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诗人哪些诗句是描写喝酒的诗句酒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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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爱国诗人陈三立_曾宪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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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05章 外宾访鄂 ○
  ●一、马鞍山乡民把洋矿师打得伤筋断骨  受贿勒索这种事,张之洞一向十分痛恨,赵茂昌的这些不法行为,倘若在平时由他来办理,撤职固然不可免,很可能还要籍没家产,投人监狱。但想到赵茂昌此次被劾,是因为他张之洞的缘故,且这些事也没有一一去查实,故对赵茂昌心存悯恻。虽遵旨革了赵茂昌的职务,但又专门为赵置了一桌饯行酒,叮嘱赵回原籍后务必息影乡居,等两三年后再来。赵茂昌感激总督的这番好意,表示今生将死心塌地为张之洞奔走效力。
  张之洞是个情绪易受波动的人。徐致祥大参案,弄得他几乎半年不得安神,最为委屈愤慨的时候,他甚至想挂冠而去。张之洞的这种心绪,大大影响了龟山脚下铁厂的兴建速度。只是因为有蔡锡勇、陈念扔这些铁政局的督办、会办们在顶着,包括煤矿、铁矿在内的整个铁厂兴建工程才没有停工。但有不少必须尽快办的事因此而拖延,造成工程近五十万两银子的损失。这笔巨大的损失该由谁来负责呢?能由徐致祥负吗?维护朝纲,纠弹渎职,是大理寺卿的本职,徐致祥没有责任。是光绪皇帝和翁同龢的责任吗?查访实情,整肃吏风,是在上者的治国正务。光绪和翁同龢也没有责任。是张之洞的责任吗?墨守成规者最不易出差错,勇闯新路者总难免要遭挫折,几成人世定规。一心为国的人反遭攻讦,庸碌无为者仕途顺畅,这叫人如何想得通!他张之洞不是圣人,情绪波动似难深责,他又能承担多少责任呢?
  半年后,张之洞才从阴影中慢慢走出来,重又投身于以铁厂为主的洋务事业中去。
  不料,没有多久,马鞍山煤矿一场矿局与乡民的斗殴案,又将张之洞推入了是非漩涡。
  马鞍山北距武昌城八十里,属于江夏县地面。江夏县没有县城,县衙门就设在武昌府城里。马鞍山乃秃岭,树木不多,野兽也不多,自古以来便是一座无主的荒山。二十多年前,李鸿章做湖广总督时,曾聘请三位英国矿师在湖北境内踏勘矿务。英国矿师在马鞍山的仙女岭脚下发现了煤矿,并组织人员开采。半年后,李鸿章离开武昌,他的哥哥李瀚章入主湖广衙门。李瀚章对洋务不感兴趣,英国矿师因此离开马鞍山,刚刚开始的湖北采煤业半途而废。英国矿师临走前,指着井边剩下的几座煤堆,对前来看热闹的乡民说,你们把这东西拿回家去,它可以当木柴用。
  这堆东西,散状的像黑黑的泥砂,块状的又像烧焦的锅巴,它能当木柴用?能煮饭炒菜、烧水取暖吗?乡民们半信半疑地挑回家去,按照洋人教的办法去做,果然炉子里生出熊熊的火焰来。这黑家伙真好,它既有木柴的功能,又比木柴经烧,且没有烟,也好搬运贮藏。在事实面前,乡民们信了洋人的话,都来搬取,井边的煤堆很快便被挑尽烧光。于是有聪明胆大的,便自己下到煤井里去挖,居然也拉到了煤。煤拉多了,除自己用外,还可以卖给别人,住在仙女岭附近的十几家农户便这样最早地发了一点洋财。消息传出去,引来不少前来淘黑金的人。马鞍山的山前山后,岭脚坡腰,便布满了用锄头铁锹打井挖煤的庄稼汉。原本被视为一无可取的寂寞荒山,顿时变成可以发家致富的热闹宝库。到后来,那些本钱大能力强的人便将煤井越开越大,越开越多。本钱少能力弱的,便来投靠他们。前几年,马鞍山一带便形成周、张、沈三大集团。三家分割地盘,各自发展,俨然成了马鞍山的主人似的。江夏县衙门见马鞍山挖煤有利可图,便在此地设了一个税卡,一百斤煤炭收十文钱。三个老板本不情愿,但一想到既向官府纳了税,也便取得了官府的认可,今后则可以名正言顺地占据这块地盘,子子孙孙传下去,于是接受了官府的征收。江夏是个穷县,有了煤税这笔收入后,这几年从县令到衙吏,个个都从中得到厚薄不等的好处,故而都希望马鞍山这个现状能长久维持下去。不料张之洞要办汉阳铁厂,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马鞍山的好梦被搅了。
  徐建寅带领的包括两个洋匠在内的一批人马来到马鞍山,映人他眼帘的是一大群忙碌而杂乱的挖煤运煤的乡民,从小在严格的科学技术氛围中长大的徐会办,不由得双眉紧皱。他内心为这个场面而痛苦:这哪是在采煤,这是在掠夺大自然,是犯罪的行为!必须立即制止这种纷乱的状态。这不仅是为了日后的矿务局,作为一个科学家,徐建寅更本能的反应是:要保护大自然赐给人类的充裕财富,让它更好地为人类服务,更长久地为人类造福。
  徐建寅代表煤矿局,与周、张、沈三家商量,要他们立即停止一切采煤行为,以便对马鞍山作全面的探测、评估和机器采挖井点的选定。周、张、沈三家的代表不作丝毫考虑便断然拒绝。徐建寅见直接找挖煤者行不通,便去找江夏县衙门。县令吕文魁明知道理上说不过煤矿局,但马鞍山煤窑是县衙门的一个金库,他实在不愿意就这样被夺去。吕县令采取了中国官场上一个惯用而有效的措施:拖延不办。他嘴上应付着答应调解,实际上没有任何行动。马鞍山无序采煤照常进行,县衙门的税卡也照常收税。两三个月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这段时间里,煤矿局只得在仙女岭以外山岭上勘查,但勘查的结果是蕴藏量不大,从煤层的走向分析,大量的煤埋在仙女岭地下。徐建寅无法,只得具函禀报张之洞,请总督出面。因为牵涉到江夏县的民事纠纷,按理当由省巡抚衙门出面敦促武昌府衙门去处理,于是张之洞叫文案所拟文咨湖北省巡抚衙门。
  赵茂昌被撤后,总文案便由梁鼎芬兼任。他将书院事委托给总教习,自己长住衙门。湖北巡抚谭继洵接到由梁鼎芬起草的咨文,匆匆看了一眼后,便将它置于往来函件柜里。咨文在柜子里冷冷地躺了半个月后,谭抚台才将它重新拿出来,又看了一遍。
  之所以一搁便是半个月,主要还不是抚台公事多的缘故,而是因为他对张之洞的这一套主张和作为不感兴趣,内心深处抱着一股抵触情绪。他一不相信洋人的那一套能在中国扎根结果,二不相信张之洞这种劳民伤财的事能办得长久,但张之洞是总督,又得到朝廷的支持,谭抚台奈何他不得。藩司王之春、臬司陈宝箴也都附和着张之洞,于是谭继洵在三大宪台中便显得较为孤立。不过,府县中却不乏支持他的人,他因此相信自己的看法不是错误的。
  谭继洵虽不公开反对张之洞,也不得罪王之春和陈宝箴,但他一再叮嘱他的两个助手:张制台所办的事,并不是职分内应办的事,也不是我们湖北应办的事,他要办,我们不阻挡,但我们要守定一个原则,即湖北不能为他的事拿银子。当然,湖北应当上交的银子若户部公文明言转给他,我们还是照给,只是湖北不能再为他筹银。张之洞也不苛求谭继洵,只要他不阻挡王之春将户部明文规定的银子转过来就行了。两三年来,因为有王之春、陈宝箴从中斡旋,张之洞与谭继洵虽然主张不合,却也相安无事。
  毕竟是总督衙门来的公函,毕竟是他巡抚应办的公事,谭继洵打发巡捕将武昌知府召进衙门里来商议。武昌府的衙门也设在武昌城里,位于巡抚衙门三里远的西南角,与三里外东南角的江夏衙门一起,和巡抚衙门组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
  尽管把江夏县令召来谈话更为直接,但不是特殊情况,巡抚不直接找知县谈。江夏归武昌府管,巡抚跟武昌知府谈,武昌知府再去和江夏知县谈,这是官场的规矩,不能乱了套。
  举人出身的知府涂炳昌也是个六十出头的老头子,此人三次会试不中,以大挑身分放的知县,做了二十多年的知县、同知,终于在须发皆白的时候熬到一个四品衔的知府。他十分珍惜这顶闪着宝蓝色光泽顶子的大盖帽,生怕它哪一天无意间被风吹了下来。涂炳昌没有才干,也不想做出什么政绩,如果不是做官,不管在哪一个行当里混饭吃,他都绝对是一个平庸得毫不起眼的小角色。他做官只有一个诀窍,那就是毕恭毕敬地听上司的话,不折不扣地奉行上司的旨意,至于上司的话是对还是不对,他从不去考虑。
  涂知府坐着蓝呢大轿来到巡抚衙门,巡捕马上引导他进了会客厅,一会儿谭继洵就过来了。谭继洵是个和气的人,一向不对下属摆架子。两个老头子彼此客气一番后,涂知府挺直腰板问:“大人唤卑职过来有何事吩咐?”
  谭继洵将总督衙门的公函递给涂炳昌说:“你先看看这个。”
  马鞍山煤窑的事,涂炳昌听江夏知县说起过,那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他听过也就过去了。现在竟然与总督办的铁厂联系起来,那就成大事了,得格外慎重。对于牵涉上司的事情,不管事情本身如何,在涂知府看来都是大事要事,都得认真对待。他的“认真”,就是遵循上司的意旨去办。
  “大人,这桩事如何处理,您下个命令,卑职照办就是了。”涂炳昌边说边双手将公函递回给谭继洵。
  谭继洵接过公函,随手将它放到书案上,右手指在瘦瘦的下巴上摸了好长一会,才慢慢说道:“这是件棘手的事情,吕县令也有禀帖给我,说煤窑已由乡民开采二十多年,养活了近三百户人家,不让开采,断了他们的生计,情理上说不过去。张大人要办铁厂,铁厂要烧煤,煤得由马鞍山出。张大人的这个计划,朝廷同意了,户部还专门为此拨了银子。如果不让煤矿局来包揽,张大人那里也不好交代。这事难着哩!”
  “是的。大人说得对,这是件难事。”涂炳昌满脸同情地望着瘦弱的上司。这情景,酷似两个老妇人在聊家常:一个诉说家里的烦恼事,另一个无力帮忙,只能时不时地说些同情话来安慰。
  “涂太守呀,我们两个都是过花甲的人了,说几句老头子的心里话吧!”谭继洵将摸下巴的手放下来,搁在大腿上,两眼昏昏花花地望着武昌府的当家人。“其实呀,这世上有许多事或者不需做,或者不必做,或者不急着做,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地苦干着,到头来成者少,不成者多。即使成了怎么样?时过境迁,转眼就变了味。还有呀许多事,也谈不上什么成不成的,做和不做是一回事,多做和少做也是一回事。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过后一想,都是瞎忙一通。年轻人血气盛,总以为拼命去做就一定好,殊不知世事大多不是这样的。回过头来看看走过的路,你说说是不是这个话?”
