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直在读耕堂劫后十种，为老先生的文章和人格所折服。发现孙先生有很多封写给青年作者的信，对青年颇多指点，提携，包括贾平凹。但读至《曲终集》，内有一篇《“病句”的纠缠》，似乎是针对贾的指责和攻击而进行回复。耕堂劫后一路看过来，从来未见先生如此激动过，想起以前文集中收的他写给贾的信，那份关心，让人黯然。文章写于九四年，先生说贾对之攻击已有三年，请问是否九一年，由于孙先生指出了贾的病句，即招致如此的漫骂？难道以前的好，贾都不记得了么？再说，指出病句，不是为了他好么？有点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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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35 作者:段.　　..——包括孙犁在内的病句,进行了批评,并标出作者姓名和篇名,看过...中一　　共写了《“病句”的纠缠》、《当代文事小记》、《文场亲历记... 　　dszb.whdszb.com//ydqy/.htm 2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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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下线自提：）
　　孙犁晚年的一场论战 　　 10:35:35 作者：段华 　　　　■段华　　　　7月11日是孙犁先生去世二周年。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孙犁全集》。本文披露了孙犁先生晚年一次对他影响很大的论战。　　　　——编者　　　　论战的来龙去脉　　　　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孙犁全集》的时候，韩映山的大儿子韩大星给我提供孙犁致韩映山的全部信件里，有一封日的长信，过去没有公开发表过，讲的是孙犁晚年因一封信惹来麻烦的事情。孙犁因为这次麻烦，在1994年写了好几篇文章进行反击，这在他一生中是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而且这一次的论战对孙犁晚年的身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谁都知道孙犁一生谨小慎微，不轻易做出冲动的事情，但这并不说明孙犁什么对事情都逆来顺受。上个世纪50年代，诗人鲁藜因受胡风案件的影响，孙犁帮他说过一些公道话，差点自己也受到打击。1946年，孙犁回到冀中区工作，有一次区党委召开会议，会议开得很隆重，冀中军区司令员和区党委组织部长都参加了，在会上一个管戏剧的小头头忽然提出：“秦兆阳反对演京剧，和王实味一样！”孙犁刚从延安回来不久，对王实味“问题”的性质、严重性他很清楚，尽管心有余悸，一听这话他还是马上站起来，往前走了两步扶着冀中军区司令员的椅背大声说：　　　　“怎么能说反对唱京戏，就是王实味呢，能这样联系吗？”　　　　孙犁出人意外的举动，激昂的语气，使得司令员回头望了他半天。好在组织部长和孙犁有一面之交，替他打了几句圆场，他才有惊无险地过场。当时秦兆阳不在场，事后一直到秦先生去世，孙犁也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再过不久，写小说《新儿女英雄传》的孔厥夫妇来冀中区下乡、写作，土地会议时三言两语还没说清楚罪名，组长就宣传：开除孔的党籍。孙犁坐在同一条炕上再没有说一句话：前几天他已经被“搬了石头”，没有说话权了。　　　　孙犁晚年这次的与人论战，与替鲁藜、秦兆阳说话当然在性质上不同，那两件事政治象征的成分多，一说这事大家都能理解。这次的论战却是范围不那么广泛，只限于圈内的人知晓——甚至只是圈内的某些人知道来龙去脉：论战的双方只有他和对手两个人，论题也仅限于他们两人文章里的某些话。严格来说叫两个人的论争吧。　　　　事情的过程说起来也简单：　　　　1992年，贾平凹要创办《美文》杂志，就给孙犁写了一封信派人到天津向孙犁约稿。4月25日，孙犁先生先给贾平凹写了一封信，谈到当前的散文，说有些名家也不注意语法修辞。写到这里，孙犁要举个例证，正好旁边有一张广州赠阅的一份周末性质的报纸，有一句不通的话映进了他的眼帘，他就随手写上了：　　　　我仍以为，所谓美，在于朴素自然。以文章而论，则当重视真情实感，修辞语法。另有名家，不注意行文规范，以新潮自居，文字已大不通，遑谈美文！例如这样的句子：“未必不会不长得青枝绿叶”，他本意是肯定，但连用三个否定词，就把人绕糊涂了。　　　　贾平凹把孙犁这封信在《美文》杂志创刊号上刊登了，不久有几家刊物做了选载。现在看来，孙犁的这一段话，不会有什么恶意，因为双方素不相识，谈不上恩怨，也从来没有其他事情的过节。但大约那位作家认为孙犁是存心讥讽，所以，在看到《美文》杂志创刊号刊登的孙犁这封信不久，就写了一篇较长的文章《智慧之美》——可以说是反击文章吧，发表在天津的一家晚报上；在天津另一家自由谈文学的杂志上发表《要么回家要么闭嘴》，借球王贝利的这句话喝令孙犁“要么闭嘴要么回家”。　　　　此后几年，这位作家陆陆续续又写了不少这样的文章发表，孙犁看到一些后，也都没有说什么。但没有说什么并不代表孙犁没有想法，总的来说他还是比较生气的。在《智慧之美》刊出几天后，那时候我还在南开大学，有一天下午到孙犁家里去，刚到门口，碰到保姆杨玉珍，她就急切地告诉我：“你快去看看吧，大叔正为???的《智慧之美》生气呢。”我进到屋里，看见孙犁先生正独自坐在书桌后面默默地往外看着；孙犁先生有抽烟的习惯，现在却也没有抽烟，窗外明亮的光线与室内暗一些的光把他成一幅剪影；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给我倒水，拿糖果吃，只简单地指指沙发说：“坐吧。”我们俩坐了好几分钟都没有说话，我开口刚说：“听说您在生气……”孙犁马上摆摆手说：“段华，你还年轻，不要打听、不要掺和这事。”当时我才22岁，孙犁先生是认为我还是大学生，对世事涉处不深，牵涉进来会有难以承受的麻烦；话说到这份上，我当然不能也不会再掺和这事儿。坐了一会儿，我发现孙犁先生也没有像往常一样谈笑风生，而是沉默寡言，一直默默的望着窗外，回想着什么。我只好告辞，他也没有像以往一样送我到门口，只是简单的说：“你走好。”　　　　此后两年多，我多次到孙犁先生那里去，无论是我两个单独在一起，还是有其他人在场，我都再也没有听到他谈论这件事。但现在从他给韩映山的这封信里看，对方的文章对他的刺激还是很大的。日，梁斌文学研究会成立，我到天津参加会议，会议中间我和徐光耀、韩映山一起去看孙犁；他们三人谈到这件事的时候，我恪守孙先生的话只是静听一句也没有插言；谈到这件事情，孙犁说的中心话题只有两个含义：一是自己没有恶意，二是看那个作家有没有胆量把这句话别改动，收进文集里去。韩映山当时表示写一篇文章进行反驳，孙犁先生马上进行了劝阻。　　　　但是，人对任何事情的容忍都是有限度的，伟人如此，凡人如此，孙犁也是这样。反击的文章一篇篇映眼而来，一向冷静的孙犁忍无可忍一忍再忍，终于忍不住了，从日开始，到9月20日结束，连续写了8篇文章，对那位作家进行了反击。我曾经说过，晚年的孙犁每一个阶段写文章都对题材、体裁有侧重点，而他写杂文却以论战作收笔，不能不让人觉得扼腕和叹惜。　　　　孙犁反击的主要论点　　　　孙犁首先说明了为什么写论战文章，他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有语言学家对一些青年作家——包括孙犁在内的病句，进行了批评，并标出作者姓名和篇名，看过以后，大家就记住不再犯就是了。中国文学史上，有很多例证，同行朋友间互相指责、改错，成为佳话；叶圣陶先生在刊物上还办过“文章病院”，专挑有毛病的字句。但在今天，则行不通，偶尔举个不通的句子，既不提作者姓名，也不标病句出处，也未能得到宽容。“偶然指出他的一个病句，便怒火冲天，连续写文章，攻击人家。整整三年了，还未停止”，“这并不是文学规律发生了变化，而是作家素质和观念，发生了变异”；“当我看到第一次攻击我的文章时，以为究竟是个作家，好面子，发泄一下，也是应该的，我就没有说话。”　　　　对于对方说的“你的风光已经过了，不服气不行”，孙犁说，“我没有好风光，谈不上过去不过去。我的文学之路，是战争的路，是饥寒交迫，风雨交加，枪林弹雨的路。不是出入大酒店，上下领奖台的短促的路。”也许有人认为孙犁这一代进入了“被冷落”、“有失落感”的状态，孙犁说：“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们革命一生，虽无多大的功劳，但也有一些苦劳，也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情。及至老年，本身虽无能为力，国家和人民，也不会轻易就无缘无故，把我们打入冷宫，叫我们度寒岁”，“回顾一生，巡视周围，自己好像总是处于中间状态，或称中庸，或称中流，或称中等。仰望浮云，俯视流水，无愧于己心，无怨于他人。”　　　　至于对方把孙犁和青年对立起来，孙犁也不以为然。解放初期，孙犁仅仅36岁，编辑《天津日报》的文艺副刊，确实为刘绍棠、从维熙等青年作家的成长，做了不少努力，那时候孙犁也在青年作家之列。孙犁第二次和青年作家联系紧密，是在1978年以后，孙犁实事求是地对几个青年作家的作品进行了评论。但他发现凡是说了一些不同看法的，关系就冷却下来，谈了好处的来往就多了一些。但孙犁并没有马上洗洗手脸，跑到他们面前伸出友谊之手求得他们的原谅：他是以一个艺术家的姿态在和青年人交往，他也从来不希望自己的身边有一拨人围着他转。说孙犁对“继往开来的一代作家，不尊重。”孙犁困惑地反问：“我不明白：为什么指出一个作家、一篇散文的一个病句，便是对一代人不友好。”　　　　对于说他独霸文坛，孙犁更是不以为然。文坛本是香火地，官场是在文艺团体，及其庞大的附属机构。孙犁一向对这些地方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历次文代会，几乎都未参加，更未广交朋友，结为团伙，拉选票，谋职位。