公开反对东晋的统治，为害的区域只是个别郡县，不对晋朝统治集团构成威胁。直到匈奴人刘渊和羯族人吸桑石勒等的出现，匈奴、羯人合流，胡人铁骑横扫了整个黄河流域，建立了后赵。&　　　　&
后赵统治北方时，当时的汉人不超过五百万左右，胡人却与这个数相当甚至高于这个数。胡人人口还在增长，而汉人不断减少。&　　&
《晋书》：“方今四海有倒悬之急，中夏逋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复仇之憾！”以冉闵为首的汉族人，对入关的胡族的复仇行动，是汉人发起的绝地反击。&
入关的胡族成份复杂：像羯族、白奴族、丁零族、铁弗族、卢水胡、鲜卑（史书称白虏）、九大石胡的远迁部落等主体都是金发碧眼的白种人。氐族包括大月氐、小月氐和巴氐。大月氐主体为白种人，小月氐和巴氐主要为黄种人。&而羌、夫余、乌桓（东胡与匈奴混血）、和入侵辽宁的高丽等民族主体为黄种人，个别部落除外。&
如果等他们杀尽了北方汉人，各胡会在中原地区繁殖起来。成为一个金发碧眼的种族（根据现在鲜卑后代有千分之几白人血统都成显性基因的特征）。他们还会再向南方要生存空间，再把南方的三百万汉人杀掉。如果不是冉闵将其它各胡族都杀绝，汉族很有可能像其它的三大古国的民族一样，亡族是很可能的。&
在元末战乱时，蒙古地主武装察罕贴木儿父子统治的“表里山河”——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相对显得安定，风调雨顺，连年丰收，较之于相邻诸省，山西经济繁荣，人口达到四百多万。再者，外省也有大量难民流入山西，致使山西成了人口稠密的地区。明朝灭亡元朝后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政府多次迁徙人口以后，山西人口也减少了。可见，山西人口也不是汉族正宗。
明朝初年，朱元璋为了戍边，把大屠杀后剩下的百姓集中在山西的洪桐县一带，分别向全国发遣。很多不愿意离开家园的百姓，被士兵用绳子绑在一起，被他们押着离开家园。当时的人们要上厕所，用的是“我要方便”一词，由于被绳子绑在一起，要上厕所只能用“我要解手”一词了。所以后来人们要上厕所用的是“方便”一词，也就由此改成了“解手”的一词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解手”一词的由来。
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次民族的大迁徙。所以，后人多说我们的祖先来自山西的洪桐县一带的大槐树，就是这个原因。如果你去山西旅游，导游会问你的左脚的小脚指甲有无分岔？据说有分岔的人，都是从山西迁徙出去的。汉人小脚拇指的指甲盖，通常分裂为两半。不过两半不成比例，一半大得多，一半很少，不注意是很难发现的,而且男左女右。异民族的脚趾的小拇指头，则是完整光滑的一块。
历尽劫难的中国，战乱使人口几灭，中国几易其民。&现在的中国人是炎黄子孙这种说法再不能成立。炎黄子孙只能是一个小民族了-------经过历代的大屠杀，现在象有些过去的汉姓:如公孙,上官,司徒,几乎都不见了。所以民间留传下来的是只有福建的客家人，西藏人，朝鲜人，日本人，越南人、新加坡华人，菲律宾华人，马来西亚华人才是炎黄子孙的后裔。他们的语言接近的就是我们现代人根本听不懂的古汉语。
满清入关时，满族总人口不足二十万，能打仗的不过七万人。清朝对蒙古人的政策：第一，宣传佛教，鼓励男人当喇嘛（1，喇嘛不可以娶妻生子2，佛教的因果论使骁勇善战的性格弱化），第二，不当喇嘛就去当兵。一个家里有多个儿子只有一个儿子可以留在家里。这个政策似乎在民国时期也没有消除。这个政策的效果：无论怎么样人口都会减少，当喇嘛没有子孙后代，当兵战死。（据《冯玉祥回忆录》记载：“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满清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须当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须当喇嘛；仅有一人可为娶妻生子的平民。…女子没有充当喇嘛的福气，但又难找得相当的配偶，于是都做了内地人泄欲的对象。事实上形成一个乱交的社会”。而且还有宗教在弱化。当八国联军打来的时候僧格林庆征召过来的蒙古八旗军才七八千人，打了一仗只剩了几百人！
当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时候，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的口号，北京以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满族旗人并没有因此逃回老家去，而是纷纷改成汉姓，使用汉文汉语，就地包装成汉族。冯玉祥逼宫后，清王朝灭亡，溥仪逃回了东北。小日本鬼子见有机可乘，引诱溥仪投靠日本。日本乘机开始了向东北移民；军阀张作霖发现不对后，抢先向东北开始了移民，等日本发觉后，东北已经移民了三千万汉人。２０年代中期，张氏父子实行“整军精武，励精图治”的政策，开矿山、修铁路、建银行、办学校，在北满（黑龙江）积极屯军垦（东北军垦的经验被毛泽东全盘吸收了），只用了１０年时间，东北的经济在中国举足轻重，铁路８５％国有化，电信设备９８％国有化，而此时中国大江南北从北京到南京，从上海到广州铁路和电信设备９５％都控制在洋人手里，象样的民族工业极其有限。东北大学教授的工资是北大的六倍，约３０００现大洋，超过总统段其瑞，１９２７年可以生产马达（引进当时最先进的北欧的设备），１９３０年亚洲第一部带空调的火车在大连诞生。所有这些成就令国人羡慕，国父孙中山曾深刻地检讨过：“搞三民主义这么些年，民生竟还不如东北的张氏父子”。