  谭继洵的这段感慨,道出了人生的部分真谛。除开那些过去成就辉煌现在仍然雄心勃勃的个别人外,大多数的老头子都会程度不等地有此同感。涂炳昌本就是一个不干事的平庸人,对这番话的认同更为深切更为真挚。他几乎认为巡抚的话就是为他平庸的过去在作脚注,或者说更加证明了他其实就是一个有着大聪明的先知先觉。涂炳昌发自内心地说:“大人,您这是真正的参悟大道之言。人生百年,许多烦恼、许多痛苦其实都是自己找来的。古人早就说过,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明明是无事生事的庸人,还硬要说自己是大有作为的英雄。”
  谭继洵又找到了一个知己,兴致立时高涨:“涂太守,你说得好,如果是一个老百姓,倒还罢了,无事生事,累的苦的还只是自己一人,至多是连累妻儿亲友;若是做了官,尤其是做了大官,乃至一国之主,跟着他受苦受累的就多了。比如说秦始皇吧,他好大喜功,好端端的日子不让大家过,他要修什么长城,从东到西一万多里,死的人不知几十万,后人说长城不是砖砌的,那是老百姓的白骨砌的。涂太守,你是个读书明理的人,你想想,那长城真的能挡住什么入侵的敌人吗?千军万马要过来,几块砖头能挡得住吗,无非是要为他秦始皇留下一个政绩罢了。”
  “大人说得对,要说挡住关外敌人,长城那是一点用都没有的。秦始皇之后,不是朝朝代代都有夷狄入侵华夏吗?”涂炳昌赶紧顺着抚台竖起的竿子往上爬。
  “再说王安石吧,本是一个极幸运的人,天分高,仕途顺利,操守也好,文章诗词更是出色,好端端的做个太平宰相,岂不是让天下后世景仰不已!却偏无事生事,想出什么青苗均输等等新法,最后弄得自己罢相谪居,被人视为奸蠹不说,还害得老百姓受尽折腾。回过头来看看,王安石的什么新法,什么改制,又何必要去做?”
  “是的,大人说得对极了。王安石若安分守己做官的话,凭他的聪明才干,一定是历史上少有的名宦。”涂知府又顺竿爬着。
  “哎,”谭继洵叹了一口气,“还是张养浩说得好:‘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说到底,还是老百姓在受苦哇!”
  “是,是。”涂炳昌连连点头。抚台大人这一番谈古的话,已让为官多年的知府老爷摸到了头绪:原来谈古的目的在于论今,他很可能是说张之洞办铁厂办煤矿局是无事生事,其结果是苦了老百姓。
  “不扯远了。涂太守,今天把你请来,就是为的马鞍山煤窑的事。我对你说句心里话,张大人要在湖北办洋务,我是不大赞成的。我说句不中听的话:劳民伤财,最终无济于事。这话虽不中听,日后必会证明的。老百姓生活苦,寻点活路不容易,何必要和他们作对哩。但这话现在不能对张大人说,他正在兴头上,朝廷中又有人撑腰,这话他哪里听得进?我请你来,是要请你这知府来出个两全之策,既不拂张大人的意,又不伤着江夏老百姓利益,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果然给猜中了,涂知府心里暗喜,但是抚台出的显然是个难题:有什么好的两全之策,能两边都不得罪呢?出点子、想主意,对于这个年迈的武昌知府来说可不容易,做了二十多年官老爷的他,从来是很少自己出主意的。他搔了搔大盖帽下稀疏的白发.想了好长一会儿,也拿不出一个自个儿满意的主意来,不能老这样干瞪眼瞧着,总得开口呀!‘
  “大人,卑职想最好的办法是让煤矿局到另一个地方去采煤,马鞍山这个地方维持老样子不变,如此两方都不得罪了。”
  “这算什么主意!”谭继洵不觉干笑了一声。“你以为两方都不得罪,这不明摆着得罪了张大人吗?”
  “哦,不错,得罪了张大人。这个主意不好。”涂炳昌的眼珠子转了几圈后说:“要么这样,把乡民已挖的煤全由煤矿局买下,然后乡民撤除,马鞍山交给煤矿局来经营。”
  “这可能也不行,煤窑老板们会不同意;再说,拿钱的是老板,几百名乡民从此以后丢了饭碗!”
  抚台又一次否决后,涂知府的肚子里便再也没有点子了。“大人,卑职一时想不出好办法,容卑职回去后再细细想想。”
  “慢点。”涂炳昌的两个点子都不理想,但给了谭继洵以启发,何不将他们捏合起来,一道来做这桩事呢?“涂太守,我倒有个想法。”
  “大人,还是您的办法多,您说出来,卑职照办就是了。”他多么希望抚台再不要兜圈子了,早点发话,他再把这话传给江夏县,让吕县令办不就得了!
  “我看是这样,马鞍山煤窑还是交给煤矿局,不过,现在的这个摊子得全由煤矿局管起来,沈、周、张三个老板给煤矿局当小头目,所有在煤窑上做事的乡民通通都留下给煤矿局做事。至于具体事宜,由他们两家去深谈,我这个巡抚不管,你这个知府也不要管,就连江夏县衙门也可不管,让他们自己去办。”
  “好,大人这个办法最高明。”谭继洵的话刚落,涂知府就迫不及待地叫好。“煤矿局办起来,总要人做事,让现在的这批人去做,轻车熟路,再好不过了。即便人多点开支大点也不要紧,反正他们有的是户部的银子。娘的奶子人人有份,朝廷的银子,大家都用得。”
  “涂太守既然同意,这事就麻烦你去办。”
  “大人放心,卑职会办得熨熨帖帖的。”
  涂炳昌回到知府衙门里,将这一套程序不走一丝样的重新操持一遍。他派人召来江夏县令吕文魁。吕县令坐一顶黑呢轿子,穿一身乍看起来与知府没有多大区别的官服,摆起全套排场来到知府衙门,涂知府把谭巡抚的话传达了一遍。吕知县听后,心里不大情愿:若照巡抚的意思,马鞍山煤窑乡民的财路虽未断,但县衙门的财路却断了,只是这话他又不能说,因为这笔税收他是瞒了上面的:知府不知,巡抚更不知。吕县令说不出反对的理由,只得答应照办。
  吕县令由于心里不乐意,回到县衙门后就有意把这事压着,直到半个月后才把煤窑三家老板召来衙门,传达从知府口里听来的巡抚命令。谁知,三家老板都不同意这个处理办法,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想让总督派来的煤矿局在马鞍山落脚。他们是马鞍山的山大王,要做土法挖窑的大老板,不愿做洋法采煤的小工头。
  吕文魁正要借他们的不愿合并而从中牟利,但他又不能怂恿他们公然抗拒巡抚的命令,于是说了句你们看着办吧,便把他们打发出了衙门。
  煤窑三家老板从吕县令的口中,揣摸出省府县的态度并非是要他们让出,他们有了底。仗着背后有硬后台撑腰,三家老板决定遵循抚台的旨意,同意与煤矿局合伙,但把价码抬高:三家老板都做煤矿局的协办,所有在煤窑上做过事的乡民一个不能裁,全部进煤矿局,他们的最低收入不得少于二两银子一个月。这个方案煤矿局显然不能接受,那么责任就在煤矿局一边。谈判不成,马鞍山一切照旧。这正是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
  徐建寅原以为官府会全力支持煤矿局,不料三家煤窑老板竟然神气十足地前来谈判,说是奉巡抚之令,合伙开发马鞍山,并将他们的方案抢先公布。
  徐建寅面对着有恃无恐的三个煤窑老板,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徐建寅得其父徐寿真传,为人处世、治学办事完全和父亲一个样。他相信科学技术才是致人类于幸福的惟一途径,中国不如西洋,关键是在科技上不如,中国的出路,也惟有在发展科技上。因此他和父亲一样,不愿当官,厌恶官场上的人事应酬和相互倾轧,只求在一个安稳单纯的环境中从事科技操作或西洋图书的翻译。徐寿在安庆内军械所和江南机器局翻译馆里度过其一生的重要岁月,他的成就也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完成的。徐建寅从小跟随父亲在江南机器局的翻译馆读书翻译,后来在李鸿章办的金陵机器局做事,虽有候补道的空名,但那是空衔,他实际没有做过一天官。不入官场,徐建寅得以保住心灵的宁静,但因此也不懂社会上的复杂人事关系。
  在徐建寅看来,这是件很简单的事:山是国家的山,煤矿是国家的煤矿,马鞍山小煤窑的乱挖乱掘完全是一种无政府的行为。二十多年已非法获利不少,不处罚已经是很宽容了,现在煤矿局代表国家来此作机械化挖掘,完全是行使国家应有的权利,乡民的小煤窑,理应无条件地立即停止撤离。哪有什么合伙的道理?何况还要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岂不是荒唐至极,无理取闹!
  徐建寅一口拒绝,谈判破裂。徐建寅一面向总督衙门禀报情况,一面决定对仙女岭下的煤层分布情况作采样调查。
  这天午后,煤矿局的两个英国矿师亨利、斯维克在与陈念扔一道从美国回国的梁普时的带领下,背着机器、标杆、记录板来到一个无人工作的小煤井旁,他们想利用这个废弃的煤井来作采样调查。三个人开始竖标杆、安机器,一边作现场记录。
  金发碧眼高鼻子的洋人,叽哩哇啦的洋话以及闪闪发亮的洋玩意儿,立时招来了许多正在挑煤的乡民的围观。这些远离都市一辈子不出山沟的乡民面对着这一风景,比看耍猴戏还要来劲、有趣。这时沈家煤窑的账房郑烟鬼过来,他突然发现这是一个很好利用的机会。
  “你们看,就是这几个家伙要来霸占仙女岭,把我们赶走,他们若是得逞,兄弟们的饭碗就要敲砸了!”
  “他妈的,他们若是敲砸了老子的饭碗,老子就敲碎他们的狗头!”
