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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冕，日生，福建省福州市人。曾用笔名谢鱼梁。汉族，中共党员。1945——1949年在福州三一中学就学。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60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谢冕1948年开始文学创作，曾在《中央日报》、《星闽日报》、《福建时报》等报刊发表诗和散文等。5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以及诗歌理论批评。著有学术专著（《湖岸诗评》、《共和国的星光》、《文学的绿色革命》、《新世纪的太阳》、《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合著）、《1898：百年忧患》、《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十余种，以及散文随笔集《世纪留言》、《永远的校园》、《流向远方的水》、《心中风景》等。谢冕还主编过许多大型丛书，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10卷）、《百年中国文学经典》（8卷）、《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Z卷）等。专著《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优秀成果奖。
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并兼任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主编。
亲爱的同学们，我很高兴能够参加你们今天这个隆重，庄严，而又热烈的毕业曲礼，并亲自向你们祝贺，要是我没有记错，你们是在21世纪的第一年进入北大的，因此，你们是本世纪第一批的北大毕业生。
《英语周报》创刊于1983年4月，由山西省教育厅主管，山西师范大学主办，是一份面向全国大中小学师生的英语教学辅导类报纸。
平邑一中始建于1952提。是临沂市重点中学，山东省规范化学校和教育部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学校占地206亩，建筑面积8.3万平方米，现有106个教学班，在校学生7800余人，教职工458人，是一所大规模，高标准的现代化学校。
庐山高哉几千仞兮，根盘几百里，截然屹立乎长江。长江西来走其下，是为扬澜左里兮，洪涛巨浪日夕相春撞。云消风止水镜净，泊舟登岸而远望兮，上摩青苍以暗蔼，下压后土之鸿。试往造乎其间兮，攀援石凳窥空訇。千岩万壑响松桧，悬崖巨石飞流淙。水声聒聒乱人耳，六月飞雪洒石。仙翁释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尝恶其学幻而言。但见丹霞翠碧远近映楼阁，晨钟暮鼓杳蔼罗幡幢。幽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风吹露湿香涧谷，时有白鹤飞来双。幽寻远去不可极，便欲绝世遗纷。羡君买田筑室老其下，插秧盈畴兮酿酒盈缸。欲令浮岚暖翠千万状，坐卧常对乎轩窗。君怀磊落有至宝，世俗不辨珉与。策名为吏二十载，青衫白首困一邦。宠荣声利不可以苟屈兮，自非青云白石有深趣，其气兀何由降。丈夫壮节似君少，嗟我欲说安得巨笔如长杠。
北宋中期以后，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的流风余韵弥漫南渡前后的诗坛，当时的许多诗人，鲜有不是由“江西家数”入门的。但是，“江西诗派”讲究使事用典、“诗眼”、“句法”、“点铁成金”的一套诗学法门，束缚了许多有创造精神的诗人，使他们不满于这种窠臼，创造出新的诗风。曾几、陆游、杨万里等人就是“从江西入而不从江西出”，最终创造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其中杨万里所开创的诗风——“诚斋体”最具代表性。杨万里“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抛开书本这个拐棍，直接存大自然的朝晖夕阴中、在现实生活中获得诗兴，汲取诗思，获得创作灵感，并且在创作中不落窠臼，自出机杼，开创了一种新鲜活泼的新诗风。这种新诗风给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至今仍闪耀着其独特的风采。这一独特的风采，前人多从“活法”的角度加以论述，笔者认为我们也可以从“陌生化”的角度略作申说。
马致远，号东篱，字千里，是元曲四大家之一。今河北作家马吉连以一首《怀旧》诗“秋思之祖天下唱，怀念古人永不忘。元人第一曲状元，万花丛中马神仙。名香百世满梨园，文星闪烁照人寰。”概括了元、明、清及近、现代对马致远的高度评价。马致远在戏曲方面为什么能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马致远为什么要加入道教？原因很多，本文只考察马致远的悲哀及其宣泄排解方式。我之所以探究这个问题，一是对马致远这一问题的研究，目前尚缺乏专门性、综合性论述，二是有利于我们理解马致远本人及其作品。