当然，孙犁也是关心文艺前途的，他说：“因为文艺和国家民族的前途，息息相关。革命一生，不希望共和国有什么不幸。因为我青年时，曾为它做过一些牺牲和奉献。”　　　　孙犁从十几岁爱好文学，对此道充满了幻想，并以此为指引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奉献了青春和幸福。自1940年在晋察冀边区参加文协工作以后，到解放后进城工作，孙犁也没有断绝和文艺团体的联系。总的来说，解放初期这些文艺团体的工作还是很认真和严肃的。在新时期以后，孙犁出于激情，以为一切可以恢复旧事，1978年就曾到北京参加一次作协代表大会，并在李季的鼓动下作了简短的发言。但是，参会的结果很使孙犁失望，那些参加的人物的举止、言谈，都使他坐不下去，主席刚刚宣布开会，孙犁就托词头痛，退了出来。这是孙犁最后一次和这种文艺团体接触。所以，孙犁在给贾平凹的那封信的末尾，说是要离文坛远些了。孙犁在反驳对方的文章里说：“我的一生，曾提出过两次‘离得远些’。一次是离政治远一点，有人批这是小资产阶级的论点。但我的作品，赖此，得存活至今。这一次是说离文坛远一点。”但是，一种职业一种环境，你想进入里面，当初并不容易；及至你产生厌倦，想离开它也不是那么容易摆脱的，何况孙犁一生的工作都为文坛作了贡献，树了典范。孙犁愤怒地反问：“文坛乃人民之文坛，国家之文坛，非一人一家，一伙人之文坛。为什么不允许别人注视它，这能禁止得住吗？不许人盯着它，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对有些似乎是人身攻击的话“下楼腿软，迎风流泪”，孙犁也反驳说：“我虽然身体不好，但两条腿，因为当年的锻炼，一直很好，不只下楼如履平地，而且走路健步如飞。眼睛，虽然有人观察过，说是混浊，但视力颇佳，现在还可看新5号甚至6号小字，更没有迎风流泪的毛病。”“尤可使一些人失望的，是去年大病手术之时，经权威医生鉴定：我的心脏、血管、肝、胰、胆，都出乎意料的好，不似八十岁的人，而像六十岁。因此，专家预测，可跨世纪……完全可以再和这些人周旋一段时间。”　　　　论战对孙犁的影响　　　　孙犁在论战中一共写了《“病句”的纠缠》、《当代文事小记》、《文场亲历记摘抄》、《我和青年作家》、《我与文艺团体》、《我观文学奖》、《反嘲笑》和《作家的文化》8篇文章。综上所看，双方论战的论题，似乎并不重大，不类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国防文学”之类的论战，甚至从严格意义上说，也谈不上对等的论战：双方是你写你的，我谈我的。张学正先生在《巴金、孙犁的晚年心态》一文里（见《中华读书报》日第五版）中说晚年的孙犁“回顾过去，充满伤感；面对现实，一腔忧愤；展望未来，感到幻灭”，恐怕不是事实，有点以偏概全——但这次论战对孙犁最后几年的身心和写作产生的不良影响，甚至说对孙犁最后两年写作情况产生了很大的不良影响——引起孙犁的幻灭感，倒是事实：例如，他在一篇反驳的文章里甚至这样写道：　　　　“我每天兀坐在楼台上。　　　　“我不知道，我现在看到的，是不是我青年时所梦想的，所追求的。我没有想再得到什么，只觉得身边有很多的累赘。　　　　“我时常想起青年时的一些伙伴，他们早已化为烟尘，他们看不到今天，我也不替他们抱憾。人有时晚死是幸运，有时早死也是幸运。”　　　　孙犁，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在不被宽容中无可奈何地甚至可以说是悲怆说出这些话，实在让人心中潸然，这不仅仅是对对手说的话，更是对社会现实的某种无奈。　　　　孙犁先生去世二年了，在他生前，除了看他这些文章，我没有再和他提过这件事一个字。在他写反击文章的时候，他在给我、徐光耀、韩映山和他老同学邢海潮、《羊城晚报》的万振环等人信里轻描淡写地写到过此事。但我从他在日给韩映山的信里知道，他是实在忍不下去才写那些文章的：虽然是称为写，实际是把他平时读到对手的文章时所随手记下的感想连缀成篇而已。　　　　那个对手也是我所尊重的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作家，在我和他的交往中，我从未提到过他和孙犁先生的这次论战，也没问过他看到孙先生八篇文章后的感想。从维熙先生几次告诉我，说那位先生几次在从先生家里说和孙犁论争做错了，我倒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这次论争难说对与错，只是双方对对方的理解有偏差罢了，但对孙犁先生而言，似乎受伤害的程度更大一些，对他晚年日常的生活和写作影响更消极一些。　　　　外围的观众并不会看明白是谁在和孙犁论争，论争的来龙去脉，实际上，有机会把双方论争的文章都放在一起，外围的观众也不会把此事弄得心里一清二楚。这当然是一个遗憾，无论是对观众抑或对孙犁，我相信孙犁先生是带着这个遗憾的，一直到他日离开这个世界；也许他的灵魂不会遗憾，而是像他年轻时一样意气风发的战斗在如火如荼的峥嵘年代。　　　　而现在，我面前所出现的，就是孙犁——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坐在窗前朝外兀望着，他的思绪在白云与青山间飘游：不知道是他想起了在晋察冀的战斗岁月，还是那些情同手足的伙伴；他现在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侧面，一幅无言的剪影……　　　　 　　
　　谢谢！　　我昨晚继续读，才发现自己理解错了，不是贾，是因贾而起：）读先生那些论争的文字，挺让人黯然的。
　　不过，那位作家是谁呢？
　　好像是liguowen.
　　xydh0820先生知道，请问他吧。
　　我知道的，已经告诉草兄了。
　　收到，多谢：）
　　病句要写，就看是病得西子捧心，还是东施效颦。
　　那个对手也是我所尊重的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作家，在我和他的交往中，我从未提到过他和孙犁先生的这次论战，也没问过他看到孙先生八篇文章后的感想。从维熙先生几次告诉我，说那位先生几次在从先生家里说和孙犁论争做错了，我倒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这次论争难说对与错，只是双方对对方的理解有偏差罢了，但对孙犁先生而言，似乎受伤害的程度更大一些，对他晚年日常的生活和写作影响更消极一些。　　--------------------　　段兄：实在憋不住心里的话，在这里公开说给你。我很难相信上面那段是你的真心话。为什么？与人交往，心中肯定会有些侧重，以你和孙犁的关系，无论如何也不该认为“在我看来，这次论争难说对与错，只是双方对对方的理解有偏差罢了”。我看了已公开的孙犁给你的所有信，也看过你写的那篇回顾从十几岁开始和孙犁的交往经历，更看过你写的其他关于孙犁的文章，还了解到你为《孙犁全集》所做的努力。和孙犁有如此深厚感情的你（在我看来已经不是敬重，而更多的是亲情），是怎么会在孙犁“似乎受伤害的程度更大一些，对他晚年日常的生活和写作影响更消极一些”以后，仍能说出“那个对手也是我所尊重的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作家”的话？你是怎么看着孙犁如此痛苦和激愤而继续尊敬李国文的？对一个人的感情不一定公。正，但它是真实的。如果我有你一样的和孙犁的交往和感情，那么即使我原来“敬重”这位老作家，也会因为这次“纠缠”而疏远他。还是上面所说，不一定公、正，但它是真实的！　　那么，对你而言，哪个是真实的呢？　　如果你所说的对孙犁感情是真实的，那么就请告诉我：我现在非常恨那位老作家！
　　公正？敏。感词？
　　“对继往开来的一代作家，不尊重。”－－如果是事实，怎么会“难说对与错”？　　“独霸文坛”－－－这仅仅是“理解有偏差”？　　“对有些似乎是人身攻击的话‘下楼腿软，迎风流泪’”－－－面对这样的话，你对你“所尊重的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作家”是怎么继续尊重的？
　　作者：雨之烛　回复日期：　10:48:29　
　　　　那个对手也是我所尊重的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作家，在我和他的交往中，我从未提到过他和孙犁先生的这次论战，也没问过他看到孙先生八篇文章后的感想。从维熙先生几次告诉我，说那位先生几次在从先生家里说和孙犁论争做错了，我倒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这次论争难说对与错，只是双方对对方的理解有偏差罢了，但对孙犁先生而言，似乎受伤害的程度更大一些，对他晚年日常的生活和写作影响更消极一些。　　　　--------------------　　　　段兄：实在憋不住心里的话，在这里公开说给你。我很难相信上面那段是你的真心话。为什么？与人交往，心中肯定会有些侧重，以你和孙犁的关系，无论如何也不该认为“在我看来，这次论争难说对与错，只是双方对对方的理解有偏差罢了”。我看了已公开的孙犁给你的所有信，也看过你写的那篇回顾从十几岁开始和孙犁的交往经历，更看过你写的其他关于孙犁的文章，还了解到你为《孙犁全集》所做的努力。和孙犁有如此深厚感情的你（在我看来已经不是敬重，而更多的是亲情），是怎么会在孙犁“似乎受伤害的程度更大一些，对他晚年日常的生活和写作影响更消极一些”以后，仍能说出“那个对手也是我所尊重的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作家”的话？你是怎么看着孙犁如此痛苦和激愤而继续尊敬李国文的？对一个人的感情不一定公。正，但它是真实的。如果我有你一样的和孙犁的交往和感情，那么即使我原来“敬重”这位老作家，也会因为这次“纠缠”而疏远他。还是上面所说，不一定公、正，但它是真实的！　　　　那么，对你而言，哪个是真实的呢？　　　　如果你所说的对孙犁感情是真实的，那么就请告诉我：我现在非常恨那位老作家！　　......................　　非常赞同雨之烛兄!　　抗议段华!　　我与孙犁素不相识,他的书却是见一本买一本，段华编辑的孙犁全集也买了.从这里，我感觉到了一位正直的老人的善良的心.并非我们要有交往才维护他,而是他人品\文品让你敬重.　　段华下次来阴山，看老兄非把你再灌醉不可。看你还说不说实话!你等着.