  说话的汉子姓鲁,他上有多年卧病在床的八十老母,下有四个嗷嗷待哺的幼小儿女。鲁家无一分田,全凭卖苦力度日,这几年靠着煤窑一家人才能半饥半饱;若没有煤窑,他就陷入绝境。煤窑对他来说简直是性命攸关。
  “洋人有什么资格在我们中国的山岭上动土。哼,瞎了他们的狗眼!他们想把老子赶走,老子先要赶走他们!”说话的是个姓胡的年轻人,他也是全仗煤窑来养家糊口的人。
  “你们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吗?”郑烟鬼胡乱编造,“这两个洋人我在汉口见过,他们都是洋教堂里的,专干些挖小孩心肝眼珠、奸淫女人的事,这会子又到我们这里来装神弄鬼骗人。”
  这些乡民虽没有见过洋人,但是洋教堂欺侮中国人,诱骗中国人进教堂,女人进去被奸淫,小孩进去后则被挖掉心肝做药丸,挖出眼睛化水银,这些话他们倒是听说过几十年了。洋教堂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座魔鬼窟,洋教士就是吃人害人的魔鬼。现在居然就有这样的两个魔鬼在眼前,而他们又的确在做着伤害自己的事,乡民的胸膛里开始燃起仇恨的怒火。
  “打死这两个洋鬼子!”姓鲁的突然发出一声怒吼。
  “还有那个汉奸,也不能放过!”姓胡的连忙响应。
  说话间,姓鲁的、姓胡的两个人同时冲出人群,向洋匠们奔去,郑烟鬼忙对身边的人说:“你们都上去帮忙呀,洋鬼子身上没带洋枪,不要怕!”
  于是众人都一窝蜂似的跟了上去,正在工作的矿师们吓懵了,从乡民愤怒的面孔和大声的吼叫声中,他们知道来者不善。
  梁普时对两个洋同事说:“他们是来打我们的。他们人多,
  我们打不过,只有快快跑回去!”
  三个人背起探测器,拿着标杆跑步下山。在姓鲁的和姓胡的率领下,十几个乡民跟着后面直追,一边高叫:“打死这几个狗日的!”
  三个人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只见他们越来越近,接着便有小石头从身边呼呼飞过。突然,一块石头砸中了背机器的亨利的大腿,他随即倒在地上。姓鲁的冲上前来,便是一脚,踢在他的背上。亨利痛得在地上打滚,肩上的机器掉在地上,几个乡民用石头将探测器砸得粉碎。姓鲁的正要再用拳头打亨利的头时,亨利已从地上爬了起来,两人立时扭成一团。梁普时见状,便对斯维克说:“你赶快跑回去叫徐会办派人来,我来救亨利!”
  斯维克扔下记录板,踪起长腿,飞快地跑下山。梁普时刚回头跑几步,便被姓胡的追上了。姓胡的夺过他手中的标杆,“咔嚓”一声就把它断成两截,然后挥舞起手中两截断标杆劈头盖脸地向梁普时打来。梁普时未及帮亨利的忙,自己早已被打得鼻青眼肿,满脸是血。幸而斯维克跑得快,这时已跑到煤矿局驻地,见门边两个持洋枪的卫兵,便用极生硬的中国话高喊:“鸣枪,鸣枪!”
  两个卫兵顺着斯维克跑来的方向看时,只见半山腰上一片混乱,便知道出事了。两个卫兵立时拔出洋枪来,对空放了几枪。
  枪声惊动徐建寅,忙带着煤矿局的所有员工向闹事的地方跑去。枪声也吓坏闹事的乡民,郑烟鬼大叫一声:“洋枪队来了,兄弟们回去吧!”
  乡民们扔下亨利和梁普时,四处逃散了。
  徐建寅率领众人跑上来,见躺在地上的亨利和梁普时血肉模糊,伤势沉重,痛心已极。两人被抬回煤矿局后,立即上了担
  架,由徐建寅亲自护送回汉口治疗。第二天傍晚两人被送进英国人在汉口办的一所小医院,由于抢救及时,亨利和梁普时虽伤筋断骨,但无生命危险。
  徐建寅这时才松了一口气,过江来到总督衙门,向张之洞禀报这件事的前前后后。
  张之洞听完禀报后,气得发抖,手掌在茶几上狠狠地击了一下,骂道:“这些个目无王法的刁民,全部给我抓起来,严惩不贷!”
  徐建寅说:“煤窑老板口口声声说合伙办矿,是巡抚的命令。若真的是巡抚下了这样的命令,这命令本身就是错的,助长了他们的威风。”
  张之洞气道:“把谭敬甫喊过来,我倒要问问他,说过这样的混账话没有!”
  徐建寅听到这句话,吓了一跳:不管谭继洵这事办得多么不好,他到底是一省之主,怎么可以叫他过来当面责问呢?倘若总督和巡抚争吵起来,自己不就成了是非的挑起者吗?徐建寅知道常有督抚不和的事,他生怕因此而造成武昌城内的督抚不和。徐建寅的顾虑不是多余的,督抚不和的事,不但时常有,近几寸年来简直成了普遍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出现,首先要归咎于朝廷。当初,这种制度的设立,便含有相互牵制的一层内容在内。总督正二品,巡抚从二品,品衔虽有差别,但巡抚并不是总督的僚属,相见时行的是平礼。总督主管军事,巡抚主管民政。但军、政常会纠缠在一起,且共处一城,面对着同一省,于是纠葛就产生了。有清一代同城的督抚,如两广总督与广东巡抚,云贵总督与云南巡抚,陕甘总督与甘肃巡抚,闽浙总督与福建巡抚及湖广总督与湖北巡抚之间便常有麻烦事出现,不和谐的居多。到了太平天国时期,军事压倒一切,督、抚都管同一桩事,于是用兵省份的督、抚之间闹意见的就更多。
  当下徐建寅想到这里,忙说:“大人请息怒,暂时不要谭抚台过来,我先去他那里,向他禀报这件事,顺便问伺煤窑老板所说是否属实。”
  张之洞想了想说:“也好,你去向他禀报也是应该的,不过,此事我得有个态度,铁厂煤矿局毕竟是我在办理。”说完,他抽出一张信笺来,提笔写道:
  敬甫中丞台鉴:马鞍山乡民殴打煤矿局矿师,几至出人命大案。据煤矿局会办徐建寅言,煤窑老板坚持要与煤矿局合伙经办。马鞍山乃国家山岭,非某姓之私产,煤窑老板在马鞍山无任何办矿权利,岂能合伙经办?合办云云,非痴人说梦,即无理取闹。盼速查清此事,严令煤窑限日撤除,并惩办肇事者。
  张之洞将这封信递给徐建寅说:“本想给谭抚台一个面子,让他来办理。不料此公糊涂,酿成大事。现在再不给他余地了,就叫他这样办。”
  徐建寅虽觉张之洞以一总督对巡抚写措辞如此严厉的信,略有点过分,但一想到谭继洵的无能,又觉得不过分了。他接过信,向张之洞投过敬佩的目光,心想:办大事还得真要张制台这样的气魄才行!  ●二、思想不羁而又心绪愁苦的贵公子  看了张之洞的信,听了徐建寅的禀报后,谭继洵大吃一惊,心绪十分复杂。他既痛恨马鞍山乡民的野蛮无礼:殴打矿师,砸烂机器,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又埋怨武昌知府和江夏县令办事不力:他们一定是没有把他的意思原原本本地传达,不知在哪一个环节上走了样,才激起乡民的愤恨。同时又对张之洞信函中的不客气很是不快:论年龄,论科名都在你张之洞之上,你张之洞怎么可以就凭着品衔高一级,对我说这等亢厉不恭的话呢?
  送走徐建寅后,谭继洵为着这件事恼恨至极,一个整夜没有睡好觉,第二天上午便觉得有点头重脚轻。他强打起精神,把武昌知府再次唤进巡抚衙门。谭继洵阴沉着脸,以少有的峻厉口气对涂炳昌说:“你看看张大人这封信吧!”
  涂炳昌看完信后,才知马鞍山闹出大事,张之洞为此发了大火。他与谭抚台打了三年多交道,一向都是和颜悦色的,今日第一次见他这个模样,知道抚台大人心里也大为生气了。他颤抖着双手将信函还给抚台:“马鞍山刁民竟然殴打矿师,卑职实在是不知道。江夏县出了这等事,卑职有责。大人看此事如何处理,卑职一定照办。”
  “唉!”谭继洵跺了跺脚,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都怪你们无能,辜负了我的一番好意!”
  “是,是,卑职无能,卑职无能!”涂知府检讨不迭。
  “我原想把他们捏合在一起,双方都得利,没想到煤窑上的人竟然动起武来,打伤人,尤其是打伤洋人,这事就麻烦了。张制台信函上的话虽然难听,道理上还是他的对。事情到了这般地步,再没有合办的余地了。你去告诉吕文魁,叫他亲到汉口去看望两个被打伤的矿师。吕文魁切莫以为这是代人受过,拒绝去汉口。涂知府,你要他心里放明白点,除开作为县令责无旁贷这点不说外,要知道打伤的是英国洋人,倘若惹怒英国大使馆,告到朝廷那里就不得了啦。他吕文魁的县令做不成是当然的,只怕你我也不得安宁。”
  涂知府心里猛然生出一股恐惧感来。这几十年里,与洋人冲突的事还少了吗?本来是一件芝麻大的小事,一下子就闹成大事。本来是洋人理亏,到头来都是中国人的不是。朝廷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办了自己的官员和百姓再说。洋人可是惹不起的呀,何况这事明摆着是马鞍山的乡民不对。涂知府忙说:“大人指教的是,卑职不但叫吕文魁去,而且卑职也陪同前往,一道去慰问受伤的洋矿师。”
  “你就不要去了,事情出在江夏,江夏县令去赔礼就行了。”谭继洵继续说,“还有,要吕文魁尽快通知马鞍山煤窑撤除,再不要说别的话了,那块地方只有全部交给煤矿局,才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是,是,卑职一切照办!”
  江夏县令吕文魁本不愿意过江去看望被殴打的煤矿局矿师,认为这是降了他堂堂县太爷的格,但当涂炳昌指出此事将可能导致一个新的洋案后,吕文魁也害怕了,连忙答应。第二天亲自过江到汉口,寻到那家英国人办的医院,看望亨利、梁普时,代表江夏县衙门说了许多赔不是的话。又对守候一旁的徐建寅表示,三天之内一定将马鞍山煤窑撤除,并查办肇事者。
  这时,江夏县丞钱乃昌向总督衙门上了一封密函,将吕文魁收取马鞍山煤窑税银作小金库一事禀报张之洞。钱乃昌揭发吕文魁并非为了公义,纯粹是出于平日相处不合的私怨。他知道马鞍山的事一定使张之洞对吕文魁极为不满,于是趁此机会落井下石,既泄了私愤,又讨好总督,最好是促成张之洞罢掉吕文魁,由自己来坐正堂,那就更是求之不得了。
  果然,张之洞接到这封密函后十分恼怒,立即派衙役去江夏县传令,命吕文魁明天一早来督署听候训话。
  吕文魁接到命令后心里很是惶恐。他知道,殴打洋匠一事能大能小。若以渎职失责酿成地方洋案而论,只需一道奏本,头上的七品顶戴便立时丢掉;若不上告朝廷,则一点事都没有。而这告与不告,全操在总督张之洞一人手里。现在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求张制台宽恕这一条路了。第二天一早,吕县令诚惶诚恐来到总督衙门。门房认识他,忙客气地将他带到候见厅,坐定后门房告辞。宽大的候见厅只坐着吕文魁一人,他的心像鼓槌似的上下急跳:张制台会说些什么呢?我又该如何回答呢?