翻开中国古典文学，在历历可数的女性形象中，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女性不是闺阁淑女，就是烟花柳巷风尘沦落人；不是为爱殉情的薄命女，就是担负“红颜祸水”之名的可怜人，让人慨叹之余，不免失望。时至明朝，怪才徐渭一反陈习，创作了《雌木兰替父从军》杂剧，“以一女子而铭绝塞”，是“人生至奇至怪之事，使世界骇咤震动者也”。
一、词人李清照简介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济南章丘（今属山东）人。宋室南渡之前生活优厚，家庭美满。四十四岁遭靖康之变，南逃避居江南，后丈夫病卒，金石文物丧失殆尽，饱受国破家亡之痛，在辗转流离中度过凄苦的晚年。
在二十世纪关于散文认识的众多观点中，将散文视为与小说、诗歌和戏剧并列的文体的做法更多地是国人对西方文艺理论观念的借鉴与移植，而且影响深远。人们在强调小说创作的虚构性的同时，总是在有意无意地突出散文的纪实性。中国古代散文创作的理论争论中也确实存在着散文创作要写实的观点。如“古之为诗者，有泛寄之情，无直书之事；而其为文也，有直书之事，无泛寄之情，故诗虚而文实”（袁宏道《雪涛阁集序》）、“文之用有二，载道、纪事而己。载道者上也，纪事者其次也”（方孝孺《读崔豹古今注》）、“文之事本一，而其用有三，日析理，日纪事，日抒情”（方宗诚《古文简要序》）等，说法不一而足，皆指向散文的纪实性质。而事实上，中国古典散文创作中却的确存在着虚拟化的创作倾向。由于目前理论界对此尚无定论，故此姑称之为虚拟散文。
司马迁用其毕生精力而完成的《史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经典著作。初读《史记》诸列传，便对苏秦颇感兴趣。苏秦这一人物形象，历来倍受世人争议，甚至遗有骂名。但《史记》将其收录畴，司马迁已于文章的结尾用总评的形式告诉世人：“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过人之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那么，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在历史上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陶渊明（365～427），东晋诗人。字元亮，曾更名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田园诗人。曾祖陶侃官至大司马，祖父陶茂曾、父亲陶逸也做过太守、县令。到他这里家境已经没落。他直到29岁才出仕。年轻时颇有建功立业、“大济苍生”的壮志，出任江洲祭酒，后做参军、县令等一些小官。为官期间，尔虞我诈的官场使他认识到社会现实的黑暗，终于从彭泽令任上弃官归田。陶的归田，是在对现实完全绝望之后采取的一条洁身守志的道路，这是儒家的“独善其身”的思想占了主导的地位。死后被友人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另有“五柳先生”号。
王之涣是盛唐时代的重要诗人之一，他虽然留下的作品仅有六首绝句，却以《登鹳雀楼》和《凉州词》两首诗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人间词话》有云：“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可知境界乃诗词之本。北宋一代大文豪苏轼之词便胜在其境界。“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复乎轶尘绝迹，令人无从步趋，盖霄壤相悬，宁止才华而已”!苏词境界之高于同时代词人，乃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究竟是何道理？其弟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云：“（轼）尝谓辙曰：‘吾视今之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这里，苏辙指出，在黄州之前，苏轼认为苏辙的文章与自己还是不相伯仲，但黄州之后，苏辙便“瞠然不能及”了。由此可见，黄州时期在苏轼的创作生涯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范进和孔乙己是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两个读书人。范进中举后居然欢喜疯了，孔乙己再穷也不肯脱掉又脏又破的长衫，这一切在学生看来只感到滑稽好笑。然而教师需要引导他们去了解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理智地认识和批判那罪恶的封建社会和腐朽的科举制度，并从感情上憎恶那庸俗、丑陋的官场生活和人情世态。我们可以运用对照比较的方法，在分析范进和孔乙己时，详细分析其所处的人文环境，以增强学生对课文思想内容的理解。