　　段华先生也有他的难处，毕竟都是在这个圈子里混的人，从维熙是孙犁先生的受业弟子，不也和李国文先生是好朋友，不能要求他们为了一方而得罪另一方，我也相信段华和从维熙先生内心是站在孙犁先生这边的。对人不能要求太苛，孙犁先生在世时也不会要求别人这样做的
　　段华先生也有他的难处，毕竟都是在这个圈子里混的人，从维熙是孙犁先生的受业弟子，不也和李国文先生是好朋友，不能要求他们为了一方而得罪另一方，我也相信段华和从维熙先生内心是站在孙犁先生这边的。对人不能要求太苛，孙犁先生在世时也不会要求别人这样做的　　－－－这倒也对。但我总忍不住要为雨之烛叫一声好。我也相信，如果换成是我，虽然未必跟那一位割袍断义或写出什么绝交书来着，但疏远是一定的。爱与憎，总不能违背自己的心！
　　谢谢老饕和草木先生的支持。谢谢目送归鸿1234先生开导。
　　段华先生也有他的难处，毕竟都是在这个圈子里混的人，从维熙是孙犁先生的受业弟子，不也和李国文先生是好朋友，不能要求他们为了一方而得罪另一方，我也相信段华和从维熙先生内心是站在孙犁先生这边的。　　===========================　　不同意，什么叫“难处”，什么叫“内心是孙犁先生这边的”？不像男人！　　中国文人萎哥多啊　　　　支持雨兄！！
　　段华、从维熙，说穿了是在拿原则与自己的利益秤重
　　谢谢三郎，不过话不要说得那么重。我说那些话，不是为了谴责段华，实在是为孙犁感到不平。
　　(转贴）脚踢李国文 　　　　　　　　五月出差北京，行前从书摊上随手抓了几本小书供途中消谴，其中有一本《大雅村言》，作者李国文，文坛大腕也，曾荣获“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且在内容提要中写道：“本书纵横捭阖，文史兼顾，那一篇篇充满激情与希望的檄文，犹如匕首，投抢，穿透了历史与现实”。翻读了几篇，倒是“大为震撼”，仿佛踩到了狗屎或吃进了苍蝇，当时曾作小诗一首以表厌恶之情：　　　　　　读某作家散文集，其中充满　　
乡愿气和驼鸟味，齿冷久之　　　　今古原无异，铁蹄踏踏来。　　　　缩头龟渐老，埋首鸟堪哀。　　　　介士每招祸，名家竞幸灾。　　　　洋洋何得意？做稳小奴才！　　　　　　世间垃圾文章、奴才作家太多，倘每见即怒，可生不完的气，不去睬它罢了。日前却听说《大雅村言》居然获了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类的头名，不觉大惊，难道我误记或看错了吗？急从书店再购回此书连夜拜读，几篇过目，又是恶心如故。许多篇中洋溢着的那种委琐庸俗的市侩气、圆滑世故的乡愿气和故作清高的伪君子气，熏人欲呕。　　　　　　北魏崔浩，“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是一位大文人，且历道武、明元、太武三帝，位列中枢，但是，“这个被使用的人，忘记了是吃几碗干饭的，得意加之忘形，严重触犯了这个利益集团”，他在编撰北魏国史时，“将拓跋氏这个野蛮民族的全部历史，包括秽行丑闻，恶风污俗，‘务从实录，以彰直笔，尽述国事，备而不典’，以致‘往来见者咸以为笑，北人无不忿恚，相与谮浩于帝，以为暴扬国恶。’”，于是帝大怒，不但尽诛清河崔氏，连“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　　　　在《得意与忘形》中，他写到崔浩的大悲剧时，感慨曰：“如果这位豪门子弟、朝廷重臣，有比他大约早一个世纪的前秦王猛那种难得的清醒，了解拓跋氏的野蛮性和他们对汉文化的警惧性，而不得意忘形，将矛盾激化，历史又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所以，有的知识分子，总是过高估计了个人的力量，认识不到文明在野蛮的铁蹄下，总是可怜巴巴的命运，最后，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某种程度上说，是自己把命玩进去的－－－谁让他得意之后，还忘形呢”。他警告后代文人：“得意与忘形之间，确实存在着一道最好不要逾越的界限。得意可以，但绝不要忘形。因为一旦总乎所以，而又不知节制，失态丢人事小，遭忌惹祸事大，说不定还要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虽然，从现代的眼光看，崔浩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一员，已非纯粹意义上的文人，但，这场大悲剧，既使属于专制集团内部的狗咬狗的斗争。比起拓拔氏的九五之尊，崔浩毕竞是小狗，是弱者、受害者。而且，与极端野蛮落后、好战尚武的鲜卑族的一支，崔浩毕竞代表着文化和文明。崔浩作史时“务从实录，以彰直笔”的态度，更是　　令人好生敬重。我们当代的历史学家，如果有崔的勇气，也不至于把历史当代面团，听从强权的指挥捧，一会儿捏圆一会儿捏方了。李滑头却是非不分，还在一旁幸灾乐祸，笑道：得意忘形者，能不由此总结一点什么吗？　　　　在《闲话建安七子》中，对于直接或间接死于曹操之手的孔融、祢衡及被“减死输作”（免死，劳改）的刘祯，他写道：“曹操作为文学家，写诗是一把好手。作为政治家，杀作家也是一把好手。但掉脑袋的这三位，也有其不大肯安生而惹祸的缘由”，他嘲笑祢衡：“文人的不肯安生，也实在是没有办法，曾经在荆州呆过，那位很　　自负的青年才子祢衡，大概觉得刘表不过是个浮泛虚靡的人物，到底打了个铺盖卷，不远千里跑到许都，想在那里一鸣惊人，结果没想到送掉一条小命”。　　　　他嘲笑刘祯，“被政治家这样耍了一下以后，这位文学家还敢坚持建安文人所倡导的通脱吗。所以，文学家想搞些什么名堂，都以适可而止为佳，太自以为是了，罔顾一切，便有物极必反的回应”。　　　　你瞧他多聪明，多为文人着想：文人们哪乖一些、安生些吧，不但不应反抗专制强权，既使崇尚“通脱”，也应适可而止，别过了头，越出文学的范围，以免惹祸上身呀。　　　　在《大雅村言》这本垃圾书中，凡写到文人倒霉了，李滑头都喜欢冷嘲热讽一番，以显示自己是多么聪明，多么善于避灾远祸，明哲保身。把肉麻当有趣，以世故为成熟，只有利害计算，没有是非念。不但无聊、而且无耻！　　　　老枭生平瞧不起文人，在《枭眼看诗、看人、看世》系列中对古今文人，极尽嘲讽斥骂之能事，但我瞧不起的是委委琐琐、唯唯诺诺、根风献媚、圆滑奸诈甚至舔痈舐痔的无行无耻的文人，予头所指，实乃造成文人软骨和阳萎的专制政体。对于那种敢言敢怒、亦箫亦剑、骨傲血热、不畏邪恶者，却是充满敬仰的。如当代李敖、余杰　　，现代鲁迅，古之屈原、司马迁、李白、屈大均@…，等等。可这个李滑头居然连司马迁也敢嘲弄。　　　　在今年第4期《随笔》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司马迁之死》，他这样写司马迁的： 　　　　
“其实子承父业继承太史令的他，在国史馆里，早九晚五，当上班族，何等惬意？翻那甲骨，读那竹简，渴了，有女秘书给你沏茶，饿了，有勤务员给你打饭。上自三皇五帝，春秋战国，下至陈胜吴广，楚汉相争，那堆积如山的古籍，足够他白首穷经，研究到老，到死的。而且，他和李陵，非亲非故，‘趋舍异路’，不相来往，更　　不曾‘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有过私底下的友谊。用得着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但是，知识分子的通病，总是高看自己，总觉得他是人物，总是不甘寂寞，有一种表演的欲望。” 　　
把司马迁冒着杀身大祸为素无来往的李陵向暴君求情，说成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有一种表演的欲望”，就不仅仅是滑头了，这已丧失了一个人最起码的良知与正义感。中国作协把鲁迅文学家授予他，这是对鲁爷极大的侮辱。鲁爷地下有知，定然气得再死一次！　　　　我特别赞同肖夏林先生对《大雅村言》的评价：“说是杂文吧，他没有一点直面真理直面黑暗的勇气和力量，他在文中除了借古讽今地谩骂知识分子外谁都不敢骂，而且不敢指名到姓。虽然他看起来歇斯底里，但是却是空腹般的道貌岸然空洞乏味，而且也骂不到点子上，一个阶级斗争的阳痿的痞子的变态的投机的委琐的灵魂，到是　　在“大雅村”里活灵活现”。　　　　也可见当代文坛以及作协这个文学衙门是怎样的堕落和肮脏了。　　　　专制千年暴风雪，可怜民气摧残尽。文人啊就请手下留点情，再不要“作不该颠倒的颠倒，为鬼作伥”了吧。　　　　老枭一向主张只攻观点不击人身，但对这个李某人，却忍不住狠踢一脚，效法嘘堂大君，非人与文一起“攻击”不快。可惜脏了我的日行万里的臭脚！　　
　　支持雨之烛,支持草木人语　
　　支持草木
　　楼上的诸位也太一边倒了吧？你们又不是当事人，真就这么清楚事情的真相？给贾平凹的那封信我看了，应该说孙先生那段话里先发了一通牢骚，之后又举出李先生的句子，很容易让人以为这些疑问是针对他的。况且，孙先生是清楚那封信是要发表的吧？被人认为是刻意的宣战也是可能的。其二，孙先生认为“未必不会长得青枝绿叶”这句话不美，虽然说简洁是美，可繁复也未必不妥吧，放在特定的语境里，会有特定的美感，就像鲁迅先生的两棵枣树一样。说二人的争执是文学上的争执，也未尝不可。第三，我们看到的都是孙先生的论争，李先生的呢？在一方缺席的情况下来裁判，对李先生太不公平了吧？若谁能找到当初李先生攻击孙先生的文章来，让我看过，其中真的涉及到人身攻击啊之类的内容，我才心服，否则，断章取义，算什么呢？况且，似乎李先生的文章并没有提孙先生的名字，那么也未必是直接针对孙先生的，而文坛中毕竟存在着尸位素餐的现象！
　　顺便说一句，李先生的《花园街五号》写得还不错，曾经拍成电视，并无楼上所说的“委琐庸俗的市侩气、圆滑世故的乡愿气和故作清高的伪君子气”。 　　
　　哎呀，再啰嗦一句　　“未必不会长得青枝绿叶”应为“未必不会长得不青枝绿叶” 　　
　　楼上的别说，我还真找到了其中的一篇全文，请您赏鉴一下？　　　　老是一种境界 　　　　　　--------------------------------------------------------------------------------　　　　来源:本站整理　作者:李国文　阅读:896次　　 　　　 　　　　
古人言，“不觉老之将至”，确实是人到老年的真实状态的描写。虽然，你的儿女一天天地长大，你的熟人一个个地逝去，都在提醒光阴荼苒，日月如梭，时光一去不复返。但大多数人，还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步入桑榆晚景的老年。我也是很晚才意识到自己是年近古稀的人了，早几年，还认为那是比较遥远的事情呢！坐公交车，别人站起来让座，还有点不习惯，但似乎只不过是一眨眼功夫，居然马上就要跨进70的门槛了。 　　　　