张作霖父子有组织、有目的地、整车皮地从山东、河北甚至河南、安徽等地近似疯狂地以每年三百万人口的速度向东北大量移民，使得黑龙江和吉林的人口结构发生根本变化，远远超过俄罗斯、日本和朝鲜等国的移民。到了1933年，东北汉族人口已达两千九百万人！这对俄国和日本的满洲战略是致命的打击。九一八后不久，日本就有组织地以每年三十万人的速度向东北移民，1936年，日本政府把向中国东北移民确定为国策，计划时间排到1956年，这一国策的核心内容被确定为20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即500万人。日本政府的如意算盘是，20年后，100万户日本移民经过繁殖可达1000万人，占东北总人口1/5以上，一旦实现这一目标，便可在伪满洲国建立起以“大和民族”为指导核心的“日本的秩序”。但截止到１９４５年，东北的中国移民多达四千五百万，而日本人只有二百六十万，尽管他们已经成为东北最大的少数民族。２０年代，日本曾公开唆使大量韩国人移民到吉林，与东北的移民对峙，最终导致吉林“宝山路”事件，使得朝鲜人至今和东北人存在隔阂。２０年代根本就不存在吉林延边地区，这是日本为阻止东北中国化而从朝鲜移民认为造成的。有些历史问题，鉴于民族政策的敏感性，至今也不能真相大白。１９４５年，苏联红军占领东北，之所以放弃了吞并吉黑两省的野心，就是因为这些抡锄头把子的山东、河北的老乡已遍布东北三省的每个省市和村落，老毛子为时已晚。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一次成功地从以军事手段从关里打到关外，这最后一次却是让憨厚、朴实的中国农民彻底征服了白山黑水，直倒黄龙。中国当时有什么，没好枪，没好炮，没好政府，没好军队，唯一的资源就是人。
为何中国“汉族”在DNA检测下不复存在？
我曾在一文中说，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共有五十六个民族，其中以汉族人数最多，其他民族人数相对较少，习惯上称之为“少数民族”。根据史籍记载，中国古代民族至少有一百六十多个，其中著名的有匈奴、鲜卑、羌、铁勒、柔然、回纥、突厥、沙陀、党项、契丹、女真等族，极大多数不在现存的五十六族之中。如此，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一百多个少数民族，而今安在？他们是消失在历史中，还是到那里去了？
如今，当科学进入倡明的时代，这个迷团终于被揭了开来。他们就是“汉族”，一个自“汉朝”以来，只能“以国为族”，以文化作为传承的“民族”。
汉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9%，总人口约为13亿。根据统计，在中国大陆，汉族占总人口的92%；在台湾，汉族占总人口的98%；在香港和澳门，汉族分别占总人口的95%和97%。
但是，中国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有真正民族意义上的“汉族”?他们应该长成什么样子？现主要居住在哪里？现在的“汉族”人，除了文化“基因”以外，是否还拥有什么纯粹“血统”？
最近，经过科学家刚刚完成的中华民族DNA研究发现，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纯种的汉族人，甚至连汉族的概念，在DNA检测下都不复存在。
“汉族”，其实是“与长期的大规模人种迁移有关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周边人种，甚至周边国家的民族都在不断融合。”
《礼记·中庸》“洋溢乎中国”，《汉书》“统天下，理中国”……，都指的是中原黄河流域一带。那时一族一国，叫方国，是草昧至周朝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逐渐翦灭而趋统一。这应该是梁任公“中国三段论”中的第一段——即“中国之中国”，然后才是亚洲之中国，最后是世界之中国。
&所谓“中国之中国”，也就是华夷互换时期的中国（据三星堆蝌蚪文：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所谓理念，就是“中华大统一观”，或“中原文化先决论”。中国历史教育两大怪圈，第一个怪圈就是“中华大统一观”，也就是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则一笔带过。所以，言先秦时期巴蜀尚未入华夏，有些问题，因过去是“入夷则夷，入夏则夏”，四川的族团、方国之治，没什么不同，且六夷、七羌、九氐，民族之多，混杂，繁衍，故复杂性便成为重要特征。难怪李济曾有那著名的论断：“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中国文明的开始》）。由西北方向看，那种把长城以外断送给“异族”固然错误得很，——若再调头往西南方向看，那种把“夷”断送给“华”的做法就同属“卤莽灭裂”了。
因此，据参与研究的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谢小东称：汉族，我们一般认为，应当是曾经生活在中原地区“汉族人属于中原人”。在中国历史上，中原这个范围主要是现在的河南，还包括山西南部，江苏西部及安徽西北部少数地方，也就是说，只有居住在这里的人才算是中原人，才是比较纯粹的汉族人。