唐诗是我国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我国古典文学园地里一棵绚丽多彩的奇葩。它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是任何时代的诗歌都无法比拟的。就其风、骨、气、象、神、韵、意、境来说，其表达往往都具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玄妙，而这些难以言表的概念，常常是通过一些具体形象来寓喻阐明的。
轻拂中华历史的尘烟纱缦，咀嚼古往今来的悲怀愁情，三千年古代文学史长河中，特立独行、登峰造极的沧海愁人，恐怕当数宋代的女词人李清照了。然而要解读李清照的一腔愁绪，却发现又是怎一个“愁”字了得？通览易安之词，充斥了太多太多的爱恨情愁!国愁，家愁，情愁，把一个临水照花的乱世美神给折磨得颜色憔悴，花容渐损。
王维是唐代著名诗人，同时又是著名的画家。他的画流传下来的极少，但据史书记载，当时他曾有过大量的绘画创作，并被称为南宗画派的开山之祖。王维自己有诗曰：“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偶然作六首》）足见王维对绘画的造诣是很深的。因此，王维作为一个诗人兼画家，诗与画之间就必有相通之处，亦即人们常说的“诗中有画”。
“水”这一词在诗文中经常出现，创作者用它来象征某种东西，使它成为某种意象。这种意象来源于水的某些特有的属性。首先，它具有流水悠悠不尽的属性，成为难以断绝的别意和忧愁。其次，水具有一去不返的属性，象征同对方分别的永远性。再次，水无色无味，具有纯净、透明性，可以用来渲染气氛，抒写美景。最后，水具有流动感的属性。
张志和的《渔歌子》约写于大历七年（772）秋（8月），时作者四十二岁，即写于张志和与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在湖州交往期间。据清代张宗捕《词林纪事》引《乐府纪闻》所载：“张志和自称烟波钓徒，尝谒颜真卿于湖州，以舴艋敝，请更之，愿为浮家泛宅，往来苕雪间，作《渔歌子》词。清代胡风舟编辑《金华丛书》，在张志和著《元真子》卷上前，载有颜真卿《浪迹先生元真子张志和碑》，其中记有“大历七年秋八月，讯真卿于湖州。真卿以舴艋舟敝，请命更之。”另唐代沈汾《续仙传》有云“志和守真养气，天下游览，颜公真卿与之有善。颜为明州刺史，与客会饮，乃唱和《渔父词》。其词首唱即志和之词。”
这是唐代诗人张九龄的著名诗篇。张九龄（678-740），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属广东）人。唐中宗景龙初年进士。玄宗时为相。在朝直言敢谏，为开元时贤相之一。后被李林甫所忌，贬荆州长史。贬前所作诗未脱台阁习气，词采富艳；贬后感慨加深，诗风一变，语言质朴自然。后人论唐诗转变，每以陈（子昂）、张并称：“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古雄之源，张子寿首创清澹之派”（胡震亨《唐音癸笺》），有《张曲江集》传世。
陶渊明有一组《归园田居》，其第一首中有“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句。因诗人从29岁初涉仕途、任江州祭酒，到41岁辞去彭泽令而归田，时间恰好是十三年，所以有人认为此句“三十年”应为“十三年”之误。但正如布罗茨基所说：“诗歌是语言存在的最高形式”，若细细揣度，“十三年”之说泥痕凿凿，何及“三十年”更见陶令志节？
《促织》是蒲松龄小说中的精品，一直以来有关其主题的阐述也相对固定，就是：它通过描写主人公成名因被迫缴纳促织而备受摧残、几乎家破人亡，反映了皇帝荒淫无道，巡抚县令胥吏横征暴敛的罪恶现实，寄托了对受尽欺凌和迫害的下层群众的深切同情。
在唐宋八大家中，苏轼以其卓荦不羁，摇曳多姿的文风，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并称，自古就有“韩如潮，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海”之说（《文章精义》），然而韩文笔力雄健，排宕顿挫，却常常流于奇险诡谲，多有刻削之痕；柳文踔厉风发，简古峭拔，然而不免凸现“凄神寒骨”，少有超拔之气；欧文纡余委备，情韵缅邈，却又似乎失于优游冲淡，不见阳刚之美；惟有苏轼乃唐宋散文之集大成者，其文笔墨酣畅，随物赋形，平易晓畅又富含覃思妙理，姿态横生尽显旷达豪情。《灵壁张氏园亭记》就是其中一篇颇具代表性的作品。
本词是李清照前期词作的代表，书写的是重阳佳节时对丈夫的深切思念。
上片泛写。首句写天气，更写心境。重阳时节本应是秋高气爽，长天白云，可是词人所处的这个重阳节，却从早到晚都天气阴沉，笼罩着蒙蒙的雾气、浓浓的阴霾；本来，“每逢佳节倍思亲”，丈夫远在他乡，又值此沉闷的天气，不由得使人心情郁闷、愁肠百结，不知什么时候天气能好起来，何时心情能好转起来。“永昼”是心理时间的漫长，真个是“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摹山范水，以大自然作为精神家园的唐著名山水田园诗人王维、孟浩然，以其如椽之笔，为唐诗国天空绘出了璀璨的花朵，在中华诗史上着了重重一笔。其诗，成为宴飨后世子孙之不可多得的佳肴玉馔。