  不知不觉,枯坐了个把钟头,却不见值班的衙役过来招唤,吕县令有点急了。他眼睛盯着门口,希望能逮住一个人替他传传话。又过了半个钟点,好容易看见一个衙役,立刻走上前去,对衙役说:“我是江夏县吕县令,奉张制台之命来衙门,已等一个半钟头了,烦你转告一声。”
  那衙役虽不认识吕文魁,见他穿着正七品官服,知不是假冒,于是脸上堆着笑容说:“吕太爷您坐好,我这就去转告。”
  一会儿工夫,衙役出来了,说:“吕太爷,张制台现在正跟襄阳镇的总兵说着话,请您等一等。”
  吕县令心里不快,却不敢发作,只得重新坐下耐心地等着。这一坐又是一个多小时,仍不见任何动静。可怜一个平时在江夏县境内耀武扬威的县太爷,一个人冷冷清清地在总督衙门候见厅枯坐了三个小时,没有人搭理,也没有一口水喝。正窝着一肚子火的时候,只见一个气宇轩昂的武官在几个戈什哈的簇拥下,热热闹闹地从候见厅门口走过。吕文魁心想,这武官大概就是襄阳镇总兵了,看来,张制台与他的谈话已结束,这下该轮到我了。他正了正衣冠,挺直腰板坐着,等待衙役前来导引。又过了一会,刚才那个衙役来了,手里提着一个竹篮子。
  “吕太爷,张制台已回后院吃午饭去了,您将就在这里吃一点吧!”
  像是得到提醒似的,一听到“吃”字,吕文魁的肚子立马便咕噜噜地响了起来,一股强烈的饥饿感冲口而出。竹篮打开,一大碗米饭,一小碟豆腐,一小碟萝卜,一小碗青菜汤。显然,这不是款待客人的酒菜,而是衙门工役的便饭。吕县令又是不快,但肚子饿得厉害,只得受了。悄悄地问衙役:“张制台吃完午饭后一般做什么?”
  衙役答:“没有定准。有时他会在后院散散步,有时他会躺下来睡一睡,有时他会见客,有时碗一丢就进签押房办公事。”
  吕文魁心想,说不定张制台吃完午饭后就会召见。他匆匆吃了饭,也不敢到候见厅外走动,压下性子又坐着等。
  坐了许久,依然不见动静。他弄不清此时张之洞在做什么,想想也可能午睡了,便干脆背靠着墙壁闭目养起神来。眼睛虽闭紧,心神却安宁不下,于是掏出小怀表来,睁眼一看,已指向二点一刻。他想,即便午睡,也应起床了,为何没有动静呢?往日候见厅里客人不断,偏偏今天再不见第二人,偌大的侯见厅,只有这个吕县令一人孤孤单单。想到这里,吕文魁心里不免生起满腔怨恨来。正在这时,候见厅外响起一阵响亮的皮鞋声,吕县令定睛一看,三个粗壮的洋人趾高气扬地从门口走过。他下意识地一惊,莫不是外国领事馆的人来会见张制台?若是使馆的人,多半与马鞍山一事有关?这么说,真的酿成了洋案,洋公使们到总督衙门交涉来了!看来事情严重了!吕县令如此一想,心马上怦怦乱跳,背上冒出虚汗,刚才的怨恨早已飞到爪哇国外,全身已被恐惧包围得严严实实。
  吕文魁在恐惧中淡忘了时间,反倒没有枯等的难受了,直到衙役再次来到候见厅时,他才知道已是傍晚。衙役说:“吕太爷,晚上张制台要请洋人在花厅吃饭,就不能见您了。张制台发下话:他明天一早要出衙门到铁厂视察,只是在临出门前有半个钟头的空隙,吕县令要么回县衙去,明天一早再来候着,要么就在客房里睡一晚,明早见。回还是不回,由太爷您自己定。”
  回自家住,当然舒舒服服,但不知张制台明天什么时候出衙门,来早了,怕衙门未开,来迟了,有可能见不到。住这里,苦是苦一点,但明天早上决不会误事。在候见厅冷坐了一整天的吕县令,此时仿佛突然开了窍:张制台今天是有意惩罚我,也在考验我,他是在看我的态度。
  “请你转告张制台,为了明天能顺利得到召见,卑职今晚就睡在总督衙门客房。”
  “好,那我就带吕太爷去客房吧!”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吕文魁就起床盥洗,然后一人坐在候见厅等候。刚到七点钟,衙役就将他带到张之洞的面前。
  张之洞冷冷地盯着吕文魁,好长时间不说话,盯得吕文魁的两只腿直打哆嗦。“吕县令,有人说你是马鞍山事件的幕后支持者。”
  吕文魁吓了一大跳,忙分辩:“卑职不是支持者,卑职是办事不力。”
  “你不要急于辩解。”张之洞打断吕文魁的话。“我问你,马鞍山三家煤窑每年交县衙门三千两税银,是不是真的?”
  吕文魁犹豫了一下,答道:“有这回事。”
  “这笔银子用到哪里去了?”
  “大多数用在修路补桥、赈灾恤贫等事情上。”吕文魁回答得麻利,像是真这样做似的。
  “哼!”张之洞冷笑一声。“既然是在做好事,为何不见你禀告知府和巡抚。”
  吕文魁不做声。
  张之洞厉声道:“据本部堂所知,这笔税金并非用在百姓上,而是用在官场上了。正因为有这个好处,你才庇护三大家煤窑,阻挠煤矿局。本部堂本想参掉你这个县令,看在你态度尚好,暂不罢你的官。你回江夏后将历年来所得马鞍山税金报一个明细账单来,听候核查。另外,罚三大煤窑一万五千银子,一家五千两,限十天内交齐。这一万五千两银子,本部堂一两不要,完全交给煤矿局,用于开发马鞍山煤井。若十天内办不了这件事,你摘下翎顶来见我!你去吧!”
  吕文魁木然听完这段训话后,垂头丧气地走出总督衙门。
  傍晚,张之洞回到衙门,徐建寅已在这里等候好一会子了。他告诉总督,他上午去巡抚衙门,表示对谭抚台处理马鞍山一事的谢忱,得知谭抚台因此事已气得生病卧床。张之洞本对谭继洵很是不满,一听说老头子为此而生病,心里顿时对他宽谅了许多。沉吟片刻,他把儿子仁梃唤了进来。
  二十二岁的张仁梃长得比父亲略为清秀点,在师傅桑治平多年教导下,他不仅学问根基打得扎实,而且器局开阔,眼光远大。张之洞对这个--儿子很满意,认为他比大哥仁权要强得多。
  张之洞对儿子说:“你去准备几样瓜果糕点,明天一早去巡抚衙门,代我去看望谭抚台。谭抚台年纪大了,又生着病,你不要在那里坐得太久了。看一看,转达我的问候,说几句安慰的话就回来。让大根陪你去。”
  张之洞还是第一次派儿子代他出门看望人,怕他年轻不懂事,遂仔仔细细地吩咐着。
  仁梃感觉到父亲对自己的信任,突然间有一种已长大成人的感觉,兴奋地领下了这道父命。
  第二天一早,大根陪着仁梃来到巡抚衙门。门房见是总督的二少爷来问候抚台,十分殷勤。抚署总文案出来接待,又亲自陪着来到谭继洵的卧房。谭继洵得知后,硬是挣扎着起床亲自接见。他见仁梃长得一表人才,举止也很得体,甚是高兴,对张之洞的这番举动也颇为心暖。
  为了答谢总督的心意,待仁梃走后,他把自己的小儿子叫过来,吩咐儿子明日到督署去代他谢谢张制台。谭继洵的这个小儿子不是别人,正是日后感天动地泣鬼神的一代人杰谭嗣同。
  谭嗣同虽贵为巡抚公子,年纪轻轻却经历过许多不幸。若说起人生幸福来,他远不及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
  谭嗣同同治四年出生在北京,那时他的父亲正在户部做山西司员外郎。谭嗣同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母亲徐氏为父亲的发妻。他出生的那年,父亲纳妾卢氏,卢氏比丈夫小二十三岁。在谭继洵的眼里,十八岁的小妾远比四十出头的发妻漂亮动人,他的爱心几乎全部转到卢氏的身上,而卢氏又是一个心胸狭窄的自私女人。从此,原本和谐的家庭埋下了多事种子。
  嗣同七岁那年,大哥回浏阳完婚,因为嫡庶不和,徐氏有意借儿子完婚之机离开北京。嗣同与二哥留在父亲身边读书。徐氏走后,卢氏便把平日积压在心里的怨恨向嗣同兄弟发泄。嗣同年幼,更成了卢氏经常打骂的对象,卢氏又在谭继洵面前大说他的坏话,使得他失去了父爱,小小的年纪,便开始懂得以少言寡语、含恨忍痛来应对世事。一年后,徐氏从浏阳回来,见到小儿子骨瘦如柴、木讷呆滞,伤心痛哭。七八岁年纪,正是一个人性格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年的精神创伤为谭嗣同特立独行的性格奠下了基础。
  光绪二年春天,北京流行白喉。出嫁不久的二姐染上此病,随后,母亲徐氏和长兄也染上了,五天之内,三人先后去世。十二岁的谭嗣同也感染上了。他在床上昏死三天三夜,竟然苏醒过来,留下一条命,父亲因而又给他取了个“复生”的名。这段家庭惨故给谭嗣同打击极大,多少年后,每一提及此事,便欷嘘流泪。不久,二哥护送母亲及大哥的灵柩回浏阳安葬,并留在家乡主持家务。嗣同仍住京师读书。从那以后,后母卢氏便将谭嗣同视为眼中之钉,想方设法虐待他。谭继洵公务繁忙,不理家事,在卢氏的挑唆下,也不喜欢这个死里逃生的儿子。
  谭嗣同痛失母亲,又缺少父爱,只有书籍伴随着他孤单寂寞、伤感多愁的心灵。如此环境,促使谭嗣同逐渐形成桀骜不驯,愤世嫉俗,厌恶旧秩序,渴望冲决罗网的叛逆性格。
  他在父亲送他诵读的《闱墨大全》上愤怒地批道“岂有此理”四个大字,却以大量的精力阅读各种不上台面的杂书。就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北京镖局的镖师大刀王五。大刀王五是个回教徒,从小与父母失散,在浪迹江湖中长大。他武艺精熟,尤以善使大刀出名。谭嗣同与他交往,不仅从他那儿学到武功和江湖义气,也由此获知生活的艰辛及社会的复杂。
  不久,谭继洵外放甘肃巩秦阶道。谭继洵在甘肃十二年,这期间谭嗣同不断往返浏阳与甘肃之问。他从名师读书,深究天人之际,又喜与边塞将士往来,纵马狩猎。在多次南来北往的过程中,他深深地体会到国家的贫弱、政治的腐败和百姓的艰苦,强烈的济世救民愿望,就在这跋涉奔波餐风宿露的日子里萌生了。
  张之洞听说谭继洵派儿子谭嗣同过来答谢,满心欢喜,他早就想见见这位不寻常的后生辈了。张之洞知道谭嗣同,是听杨锐说起的。杨锐听他的那班年轻朋友说,当今天下有四大名公子。战国时期的四大名公子: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在历史上一直是美名传颂。当今也有这等公子?杨锐怀着极大的兴趣问这四大公子分别是谁,于是朋友告诉他,这四公子即丁日昌的儿子丁惠康,吴长庆的儿子吴保初,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另一个便是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陈宝箴虽在武昌,但陈三立却在京师,而谭嗣同却近在咫尺,怎能失之交臂?喜交朋友的杨锐务必要结识。托人介绍,杨锐认识了谭嗣同,果然一见倾心。谭嗣同也喜欢杨锐,彼此成了知心之交。有一次闲聊天时,杨锐对老师说起了谭嗣同,说谭抚台的这个公子书读得如何好,诗文做得如何好,尤其可贵的是豪侠仗义,武艺出色,堪称文武双全。张之洞听了心里一动,读书做诗文不奇怪,难得的是以一抚台公子而有武功。武功这码子事,本是八旗子弟的特长,时至今日,连八旗子弟都不习骑射了,一个汉家高官的公子居然好此道,实为罕见。想不到平庸懦弱的谭继洵,竟然会有如此卓荦不凡的儿子!张之洞真想见见,但总没有机会,不料今日他自己来了。
  张之洞吩咐安排在小书房接见。张之洞与人相见通常安排在客厅或茶厅,倘若为他所喜欢,或愿与之深谈的人,则安排在小书房,至于与他关系特别密切的人,如桑治平、杨锐、辜鸿铭等人,他有时也会在签押房里直接交谈。
  当下张之洞离开签押房来到小书房里。只见一个人早已在此等候着,见他来,立即起身,垂手肃立。张之洞注目看这人年纪约摸二十七八,中等略偏矮的单薄身材,清癯的面容上镶着两只微觉凹下的双眼,那双眼睛中流露出的是忧郁思虑的目光。张之洞知道这便是谭嗣同,他丢掉素日的倨傲,主动打着招呼:“是谭公子吧,请坐,请坐。”
  “张大人,晚辈向您请安。”谭嗣同操着一口纯正的京腔说着,同时向张之洞深深一鞠躬,然后落落大方地坐下。
  “哦,你的官话说得真好,在北京住过几年?”张之洞从小在贵州长大,父亲说的又是一口南皮话,他的官话其实说得并不好。常与他打交道的人官话都说得不好,尤其是衡阳人王之春、
  义宁人陈宝箴,那一口带着浓厚家乡腔的官话,既难听又难懂,乍然在武昌听到这样纯正的官话,犹如久喝浑浊水,突然饮到清泉似的舒畅。
  “我出生在北京,一直长到十三岁,才第一次回浏阳老家。”
  “哦,怪不得。”张之洞点点头,用父辈的慈爱望着这个名气不小的年轻人。“你是老几,今年多大了,成家了吗?”