但，“在商周时期，建都于今天西安的西周肯定属于汉族，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同样诞生于陕西的秦则直接被定义为戎，成了少数民族。”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人一般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但根据研究，黄帝发源于今天的甘肃沁阳到天水一带，炎帝发源于陇东到陕西的黄土高原地区，这些地区实际上都不属于中原。“这些地方曾长期被成为北狄。”
所以，“汉族只是某一时期人为的地区性划分，这个民族并不具有其特定的定义，只是为了与周边相区分而建立。”
而随着中国历史的变迁，即使曾经被确切定义为汉族地区的居民，也发生了大规模迁移。由于服兵役、逃避战乱、因罪流放等因素，汉族一直在从中原地区向南迁移。
“根据研究，现在的客家人倒是很纯粹的继承了当时中原人的文化传统，比如他们说古语，风俗习惯也有部份历史痕迹，他们才是应当是真正的中原人，但他们现在只能以少数族群的形式存在了。”
总之，我们在经过大规模血样检测。现在，中国少数民族的来源及走向已经得到了确定。但，“汉族”在DNA检测下不复存在。可以这么说，按人种概念或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实际上并不存在纯种的“汉族”人。这或许只能从中国古代已经消失了的一百多个民族中来找寻答案了。
由此可见，“汉族”是指中国历史上，自汉朝开始“以国为族”的人，后来虽历经朝代更替，却成为了一个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独立“民族”。笔者以为，正如“炎黄子孙”称谓与其说是一个血缘符号,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符号。海内外华人自称“炎黄子孙”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文化寻根”和“文化自觉”的需要。因此,只要这种认同心理继续存在,“汉族”称谓也会如“中华民族”称谓一样，继续使用下去。参见：
这就如美国人，也可称“美国民族”，因为大多数人并非纯种的“印第安人”人，在血统上，如，黑人大多早已不同于非洲黑人的不同民族，包括人种。民间甚至还有一种说法“美国黑人都有白人血统。”以此推断，假若美国如中国历史般久远，相信“美国民族”在DNA检测下将更加复杂。
另外，笔者因此想到，从科学上看，“杂种”将更有比较优势，而且，在西方的语境下，“杂种文化”还有几分表扬的色彩。那么，在全球化的今天，这句在中国文化上的“骂人”话，是否也到了该改一改的时候？否则，将很可能变成对自己最大的反讽？在文化与科学上构筑悖论，继续埋下人文的陷阱。
假若我们来探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犯我强汉者，虽远必洙”的“汉族主义”（汉朝），我就可以发现，这里的“民族”认同，更多的是对“中原王朝”的期待，属“国家”认同。如，汉奸一词，几乎可以等同于“卖国”？
事实上，有国家，便会有爱国主义，也会有卖国主义，但笔者以为，在历史上的中国，更多的是窃国主义，而且，标榜爱国主义的，批判卖国主义的，往往都是窃国主义。特别在像中国这样一个历经几千年以上，集几个完全不同的人种、十个以的亚种，一百多个民族、几百个不同国别的“民族”大融合的“国家”。参考：
再，从传统文化的继承来看，爱国主义固然是主流，卖国主义也有它的市场。用时下针对窃国主义的说法，就是：台上讲主义，台下谈生意。与“民族”何干？除非你已“窃国”、欲“窃国”或有“统治阶级的”思想？这算题外话！
司马迁记载：秦国攻魏杀8万人，战五国联军杀8万2千人，伐韩杀1万人，击楚杀8万人，攻韩杀6万人，伐楚杀2万人，伐韩，魏杀24万人，攻魏杀4万人，击魏杀10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前262年击赵白起杀尽42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又攻赵杀9万人……前207年项羽坑秦降兵20万。战国末中国人口2千万人。可中国军队却远远超过欧洲:秦始皇守五岭用兵50万，防匈奴30万人，修长成50万，造阿房宫秦皇陵的130万人（其中受宫刑者达70多万人）。以至于“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汉书、严安传》）。
从公元前195到公元前205年西汉建国初期，共历十年。秦朝末年有2000多万人，到汉初，原来的万户大邑只剩下两三千户，消灭了原来人口的70%。大城市人口剩下十分之二三。甚至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现象(《史记．平准书》)。
《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族为夏后氏后裔，始祖叫淳维，殷时称荤粥，秦时称匈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匈奴的单于头曼统一了匈奴各部，楚汉战争时，头曼之子冒顿杀父自立，又东灭东胡，西逐大月氏，掠夺了大量的土地、财富和几十万人口，形成了一个东接朝鲜，北至西伯利亚，西达西域，“南与中国为敌国”的强大奴隶制国家。汉武帝在位五十多年（前140-前87年），几度讨伐匈奴，海内虚耗，人口减半，50%的人死亡。
&一、中国历史上部份少数民族的下落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共有五十六个民族，其中以汉族人数最多，其他民族人数相对较少，习惯上称之为“少数民族”。根据史籍记载，中国古代民族至少有一百六十多个，其中著名的有匈奴、鲜卑、羌、铁勒、柔然、回纥、突厥、沙陀、党项、契丹、女真等族，极大多数不在现存的五十六族之中。这些古代著名的少数民族，或建立朝代，或统一漠北，都曾叱吒风云，而今安在？他们是消失在历史中，还是到那里去了呢？让我们来探究一下他们的下落。　　