《史记》中有一类人物，他们英勇盖世，曾经威振天下，显赫一时，但却因为自身的某些错误，或者性格上的缺点，而遭遇悲惨的结局。这类悲剧人物中最突出的莫过于西楚霸王项羽了。
《蒹葭》是《诗经》中抒情的名篇，王国维《人间词话》曾说：“《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并称赞它“风格洒落”。全诗意境朦胧凄清，感情执着真切，成就了其独特的艺术美感。
陆游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以饱蘸激情和血泪的爱国诗篇闻名于世，他在大量诗篇中都抒发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对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切忧虑。梁启超在《读陆放翁集》中赞道：“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实际上，除却爱国诗篇，陆游一生还创作了大量的闲适诗，其中，体性典雅、风骨遒劲、文采斐然的茶诗，便是很重要的部分。既描绘了时代的风物世情，又展现了诗人士大夫的丰富情韵，颇具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
“贞观文坛上，诗文的内容和风格卓然不群者属王绩。”郭预衡先生的评论是非常中肯的。想来在浓墨艳丽中，独具清新淡远者，是何等清雅脱俗。对此，翁方纲在《石洲诗话》（卷二）中也谈到：“王无功以真率疏浅之格。入初唐诸家中，如鸾凤群飞，忽逢野鹿，正是不可多得也。”然而，翁方纲也流露出了一句“然非入唐之正脉”的遗憾之言，颇能留给后人诸多的深思。
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称：“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兼矣。”元缜之后，人们对杜诗诸体推崇备至，惟于绝句一体（尤其是七绝）时有微词，以为诗多“拗体”，“不入正声”，以致“俱无所解”，“大率无足法矣”。回护者往往举其晚年的《江南逢李龟年》为例，倡言老杜“绝句无多者，非不能也，直不屑耳”。全诗如下：
汉代乐府民歌《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以简洁明快的语言，回旋反复的音调，优美隽永的意境，成为古代文学的奇葩，也是语文教学的名篇。然而就其主题思想的研究而言，最有代表性的应是朱东润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对《江南》的解题：“这是一首采莲歌，反映了采莲时的光景和采莲人欢乐的心情。”现在许多人还承袭着这种观点，事实上这里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考察，我们会发现这是一首情歌，它通过对“莲”和“鱼”的描写，隐含着青年男女相互嬉戏，追逐爱情的意思。
在中唐的诗歌创作和诗学批评中，白居易都是很重要的一位。他的讽喻诗的创作和主张，尤为人们重视。白居易提倡的写作讽喻诗的言论是其诗论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部分。本文拟就白居易创作讽喻诗的时代背景、目的、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谈一点肤浅的认识。
从诗面来看，《闺意》是一首描写新婚夫妇闺房乐趣的作品：喜庆的新婚之夜，洞房红烛高照。新娘起早精心妆扮，欲到堂上拜见公婆。梳妆完毕，她羞答答地低声问丈夫：“我画的眉毛可是现在的流行式样？”只二十八字，就细腻生动地活画出新嫁娘羞涩忸怩、谨小慎微、自矜妩媚的神态，足称佳制。
感人心者，情为首也。古人在动笔伊始，蕴浓情于腹内，诉真情于笔端，显至情于君子。因此，大凡仁君在读了《陈情表》和《项脊轩志》之后，没有不被这两篇传情佳作所感动。故古人云：读《陈情表》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孝；今我谓：读《项脊轩志》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善。我诵读之时，情自心起；掩卷之余，慨叹万端。挥笔写下：至诚至真“陈情表”，又悲又苦“项脊轩”。
千百年来，只要一提到深秋怀乡的诗作，人们就会想起元代马致远的那首《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首小令备受后人称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就在于它的前三句全用名词，用九个平常之景组合成一幅凄凉萧瑟的深秋晚景图，将那位哀怨孤寂，独行天边的游子形象铭刻在读者的脑海中。
菊花，清高超逸，是中国古代文人典型性格的象征，是诗人们喜爱吟咏歌颂的对象。自古以来，以菊花为题材的诗歌多不胜数，但最能刻划出菊花神髓的，莫过於“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一体，为古典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所以梁钟嵘说：“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这一句话，颇有见地地表明了陶渊明的人和诗。朱自清也曾说过：“中国诗人里影响最大的似乎是陶渊明、杜甫、苏轼三家。他们的诗集，版本最多，注家也不少。”由此可见，陶诗在我国诗史上是占举足轻重的地位的。下面结合《饮酒·结庐在人境》和《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二诗，谈谈陶渊明的德操与诗风。