封建社会里的中国人，平均寿命较低，人活七旬者少，所以称之曰“古稀”。唐代诗人中著名的三李，李白稍长，活到了61岁，李商隐短些，活了45岁，李贺则近科夭折，只活了26岁。南唐两位写词的帝王，后主李煜活了41岁，就被赵匡胤毒杀。如果不是这种意外死亡，他寿命也不会长，因为中主李（景），也只是活了45岁。比之古人，我们就幸福得多。“人活七十古来稀”，在现如今，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人总
是要老，这是不可逆转的事实。而且还应该承认，宇宙万物，谁也难逃新陈代谢的规律，老是一种正常现象，不要不服老。 　　　　
上了年纪的朋友们聚在一起，常常觉得自己吃得下，走得动，身子骨硬朗，还不到廉颇“一饭三遗矢”的不堪地步，总不大甘心自己的老。人说发白为老，我可以染；人说牙掉为老，我可以镶；人说老从腿起，步履蹒跚曰老，我并未卧床，离死尚远，怎么算老呢？所以，颇不服气，常要较劲。其实，这样强撑的话本身，说明在生理的老之前，心理的老，早就开始了。 　　　　
小孩子盼过年，盼长大，因为未来对他来讲，是一张可以无限透支的支票。老年人怕过年，是由于离终点站不远的缘故，过一年，少一年。这种心理障碍，就是老态的表现。所以，女人到了一把年纪，就要往脸上多打粉底霜，遮住皱纹。若谁不识相地向她打听年华几许，她会很不开心的。男士也同样，若碰上机关领导班子调整，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里，当着组织派来的干部，造成千万别问某人多大年纪，那是很犯忌的。所以，发现某位同志，原来属马，忽然成了属羊的，或者属大龙变属小龙的，千万不要面露大惊小怪的样子，而影响人家的仕途。打探年龄，固然属于触犯隐私，但怕老、畏老、不肯老、不想老，正是心理上已经老了的表现。 　　　　
洋人很少好奇老龄询问别人的年龄，尤其对女士，这种礼貌行为，值得我们学习。因此，“您老高寿”，少说为佳，“小姐芳龄”，免开尊口，便是起码的修养了。但不问不闻，年龄就会停滞在那里吗？当然不会，即使做整容手术，即使再修改档案，该老照样老，那是毫无办法的事。其实，当我们对一切一切都感到习惯，泰然，无所谓，不再具有浓厚的鹇感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心灵已经在老化之中。若是总在重复同一话题，车轱辘话来回翻，而且总以为是第一次讲述，那么，这种感觉的迟钝，记忆的失灵，那可就是百分之百的衰老了。 　　　　
所以，人过花甲，应该追求一种成熟的美。进入古稀之年，更应该体现出一种智慧的美。老是一种境界，所以，最难得者：60岁时清醒，70岁时更清醒，80岁时彻底清醒，这就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了。但通常情况下，即或不是早老性痴呆症，60岁时开始糊涂，70岁时更加糊涂，80岁时完全糊涂，也是大有人在的。因此，朋友们约定，老了以后，互相提醒，一定要做到以下几个不要： 　　　　
不要怕被人遗忘；不要怕受到冷落；不要不识时条地抛头露面，还要插手管事；不要怕失去讲话机会，产生令人厌恶的指导癖；不要怕后来人否定自己，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必然的真理；不要当九斤老太，就自己空前绝后，谁也看不进眼里，做出失态举止；更不要躲在自己的阁楼里，用嫉恨的目肖，咀咒一切后来人，便不被人尊敬了。 　　　　
说实在的，回到文学这个话题上，也是同样道理。作家的清醒，或许更为重要，文学是一代一代承接下来的事业。所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除极少数的大师外，谁也不可能永远风光。从文学史上来看，作家诗人、长寿者众，但还能坚持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并不多的。学到老，写到老，还写得好，那是十分稀有的现象。我们知道，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斯坦贝克，最后江郎才尽，写出来的作品，竟到了令人不忍卒读的程度。　　　　
所以，美人迟暮，作家也不例外，都会有在创作上老态龙钟的这一天的。 　　　　
我们也看到并领教过的，个别作家，一旦到了写不出什么作品的时候，便像妇女失去生育能力，进入更年期，开始不安生地折腾了。折腾自己不算，还要折腾别人。这种折腾，便表现在文学的嫉妒上。诸如嫉妒来日方长的年青人；诸如指责年青人的变革尝试，诸如反感文学上出现的一切新鲜事物…… 　　　　
老不是罪过，老而不达，则让晚辈讨厌了。 　　　　
因为年龄不是资本，可以对后来者做一个永远的教师爷。在荒塬上，毛色苍黄的老狼，总是离群而去，孑然独行。而在热带雨林中的大象，最后的结局，是不知所终。所以，俄罗斯的文学大师托尔斯泰，已经是风烛残年，还要在一个风雪夜里独自出走。也许，他希望自己像从林中的大象一样，大概打算从这个世界消失吧？我一直是如此忖度的。 　　　　
在我们的前面，有过前人；在我们的后面，还会有后人。我们做过了我们应做和能做的事，我们走过了我们应走的和能走的路，老是再自然不过的，坦然面对，相信未来，便是自己的座右铭了。 　　　　
我一直觉得日本一个大作家川端康成在他作品《临终的眼》里说的话是值得牢牢记取的，他说：“我以为艺术家不是在一代人就可以造就出来的。先祖的血脉经过几代人继承下来，才能绽开一朵花。” 　　　　
当想到这朵花里，有自己曾经尽过的一份心力，老又何足畏哉？ 　　　　http://www.pa999.net//.html　　 　　　　 　　 　　 　　
　　呵呵，居然又看到一篇：　　“不娶少妇”　　　　李国文　　
这是一位大作家说过的话，是对那些一心想讨个年轻太太的老年男士，所作出的发　　自肺腑的忠告。　　
直截了当，明确无误，很有点当头棒喝的意思。　　
说这话的江奈生·斯威夫特先生（），是大家都知道的童话故事《格列　　佛游记》的作者。《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称誉他为“英国最杰出的讽刺作家和古往今　　来屈指可数的讽刺大师之一。”一个作家在他死后二百多年，还能得到这样的评价，可　　以说是真正的不朽了。现在文坛上那些自以为或被捧为传世的作品，二百年后能否被人　　记住，恐怕是大有疑问的。新时期文学至今不足二十年，许多大红大紫过的作品，除了　　符号意义外，至于写了些什么，大家差不多都忘得精光了。　　
由于斯威夫特写作的讽刺风格，加之英国人天性中的幽默感，对他这份看似语重心　　长，肯定而又恳切的经验之谈，是不是带有某种反讽意义在内，不禁怀疑。这位十七世　　纪到十八世纪的居住在都柏林的一位神职人员，把“不娶少妇”列人他老年自勉十七条　　的首条位置，言简意赅，开宗明义，人进老年，千万别娶二三十岁的女人当太太。大概　　他是总结了相当多的老夫少委的例子，认识到太年轻的太太对于太年老的丈夫那种害多　　益少的作用，才特别强调的。　　
但斯威夫特如是说，是不是有点偏颇，究竟有多大的实践意义，我是不大相信的。　　我认识的一位年届花甲的男士，前不久与发妻离婚，然后在物色新夫人的新闻发布中声　　称，作他的未婚妻，条件之一，年龄务必要在二十五岁至三十岁之间，上必封顶，下可　　商量。这种在斯威夫特看来，大概算得上是赴汤蹈火的勇气，宁陷于水深火热而义无返　　顾的热忱，恐怕老先生也会动摇他订下的这个信条的。　　
斯威夫特也活到了七十八岁，他是否有娶过少妇的痛苦体验，便不得而知了。　　
由于中国的翻译家们比较热衷于候鸟迁徙活动，喜欢一窝蜂地往一个地方飞。热门　　书，好几个人抢着翻，冷门书，谁也不屑一顾。因此，像十六、十七世纪的斯威夫特，　　属于老掉牙的货色，在翻译家眼中自然要坐冷板凳了。现在要是想找到有关这位作家的　　传记、书信，除《格列佛游记》外的作品等等中文译本，就比较困难。所以，他本人的　　婚姻状况，无从知悉，只好付之阙如了。　　
但我们知道他很长时期当过退休的大臣和外交家邓波儿爵士的私人秘书，还作过爱　　尔兰大法官伯克利伯爵二世的私人牧师，也许他的职业，使得他终日与这些年迈老人相　　处，天长日久，耳儒目染，随而也就熟悉人上了岁数以后的颠三倒四的状况，和倒行逆　　施的行为，自然也了解老年男士那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性冲动，和猛饮三鞭酒也不济事　　的悲哀。可能目击那些因性欲旺盛的少妇而弄得老先生丢盔卸甲、惨不忍睹的样子，才　　使他把“不娶少妇”放在自我警戒的头一条吧？　　
人是要衰老的，正如一年四季的转换，生命进入冰封万里的冬天，倒属正常，秋风　　萧瑟，寒冬已至，就不宜总做春光乍泄时候的美梦了。少妇对于高龄男士来讲，是否克　　化得动，看来斯威夫特先生是持异议的。这种考虑有些类似法国的卢梭先生论述自由时　　的看法，他认为：自由是一剂峻泻的诸如巴豆霜一类的药物，对于肠胃不好的民簇，未　　必合用。青春焕发的少妇，也许能催发老男人的一些性激素的残渣余沥，但不一定是一　　剂良药。综观中国封建社会中先后大约三百多个皇帝，长寿者极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与身边这类少妇太多不无关系。于是，又觉得斯威夫特的观点，也许在理。　　
可以不服老，或者不承认老，也可以做美容，把脸皮烫平，甚至改填履历表，使自　　己晚出生若干年。但新陈代谢，是宇宙间的生存发展的规则，衰老是谁也不能逃避的现　　实。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可以通过金钱、权力、名望、关系网等等的精神和物质　　手段，达到预期的改变。得不到的可以稳拿到手，爬不上的可以满身朱紫，吃不着的可　　以酒池肉林，赢不了的可以胡个满贯，当然也包括娶一个妙龄少妇，重新焕发青春。但　　有一条却是钱也好，权也好，都无能为力的事情，那就是无论怎样把头发染得黢黑黢黑　　也遮挡不住的老。　　
其实，老有何伯？怕就怕在老而胡涂，老而张狂，老而失态，老而不识时务，贻人　　笑柄耳！小猫爱蹦蹦跳跳，时不时地闯个祸，老猫就爱在沙发上打瞌睡，发出匀称的呼　　噜声，大家视这为正常的现象。倘若老猫也跳上窜下，撞倒瓶瓶罐罐，疯疯颠颠，作出　　种种丑态，那就该觉得这只老猫，不知哪根神经出毛病了。　　