首先说匈奴，匈奴崛起於河套阴山一带，从战国以来便是漠北的大族，控弦三十万，威胁秦汉帝国的北边，著名的万里长城就是为防御匈奴的侵扰而修筑的。秦汉帝国倾全国之力，软硬兼施，或和亲通好，或通西域断其右臂，或采主动攻击，深入大漠；终於大大削弱匈奴势力。　　
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匈奴；南匈奴归降汉朝，二十多万众被安置於今内蒙古、山西与陕西北部及甘肃东部一带，为汉帝国守边。东汉后期，他们更进一步内徙到山西中部汾水流域一带，与汉人杂居。
曹魏时代，匈奴部众被编入郡县户籍，与汉人一样同为编户齐民，而融入汉族之中。五胡乱华时，首先起事的就是匈奴族的领袖刘渊，从他用汉人的姓，姓“刘”、命国号“汉”，可见他已以汉族自居了。
北匈奴则在汉帝国军队的攻击下，一部分由北单于带领，西迁至伊犁一带，再向西迁至东欧，就是四世纪在欧洲出现的匈人(Huns)的祖先，他们在多瑙河中游建立匈奴王国，其王阿提拉(Attila)号称「上帝之鞭」，曾挥军进攻罗马。这一支匈奴人后来融入匈牙利一带的土著之中。而留在漠北的匈奴人，据估计约占全部匈奴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则加入新兴的鲜卑，成为鲜卑族的成员。　　
总之，匈奴族，南迁的与汉人杂居，加入汉族，留在漠北的加入鲜卑，西迁的成为东欧民族的一份子，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代匈奴而起的漠北民族是鲜卑，鲜卑族兴起於今大兴安岭的鲜卑山区，后来南迁至呼伦贝尔草原。他们接受汉帝国的招抚，合力攻击北匈奴；北匈奴瓦解西迁，鲜卑代之而起，吸纳匈奴余众，主宰北方大草原，进而入居辽西，并进入关中，於淝水之战后，建立政权，成为五胡十六国的主要成员。进而以今山西大同一带为基地，统一华北，建立北魏王朝。在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下，禁胡服，断北语，在朝廷上限用汉语，改姓氏，如拓拔氏改姓元氏、独孤改姓刘、步六孤改姓陆、丘穆陵改姓穆；於是内迁中原的鲜卑族，逐渐融入汉族。隋唐以后，鲜卑族遂消失在汉族之中，不再是一个民族实体了。　　
柔然是继匈奴、鲜卑之后统治北方草原的民族，在西元402年建立柔然汗国，吸纳在大漠南北残存的匈奴、鲜卑等族，成为长城以南的北魏政权之主要威胁，经常南下攻掠。到了西元555年，柔然为新兴的突厥族所败，汗国覆亡，迁入中原的族人同化於汉族，残存於漠北的则融入突厥。　　
柔然灭亡后，北方大草原先后为属於突厥语族的突厥、铁勒、回纥所控制。突厥原住於阿尔泰山南麓，是匈奴的后裔，传说其始祖与狼交合，生十子，以狼为崇拜的图腾。突厥原臣服於柔然，西元六世纪中叶，击败柔然，占领漠北草原与准噶尔盆地。势力最盛时，其疆域，东起辽东，西至中亚咸海，北抵贝加尔湖，威胁隋唐帝国。西元583年分裂为东西突厥，东突厥控制漠北草原，西元630年为唐帝国所灭。　
突厥控制阿尔泰山以西，於西元659年也被唐所灭。东突厥族众降唐，被安置在今鄂尔多斯草原。虽曾一度再兴，在漠北重建汗庭，但不久为回纥所灭，族众纷纷降唐，定居於内地。安史之乱时，政府军与叛军中，均有不少突厥人，他们后来都融入汉族之中，他们分别改姓浑、张、薛与汉人无异。西突厥也有降唐迁入中原的。　　
其中一支沙陀部被安置在今□北的盐州，与散处在关中的沙陀人结合，迁到山西太原一带，为唐朝征伐方镇，屡立战功。沙陀人在五代十国时期，先后建立后唐、后晋、后汉三个王朝与北汉国，盛极一时。传说中的「十三太保」就是沙陀人。突厥亡后，族众除融入汉族外，一部分归附回纥，成为回纥族；一部分西迁至今阿富汗，在中亚建立塞尔柱突厥王朝及奥斯曼突厥王朝。　　
回纥原是漠北铁勒族的一个部落，受突厥的统治，后来乘突厥衰败之际兴起，於西元745年灭突厥，建立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的回纥汗国。过去其他北方民族如匈奴、柔然、突厥均与中原王朝对立，相互攻战，回纥则与唐帝国保持友好关系，唐朝三次将公主嫁给回纥的可汗，并且在唐朝「联回(纥)抗吐(蕃)」的政策下，回纥出兵助唐朝平安史之乱，共同抵制吐蕃的扩张。回纥汗国后期，内乱不断，汗庭於西元840年为黠戛斯攻破，族众主要部分南迁至山西北部，融入汉族之中。其他一部分在草原中，融入室韦部落中，后来成为蒙古族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西迁入今新疆与甘肃河西。在河西的回纥为西夏所败，但余众仍留居河西，明代称为撒里畏吾尔，今日称为裕固族；留在新疆的回纥在五代之际建立喀喇汗王朝，势力及於准噶尔盆地以西，伊犁河流域及南疆，其族众后技成为今日维吾儿族的主要成员。　
契丹起於今内蒙古东边的老哈河流域，唐朝在此设松漠都督府。他们乘回纥衰败而起，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於西元916年称帝，东灭渤海国，西服回纥，北臣室韦，南入长城，建立辽朝，就是「杨家将」与小说《天龙八部》故事中的契丹王朝。西元1125年，辽为女真所灭，契丹人成为女真金朝子民；一部分称大贺氏的契丹人徙居呼伦贝尔，又称为达呼尔，后来也有不少徙居中原，改用汉姓，老国代胡格金台即达呼尔遗族。另一部分契丹人则投靠蒙古或西夏，西夏为蒙古灭亡之后，这一支契丹人也融入蒙古族。有一部分契丹人随蒙古大军南征云南大理国，后来落籍於大理施甸、保山、腾冲、永德、龙陵、西双版纳等地，现有十五万人，以姓阿、莽、蒋为多，有些人家至今仍供奉耶律氏牌位，甚至还有一部分从云南搬迁到台湾的。元朝灭金之后，金统治下的契丹人，被元朝列为「汉人」与汉族杂居，融入汉族。来台的契丹后代可考的，以吴、张、何、陶、白、黄、贺、胡、金为显族。　　