一、前言：我是一棵树，根在中国
半个世纪之后，重读聂华苓的作品，是希望在文学史的洪流底下，倾听那些被淹没的声音。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学，在两岸的文学史论述中，对女性作家书写的表述几乎在反共及怀乡文学之外，乏善可陈。其实，恰是聂华苓、孟瑶、林海音等常在副刊发表作品的女性作家构成了本时期文学史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女性写作研究领域，对女性意识的探讨已经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从女性生理特点研究女性自我，如周期、生育、受孕等特殊经验”也是对女性意识的挖掘。作为生物性的“人”，我们都有各种生物性需求和欲望本能，传统的作品大多凸现出男性的这种生命本体的意识，而女性被置于纯洁、唯美的位置，她们只能含蓄地表达朦胧的内心活动，她们生命本体的意识被压抑，被描述为不合理的。事实上，女性意识包含多方面的内容，除了社会意识层面外，还包括灵和肉的内容，所以说对女性自身的发现是一种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是对男权文化的一种反抗。虽然这种觉醒是人的一种生物本能，但是在敢于表达敢于言说时便赋予了其强大的精神内涵。徐坤的小说在展现女性生命本体意识同时，也对女性意识进行着出人意料的深刻阐释。
赵树理是一个有着高度革命功利主义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称自己的作品是“问题小说”，写小说就是为了解决在实际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从社会文化变迁的角度看，赵树理的小说确实存在着较浓重的清官情结。何谓“清官”？原指封建社会能明辨是非，秉公办事，不畏权贵，不欺百姓的朝廷命官，我们这里所谓的“清官”，则是指一切社会中秉公办事的官员。
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人，既存在困惑又充满希望：遭遇着自建国以采中国传统政治信仰的逐渐的瓦解，同时又面临着新的生存契机。作为时代文化精神的先行者——中国诗人们，开始幻想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建构自身的信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现代性的隐忧。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在书里这样描述过：“这个忧虑近来再度浮现在对一放任社会’的苦果、‘我这一代’的作为、‘孤赏自恋，的风行的关切中……生活被平庸化和狭隘化，与之相联的是变态的可悲的自我专注，所有这些感受已经以当代文化所独有的形式回潮了。”朦胧诗歌，作为八十年代一种独特的文学回潮现象，不仅仅体现了一个时代诗歌变革的足音，而且还反映了整整一代人在面临现代性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格精神与文化心态。
杨绛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小说家、散文家，她写于九十年代的以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初的各项政治运动为背景的回忆散文，以个人遭遇为典型，却不停留在一己悲欢的咀嚼上。
朱自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散文创作的巨匠。他的《荷塘月色》、《背影》、《绿》等前期散文的代表作一经发表，就广为流传，数十年来一直被选入中小学课本，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写作。这些抒情小品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何在呢？唐鼓先生说得好：“佩弦先生后期语言比前期更接近口语，但人们还是爱读他的《背影》、《荷塘月色》，这是有原因的，不能够象有些人那样简单地用小资产阶级感情共鸣来解释这个现象。……研究朱自清后期散文的语言，注意朱自清前期散文的情致，我们将会更清楚地了解朱自清的风格。”这句话里的“情致”是个关键词。作为。一种臻于极致的抒情文体，朱自清前期散文最能打动人心的就是这个“情”字。故而，为了进一步欣赏朱自清前期散文，我想着重探讨一下这类散文的抒情特色。