若干年后，在罗马的一次世界杯足球赛上，前球王贝利对在场上踢球的巴西国脚，　　不停地发表指摘的，不满的，甚至很挑剔的看法，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他自以为曾经　　是巴西足球上一代辉煌的代表人物，有这样说三道四的权利。这就是他失去感觉的结果，　　他忘了一条最重要的真理，过去了，就永远过去了，你曾经是球王，不错，但那已经是　　历史。“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英雄人物。”“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要没有这　　一点看得穿，想得开的胸襟，还在那儿倚老卖老，便不为后人尊敬了。　　
著名球星马里奥批评道，贝利“精神上有问题，任何生活在过去的人，都会进入博　　物馆”，“贝利现在对我们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如今人们踢球的方式同他过去完全不一　　样了。贝利已成为过去。”于是，那些绝对是他晚辈、晚晚辈的球员们朝坐在主席台上　　的他，发出了吼声：“你要么闭嘴，你要么回家！”　　
新陈代谢的规律是永恒的，也是严峻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是历　　史发展的总趋势。包括文学，也是这样一个道理，不能例外。海明威在《非洲的青山》　　里，就一点也不客气地论说三十年代的美国作家，说他们男的老了以后，就成了婆婆妈　　妈，唠叨不休的碎嘴子，女的变成圣女贞德，看什么都不顺眼，都是离经叛道。海明威　　的言语虽然尖刻，但却是那些刻薄后进，雌黄新秀，看不上新生代的老年作家的通病。　　任何人头顶上都不可能有万世辉煌的光圈，要敢于承认才力不逮，要给年轻人腾出位置，　　要退出舞台甘于寂寞。绝不能因为风光不再，总耷拉着一张脸，像鲁迅先生笔下的九斤　　老太，呼天抢地的大喊一代不如一代，那就难免像贝利一样要挨嘘了。　　
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里，写到了一个叫“拉格奈格”国度里，有一种叫“斯　　特鲁布鲁格”的人，在他的笔下，这些无论如何死不掉的，也就是老而不死的人，无论　　对于自己，对于他人，都是一种可怕的负担，恐怕是嘘也不能解决问题的了。　　
他写道：“他们活到八十岁的时候（在这个国家活到这么个岁数就算到了极点了），　　不但具备一般老年人所有的缺点和荒唐行为，并且还有许多别的缺点，因为他们对于自　　己永远不死感到恐怖。他们不但性情顽固、暴躁、贪婪、沮丧、虚荣、多嘴，而且丝毫　　不讲友谊和情爱，即使有，顶多也只能对儿孙还有些感情。嫉妒和妄想是他们的主要情　　欲。但是引起他们嫉妒的事情主要是年轻人的不道德行为和老年人的死亡。他们嫉妒年　　轻人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寻欢取乐的可能。同时当他们看到送葬的行列时，他们　　又感到惋惜，抱怨只有别人才能得到休息，而他们自己却永远不能希望得到。他们除了　　在青年和中年时期得到的一些经验和知识以外，就什么也记不得，而这一点点东西也是　　很不完全的，关于任何事实的真相或者细节，我们最好还是相信传统的说法，而不要相　　信他们的记忆。在他们中间最幸福的人倒是那些年老昏聩、记忆全失的人。因为他们不　　像别人那样有许许多多的恶习，所以他们还比较能接受人的怜悯和帮助。　　
“他们活到九十岁，头发、牙齿全部脱落，这时他们已经不能辨味，有什么就吃什　　么、喝什么，胃口不好，吃什么也不香。他们时常患病却经久不愈，病情不会加重也不　　见好转。他们谈话时连一般事物的名称、人们的姓名都忘掉了，即使是至亲好友的姓名，　　他们也记不起来。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再也不能读书自娱，他们已经不能看完一个句　　子，看了后面忘了前面。这种缺陷使他们失去了唯一还可能有的乐趣。　　
“他们是我平生所见最令人痛心的人，而女人比男人更来得可怕，她们除了具有极　　衰老的老人普遍存在的缺陷以外，还有一些格外令人可怕的地方，那可怕的程度和她们　　的年龄成正比。”　　
最后，斯威夫特叹息：“读者们不难相信，自从我亲自听到，亲眼看到这种人以后，　　我的长生不老的欲望为之大减。”　　
所以，在没到四十岁的时候，斯威夫特就如是说法：“当我老时，愿望如下……”　　一共十七条，表达了他对将来步入老年后的基本生存原则。除第一条需商榷外，其它诸　　条，即使在二百年后的今天，也还具有现实意义。　　
“第一，不娶少妇。”　　
“第二，不混在年轻人队伍里头，除非他们专诚邀约。”　　
“第三，不乖戾，郁闷或猜疑。”　　
“第四，不鄙薄当代的作风、情趣、时尚、人物、斗争等。”　　
“第五，不爱小孩，并且尽量避之则吉。”　　
“第六，不向相同的人复述相同的事。”　　
“第七，不贪。”　　
“第八，不忘正派、整洁，因为怕落入鄙脏。”　　
“第九，不严厉对付年轻人，但接受他们青春的愚昧和缺点。”　　
“第十，不听无赖之徒饶舌，也不受他们的影响。”　　
“第十一，不随便施教，也不随便麻烦别人，除非对方切求自己。”　　
“第十二，盼望有些好朋友在我破坏或疏忽上述意愿的时候通知我，并且指出缺失　　的所在，使我按此改正。”　　
“第十三，不多言，也不多讲自己。”　　
“第十四，不夸耀年轻时的英姿，力量或如何受女性欢迎等等。”　　
“第十五，不听谄言，也不要设想自己会蒙年轻女人的青睐。”　　
“第十六，不肯定事情，也不固执。”　　
“第十七，不自负有本事能行列守则，惟恐一条也把不住。”　　
以上这十七条老年自勉之词，出自梁锡华先生的文章《一点子史（原文如此）威夫　　特》，原刊香港《大公报》日。因为这张报纸未必都能看到，所以抄录下　　来，以飨同好。我记得同时也看到此文的W先生和Z女士，在电话里交谈时，都极赞其棒。　　尤其一条一条边读边议下来，忍不住发出会意的笑声。这就应了《红楼梦》里的薛姨妈　　的一句名言：“笑话不在好歹，只要对景就发笑。”因第一条“不娶少妇”，由于乐此　　不疲，跃跃欲试的老年男士太多，似欠群众基础外，其它各款，不也是我辈年纪一把之　　人的写照，和特别值得清醒的地方嘛！　　
于是相约，要切记切戒的，到了豁牙拌齿，说话漏气，眼神欠佳，迎风掉泪的年纪，　　就不要捏住小女子的玉手或玉臂不放，从脸看到胸，从头品到脚，而真是应该“尽量避　　之则吉”的自我珍重。既然是过气之人，桑榆晚景，明日黄花，风光不再，大可不必穿　　牛仔裤，着露脐装，剃小平头，贴假胸毛，混在年轻人队伍里头，与年纪小一大截子的　　新生代或后生代搅在一起，像羊群里的骆驼那样碍眼害事。即使学有一点所成，受人稍　　许尊敬，也无须乎对年轻人耳提面命，声严色厉。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和追求，你不　　是钦定的标准样板，后人无必要都得以你为范本。即使有些老先生，到了自成一派，门　　徒甚多，自竖一帜，追随者众的地步，也用不着对不合己意的人，水火不容，非己者诛；　　尤其要谨防围绕在身边的无赖之徒和蔑片小人们的煽动和挑唆，有人冒犯一下你，也没　　有什么了不起，你也不是皇上。人老了，应该懂得尊老是中国人的传统，让到为礼，适　　可而止。大可不必逢会必到，逢酒必喝，逢主席台必坐，逢麦克风必讲。土埋半截，余　　日可数，更不宜追逐浮名虚荣，争排座次前后，在乎掌声多寡，计较出镜长短，为得到　　什么而兴高彩烈，为没得到什么而嗟叹哀怨。既不要“老夫聊发少年狂”，让观众大跌　　眼镜，也不要当老爷子自以为是，惹人烦厌。所以，第十二条所言，有一两个敢向你说　　真话的朋友，当你背后有人对你啐唾沫的时候，提醒你检点一下自己的言行，恐怕是最　　重要的了。　　
斯威夫特的这些托己而劝喻他人的睿智箴言，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真是越琢磨越　　有道理啊！　　
尽管对第一条，令人有所狐疑。但如果联系起前些日子，一位老作家的不幸去世，　　倒也某种程度证实他的话是对的。看来，二百年前的斯威夫特先生，将此谆谆告诫，放　　在首位，说明他是很有远见的大作家。无论你同意还是不同意，实行还是不实行，他的　　这种见解，对后人来说，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绝非无的放矢。　　
作家的伟大，就在他总是有话让你好说这一点上。　　
或许，这就是永恒罢！　　 　　
　　阿芭先生：无意让谁服不服。我的跟贴也只是针对段华先生的观点而发，至于为什么，我想段先生能体会出。如果他体会不出，我也许没话说了。反正孙犁已经死了，活着的人，不管老的还是少的也都会死，真正“老而不死是为贼”的是不可能的。
　　文人相轻
　　孙犁先生文章的美，他的善良和真挚，是被一代又一代的人记住的。　　何必争论呢？
　　收藏。
　　孙犁晚年那几篇文章早就读过了，但一直不知道是指谁。现在才知道。但似乎还不能百分百断定。真是李国文吗？原先我曾怀疑是王蒙，王蒙是能干出这样的勾当的。现在看李的文章，似乎不完全是指孙犁，何以会引起孙犁的如此愤怒。也许里面还有些别的外人所不知的纠葛。也许这些纠葛加上李国文写文章有时的北京腔容易令人反感，结果引起这么一场对孙犁晚年心情影响严重的纠纷。
　　今早看到这个帖子,心内很是不平静。昨天是孙犁先生去世三周年忌日,我是在新疆；而三年前他去世时,我也恰好在新疆天山深处,没有办法为先生送行,好在他去世前几天,我专门驱车到他床前看他,那时候他已经不能说话了。我在他床前站了一会儿,默默转身出来,忽然间发现泪流满面———我知道,从此将和先生天各一方了。人生苦短,世情汪洋；阴阳二世,思念悠长。　　
在他去世后,我给他编了《孙犁选集》、《孙犁全集》、《孙犁先生纪念集》等，又写了一本关于他的书，里面有很多第一次公开的资料、照片等等，请了101岁的吕正操将军题了字，出版后大家可以看看。很显然，我对他的感情很深的。我想，我做那些工作，也是对他最好的纪念吧。　　
至于朋友们在这里说到的他和别人论争的事情，大致就是我写的那样。那个作家的文章大家也可以找来读读。朋友们个人的看法不一，这很正常，但有一点我是不同意的，即“段华、从维熙，说穿了是在拿原则与自己的利益秤重”。我曾经和从维熙先生多次讨论过这事，我写关于孙犁先生晚年论战的文章的时候，并没有顾忌什么、瞻前顾后怕什么——如果怕我就不写这篇文章了。文章里我提了一句“张学正先生在《巴金、孙犁的晚年心态》一文里（见《中华读书报》日第五版）中说晚年的孙犁“回顾过去，充满伤感；面对现实，一腔忧愤；展望未来，感到幻灭”，恐怕不是事实，有点以偏概全”——须知张先生是我大学里的老师，教过我课，我都没有避讳，难道还会避讳那个作家么？我在文章里说的那些话，都是我真实的想法。　　