女真族分布於今西伯利亚东部，库页岛、伯力、黑龙江一带，南到今东北松花江、牡丹江。唐朝在此设黑水都督府。辽朝成立时，臣服於契丹。辽人灭渤海国，将渤海人迁走，渤海人或逃至高丽，或逃入中原，成为高丽人或汉人。女真人遂迁至渤海故地，其分布遂扩至今辽宁南部。女真后来联宋灭辽，然后入侵中原，攻入开封，俘虏徽、钦二帝，中原尽入女真金朝版图；女真乃移徙大批女真人、契丹人、奚人於中原。这些移入中原的族众，在金亡於蒙古的元朝之后，均被视为「汉人」，与汉人杂居，迅速汉化而成为汉人。据估计，当时居住在中原的女真人约有二百万。至於留在东北约也有二百万的女真人，元亡之后，明朝设卫所羁糜统治，满清建国之后，改称满人。而居於内蒙的四十万女真人则归附蒙古，成为蒙古族的一部分。明朝建立后，有不少女真部族归附，明政府将其领袖留住首都，而将其部众充军，连同家小散处於全国各地的卫所，与汉族杂居，甚至改用汉姓，融入汉族。闽南的粘氏宗族即为女真人，根据他们的家谱记载，他们是女真名将俘虏徽、钦二帝的粘罕(完颜宗翰)之后，其第六世曾协助元丞相耶律楚材，在元朝任官。第八世迁居泉州晋江，清代中期族人有移居台湾的，今日多住在南投、彰化一带，彰化福兴乡滨海地区旧称粘厝庄的地方，是粘姓居民最多的聚落。满清入关之后，满人逐渐汉化。　　
且因八旗驻防全国各地的制度，使满人分散在全国各地，久而久之遂融入当地，成为当地人。民国成立之后，满人多隐蔽身分，改用汉姓，或姓金，或姓罗，甚至自称是汉族。其实他们大多早已不会说满语，不识满文，而使用汉语、汉文，与汉人无异。只有少数在东北偏远的满族自治县乡村，与迁到新疆驻防的锡伯族人，还说满语，保持满人的生活习惯。　　
至於古老的羌族，原活动於陕西西部、甘肃南部与青海河湟流域一带。东汉时，西羌经常与朝廷发生冲突，是东汉头痛的边患，董卓就是在凉州以平羌乱而兴起的。东汉每次打败羌人，便将他们迁入关中。三国时代，关中羌人已有四、五十万人。五胡十六国时期，羌人还建立后秦政权。他们长期与汉人杂居，遂融入汉族。但有一部分羌人则与鲜卑人合成吐谷浑人，住居於甘肃、青海一带，信仰佛教。唐代后期，吐谷浑一部分迁至山西北部，融入汉族。其住居於青海的，则融入藏族。另外一支党项羌则受吐蕃的压迫，迁至今甘肃、宁夏与陕北一带，逐渐吸收汉族文化，而形成西夏人，建立西夏政权()。敦煌石窟中就有许多西夏的碑刻壁画。西元1227年，西夏亡於蒙古之后，族人大部分同化於汉族之中。一部分留居西夏河西故地，今河西走廊一带不少居民是西夏遗民。另一部分西夏人则被安置在河南南部，今南阳、泌阳、信阳、方城一带。还有一部分被迁到河北居庸关与保定一带。居於原地党项羌人则迁到今四川西北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雅地区，明朝在此设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司，他们融入吐蕃，成为藏族的一部分。如今羌人已不再见於华北、中原，只有在四川西北岷江上游，即九寨沟与成都之间的山区，仍有羌人的聚落。
总之，中国古代著名的少数民族，多已在历史中消失，如匈奴、鲜卑、柔然、回纥、突厥、沙陀、契丹、渤海、女真、羌、西夏等族，他们除了极少部分迁徙到境外，如北匈奴迁到中亚、东欧，西突厥迁到中亚之外，主要的部分则因迁入中原，与汉人杂居，而融入汉族；另一部分则彼此融合，如匈奴融於鲜卑，匈奴、鲜卑融入柔然，柔然又融入突厥，突厥又融入回纥，契丹则融入蒙古，渤海则融入高丽，女真也融入蒙古，羌人则融入吐蕃；甚至还进一步抟成新民族，如回纥演变成今日维吾尔族，女真族演变成今日的满族，室韦、突厥、契丹、女真甚至加上汉人演变成今日的蒙古族。如此看来，古代著名的少数民族，虽已消失，但由於互相融合互相吸纳的结果，现今中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融合了所有的少数民族的大熔炉。
关于匈奴族西迁的历史，中国史书语焉不详，多为“向西方跑了”。匈奴史专家、内蒙古大学教授林干说：“公元前1世纪时汉武帝使匈奴遭受重创，部分匈奴或内服或西迁西域，并终使匈奴后来分裂为南匈奴与北匈奴。至公元89至91年时，北匈奴在南匈奴与汉朝军队的共同打击下接连大败，受北匈奴控制和奴役的部族或部落也纷纷乘机而起，北匈奴主力便远走伊犁河流域、中亚、顿河以东与伏尔加河等地。其后，中国北方的鲜卑族强大起来，逐步占有匈奴故地，五六十万匈奴人遂‘皆自号鲜卑’，都成了鲜卑人。”
西迁的匈奴人在公元374年击灭位于顿河以东的阿兰国后，便开始扮演着推动欧洲民族大迁徙的主要角色，对欧洲历史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如昙花般的匈奴王国在欧洲消失了，但是许多匈奴人很可能留了下来。许多学者认为匈牙利人就是其后裔。匈牙利人与欧洲其他地方人的长相有明显区别，匈牙利民歌很多与陕北、内蒙古的民歌在调上是一样的。陕北民歌如信天游的产生远比蒙古人早，很可能与匈奴有关。
自号“长安匈奴”并以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蜚声文坛的作家高建群说：“匈牙利人吹唢呐和剪纸的情形和中国陕北的一样，他们说话的尾音也与陕北口音很相似。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一首诗中曾经这样写道：我们那遥远的祖先，你们是怎么从亚洲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多瑙河边建立起国家的？很多匈牙利学者都认为这个国家与匈奴后裔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中华民族的形成及血统