  “我有两个亲哥哥,还有一个嫡堂哥哥,故家人都呼我老四。今年二十八了,早已娶妻,岳父名叫李寿蓉,署理过汉黄德道,前些年奉调去了安徽。”
  “哦,你还是李道台的女婿。”张之洞随口问,“令堂身体健朗吗?”
  “先母已去世十多年了。”谭嗣同一提起母亲,就想起当年家里同时摆着三日棺木的惨景,语声不由得哽咽起来。
  这孩子天性纯良!张之洞心里想着,便不再问他的家事了。“令尊的病好些了吗?”
  “好多了!”谭嗣同诚挚地说,“家父深谢大人遣公子问候的一片好意,特意叫我一来答谢,二来告诉大人,他今日好多了,明天便可以起床办公务了。”
  “不要那么急,令尊高龄,应当多休息几天,待痊愈后再办公不迟。”
  “家父说,昨日公子送的厚礼,他却之不恭,受之有愧。特命我给大人回赠一架鹿角。这是家父做甘肃藩司时一位朋友送的。西北梅花鹿角养精提神,更要胜过他处产的鹿角。”谭嗣同说罢,从椅背后提起一个大布包来。他打开布包,露出一架二尺长的黑褐色长满绒毛的梅花鹿角,他起身双手奉上。
  张之洞面对这份贵重的礼物,颇觉为难。他平生不喜欢别人送礼,尤怕送重礼,绝大部分礼品他都婉拒不接。但处于眼下情势,这份重礼,他真的不便推辞,推辞则意味着拒绝巡抚的好意,今后督抚共事便更难了。想到这里,他微笑着说:“好吧!令尊的这番厚礼我也不能拂逆,我收下了,你回去后代我多多致谢。”
  “谢谢大人赏脸!”
  “杨锐多次在我面前提起你,说你文武双全,豪侠仗义,我为谭抚台有你这样的佳儿感到高兴。”张之洞充满爱抚的目光和蔼地望着谭嗣同,他这话完全出自内心。本想再说一句“可惜我没有这个福气”,话到嘴边又噎下去了。
  “大人夸奖了。杨叔峤是个实诚君子,前两天我还收到他从京师寄来的信,说是在内阁做中书感觉沉闷,还不如在武昌。武昌虽忙碌,但有生气,日子充实得多。在内阁做事,心情烦,连读书的情绪都没有了。”
  提到读书,张之洞听杨锐说过,谭嗣同在名儒欧阳中鹄的指导下,已经研读完毕《船山遗书》,便问:“听说你用整整一年的时间,通读了王夫之的书,有什么特别的体会吗?”
  “船山先生的书体大思精,晚生自以为尚未能入其门槛,不过也有点体会。晚生以为,船山先生隐居著述四十年,无非是要向世人阐述他的一个信念,即人当与时共进。”
  张之洞读书,除经史外,偏重于诗文,对子书不很喜爱。曾氏兄弟在江宁刻印的《船山遗书》,他当时作为湖北学政,也蒙金陵书局赠送一部,但他只读过其中一小部分。常听人说船山书最精彩的部分在于“气”、“理”、“道”、“器”、“知”、“行”方面的辨析,而船山隐于山中著书立说,最隐秘的目的乃在于伸张民族大义;甚至还有人私下里说,曾氏兄弟打下南京后,急于刻印船山的著作,实际上是想借此洗刷自己助满压汉的罪过。当然,张之洞对此类私下臆测决不相信。
  至于说船山学说的宗旨是阐述人应与时代同行这个说法,倒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是船山的本意,还是这位超脱凡俗的公子的自我见解?船山有副名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船山可以在六经中别开生面,年轻人也可以从船山学说中别开生面,且听他的解释吧。张之洞微笑着说:“你的领悟力真是过人。船山数百万言殚精竭思的著述,让你一句话就钩玄提要了。”
  谭嗣同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晚生读书是奉行五柳先生的榜样,好读书而不求甚解,很可能钩提的不是船山的玄要,不过我以为当如此去理解船山的学说。”
  张之洞想:研究船山的这种方法或许不可取,若论经世致用,则未尝不是通者之识。张之洞读书,历来最重这个“通”字,而千千万万的读书人恰好不懂这点,变成迂腐不通;倘若迂腐不通,读书再多也无用。这就是孟夫子所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
  “四少爷,你给老夫说说你对与时同行的认识吧!”
  “张大人,晚生以为,与时同行不仅仅是船山学说的宗旨,而且是古往今来一切英雄豪杰成就事业的根本之途。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倘若与天作对,与时作对,则必然碰得头破血流,一事无成。衡之前朝前代,此种人不胜枚举,只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一点罢了。”
  张之洞为官几十年,敢于在他面前如此大言荦荦的年轻人很少。是身为巡抚公子,一向自大惯了?还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识深浅反而易于放言高论?抑或是真正不同流俗,惊异的只是别人,在他自己却是自然而然的流露?张之洞边听边默默地想着。
  “就拿眼下来说吧,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变化。合肥相国虽然有些事做得不惬人意,但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他有一
  句话说得最妙不过。他说中国正处在三千年一大变局之中。一个‘变’字最是深刻地概括今日国家的局势。既然局势变了,一切也应随之而变。有句本不是晚辈应该说的话,但久蓄于胸,平素无机会一吐,今日在大人面前,尽管有可能受狂妄之讥,我还是忍不住要说出来。”
  “什么话,你说吧。”张之洞和蔼地鼓励。
  “大人,以晚辈所见,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便是因循守旧,而不知变革维新。”
  “变革维新”!“变革”与“维新”本是两个古老的旧词,现在由年轻的谭嗣同加以组合吐出,让五十五岁锐意进取的湖广总督为之一震。他开始对眼前这个名公子另眼相看了。
  “这一点在官场最为突出,湖北官场尤为典型。不瞒大人说,家父便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这句话,晚辈也曾当面对家父说过,家父也承认这一点,说像他这样经历和年岁的人,还是因循守旧最为保险。”
  张之洞不由得笑了起来,说:“足下父子能这样倾心交谈,实不容易。”
  “这种交谈太难得了,只有在他心情极为舒畅时才可偶尔言之。家父一生很少舒畅,他总在忙碌忧虑中度过。不是晚辈袒护,像家父这样的人,当今官场还不太多见,最多见的是武昌知府和江夏县令一类人。他们真的是曾文正公五十年前所说的推诿、颟顸式的官员。大人要在湖北办洋务大事,依晚辈愚见,最主要的还不是缺资金,最主要的是要如何对待一大批这样昏瞀的官吏。”
  这番话使张之洞又是一震。他先是对谭嗣同这种狂放的姿态颇为不满。最主要的不是什么而是什么这一类的话,只有子青老哥、阎丹老那样的人才可以说的,作为二十多岁的子侄辈,
  岂可当我之面说这种话?拘谨重礼的谭敬甫,怎么生出这样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儿子来。真是咄咄怪事!然而转念一想,这个年轻人说的也有道理。近来令他气闷、愤慨,甚至沮丧的两件事,又的确都是因为官吏的昏聩而造成,并不是因为银钱的缺短。张之洞不得不佩服谭嗣同目光的犀利。从心底里来说,张之洞是喜欢这种人的:玫瑰虽有刺,但有好看的花朵,蔓藤尽管柔顺可亲,却一点用处也没有!
  他放下架子,以一种近乎平等的姿态问:“你说的有道理。依你看,老夫来湖北办铁厂、办矿务局,湖北官场和民间究竟是支持的人多,还是不支持的人多?”
  谭嗣同没有立即回答,他思索半晌后说:“大人若要听我讲实话的话,湖北省无论官场和民间对大人办的事,理解和支持的都是少数,大部分人都在观望。当然,黄鹤楼上看翻船的人也不多。”
  张之洞凝神抚须,望着谭嗣同没有吱声,心里却在仔细掂量这几句话。
  “不过,大人不必因此而有所顾虑,从古以来雄图伟业都是由少数几个先知先觉做起,然后再得到多数人的襄助,最后才有普天之下的响应,蔚成大举。比如孔夫子创立儒家学派,又比如天竺国的释迦牟尼创立佛教,都是这样的。晚辈是完全赞同大人的这番事业的,只是因为家父一再要晚辈参加今年秋天的恩科乡试,不然,晚辈早就回到原籍浏阳去,仿效大人办两件大事。”
  张之洞很感兴趣地问:“回浏阳办两件什么大事?”