顺便说一句，做事情不一定断袍革义，但疏远是一定的——如今，我大约9年没有和那位作家来往了。　　 　　 　　　　
　　理解段兄！
　　复阿芭：　　其二，孙先生认为“未必不会长得青枝绿叶”这句话不美，虽然说简洁是美，可繁复也未必不妥吧，放在特定的语境里，会有特定的美感，就像鲁迅先生的两棵枣树一样。说二人的争执是文学上的争执，也未尝不可。　　李国文写的是“未必不会不长得青枝绿叶”而不是象你说的“未必不会长得青枝绿叶”，是病句无疑。　　
　　《巴金、孙犁的晚年心态》这篇文章不好
　　我看了已公开的孙犁给你的所有信，也看过你写的那篇回顾从十几岁开始和孙犁的交往经历，更看过你写的其他关于孙犁的文章，还了解到你为《孙犁全集》所做的努力。　　---段先生，请问您写的跟孙先生的交往经历，是不是没有在书话上发表过？我用您的名字，似乎没有找到。
　　　　　　
不应有的遗忘　　　　　　·何　蜀·　　　　　　　　□　原发表于《山西文学》２００１年２期　　　　　　季羡林先生在为马识途“文革”回忆录《沧桑十年》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充满忧虑地说：“我现在痛苦地发现，浩劫结束才不过二十来年，今天再同年青人谈到浩劫中的一些真实的情况，他们竟瞪大了迷惑的双眼，认为我们是谈‘天方夜谭’……照这样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走的人越来越多，消逝的记忆也越来越多，再过上十年八年，这一场空前的悲剧真会变成了‘天方夜谭’。我们许多人的血白流了，性命白丧失了，应得的教训白白放过了。”　　　　近来在阅读中，竟意外发现，不仅是青年，甚至在老一辈的“文革”过来人中，也对“文革”历史产生了不应有的遗忘。　　　　这样的例子，先是在《随笔》１９９８年第６期上李国文先生的《小人礼赞》一文中发现的。　　　　李国文这篇文章说，中国作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过“小人”们不间断的作践，心理与生理都得到了充分锻炼，因而增强了对苦难的承受力，并总结说：“当代小人的贡献，就在于对中国作家的磨练，使他们具有了好好赖赖能熬过来的坚强，实在是功不可没的。”　　　　为了说明这一论点，李先生却举了一个十分不恰当的例子，说：“这个结论是根据外国作家自杀率较高，而中国作家相对要低的比较中得出的。”李先生还举出了茨威格、海明威、杰克·伦敦、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有岛武郎、三岛由纪夫等一批自杀的外国作家为例，说中国作家在“文革”期间，“除了极少数的一两位老先生，受不了凌辱而跳湖、而开煤气，结束自己的生命外，没有人写绝命书，没有人尝试过自杀，甚至连这个该死的念头都不曾有。”　　　　这样说，就未免太离谱，太有悖史实了。　　　　中国作家在“文革”十年中的自杀者，果真是只有“极少数的一两位老先生”吗？当然不是。笔者仅从极为孤陋的见闻中，即查到有这样一些作家在“文革”中含恨自杀的资料：　　　　　　邓拓（《燕山夜话》作者，诗人、杂文家、新闻工作者），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８日服药自杀。　　　　叶以群（文艺理论家），１９６６年８月２日跳楼自杀。　　　　老舍（小说家、剧作家），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投湖自杀。　　　　陈笑雨（文艺理论家），与老舍同日，投河自杀。　　　　傅雷（作家、文学翻译家），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与夫人一起上吊自杀。　　　　陈梦家（早年著名“新月派”诗人，后为古文字学与考古学家），与傅雷同日自杀。　　　　白辛（作家，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编剧），１９６６年９月服毒自杀。　　　　杨朔（散文家），１９６８年８月３日自杀。　　　　周瘦鹃（著名“鸳鸯蝴蝶派”作家，散文家），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２日投井自杀。　　　　李广田（散文家），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２日投池自杀　　　　闻捷（诗人），１９７１年１月１３日开煤气自杀。　　　　……　　　　　　仅从这个极不完备的名单即可看出，中国作家在“文革”十年中远非只有“一两位老先生”自杀。假如再加上那些死因尚存某些疑点但通常被认为是自杀的作家，如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０日“跳楼自杀”）、小说《敌后武工队》作者冯志（１９６７年“上吊自杀”）等，人数就更多了（今年《炎黄春秋》第二期上赵淮青《文化界逝者的风骨》一文，就是针对李国文此文而作的，详述了许多文化界名人自杀的情况，但赵文“为尊者讳”，未提李国文先生的大名）。　　　　对照这些血淋淋的历史篇章，再来看看李国文先生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除了极少数的一两位老先生……没有人写绝命书，没有人尝试过自杀，甚至连这个该死的念头都不曾有。”不能不令人困惑。难道李先生在“文革”中和“文革”后都是“桃花源中人”，对中国作家曾经有过的遭遇竟会如此陌生？　　　　李先生为了证明外国作家自杀的比中国作家多，一口气举了十来个自杀的外国作家为例，似乎确实比他所说的中国作家中自杀的那“一两位老先生”要多得多。其实，仔细一想，这种比较法又是一个明显的错误。让我们看一看李先生所举的那些外国作家自杀的时间吧：　　　　　　杰克·伦敦，１９１６年（服麻醉药过量而死，通常被认为是自杀）。　　　　有岛武郎，１９２３年。　　　　叶赛宁，１９２５年。　　　　芥川龙之介，１９２７年。　　　　马雅可夫斯基，１９３０年。　　　　茨威格，１９４２年。　　　　法捷耶夫，１９５６年。　　　　海明威，１９６１年。　　　　三岛由纪夫，１９７０年。　　　　川端康成，１９７２年。　　　　　　可以看出，李先生所举的这些外国作家，是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中的不同年代自杀的，而且他们分别属于美国、日本、奥地利、苏联等不同国家，分别自杀于亚洲、欧洲、美洲等地。其中，在与中国“文革”十年相同的时间段里自杀的，只有日本的三岛由纪夫和川端康成两位。如果要作比较，应该是以一国与一国，同一时间段与同一时间段相比才合适，才有“可比性”。否则，我们不是还可以把从屈原到王国维、朱湘的自杀者都扯上来凑数吗？　　　　李国文先生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竟还写了更加令人惊诧的一段话：“邓拓先生诗：‘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多么慷慨大义！当他为三家村一员，最早推上‘文革’祭台时，也只能低头接受批斗，而做不到杀身成仁。”　　　　邓拓“只能低头接受批斗，而做不到杀身成仁”吗？不知李先生的这一印象是怎么得来的。众所周知，邓拓是“文革”中自杀的第一人，他并非“低头接受批斗”，而确是“杀身成仁”——以死抗争了。而且他在自杀前留下了遗书（并不是像李国文先生所说的“没有人写绝命书”）。这是稍微了解一点“文革”史实的人都会知道的。怎么可以将这“文革”自杀第一例也遗忘了呢？　　　　另一则同样令人大为惊诧的“文革”遗忘症的例子，是在一本好书中看到的：《带翅膀的摄影机——侯波、徐肖冰口述回忆录》，这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口述传记丛书”中的一种。这套丛书是很不错的。然而，如白璧之瑕，在侯波、徐肖冰这本书中，出现了一个实在令人想不到的错误。　　　　在回忆到杨尚昆那一段（《无微不至杨主任》）中，竟把杨尚昆的被打倒说成是因为他给毛泽东录音而“被江青、‘四人帮’紧紧抓住不放，而且添油加醋”地说成是对毛泽东搞“窃听”所致，甚至还冒出来这样一句话：“杨尚昆被‘四人帮’揪出来以后……”（见该书２４６页）　　　　这才真是“天方夜谭”了。杨尚昆是被谁打成搞“窃听”，被谁“揪出来”的？　　　　众所周知，“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是“文革”第一大冤案。这一冤案，是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至２６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按照毛泽东的授意定下来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７６人（“四人帮”当时还无人有资格与会），主持这次会议的，自然更不是“四人帮”，而是后来被“文革”打倒的“头号走资派”刘少奇。杨尚昆被“揪出来”时，根本就还没有“四人帮”（江青等四人尚未进入中央领导层并结成帮派），“四人帮”中的王洪文那时还只是上海一家工厂保卫科的普通基层干部，连听这个中央高层会议精神传达的资格都没有。　　　　这一例比李国文说邓拓“做不到杀身成仁”那一例更为令人不解。因为作为作家的李国文，有可能完全不知道邓拓自杀的事（尽管另一作家袁鹰写邓拓自杀前后情况的散文《玉碎》曾脍炙人口广为流传，选入多种书中，但李先生完全有可能没有读到过）。而侯波是在中南海里担任摄影科科长的，是杨尚昆的直接部下，应该知道当时是谁把杨尚昆“揪出来”的。怎么会有这样的误记？　　　　我很难相信这是出于遗忘。会不会是整理者太年轻，不了解当时情况而在整理时写错了？但是，据说一本书的出版，还要经过编辑以至总编的“三审”。难道审读这本书稿的人都弄不清楚当时情况？　　　　遗忘，不仅会使一些历史事实不能得到正确的陈述，而且会影响到对历史教训的总结、吸取。　　　　李国文《小人礼赞》一文中将许多中国作家没有在“文革”中自杀的原因归之于经受了“小人”磨练而增强了承受力。“小人”只是传统文化中与“君子”相对立的一个不甚明确的概念，一般泛指品质恶劣见利忘义之徒。用来指代在新中国的“革命”政治运动中充当“革命动力”的某些人物，未免有些欠妥。