中华民族，从古至今就有所谓专指“汉”族的说法，什么“56枝花”、“大家庭”云云，都是骗人东西。汉人血统基本上属于亚洲蒙古利亚人，而影响汉人血统的主要是四大民族：古汉人，即秦汉时代汉人，属汉藏语系；鞑靼人，主要包括匈奴人、契丹人，属阿尔泰语系；东胡，主要有鲜卑人，属通古斯语系；古越人。从相貌、体质上看，古汉人方脸，面貌中正；鞑靼人圆脸，面庞较大、粗放；东胡人长脸或瓜子脸，前额大，鳃及下巴较窄，小眼；古越人肤色稍黑，眼球突出，体毛少。所以今天汉人相貌千变万化，有人博众家之长，俊美；有人集众家之短，丑陋。
此外，汉人血统中还有大量的同属汉藏语系的羌、氐、党项血统，有部分不知源头的白人血统，以及部分突厥血统，极少量黑人血统。
不妨从上古时代开始，大约在4500年前，黄河流域出现了两支比较发达，人口众多的文明，一支是居住在黄河下游的九黎部，以牛为图腾，首领蚩尤；一支是黄河中游的诸夏部，以龙为图腾，首领炎帝。九黎部善于制造和使用金属武器，民风剽悍。而黄河中游一带由于自然条件适宜，土地丰沃，农耕业发达，民风文弱。两大部族势均力敌，时常发生战争冲突。
黄帝部是诸夏的一支，居住在北方，自然环境恶劣，造就了他们尚武的民风。他们不服炎帝的旗号，由黄帝率领南下入寇，击败了炎帝，成为诸夏部的首领。
黄帝得势后，在部族内部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内部的联合和整顿，扩大部族首领的权力，安定农业生产，扩张军备，使诸夏部族得到了很大发展，形成了今天所谓的“华夏”先民。化，就是华美、华丽的意思，夏，是广大的意思。“华夏”可以理解为穿着华丽衣服，住在广阔大地上的人。
黄帝整顿夏以后，开始入侵九黎部。九黎虽然不如夏发达，但他们拥有先进的金属武器，连续九次击败了黄帝的入侵。黄帝却从这些失败中总结出一些用兵的法则，最终一举击败九黎，杀死蚩尤。迫使黎人南迁，从此，夏族人周围便不在有强劲的，威胁民族生存的对手，赢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夏人将四周落后的民族称为蛮、夷、狄、戎。
蛮，是黎人南迁的一部，是后来楚人和今天苗人的先族。　　
夷，是黎人留守故乡的一部，后来的殷商。　　
狄，一部可能是鞑靼人的祖先，也有一部分白人，可能是突厥人的祖先。
戎，可能是一支闪米特人或者闪米特与土著黄人的混血后代，也有可能是与突厥先祖同源的一支白人或混血部族。
对四周落后民族，夏人采取了宽松政策，不压迫、不奴役，而是将夏人分封到各处做国君，实行“华君夷民”政策。
约年前，夏人基本上取得了黄河流域的统治地位，并扩张到长江流域。此时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大禹治水，大禹不仅治理的水害，而且将夏人的统治区域划分成为了九个行政区，即“九州”。夏人开始与周遍民族融合。
夏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持续了近1000年，直到公元前1600左右，黎人的后代（也可能是黎人与夏人的混血）商人推翻了夏人的暴政，建立了一个相对温和的王朝：殷商。在此之前，夏人称他们为“东夷”，从此中国社会进入了繁荣的青铜器时代。和夏人相比，商人更加具有包容性和开明性。商人的统治维持了近600年，这600年间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飞速提升，创建了文字系统，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历史阶段，同时农业、手工业、商业、艺术有了长足发，军事上战车也由西方传入中国。东方的黎人在与夏人对峙融合的1000年中一直处于下风，在不断的反省与学习中他们的民族习性发生了质的飞跃。但被打散的黎人无法凭借一个分枝与整个夏人集团对抗，他数百年后，这枝黎人便与夏人融合了，这次融合奠定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基础，为后来汉民族的形成创造了各种有利的条件。
夏人与黎人之间对峙从上古开始，到公元前10世纪左右，持续了1500年或更久远。这两大民族的对峙非常独特，具有鲜明的东方色彩。虽然也有战争爆发，但双方总体上却能和睦相处，谁的科技和文化先进，谁就占据最富饶的黄河中游地区。失败利承认成功者的统治地位，成功者也没有残酷地迫害失败者；文化上双方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最终形成了民族、文化上的彻底融合。
周人居住在现在中国陕西一带，其国君是夏人。但国民血统未能考证，可能是夏人一支，也可能是夏人与狄戎的混血。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周人有可能间接甚至直接受到西亚文明的影响。他们大概是中国最早接触并使用铁器的部族，3000年前，他们虽然在人口与文化上落后于商，但军事技术处于领先地位。于是在公元前10世纪，周人以反对暴政为名，入侵中原地区。他们以4万5千精锐部队击败了数倍甚至数十倍于自己的商军，一举攻克商首都朝歌，灭亡了商朝，建立周朝。
周朝建立，标志着夏人与黎人对峙的时代结束。经过长期融合后的中国北方，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周人。周延续并发扬了商的文化，文字和书写系统更加完善，铁器得到广泛应用，周的疆域扩张到了长江流域。在周的周边，有南方的楚蛮和西、北面的狄戎，同时，在四川盆地，古蜀人建立了国家。
楚蛮臣服于周人，是黎人的另一支，和商人相比他们没有什么显著的进步，十分尚武。周天子分封夏人的后代做了楚蛮国君，开始对他们实行教化、统治，并开发长江流域。事实证明这是非常有成效的举措，虽然刚开始楚君的爵位仅仅是“子”，但楚人在楚君的领导下不断扩张并与周人融合，渐渐建立了一个几乎可以与整个中国北方抗衡的国家，还称了王，试图和周天子平起平坐。