  “仿效大人在两湖书院设置西洋学问的做法,回浏阳办一西学馆,以算学、天文、测量等为主,招收几十个聪颖子弟加以培植。”
  “好。”张之洞立即答道,“你这个想法太好了,我先向你预定,你培养多少我接收多少,我这里正需要这样的人才。”
  谭嗣同高兴地说:“有大人支持,我办西学馆的兴头更足了,也不愁没有人来就读了。”
  “第二件呢?”.“我的老家浏阳是个山区,田少山多,老百姓生活艰难,世世代代浏阳人都认为贫苦是命,改变不了。自从大人决定在江夏开煤,在大冶采铁后,我就想起十年前看到浏阳县志上记载,普迹寺僧人从明代嘉靖年间起,便在后山下挖一种黑石块当木柴用来烧水煮饭,一直到康熙末年,黑石块用完了,才烧柴。现在我想,那里的石块不就是煤吗?”
  “不错,那一定是煤。”张之洞大为高兴起来,“铁政局的洋矿师说:有的煤就在表层,叫露天煤,普迹寺的黑石块很可能就是露天煤;露天煤烧完了,他们不知道往深里挖。你的想法很好,看来你们测‘阳会有大量的煤。”
  “我就是这样想的。”谭嗣同脸上泛起真情的光彩,“所以,我想请行家去我们浏阳查勘,说不定除煤外,可能还有铁、铜等矿石。我们把这些地下的宝藏挖出来,不就给浏阳百姓带来财富了吗?”
  “好好,我支持你。你什么时候去,我叫铁政局派两个英国矿师陪你去,帮你查勘。若有的话,今后就在浏阳再建一个煤矿局,由湖南巡抚衙门来负责办。若他们不热心的话,你再找我,我来办。挖出的煤就运到武昌来炼铁,无非就是远一点,多点运费而已。”
  这番话顿时把两代人的心拴到一块。谭嗣同心里涌现出一股多年来少有的痛快,他敞开胸怀对张之洞说:“大人,晚辈跟你说句心里话,这办算学馆、开矿,我以为尚是第二位的事,要使老百姓富裕,国家强大起来,第一位的是要变革维新。变革维新的榜样便是西洋各国,开矿炼铁造机器制枪炮等等是具体本事,当然要学习,更要学习的是他们的政令法律,也即是说我们要来一次新的变法,变革祖宗成法。如此,中国或许有希望。否则,任何好的技艺到了中国来都会变味,犹如橘变成了枳。”
  “变法”,一听到这个词,张之洞立即想起了车裂的商鞅、放逐的王安石、鞭尸的张居正,这可不是随便谈论的话题!谭嗣同布衣青年,他可以童言无忌,身为封疆大吏对这等大事是不能随便说的,他决定转一个话题:“橘过淮北则为枳,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说。老夫听杨锐说,你文思敏捷,为文下笔千言,吟诗七步成篇。”
  “叔峤夸奖了。”谭嗣同笑了笑说,“不过,若是不以太高的标准来要求,随便吟一两首还是可以的。”
  “好。老夫就试试你如何?”张之洞指了指对面书架上的西洋座钟,“你就当着我的面,用一刻钟的时间吟一首七律。”
  “请大人赐题。”谭嗣同毫不含糊地说。
  张之洞略思片刻:“就以眼前之景为题,吟一首《登黄鹤楼览武汉形势》吧!”
  “晚辈领题了。”谭嗣同说完这句话后便不再吭声,呆坐在木靠椅上,面无表情,两只略为下陷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座鎏金发亮的洋钟。张之洞望着瘦小的谭公子,觉得他眼下这个神态决不像达官贵公子的模样,那木讷的面容,像是内心愁苦的入定僧;瘦小的身材,像是终年饥饿的放牛娃;那微凹的双眼,像是荒山坡上的两只小洞穴。张之洞越看心里越不好受:这孩子要么是心灵上蒙有常人所没有的极大创痛,要么是体内藏有未察觉的暗疾隐病,或许难保永年……
  “大人,晚辈借你的纸笔用用。”正在张之洞胡思乱想的时候,谭嗣同已起身了。
  “好,好。”张之洞也跟着起身,指着书桌上的文房四宝说,“你写吧!”
  谭嗣同来到书案边,提起笔来,蘸了墨后,在一张空白信笺上龙飞凤舞地写起来。张之洞跟在他的身后看,一边轻轻地念着:黄沙卷日堕荒荒,一鸟随云度莽苍。山入空城盘地起,江横旷野竟天长。东南形胜雄吴楚,今古人才感栋梁。远略未因愁病减,角声吹彻满林霜。
  谭嗣同放下笔,拿起诗笺,双手递给张之洞:“大人是诗界巨眼,晚辈献丑了。”
  “不错,不错。”张之洞接过诗笺说,“这首七律通篇都不错,尤其首联两句最好。前人说陈思王最攻起调,看来你写诗学的是曹植一路。接下三联略嫌伤感了点。年轻人嘛,虽有点坎坷挫折,毕竟年富力盛,前途远大,宜乐观激扬为好。这种忧思重重的风格,大概也是受曹植的影响吧!”
  谭嗣同说:“大人所论极是。我在吟诗的时候,仿佛觉得自己就是一只孤单失群孤立无援的小鸟,随着浮云在莽苍苍的天际上吃力地飞呀飞呀,不知何处是归宿。”
  “喔!”张之洞敛容望着谭嗣同,一时无语。他做学政多年,学生数以千计,像这等身处富贵之家而忧心忡忡的年轻人还是第一次遇到。他原本想叫仁梃与嗣同交个朋友,以便仁梃有一个文武兼资的同龄榜样,但此刻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怕这个思想不羁而心绪愁苦的抚台公子给儿子带来不利的影响。
  这时,梁敦彦急匆匆地走进来,附着张之洞的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只见张之洞脸色陡然阴沉下来,对谭嗣同说:“四少爷,老夫有急事要办,对不起了。回去后转达对令尊大人的谢意,请他多休息几天,待病完全好后再办公事不迟。”又对大根说,“你送送谭公子。”  ●三、古老的苏格兰情歌,勾走了辜鸿铭的魂魄  送走谭嗣同后,梁敦彦又回到小书房,关起门来将刚才说的事对张之洞说了个详细。原来,他说的这件事发生在辜鸿铭的身上。
  自从谅山大捷前夕,辜鸿铭从香港来到广州,进入两广总督幕府以来,已经在张之洞身边八九年了。从两广到湖广这八九年间,他的身分是翻译科主办。主要做的事情,一为充当总督衙门与广州、汉口的英、美等国领事馆的联络与翻译,二是检索每天送到衙门里的各国洋文书报,将重要内容摘录出来交给张之洞。张之洞对此事很重视,每天清晨起来的第一件事,便是阅读辜鸿铭昨天为他准备的洋文报刊摘录。辜鸿铭的本职事情做得很好,无可挑剔,但他的缺点很多,常常成为幕友们议论的对象。‘要说辜鸿铭这人,也可真说得上总督衙门一道独特的风景。首先是他的那副中西结合的古怪模样引人注目,这点自不必提了,单就他那一身打扮那一副神态,也格外地招人议论。
  他一年到头穿长袍马褂戴瓜皮帽,他说他走遍全世界,惟有这种服装最高雅最舒服。这一高论博得周围人的一致赞同。但大家看不顺眼的是他脚下穿的不是人们通常穿的厚底布鞋,而是地地道道的洋人穿的皮鞋。
  另一特色便是一根西洋拐杖不离手。中国人非老者不策杖,辜鸿铭初进督署不过二十几岁,便一天到晚提着一根拐杖,很令人看不惯。同寅问他,他回答说拐杖不是为帮助走路,是一防歹人,二防恶狗。久而久之大家也看出了,他其实也不是防歹人恶狗,而是故意做出一种异于别人的做派。
  每天早晚两次,人们可以看到一个身材瘦高,两肩后仰,右手拿一根不停晃动的手杖,脚底下不停地发出“踏踏”响声,一副趾高气扬眼中无物的怪人,不用问,此人即辜鸿铭。他那高视阔步、不加检束的神态,与幕友房里所有其他人的谦卑收敛、彬彬有礼形成鲜明的对照。辜鸿铭刚来的那一段时期里,大家都不喜欢他,很少有人跟他交谈。
  但后来,幕友们慢慢发现他的许多可爱之处来。首先是他特别的勤勉敬业。他每天都是最早来,最晚走。他一天做的事比谁都多,却从无一句怨言。再则是他特别的坦诚直爽,表里一致。他有话当面说,从不背后说人的不是;说起话来是清水观鱼、竹筒倒豆,既不掩饰,也不留几分。凡事说了就过去了,不藏心里,不记仇恨。尤其令人佩服的是,他的中国学问的进展之快,使得幕友房的许多耆宿惊叹而自愧不如。
  刚进督署那阵子的辜鸿铭,不要说中国学问了,就连中国话也讲不地道,写出的中国字来,不是少腿,就是缺胳膊,要边看边猜才能认全。幕友们在一起闲聊时,常常会说起前代旧事,本朝掌故,辜鸿铭听了很有趣,但他插不上嘴,因为他几乎不懂中国历史。大家也会津津乐道唐贤的诗宋人的词,辜鸿铭常会为那些美丽的诗词而入迷,但他也不能置喙,因为他知道的前人诗词很有限,至于同僚们的诗词唱和酬答,他更是沾不上边。
  他终于认识到,离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他还差得太远,尤其在这人文荟萃的总督衙门,更有一种自惭形秽之感。辜鸿铭是个极为好强的人,既然回到中国,既在督署做事,就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士人。他不能容忍自己这种被人讥嘲落在人后的状态。十多年的西洋求学史,使他对自己的天赋和才华有充分的信任,他决心在很短的时间内迎头赶上。他更坚信只要有个三五年的攻读,他就可以在中国学问上,超过周围这一批自认为才学满腹的书生们。
  有人告诉他,求中国学问,不用找别人,身边的总督便是中国学问的泰斗,无论经史子集,无论文章诗词,他都是当今海内少有的大家。于是进督署半年后的一天,他走进签押房,问张之洞,欲探中国学问之宝,路在何处。张之洞送他一套自著的《輶轩语》,说你先读读这本书,一个月后再来找我。
  辜鸿铭将《辅轩语》捧回,每天傍晚从督署回家后便挑灯夜读。全书不到三万字,他反反复复读了十遍,大部分都能背下来。这部为四川学子撰写的书浅近平易,语言流畅,很好诵读。每天晚上,仿佛张之洞手执教鞭,就站在他的面前,对他讲士人的德行、人品、志向,讲读书作文,讲经史,讲诸子百家,一步步地将他领到中国学问的门槛边。他想像里面一定是一片花香鸟语、祥云景星的极乐世界,他急盼张之洞带他早日跨过门槛去领略其间的万千风物。
  一个月后,他将《輶轩语》送还给张之洞,请求总督再予赐教。于是张之洞又送给他自己的另一部著作《书目答问》,对他说,两个月后再来见我。
  一连六十个不眠之夜,辜鸿铭沉浸在《书目答问》之中。他敬佩总督的博览群书,好学深思,他又惊叹自己的祖先原来为他准备了如许多的文字财产。他愧疚自己的浅薄无知,却同时又在这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面前困顿迷惘:这么多的书如何读,莫说一辈子,就是十辈子也读不完呀!至于穷究深研,更是无从下手。茫茫书海,舟楫何在,航线何在,彼岸何在?绝顶聪明的中西混血儿被自家的学问所震慑了,从一向狂傲自信的心中生出几分恐惧感来!