《影的告别》出自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个人认为它是《野草》的代表作品。鲁迅的作品中，小说是新文化革命的号角，杂文是政治斗争的匕首与投枪，诗则是写给自己的，是纯粹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文学。这不但是理解鲁迅的入口，而且是扩张我们对诗文理解的至文。
抗战烽烟燃起，一大批诗人怀着满腔热情来到晋察冀解放区，以诗歌为武器，投入到地风起云涌的抗日斗争中，用枪和笔保卫解放区，同日寇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血与火的搏击中，一些诗人用自己宝贵的生命谱写了战斗的篇章。任霄，劳森，陈辉，史轮，马驰野……这串闪光的名字中有一位“肩背枪手握笔”的战士诗人陈辉，诗情奔腾昂扬，一首《为祖国而歌》尽情抒发了“一个大手大脚的劳动人民的儿子”对祖国至死不渝的强烈爱恋和“紫黑色的年轻的战士”“我要以血肉，生命来为祖国唱一首无比崇高的赞美词”的心声。这首发自肺腑诗篇也表达了每个中国人在抵御外侮的岁月里最深沉的爱国情怀。
话剧《雷雨》是著名剧作家曹禺的开山之作，也是他的成名之作。该剧写于1928年，它以1923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社会背景，描写了一个以周朴园为代表的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生活悲剧，塑造了一批生动真实的人物形象，成为现代文学史上话剧创作的典范之作。
五四语言变革之后成长起来的新诗，其现代化过程是复杂曲折的。一方面，新诗以接近口语的日常语言介入传统诗性语言，胡适指出“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诗怎么写”，突破传统诗歌语言的常规，寻求适合表达现代生存经验的语言形式，这是给诗歌带来生机和活力的大胆尝试。实际上经过唐代诗歌的繁荣，传统诗歌已经在走下坡路，逐渐僵化，它在形式上经受的种种约束，包括章法、句式、用典、对仗、平仄等，严重影响了它的发展，这种日益僵化的形式已经不适宜表达日益纷繁复杂的现代生活。吕家乡认为：“新诗之所以能够取代精致圆熟的古典诗歌模式，根本原因就在于现代人的生活感受和内心状态已不是古典的‘意境’所能容纳。”
郑愁予的《错误》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然而，对此诗的解读，却见仁见智，至少有两种说法，相持不下。诚然，我们可以用“诗无达诂”的古训不了了之。但笔者以为，诗人创作时必然只是一种情感，诗中也必然只蕴含着一个特定的故事——那怕只是个虚设的故事。
众所周知，路翎作为进步现实主义流派——七月派的最具代表性成员，其影响力是深远的，他创作的小说所构成的独特风貌在现代文学史上已蔚为奇观，为文学的发展，尤其是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实践模式与尝试视角。这不俗成就的取得，这别具一格文学样式的造就，都与当时胡风的文艺理论主张紧紧相连，可以说，它们是路翎对胡风理论孜孜探求与忠诚实践的结晶，是他充分实践胡风理论后取得的成果。基于此，完全有理由宣称：路翎，一个不折不扣胡风理论的忠诚实践者是也。本文试图从胡风理论的三个层面来探求路翎所作出过的努力与实践。
舒婷——朦胧诗人代表人物，诗坛女性的代言人——她的名字在20世纪80年代不断被提及，对其诗歌创作的评论文章数量之多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正如她本人所说，上个世纪80年代“我的名字像踢足球在双方队员的脚边盘来盘去，从观众中间抛出的不仅是掌声，嘘声，也有烂苹果和臭鸡蛋”。无论是褒是贬，一个诗人的名字被反复言说，这个事实本身就耐人寻味。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诗歌备受冷落的文化氛围中，重读她的作品的确能引起我们一些饶有趣味的思考。
《狂人日记》是鲁迅发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是他作为小说家成熟的发轫之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当之无愧的里程碑。五四时期，启蒙运动的先驱们无不大胆而无情地攻击封建传统文化。鲁迅也以他独特的文化洞察力攻击和揭露封建传统文化。他关注的是几千年封建传统礼教对中国愚弱国民的精神奴役。狂人是鲁迅笔下精雕细琢的人物形象，其思想必定体现了鲁迅思想的某些方面。历来对狂人的形象也存在不少争议，我认为狂人作为受封建迫害而导致精神失常的知识分子，其发狂后的话语必定体现其发狂前思想的某些方面。本文就试图从狂人的话语去分析其思想清醒、理性、深刻的一面。
粼粼的海波，澎湃的海潮，复苏了诗人爱海的童心，碧蓝的海水，飞翔的海鸥，使诗人又与自然亲近。冰心早期人生观“爱的哲学”中的三根支柱：母爱、童心、自然。只有童心、自然在此得以复活和重现，而母爱则因为远离母亲而无法亲近。因而诗人格外思念母亲，甚至因思念母亲而得病，又因在梦中得以见母亲而病愈。“这是你至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万水千山，求它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感情达到最强烈的状态，今人帐然不一!