狄戎的一部分也受到了分封，建立了一些小诸侯国，其中最大最长久的是中山国，中山人是白人，族源不可考，以酿酒著称。大部分狄戎部仍游离与周朝之外，不断侵凌，周后期渐渐形成匈奴。
因为地理关系，古蜀国与周朝联系不紧密。
周朝后期，一些诸侯国实力越来越强大，周王室名存实亡。诸侯国之间不断地兼并、融合，楚人渐渐周化，古蜀被秦灭，中山也被灭，狄戎不断南侵，一部分与周人融合。汉人的雏形乍现。公元前3世纪，秦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统一了文字、度量衡、货币，疆土扩张到了珠江流域。不久秦便被汉取代，古汉人正式形成。
古汉人主要有夏人与黎人融合而成，还古蜀人和部分狄戎，其中，狄戎既有黄人也有白人，黄人部族与鞑靼的祖先同源，白人部族不可考。
汉人的周边，北方有匈奴；东北有东胡；西北有白人，其中大部分与突厥同源，小部分是波斯人；南方有越人；西南有苗、彝等蛮族，苗人是黎人最后的后裔。
匈奴人属鞑靼，阿尔泰语系，基本上与汉人同时形成，稍早于汉人，并与汉人展开了数百年的对峙。匈奴游牧为生，居住环境恶劣，尚武，掌握先进的骑兵战术，虽然文明程度远不如汉人，却足以同汉人对抗。　　
西北的白人基本上不没有与汉人发生融合，但也有一小部分习汉俗，归汉化。　　
苗、彝等西南民族十分封闭。　　
汉人扩张到珠江流域以后，与当地土著融合，融合过程十分漫长。
汉击败匈奴，匈奴一部西迁，一部留守降汉。汉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了大分裂大动荡时代，北方少数民族大规模进入中原，而南方的汉人进一步开发珠江流域，原珠江流域的土著被汉人同化。汉族进入了第二个大融合时期。这一时期大约有100万匈奴人，50万鲜卑人和其他各北方民族共计200万以上人口被汉人同化，而南方汉人同化的越人则难以统计。至公元7世纪汉人实现了第二次大统一，民族大融合基本完成。汉族的血统基本上与现代相同。
这一时期融入汉人的民族中，以鞑靼人为主，其次是东胡人和羌氐，以及少数突厥人。至于越人，难以数记。少数民族大约有300万至400万融入汉人，血统至少占当今汉人血统10%。
唐代是一个非常开明且具有包容性的朝代，唐代击败了突厥，使其被迫西迁，小部继续被汉人同化。唐代还出现了来自非洲的黑人“昆仑奴”，是汉人血统中具有了一丁点黑人血统，值得一提。
至宋代，鞑靼人和东胡人重新在北方崛起，契丹、女真、蒙古一步步深入中国内部直至完全灭亡中国。契丹人和党项人一部融入蒙古，一部融入汉。蒙古退回漠北后，汉人已经和现在没有什么差别了。
附：“炎黄子孙”称谓的来龙去脉
“炎黄子孙”是海内外华人引以为荣的自我称谓。这个词的真正出现与广泛使用是在清朝末年,但其雏形“黄炎之后”、“炎黄苗裔”、“黄帝子孙”等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就有了,这些都是“炎黄子孙”称谓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下的不同表现形态。《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炎黄时代没有文字,也不可能有“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这样的名词,但却为后世此类名词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诸子争鸣,“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淮南子·修务训》)孔子称赞黄帝“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庄子认为“世之所高,莫若黄帝”。《史记·封禅书》载:“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大约半个世纪以后,齐威王铸敦铭记“高祖黄帝”,自认为黄帝子孙。《国语·鲁语》说:“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说明舜、禹皆为黄帝之后。《国语·周语》说:“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间之,故亡其姓氏。……夫亡者岂系无宠,皆黄炎之后也。”
秦汉时期是“黄帝子孙”等称谓出现并得到认同的时期。汉高祖刘邦编造了赤帝(炎帝)子斩白帝子的故事,为以汉代秦制造舆论。汉初黄老学盛行,“百家言黄帝”。公元前110年,汉武帝率10余万大军北巡朔方,归途中“祭黄冢桥山”,开创了黄帝陵祭。王莽代汉时自称黄帝之后,声称“姚、妫、陈、田、王凡五姓者,皆黄虞苗裔,予之同族也。”真正把黄帝华夏始祖之地位确立下来的是司马迁。翻开《史记》,第一位进入我们视线的人物就是黄帝。在司马迁的笔下,不仅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些圣贤明君是黄帝子孙,而且秦、晋、卫、宋、陈、郑、韩、赵、魏、楚、吴、越等诸侯们也是黄帝之后,甚至连匈奴、闽越之类的蛮夷原来亦为黄帝苗裔。如此一来,便把各族统统纳入到以黄帝为始祖的华夏族谱系中去了。司马迁坚持大一统历史观和民族观,将黄帝民族共祖的地位典籍化,上承“百家杂语”,下启二十四史,对于国人自称“黄帝子孙”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汉元帝、成帝时,博士褚少孙补《史记·三代世表》时称“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王充在《论衡·案书篇》中亦云“《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黄帝子孙”,这说明“黄帝子孙”一词在汉代主要是指圣贤明君,并未泛指平民百姓。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称炎黄之后者不乏其人。贵族墓志中祖述炎黄者不胜枚举。这么多人竞相自称炎黄之后,未必合乎历史事实,但却真实地反映了时人对以黄帝为核心的民族先祖谱系的认同。