这个概念不能说明为什么在５０年代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会有那么多的人“响应号召”积极投入。说他们是“见利忘义”吗？他们许多人确是为了“利”，但这是为了“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这个“利”与“义”（革命大义）已合二为一。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久经考验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反脸无情相互揭发批判，才会有至亲骨肉划清界限“大义灭亲”……须知，那些运动都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都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那些充当“革命动力”的人物，自然有的是属于个人品质不好（但从“革命利益”的需要来看却是很好、很可贵、很值得提倡的），但这类人只能说是少数甚至“极个别”，相当多的“革命动力”们（甚至包括许多被当作“革命对象”　　　　受到批判折磨的人在内），却是在“革命”的召唤下错用了自己的热情，其中有的也只是像某些大人物一样不得已“说了违心的话”。　　　　今天人们都已了解很多了，有些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作家，在“反右”时就曾无情地批判过别人；有的在“反右”时受到批判的作家，在“反胡风”时也曾无情地批判过别人；还有在解放初期即受到批判的作家，在延安时期也曾无情地向被诬为“托派汉奸”的王实味打过棍子……能说他们都是“小人”吗？何况，这一次次越来越“革命”的政治运动，都是并非由“小人”，而是由属于“伟大”一级的大人物发动起来，在“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等堂而皇之的口号下开展起来的，仅仅归罪于“小人作祟”，“浮云蔽日”，显然是不恰当的。　　　　巴金在《十年一梦》一文中如实写下了他在“文革”初期诚恳接受批判时的心态：“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做假，我真心表示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因为‘造反派’不‘谅解’我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巴金还总结说，他当时甘心承认自己是一个“精神贵族”，实际上已成了一个“精神奴隶”。这对于许多中国作家在“文革”中没有自杀的原因，恐怕比“小人”磨练说更有代表性也更深刻吧？　　　　现在看来，令人担忧的不仅仅是年轻人对“文革”的无知了，还得加上过来人的遗忘。这更说明，许多有识之士一再呼吁的加强“文革”研究，建立“文革博物馆”，确是十分必要的啊！　　　　　　　　　
　　如今,网络作者以病句为美...层出不穷的网络语言,皆是反动.这个时代讨论这个话题,尤其是在网络上.有必要..纯正的古典的文字,才是文字工作者的正途..
　　草木兄：好容易翻出来，我指的是这篇，重新读过，该是和孙犁十本书的交往了。但有人才有书，所以我说的也对。　　孙犁的十本书　　　　 段华　　在北京三联书店里，挂有一幅裱好的条幅，上面有孙犁先生的微笑着的照片，还题有一首诗：“自诩陋巷无为氏，实则晚华澹定人；尺泽融秀露，佳作如云集；言何耕堂已老荒，劫后十种吐新芳；道远曲未终，笔健寿而康。”这首诗里巧妙地嵌进了孙犁先生新时期以后十本新作品集的名称，回想起我从接触孙先生的作品到收集他的这十本作品集的经历，真是感慨万千，酸甜苦辣难以诉说啊。　　大约在１９７４年前后，我在我父亲的中学课本里读到孙犁的短篇小说《荷花淀》，很快就被孙犁的优美文笔和独特风格迷住了。１９８２年，我还在河南省淮阳县白楼中学读书，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报纸上看到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孙犁文集》的消息，就省吃俭用了好几个月，邮购了一套《孙犁文集》。我记得很清楚，书寄来的那一天，我把书从学校收发室抱回宿舍里，小心翼翼的样子很使我的同学齿笑。两年后，我利用暑假的机会到京津一带旅游，顺便在天津拜望孙犁先生，当我向他讲述我邮购《孙犁文集》的事情时，一直在滔滔说笑着的孙犁先生，望着我这个十几岁的崇拜他的少年，突然陷入了沉思，好半天没有说话。迄今想来，我也不明白先生当时都想了些什么。　　新时期以后，孙犁先生又焕发了创作的青春，写了大量的有分量的作品。这些作品从１９７９年开始，陆陆续续开始收集在一起，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迄今共出了十本。　　第一本集子是《晚华集》，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于１９７９年８月，收先生的近作散文三十篇，大多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写的；第二个集子叫《秀露集》，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３月出版，其中《文学和生活的路》是先生最重要的一篇生平自述和阅历经验、创作总结，在《文艺报》发表后引起轰动；《澹定集》出版于１９８１年１０月，也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共收先生的散文四十七篇，其中的《答吴泰昌问》可以看作是《文学和生活的路》的续篇，《同口旧事》对理解孙犁的作品会有很大的帮助。作者在一年内出了两个集子，可见其创作的刻苦、勤奋和多产。　　可遗憾的是，我所处的小城实在是太偏僻了，孙犁先生的这些作品集很难买到。不过，唯一使我高兴的是，《孙犁文集》里已包括了《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三个集子的所有内容。一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我进入大学到南开大学中文系读书，才陆陆续续搜罗到这几个集子。但是，《晚华集》已是１９９８２年９月第四次印刷，《澹定集》是１９８２年９月第二次印刷，只有《秀露集》是初版版本。　　第四个集子《尺泽集》，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１２月初版，书中第一次收录了作者写的芸斋小说，令所有的读者耳目一新。这是我在淮阳本地购到的孙犁先生的第一个集子，我迄今清楚的记得购得此书的情景：那时我在董阁中学，１９８３年６月９日下午，我和程子俊等几个好友骑车冒雨到城内电影院看电影，进电影院之前，我们先到淮阳新华书店看看，一进去，我本能的感到了异样，接着就在橱窗里发现了这本书。我毫不迟疑地掏出钱把它买了下来，从营业员手里接过它时我的手激动得发抖。第二天，我就用粗糙的土纸替它包了个衣，包进了我的欣喜和幸福。后来，我坐在窗前又一次重读《尺泽集》，就用牛皮纸又给它包了一层衣，并仿先生的书衣文录体在书衣上题道：此书已包过两次衣，第一次包时，原有题词——　　１９８４年３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第五个集子《远道集》，其中的《序的教训》一文，宣布今后不再给人写序，让人读后颇为惆怅和遗憾。这本书也是我在淮阳新华书店买到的，其中的《青春余梦》一文，在《文汇报》上发表时，我看到后还写了一篇叫《人与树》的赏析文章，发表在创刊不久的《中学生阅读》杂志上。文章发表之前，该篇文章的编辑何宝民老师到淮阳出差，我所在的学校淮阳中学邀请他作报告，他在主席台上讲课时讲到我，并且要找我，在同学们中间引起不小的震动。不知何老师现在怎么样了？我很感谢他，他在无意中对我的鼓励太大了，使我至今念念不忘。《人与树》是我阅读孙先生的最早的笔记，可惜的是过了这么多年，这篇幼稚的习作却无论如何我也找不到了。我也用牛皮纸给《远道集》包上了书衣，那时我在我家庭的支持下，正在向各地的出版社邮购我喜欢的书籍，那天恰好人民文学出版社寄来了一本《茅盾全集》，我就用《茅盾全集》的包装纸包了《尺泽集》和《远道集》，也在《远道集》书衣上题了词。１９８７年１月，我又到天津，孙犁先生在题字后赠给我一本《远道集》。　　最使我不堪回首的是先生的第六个集子《老荒集》，书来我处时以喜剧开始，离开我时却以悲剧结束。这本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年出版。那年夏天，我趁暑假又到京津一带游玩，在天津拜望孙犁先生，他拿出《老荒集》的责任编辑陈先法的信给我看，陈的信中说样书及所购买的五十本书即将寄给先生，先生说收到样书后会送给我一册的。我回到河南后不久，先生就题字把此书寄给我一本。我到天津读大学时，此书和很多的书都留在河南老家，我锁在箱子里了。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北京工作，后来有了房子，就想给书也安上家——书比人更需要安稳的家。我麻烦父亲把书托运过来。父亲打好捆后在托运前把书放到了他的办公室里，他清清楚楚的记得《老荒集》在里面，书托运到北京后，我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在我看来是无价之宝的《老荒集》就这样不明不白的不见了。现在，不知它飘零在谁家，魂荡何处，让我一生心痛牵挂。不知何时我才能再拥有一本初版的《老荒集》，使我一生的遗憾稍得安慰。　　孙犁先生的第七个作品集是１９８７年４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陋巷集》。１９８８年春天，我去平顶山路过漯河市，在长途汽车站附近的一个书店里发现了它，当时，只剩下一本了，书的边裁得不齐，封面也有点染尘，也许就因为如此，别人不愿意要，它才安落我手，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１９８８年５月，孙犁先生题字赠给我一本，这样，我就拥有了两本《陋巷集》。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叫孙桂升的人登广告高价搜求《陋巷集》，我未舍得出手，心下明白这本书的印数不多，相当珍贵了。