全球54个国家的100名著名作家投票评选出的百部世界最伟大小说揭晓，西班牙作家塞提万斯的《唐吉诃德》得票50％而名列榜首，其它作品则不分名次，其中包括鲁迅的《狂人日记》。
这首诗选自何其芳早期创作的诗集《预言》（），现编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七年级上册教材。这首诗一扫诗人先时的晦涩难懂而转向明朗朴实、自然清新。下面我想就诗歌的艺术特色谈以下几点：
关于散文的情感美，当代著名散文家贾平凹曾有过精彩的论述：“中国散文的一兴一衰，皆是真情的一得一失”，这说明真情实感是散文美的根基。正如冰心说：“我平日总想以‘真’为写作的唯一条件”，善的美的情感，只有以真实的情感为基础时，才能引起读者强烈的美学共振和情感交流。张晓风对大地上的山川草木始终怀有虔诚的敬慕情怀，对亲人师友，对人世间一切善良的人们，她都有一颗博爱之心，因此她笔下的自然风物才有情有意，充满灵性，她笔下的人和事才有声有色，真挚感人。
蘩漪是一个“旧式女人”，在她那个时代，女性是不可能进入学堂念书、识字的。她那“对诗文的爱好”，只有在富贵人家才能培养出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她的出身、教养的痕迹，然而从她说四凤是“下等人”，表示了坚决反对“我的儿子要娶也不能娶她”，我们又可以看出她那贵族妇女的偏见思想。这些说明了她毕竟是一个受过旧传统影响的“旧式女人”。
杰罗姆·罗森堡（Jerome Rothenberg，1931），美国诗人、理论家和翻译家。作为一个不断创新的诗人，他进一步扩大了传统的内涵和领域，主张“从人类经验最广阔的领域去寻找诗歌传统”。他相信诗歌的力量，相信诗人可以通过诗歌来改变世界。为了让中国广大的诗歌爱好者“尝—脔肉，而知—镬之味”，2003年第5期《世界文学》对其诗歌和诗学进行了选择性的译介。从中可以看出，罗森堡的诗关注的始终是人的问题，探讨人与世界、与时间、与生存和死亡的广泛的联系。为了审察人的具体生存状况，他对精神和肉体、性别意识所带来的生存观差异等比较敏感的话题也进行了价值的思考。笔者不揣浅陋，试图以树才先生翻译的五首诗即《我们永远没有足够的时间》、《最后那位朋友》、《当我们一加二的时候》、《给生命以肉体》、《我无法说出我是谁》——为例，揭示存在哲学对其诗歌的鲜明影响。
在众多的艺术样式中，悲剧是关涉到人类审美体验的一种重要艺术形式。莎士比亚悲剧堪称为描写揭示人性和人的本质的最为深刻和全面的经典作品之一。这位使人类永久惊喜的巨人，最为我们着迷的无疑是他所创造的那众多生动、真实、具有不朽生命力的艺术形象。尤其是创作成熟时期的悲剧人物，以其形象高大，个性鲜明和结局悲壮震撼着一代又一代人们的心灵。其中被誉为莎士比亚“灿烂王冠上面的一颗最光辉的钻石”的《哈姆雷特》，四百多年来一直为各国评论家谈论着、争执着，而关于主人公哈姆雷特的形象分析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世界文学史上还很少有对哪一个典型形象的理解像哈姆雷特这样人各不同。究其原因，当然不能脱离人们多元性的艺术欣赏的欲望和趣味，以及某些学者和研究者对莎士比亚这位戏剧大师的历史误解和各种偏见。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很大程度上，这个问题又取决于哈姆雷特性格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他交融着人类涵蕴丰富的历史、文化、社会及其心理的幽咽颤栗的诗情。艺术作品只有强烈关注人类共有人性，述写“为造化所玩弄的愚人”才能成为人类永恒的经典。本文力图从四个方面来审视莎士比亚所塑造的哈姆雷特形象。
由英、美、法三国巨星联手打造的莎翁名篇改编而成的新版电影《哈姆雷特》，近日由湖北电视台译制完成，曾摘取译制片3项最高奖的全国著名译制导演黄承联，此次率中国一流译制力量倾情演绎，历时两年，终于将这部优秀影片带到了中国观众面前。新浪娱乐独家推出本片的精彩片花。