  张之洞听完他的这一番感慨后,对他这种渴求上进的心甚是满意。他看出这是一个罕见的值得培植的人物:此类人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英才,颇为类似古代的王勃、李贺,是异才鬼才,不常出,不易见,乃可遇而不可求。张之洞在《书目答问》列举的二千二百余种书中圈出五十个书目来,其中包括十三经、二十四史、老庄、韩、荀、楚辞、文选及李、杜、苏、韩等人的诗文。笑着对他说,这是你五年的功课,把这五十种书读懂读熟,你的中国学问的基础就打下了,但这还不等于你就是一个有见识有本领能办大事的人。在中国,读熟读懂这五十种书的数以万计,但其中真正能做大事的却微乎其微,这中间有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读通了还是没有读通。能不能通,通到什么程度,这不仅在勤于阅读,更在于有没有天赋。古人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存乎一心之妙,不关乎后天的学习,而在于先天的秉赋。你先不去管这些,先去读吧。每一个月可到我这儿来一次,我抽出半天来为你传道授业解惑。
  从那以后,辜鸿铭就一头扎进中国文化的经典。每隔一个月,他便带着平时所积累的各种问题,向张之洞请教。张之洞每问必详尽作答,毫无倦意。每次都让辜鸿铭满脑袋疑惑而来,一肚子欢喜而去。冬去春来,星移斗转,辜鸿铭在中国学问的海洋里扬帆猛进,破浪前行。
  或许是因为从小漂泊海外,亲身感受过异域的冷漠,因而爱国情感比国人更强烈;或许是熟谙西方文化,深知其炫人光芒下的阴暗面;也或许是一种天生的本性,促使他易于认同、乐于皈依东方精神,总之,辜鸿铭一旦进入中国经典后,就完全被她博大的胸襟玄妙的智慧迷人的魅力所折服。就像多年浪迹江湖、饱受辛酸的游子回到母亲温暖的怀抱,憩息于宁馨的家园,辜鸿铭在这里得到了无穷无尽的乐趣。他不仅认为华夏文化是世界伟大的文化,甚至认为是西方不能望其项背的文化。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这种认识,到处都说,逢人便讲,以至于到了偏执极端的地步。
  那正是洋学问仗着坚船利炮,以它磅礴不可阻挡的气势向东方涌来的时候,是朝野上下竭力巴结讨好西方列强的时候,那也是崇洋媚外情结在年轻一代的心里悄然滋长的时候,辜鸿铭以在海外二十多年,通晓十国洋话的身分而表现出的这种态度,令人惊讶,使人不可理喻。但张之洞对之特别欣赏。他常常当着众幕友的面夸奖辜鸿铭,不仅夸他敬业勤学,更夸他这种崇尚中国学问的态度。张之洞对幕友们说,不要看我张某人天天在办铁厂、买洋人机器,看我口口声声在说向洋人学习,其实我学习的只是洋人的技艺,是拿来为我所用,要说真正的学问,西方岂能比得上我泱泱中华。我们的学问好比长江大河,他们顶多只是湘江汉水,我们好比是汪洋东海,他们顶多只是云梦洞庭;我们好比参天大树的主干,他们顶多只是一些枝枝叶叶而已。
  有了总督大人的支持,辜鸿铭的这种态度更为坚定了。也由于辜鸿铭以亲身经历在总督面前揭露西方的薄弱短处,同时也更使张之洞认为自己对中西文化的这种比较是正确的。
  现在辜鸿铭已把中国的学问拿下来了。幕府的师爷,无论是谈经史还是谈诗文,他辜鸿铭都可以与他们谈得融洽而深入。由于他的过人聪明和机警,他常常会冷不防地出些怪点子来卡住那些侃侃高谈的师爷们,让他们突然噎住以至于翻白眼,于是他和周围的人便会捧腹大笑,其乐无穷。人们早已不敢小视这个辜洋务了,他不仅是个中西杂交的混血儿,他更是一个中西会通的学者。
  他除了满腹中西学问外,人们发现他还有一个独特的性格:风趣幽默。在中国的士人中,不乏学富五车的耆宿,不乏博古知今的通人,不乏七步成诗的捷才,更不乏刚正严谨、矜持稳重的君子,但少见风趣幽默的快乐人。这或许是中国文化的特征,然而,这的确是一个缺陷。
  公务闲暇,辜鸿铭常常会将他自己所编造,或从外文书报上看到的有趣故事说给大家听,又时常会发表一些惊世骇俗的怪论,成为众人饭后茶余叙说不休的谈资。
  有~天午饭后,众师爷在院子里晒太阳,一边喝浓茶抽水烟,一边天南地北瞎聊天。辜鸿铭对众人说,我在洋人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趣谈,诸位要不要听。师爷们见辜洋务要说外国人的故事,立刻来了兴致。大家围在他的身边,敦促他快讲。
  他说有个英国人叫濮兰德,曾在总税务司赫德手下做过几年录事司,平时爱给英国报纸上写点中国风土人情,但大多是皮相之见,无甚看头,只有近日写的一篇议论中国官员衣服上的黼黻小文颇值一读。濮兰德说,西洋跟中国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为了打通中国市场,西洋费了很大的力气,耗费数不尽的军饷。在战场上西洋每战每胜,中国不是对手,但是到后来与中国官员办交涉,却又每一次都处于下风,反而是中国获胜了。这是什么缘故呢?西洋人纳闷不解。要说中国官员的才智胜过西洋人吗?他们一个个都木木讷讷笨头笨脑的,即使叫这些人去给西洋人看门都胜任不了。要说中国官员品行胜过西洋人吗?他们一个个都虚伪贪婪,见钱眼开,人品实在卑污。但就是这种无才缺德的人,为何西洋的钦差领事一和他们相遇,便心里恐惧,惶惶不安,最后在中国人步步进逼中不由自主地步步后退,使本来该得到的好处大大减少呢?西洋许多专家研究来研究去,都不得其解。最后让这个濮兰德给解开了。原来,这是中国官员衣服上的黼黻在作怪。他说中国官员衣服上的那些奇奇怪怪的花纹,其实都是人所不识的咒语。这些咒语包围着一个个不同的动物图案,一旦与外国人谈判,这些咒语便会自动驱使动物图案发出磨牙般的尖刻声音。这种声音使得谈判的西洋人头脑发胀、神态昏乱、恐惧发抖,宁愿吃点亏早点结束谈判,摆脱痛苦。濮兰德说,他问了许多有过和中国官员谈判的西洋领事钦差,都说听到过这种令人恐惧的磨牙声。所以,他向西洋各国政府建议,今后,若与中国官员们谈判,不准中国官员穿他们的官服,要他们改穿我们的窄袖短衣,耸领高帽,他们的鬼魅伎俩就无法施展,我们在谈判桌上就不会吃亏。
  众师爷听后都开怀大笑。他们明知这是对洋人的调侃,却乐意用来暂抚被洋人伤害的心灵,求得一时虚幻的自慰。
  又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师爷在做事的时候,突然放了一个响亮的炸屁,安静的文案房经此干扰,立时不安静了。隔壁房间的辜鸿铭也听到了,他端起一杆紫铜小烟壶慢慢地踱过来,对众人说。我说个故事给你们听——
  有个西洋人名叫轨放得苟史,是个研究格致学的专家。因为听说近年来中国南方各省常患瘟疫,死了许多人,他心里怜悯,想把瘟疫病源找到,对症下药,抢救得此病的无辜中国人。他游历瘟疫盛行的几个省份,详细调查研究,最后终于弄清楚了。轨放得苟史说,中国的疫症来源于狗屁。狗之所以放屁,是因为狗得了病。而狗之所以得病,是因为狗吃了不该吃的东西。这些东西在狗的肚子肠子里发热作烂,狗性本凉,凉热相杂,则成结滞之病。狗一得此病,五脏六腑中的污秽之气便不能下通,积久为毒,郁而成气,毒气从狗的肛门里排出,则成了狗屁。狗屁蔓延,瘟疫发作。
  -众师爷听了这个故事,笑得前俯后仰。那位年轻师爷笑后
  说:“辜洋务,你是骂人不着痕迹,骂我放的是有毒气的狗屁。”
  辜鸿铭却正色道:“年轻人,你理解错了,这位轨放得苟史先生的故事,不是骂放屁的,而是讽刺今日中国做官的人。他的本意是说今日中国百病丛生,皆由管理者不当,而这些管理者都是些狗屁不通的人。”
  幕府师爷们大多有点真才学,只是官运不济,不能自己掌印把子,嫉妒之心由此而生。想得到而又得不到,所以对于官场,他们比普通百姓更为反感,故而他们听了辜鸿铭这个“狗屁不通”的故事十分开心,广为传播。没有多久,武汉三镇的官场里都知道西洋有个研究狗屁的轨放得苟史的人。
  辜鸿铭便这样常常给周围那些拘谨有余、放松不够的师爷带来乐趣,慢慢地大家也就不把他的古怪高傲太当成一回事,而愿意与他往来。
  后来,幕友们又发现辜鸿铭的另一大缺点:贪女色。他已经有了妻子,并且为他生了一个女儿。两夫妻感情很好,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外面拈花惹草。好女色,这是男人的常见病,本不奇怪,奇怪的是辜鸿铭喜欢的不是在容貌上,而是在脚上。兴许是在西方时间久了,从小长到大,他没有看见过缠足的女人。一踏上故国的土地,看到的都是裹成三寸金莲的女人,走起路来,一步三摇,颤颤巍巍。在辜鸿铭的眼里,这简直是人世间最美妙最不可言状的形态,相比起来,西方女人那种大步流星的动作,就显得非常的粗野,缺乏美感。他的太太的脚比一般女人的脚都要小,故他特别喜欢。他在外面寻的那些花花草草,也都是些长相一般而脚特小的女人。辜鸿铭并不隐瞒他这种独特的嗜好,也不在乎别人对他的讥笑,我行我素,任性所为。关于男女之间的结合,辜鸿铭还有一个奇怪的观点:一个男人娶几个女人是天经地义的。男人好比茶壶,女人好比茶杯。一把茶壶必须配几个茶杯才合适。反过来,一个茶杯配好几把茶壶就不合适了。辜鸿铭的这个比喻貌似有理,其实荒诞,但它新鲜有趣。一经出口,立时传遍三镇,很快又传到海外,成为当时中国的一句名言。这次梁敦彦告诉张之洞的事,就是因为女人而引起的。