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说:“姓氏之学最盛于唐”。唐人林宝的姓氏名著《元和姓纂》“其论得姓受氏之初,多原本于世本、风俗通”。而《世本》简直就是一部黄帝和炎帝的族谱。唐代族谱已不可见,宋明以后的族谱大都攀附历史上的同姓名人,甚至远祖炎黄二帝,故而梁启超感叹“寻常百姓家谱,无一不祖黄帝”。宋王朝尊奉炎帝为感生帝,宋真宗尊黄帝崇道教。与宋对峙的辽统治者自称炎帝后裔。《辽史·世表》曰:“庖羲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契丹人究竟是不是炎黄之后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这正是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
魏晋以降至清末以前,虽然炎黄二帝备受尊崇,但“炎黄子孙”、“黄帝子孙”等词语却隐而不显,很少使用。究其原因,大概与古代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较淡,对炎黄二帝的尊崇文化性大于血缘性,“炎黄子孙”一词的指代范围较小等因素有关。古代中国是“王朝国家”,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王朝国家更需要的是本朝本宗之祖,正如杜佑在《通典》中所说:“远祖非一,不可遍追,故亲尽而止。”窃以为“炎黄子孙”一词的含义与使用,可能经历了一个由直系到旁系,由贵族到平民,由血缘到文化,由实指到泛指的演变过程。也就是说,尽管炎黄二帝在古代备受尊崇,但其“文明初祖”和“帝王鼻祖”的形象较之“民族始祖”的形象更为突出,故而“炎黄子孙”、“黄帝子孙”等词语无法成为普遍使用的称谓。
甲午战争以后,列强侵华加剧,清廷治国无方,中华民族危机,民族主义传入,长期蛰伏不显的“炎黄子孙”等称谓好像井喷一样涌现出来,频频见诸于书刊报纸,成为广泛使用的流行词语。改良派是这一现象的始作俑者,而革命派则是真正的主导者。二者虽然同样使用“炎黄子孙”,但含义却明显不同,改良派认为“我国皆黄帝子孙”,革命派却认为“炎黄之裔,厥惟汉族”。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己任的国粹学派,视黄帝为国粹、国魂。台湾爱国诗人丘逢甲诗云:“人生亦有祖,谁非黄炎孙?归鸟思故林,落叶恋本根。”满族贵族盛昱大声疾呼:“起我黄帝胄,驱彼白种贱,大破旗汉界,谋生皆自便。”清末“炎黄子孙”称谓的勃兴一方面促进了反清革命的兴起与胜利,另一方面在促使“炎黄子孙”真正成为国人广泛使用的自我称谓的同时,又缩小了“炎黄子孙”一词的指代范围,不利于民族国家的构建。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取代了“驱除鞑虏”,“炎黄子孙”亦由汉人的同义语转变为中国人的代名词。经过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的洗礼,国人进一步形成了“中华民族之全体,均皆黄帝之子孙”的共识。
抗日战争时期，“炎黄子孙”称谓终于在抗战的烽火中定型为中华民族的指代符号,成为号召与激励海内外华人共同抗战的一面旗帜。中共中央在给中国国民党的电报中称:“我辈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惟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蒋介石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中指出:“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国共两党同祭陕西黄帝陵,毛泽东亲撰祭黄帝陵文,蒋介石亲题“黄帝陵”三字,他们都以“炎黄子孙”自居。学者们纷纷以笔代枪,弘扬炎黄二帝伟绩,激励军民抗战士气。陈子怡先生在《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一耶?二耶?》一文中指出:“非黄帝子孙者,皆纳入黄帝子孙之中,而无论何姓,皆黄帝子孙矣”;“所以后世之人,咸谓中华民族皆黄帝子孙也”。钱穆先生在《黄帝》一书中认为,“我们自称为‘炎黄子孙’,是很有道理的。”表达了对“炎黄子孙”、“黄帝子孙”称谓的认同。
“炎黄子孙”称谓与其说是一个血缘符号,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符号。海内外华人自称“炎黄子孙”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文化寻根”和“文化自觉”的需要。因此,只要这种认同心理继续存在,“炎黄子孙”称谓就会继续使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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