不料这世界的天地也太小了点儿，１９９８年夏天，孙犁研究会在天津召开孙犁作品研讨会，我竟然与孙桂升先生不期而遇，且相谈之下颇为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也在北京居住，回到北京后，我毫不犹豫地把在漯河买的那本《陋巷集》送给了他——桂升先生是花了几十元出租车费到我家拿的书，拿到书时我看到他的脸上分明挂满了喜悦的笑容，像是实现了一个美丽的梦。年近古稀的老先生不但赠给我不少我想要而没有的书，而且经常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哪儿有好书的信息，弄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和孙桂生先生结成了忘年交，现在见面时无话不谈；书送给桂升先生这样的爱书人，也是书的福气了。　　先生的第八个集子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９月出版的《无为集》，责任编辑为季涤尘，所收作品大多在１９８７年写成。从不久前发表的孙犁先生给季先生写的信看，作者和编者为这本书都很用心用力。此书印数不足三千册，相当稀见，我迄今未见哪个书店卖过，那时候我已在天津读大学，所住的地方距孙犁老的家很近，步行十来分钟就能到达，故而我经常去他那里。１９９０年２月１８日，天津下大雪，我去看望孙犁老，他题字赠给我这本书。当天晚上，我给书包上纸衣，并在书衣上用黄梨洲在《明儒学案》中的话题孙老的文章曰：所操益熟，所得益化。　　《如云集》是先生的第九个集子，１９９２年３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也是先生题字后赠给我的。书中的《和郭志刚的一次谈话》，是先生的又一次比较长的议论文艺、生活的文章，不亚于《文学和生活的路》，可见先生晚年的创作精力是多么的旺盛。孙犁先生给我写过不少的信，《如云集》里是第一次收了一封短信，我记得是发表在现在早已停刊了的《散文世界》杂志上的。　　《曲终集》是先生的第十个集子，１９９５年１１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印数也不多。我曾经在电话中劝告先生给集子改个名称，先生却坚决地拒绝了。我知道不止一个人劝他，他都没有听。当我在报上看到先生发表的这本书的后记时，知此非人力可为，天道使然：先生已聪慧地安排好了一切。天道无亲，常与慧人——书出版后，先生已卧床不起，迄今再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完美地结束了自己为人生、为文学、为书籍的近七十年的文字生涯。此书１９９６年１月张学新同志送给我一本，孙犁研究会的秘书长刘宗武寄赠给我一本。先生在后记中说：“集内文章，不再评论。读者都是故人，自去理会好了。”仅此一句话，足以让人落泪，也不能不买他的书。因此，２０００年国庆节，我到苏州游玩，在古吴轩出版社总编辑王稼句先生的带领下，到苏州古籍书店淘书，发现这里有《曲终集》卖，就毫不犹豫地买了一本，只不过这本已是１９９６年６月第二次印刷了。　　上述的十本书，我只缺《老荒集》，却遍寻不见。１９９９年９月，山东画报出版社以“耕堂劫后十种”为总题，重印了孙老的十个集子，承蒙编辑者刘宗武同志和总编辑汪稼明同志的好意，送给我一套，这样，孙老的十本集子，经过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我算是集齐了。我也从一个十余岁的少年，进入了中年，人生能有多少好时光哦，但我觉着也值得了。　　我之所以这么辛苦地收集孙犁先生的作品集，是因为他的文章有价值。钱起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孙犁老说：“人生舞台，曲不终，而人已不见；或曲已终，而仍见人。”评价孙犁老的作品，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吧。　　
　　“未必不会不长得青枝绿叶”　　是三重否定，即否定，即“不长得青枝绿叶”　　　　“未必不会长得青枝绿叶”　　是双重否定，即肯定，即“长得青枝绿叶”　　　　学文的也该学点逻辑
　　作者：草木人语　回复日期：　9:47:14　
　　　　我看了已公开的孙犁给你的所有信，也看过你写的那篇回顾从十几岁开始和孙犁的交往经历，更看过你写的其他关于孙犁的文章，还了解到你为《孙犁全集》所做的努力。　　　　---段先生，请问您写的跟孙先生的交往经历，是不是没有在书话上发表过？我用您的名字，似乎没有找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在书话里发表的确实少，以免别人觉得我这是拉大旗作虎皮。　　
　　“未必不会不长得青枝绿叶”　　
写这样字的人无聊，变态。
　　段华当初怎么不帮孙梨先生骂骂李国文?　　老实人受欺负.
　　大家还在关注这件事，谢谢了。
　　李国文其人其文居然能在中国文坛占据如此之高的位置，真是匪夷所思。不过细想也正常。
　　谢谢雨之烛,您是真爱先生的.向您致敬!
　　我也曾翻过那本书,感觉只有一句话:&大雅村言&(你瞧这书名)非君子之书.
　　“说是杂文吧，他没有一点直面真理直面黑暗的勇气和力量，他在文中除了借古讽今地谩骂知识分子外谁都不敢骂，而且不敢指名到姓。虽然他看起来歇斯底里，但是却是空腹般的道貌岸然空洞乏味，而且也骂不到点子上，一个阶级斗争的阳痿的痞子的变态的投机的委琐的灵魂，到是在“大雅村”里活灵活现”。　　　　　　 呵呵 看所转的李老作家两篇文章，实在当得起这个评语。
　　多谢祁先生！
　　提上来.让&一个阶级斗争的阳痿的痞子的变态的投机的委琐的灵魂&晒晒.
　　这样啊
　　李国文太滑了，令人恶心。
　　李国文和余秋雨有一比。他们是同类人，可谓南余北李。
　　@春风3郎 　12:03:05　　　　“未必不会不长得青枝绿叶”　　　　是三重否定，即否定，即“不长得青枝绿叶”　　　　　　　　“未必不会长得青枝绿叶”　　　　是双重否定，即肯定，即“长得青枝绿叶”......　　-----------------------------　　这人真是不会看文章！李国文绕得烦，你该明白吧。
　　@游侠骑士纵横天下 　15:32:01　　　　孙犁晚年那几篇文章早就读过了，但一直不知道是指谁。现在才知道。但似乎还不能百分百断定。真是李国文吗？原先我曾怀疑是王蒙，王蒙是能干出这样的勾当的。现在看李的文章，似乎不完全是指孙犁，何以会引起孙犁的如此愤怒。也许里面还有些别的外人所不知的纠葛。也许这些纠葛加上李国文写文章有时的北京腔容易令人反感，结果引起这么一场对孙犁晚年心情影响严重的纠纷。 　　-----------------------------　　同感，我开始也以为是王某。他的文字也让人烦，但同样窃居高位。
　　段华先生潜回来，周遭已变，余情未了啊。
　　那个对手也是我所尊重的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作家，在我和他的交往中，我从未提到过他和孙犁先生的这次论战，也没问过他看到孙先生八篇文章后的感想。从维熙先生几次告诉我，说那位先生几次在从先生家里说和孙犁论争做错了，我倒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这次论争难说对与错，只是双方对对方的理解有偏差罢了，但对孙犁先生而言，似乎受伤害的程度更大一些，对他晚年日常的生活和写作影响更消极一些。　　段华先生,很遗憾您这么说,孙犁先生九泉有知,当如何想?您日后九泉会孙犁先生,情何以堪?　　顺便说一句，做事情不一定断袍革义，但疏远是一定的——如今，我大约9年没有和那位作家来往了。　　前半句,不屑,如是,义何地?后半句略感欣慰,到底良知稍稍复苏.
　　作者：江苏庞冶 时间： 10:39:26 　　那个对手也是我所尊重的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作家，在我和他的交往中，我从未提到过他和孙犁先生的这次论战，也没问过他看到孙先生八篇文章后的感想。从维熙先生几次告诉我，说那位先生几次在从先生家里说和孙犁论争做错了，我倒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这次论争难说对与错，只是双方对对方的理解有偏差罢了，但对孙犁先生而言，似乎受伤害的程度更大一些，对他晚年日常的生活和写作影响更消极一些。　　段华先生,很遗憾您这么说,孙犁先生九泉有知,当如何想?您日后九泉会孙犁先生,情何以堪?　　顺便说一句，做事情不一定断袍革义，但疏远是一定的——如今，我大约9年没有和那位作家来往了。　　前半句,不屑,如是,义何地?后半句略感欣慰,到底良知稍稍复苏.　　——————————————————————————————————————
楼上的这位兄台你的想法我可以理解，但因为当初孙犁先生已经告诉我不准写文章和人家对骂，要有风度，那你说我还怎么去写？到今天为止，那位我也再没有联系了。　　今天因为雨之烛提起草木人语发的这个帖子，使我回来了。
　　存在即合理。
　　我非文学爱好者，但看了本帖后，加深了对孙梨的认识，更为敬重；同时，本不知李国文何许人也，但从介绍的李国文《大雅村言》，确实看出其人其品，让人不耻。
　　我倒是觉得，孙犁前辈以论战封笔，不为“扼腕”和“叹惜”。看那,真正的战士，他总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他对邪恶和丑类，绝不姑息而是举起了投枪！试问：这有什么扼腕和叹惜的？！孙犁同志终生崇尚鲁迅、学习鲁迅，在疾恶如仇、爱憎分明这一点上，可以无愧地说，他做到了。
　　不错 不错
　　李国文！你人格上不够，你有你的劣根性。你可记得——1949年底，在“华北革大”，几个同学在一起闲谈。当你听说孙犁老师曾在华北革大的前身（抗日时期华北的一所大学）任过教时。你大放厥词说：他（指孙犁）自己连大学都没有上过，有什么资格在这所大学当教师。有朝一日他要是落在我手里，哼哼，我要给他好看！
当时，同学们就你一言我一语地批评你太狂妄了，你讪讪而退...　　六十四年过去了，你还能记得吗？你只要还有一点良知，你不脸红吗？
　　我小时候看过李国文的一篇文章，说汉献帝叫刘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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