  三个月前的一个假日,辜鸿铭过江到汉口去玩,信步闲逛到江汉关旁边,被一栋乳白色的小洋楼吸引住了。这小洋楼上下两层,外形酷似苏格兰的民居风格,辜鸿铭猜想它的主人一定是位英国人。
  洋楼用一铁栏杆围着,沿栏杆的是一排三尺来高修剪整齐的油绿女贞树。女贞树旁种着十多株郁金香。时正初夏,郁金香枝上绽开一朵朵美丽的花儿。鲜花翠叶围绕着乳白色的墙壁,组成了一幅色彩谐调的图画。这曾经是眼中再熟悉不过的风景了,不料今日在汉口的长江边见到。辜鸿铭久久地伫立在铁栏杆外,望着这一切,昔日苏格兰群岛的风光顿时在脑海里复活:小小的山包上长满了柔软的青草,草中点缀着各种黄白红紫小野花;一阵轻风吹过,青草低伏,野花摇晃几下后又挺直起来,让人觉得那不是小花,更像上下飞舞的彩蝶。远处是无边无际的蔚蓝大海,雪白的飞絮飘浮在与海水一色的天幕上,亮丽得如同刚从田里摘下的棉花。几只小鸟欢快地穿过头顶,落在一幢造型怪诞的小楼顶上,发出啾啾的叫声。一阵悠扬的歌声从远远的海滩边飘了过来,辜鸿铭仔细地聆听:夏日的和风吹动着我的丝裙,我来到河边放一只纸船,船上载着我写给他的信。远行的河水啊,请你将信送到福思湾,让他知道我有一颗火热的心。秋天的果园到处是一片亮晶晶,我摘了一只苹果亲了又亲。远飞的大雁啊,托你将一片苹果送到福思湾。那红红的果皮是我的唇印,那香甜的果汁,是我们成熟的爱情。
  又是露莎在唱歌。露莎是一个牧羊少女,她每天早上迎着朝霞,唱着牧歌,将一群绵羊赶到山坡下吃草。每天傍晚她追着夕阳,唱着牧歌将羊群赶回家。露莎的活泼可爱,引起了正在爱丁堡大学求学的辜鸿铭的注意。十九岁的辜鸿铭风度翩翩情窦初开,他终于爱上了这个牧羊女,牧羊女也喜欢这位炽热似火的外国学子。每天一早,辜鸿铭走出学校大门,在路边迎接前来牧羊的露莎。傍晚他又特为送露莎走一段很长的路程,直到看见露莎的家门才返回。他们唱情歌小调,谈爱情诗篇,说庄稼收成,讲校园生活。他还对她谈那遥远而亲切的槟榔屿,谈自己从没去过却神往已久的东方古国。在异国他乡枯索的求学岁月里,温柔多情的露莎给辜鸿铭带来多大的慰藉和欢乐啊!他暗地下定决心,毕业后,寻找一个工作赚了钱后就来娶露莎。岂料两个多月后,露莎流着眼泪告诉辜鸿铭,她的父亲说他是个中国人,中国贫困野蛮,男人头上拖着猪尾巴,女人脚裹得小小的,不能嫁到那里去,逼她嫁给一个小厂主的儿子。露莎不能违背父亲的意志,明天就要离家出嫁了。露莎动情地说,她将永远记住这段珍贵的感情,永远不会忘记他。辜鸿铭怔怔地听着,不知说什么是好。露莎父亲的态度强烈地挫伤了这位混血儿的自尊心,在他的潜意识中,或许那时便种下了厌恶西洋渴望回到自己家乡的心思。从那天以后,辜鸿铭再也没有见到过露莎了,但露莎给他的爱情和分别时的深吻,却永远留在他的心中,铭心刻骨,永志不忘!
  突然,江面上飘过来几滴雨点,将辜鸿铭从往事的追忆中苏醒,他奇怪地发现,那首露莎喜欢唱的情歌,还在被人唱着。他明白过来,原来是身边的歌声把他带回了爱丁堡大学时期的那段浪漫岁月。他定定神,发现这首苏格兰情歌是从小洋楼里传出来的。这就对了,这楼上一定住的是苏格兰人。你看这房子风格,这周边的环境,都在告诉你主人的国籍。是的,这里应是汉口的英租界。
  “外面的先生,你听了好久的歌了,你能听得懂吗?”阳台上出现一个年轻的女子,她挥着手与楼下的辜鸿铭打招呼。
  “听得懂,听得懂!”辜鸿铭快乐地回答。“你唱的是苏格兰古老的情歌《牧羊歌》。”
  “你是英国人?”女人定睛看了一眼辜鸿铭,突然改用英语问道。
  辜鸿铭觉得稀奇,那女子明明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怎么可以说出英语来?难道她在英国留过学,或许她根本上就是英籍华人?
  “不,不是,我是中国人,我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读过四年书。”
  “哦,太好了。”那女子显然也很兴奋。“天下雨了,先生,你要不要到我这里来躲躲雨,我们一起聊聊。”
  辜鸿铭是个见了可爱的女人便情绪亢奋的男人。一个中国女子能唱英国歌,说英国话,素昧平生却如此大方地邀请他进
  屋,这有多可爱!辜鸿铭浑身血液奔腾起来。他高兴地说:“谢谢您,谢谢您,您开门吧,我就进来。”
  一会儿,一个女仆出来,把铁门打开,辜鸿铭进了洋房一楼的客厅。客厅宽敞明亮,厅内的摆设完全是英国式,墙壁上挂的是鎏金雕花宽框大油画。正打量间,刚才在阳台上说话的年轻女人下楼来了。那女人显然给脸上补了妆,又换上一件合体的黑底金花丝绒旗袍,虽不很漂亮,却生动光亮。尤其令辜鸿铭兴奋的是,那女子有一双特小的缠足,走起路来袅袅婷婷,摇摇晃晃。辜鸿铭立时被她彻底俘虏了。
  “欢迎您来做客,请问先生尊姓大名。”在女仆端上咖啡的时候,女主人有礼貌地问着。
  “见到您,我很高兴。我姓辜,名鸿铭,字汤生。”辜鸿铭不知这女子结婚与否,在“太太”和“小姐”之间拿不定主意,干脆用“您”来称呼。
  那女子笑笑:“我看您的模样,以为是英国人,却原来是道地的中国人。”
  “不道地。”辜鸿铭笑着说,“我父亲是中国人,我母亲是英国人,我是个混血儿,用中国话来说,是个杂种。”
  那女人大笑起来,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连声说:“先生是个很有趣的人,很有趣的人。请喝咖啡。”
  “我应该怎么称呼您?”放下咖啡杯后,辜鸿铭问。
  “我叫苏巧巧,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中国人。我的丈夫是个英国人,他叫费格泰。你叫我费太太吧!”
  “费太太。”辜鸿铭赶紧恭维,“您的苏格兰民歌唱得很好。调子唱得准,歌词也唱得很清楚。您的英文很好,您一定在英国住过多年。”
  费太太莞尔一笑:“我一天英国也没去过。这歌是我丈夫教
  我的,除了这首《牧羊歌》外,我还可以唱几首英国小调,但我的英国话说得不好,只能说几句简单的。”
  “费太太真聪明,没有去过英国,能唱这么好的英国歌,太不容易了。请问费先生是在领事馆做事吗?”
  “不,他是做生意的,上个月回英国去了,要两三个月后才回来。”
  辜鸿铭心里怦然一动,想着:这两三个月里如果我能天天伴着她就好了。
  “费太太,您刚才唱的《牧羊歌》我也会唱,我唱给你听吧!”
  “好,好!”辜鸿铭正要唱的时候,她又突然说:“等一等!”
  费太太转身走进房里,出来时手里抱了一把三尺来高的琵琶:“我来给你伴奏。”
  这太有趣了。中国的琵琶为苏格兰的情歌伴奏,辜鸿铭还是第一次遇到。费太太信手弹了两句,果然从琵琶弦上听来的西洋曲子又别有一番味道。辜鸿铭按捺不住满腔的激情,在费太太的客厅里引吭高歌起来。那纯正道地的苏格兰语言,那深厚雄壮的男中音,伴随着清脆激越的古老的中国琴韵,真是动听极了。
  辜鸿铭在这栋小洋楼里足足呆了两个小时,出来时兴犹未尽。回到家里,费太太的小脚、琵琶弦上流出的《牧羊歌》时时在他的脑中浮现,如同一把火在心中燃着,烧得他心神不宁,浑身燥热。苦苦地熬过三天,他实在熬不住了,便去找协理总文案梁敦彦请假。梁敦彦那年和陈念扔等人入督署时,被安置在电报房。梁为人朴实不爱出风头,在电报房一呆两三年,并不受重视。有一天傍晚,京师总署突然来了一份紧急电报,电报房里所有的人都已不在了,惟独梁敦彦一人在房里读书。张之洞便叫他翻译,梁很快便译出来了。张之洞很高兴,跟他多聊了几句,
  这才发现原来梁是一个十分勤奋敬业的人,第二天便撤换原电报房的头目,让梁敦彦代替。不久又提拔他做了协理总文案,协助总文案梁鼎芬主管洋务、翻译两科。梁准了假,辜鸿铭匆匆过江来到汉口。他先去珠宝行里花一百多两银子买了一根珍珠项链,项链的中部还悬着一块翠绿暹罗宝玉。他把它藏在衣袋里,然后敲开费家的铁门。费太太见到他,也同样很高兴,说了一阵话以后,辜鸿铭邀请费太太到英租界一家英国人开的餐馆里吃晚餐。在跳跃的烛光下,在亮闪闪的刀叉间,他们边吃边聊,谈得十分愉快。
  辜鸿铭趁兴拿出项链来,恳切地请求费太太收下。费太太并没有讲客气就收下了,并当着辜鸿铭的面把它戴在颈脖上。辜鸿铭很高兴。夜很深了,过江的轮渡也早已停开,费太太邀请他今夜住在她家,辜鸿铭大喜过望。这夜,他和费太太恩爱缠绵了大半夜。第二天,他坐在首班过江渡船上,想起昨夜的事来,心里又喜悦又有点害怕。这女人不是别人,她是英国商人的太太,倘若被那英商知道,他决不肯罢休,就此收场罢。但是到了傍晚,辜鸿铭又心猿意马起来,神差鬼使般地再次渡过长江来到英租界,费太太早已精心妆扮在家苦等了。辜鸿铭知道后,暗暗责备自己的胆怯。从那以后,辜鸿铭隔不了两三天就要过江与费太太幽会,原先的怯意早已丢到九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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