日本本土宗教思想，即原始神道，是自然崇拜与祖先教相结合而成的神话传说，没有完整的宗教组织，也没有系统的理论思想，只是经口头相承而传到后代。它以大和族的氏族神话为中心，统纳吸收其他氏族的神话，这正是以天皇为中心的豪强集团联合政权组织形式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佛教东来，不仅为大和民族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完备的宗教思想，更为其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统一的意识形态。因此，佛教自钦明天皇十三年（公元552年）由百济正式传入日本后，就受到历代天皇的崇护和公卿贵族的皈依，从此深深扎根于日本民族文化的土壤中而枝繁叶茂。佛教有系统的来世思想，宣扬因果报应、六道轮回，追求彼岸真实，将现世的生活视为虚幻。尤其是平安朝（794-1192）末期至镰仓时代（）的承久之乱（1221）之前，政局动乱、灾害频仍，在此海内鼎沸之际，净士宗开始流行，它主张“念佛往生”，只要心无杂念，口念“南无阿弥陀佛”即可往生极乐净土。面对现实的苦难，人们愈发感到现世生活的“无常”，向往极乐净土的永恒幸福。
对于法国作家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项链》，中国读者实在太熟悉了，几乎所有的中学生都在语文课本里读到过它。许多年来，人们对其中女主人公玛蒂尔德的看法，也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她是一个被资产阶级虚荣心腐蚀而导致丧失青春的悲剧形象。但果真如此吗？难道我们从小说中就没有读出别的体验吗？玛蒂尔德丢失项链这一故事的中心事件，对她一生构成的到底是悲剧还是喜剧？她的生活从那一时刻起到底发生了什么转变？她的性格从那个晚上起到底产生了哪些变化？这些看法的确最符合莫泊桑的创作初衷吗……当我们向自己质疑这一系列的问题时，特别是当我们的思想观念有了变化，更加看重文本本身的价值而不是某些权威或泰斗的盖棺定论时，我们忽然发现，原来《项链》给我们提供的远远不止我们已经知道的。
历来的论者，都把《我的叔叔于勒》中的菲利普夫妇定性为“自私、冷酷、刻薄、虚荣、势利、无情”的典型。其实，仔细分析文本，可以看出，菲利普夫妇性格中也有比较懦弱，甚至比较宽容的一面。
三十年代，“东方巴黎”上海造成为典型的国际大都会，电灯、电报、电话，火车、轿车、无轨电车，西方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登陆，不仅给都市人提供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而且还带来了舞场、赌场、跑马场，戏院、影院、大世界这样的娱乐场所。身居闹市的新感觉派作家，既为都市新鲜、刺激、眩目的生活所吸引，也为都市文明对人性的物化扭曲所困惑。试图以现代的词汇、现代的句法、现代的结构来写现代人的感觉、现代人的心理、现代人的思想的“新感觉派”作家对都市上海的感觉如何呢？在施蜇存的《鸥》里，银行职员小陆眼前的这座城市是如此陌生，所有美好的事物就像城市本身那样游移不定，乡间初恋的女孩一旦进入都市便变得庸俗轻薄，像白鸽一般扑刺刺飞走。作为一种心理补偿，作家在其《旧梦》、《上元灯》、《扇子》中远离满目疮痍的都市社会，对乡村（人类纯净的童年）作了一次充满诗意的心灵回归。在黑婴的《春光曲》中，都市是灯红酒绿、疯狂的舞场、金钱与肉体；乡村则是盛开的桃花、慈爱的母亲、纯洁的荷妹。在穆时英的《黑牡丹》中，那个离开了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季流行色、八跑缸跑车便像失了灵魂的“黑牡丹”，却感到只有在乡间米勒田园画似的风景中，才恢复了年轻的活力和被都市强奸了的愉悦。“乡村美，都市恶”实际上构成了曾被斥之为“在一片虚无中全盘向都市认同”的“新感觉派”作家最基本的审美心理模式和潜在的价值向度。
综观若干年来中学语文教学中文学作品解读方式，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反映论，把文学作品作为认识社会生活的教科书；实践论，把文学作品当作具有感染力的社会教化的工具：人文论，这是近几年在新的课程标准颁布后实施的，注重人文性的培养，让学生在诵读中的体悟自然和人性的美。最后一种出发点是培养学生的审美感悟能力，它的巨大进步是从文学的外部规律向内部规律回归，但是这种缺乏一定理论指导的诵读式体悟对于学生阅读水平的提高，审美经验和精神结构的扩展效度如何呢？效果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我们能怪中学语文老师吗？原来用以指导阅读教学的狭隘反映论，功利化的理论已不适应新的教学要求，我国古典文学欣赏中的整体感悟式的诵读理论就自然介入，但其个体差异性较大，缺乏可操作性，很难整体提高审美鉴赏能力。　
自远古文明发展至今，在人世间的万物之中，人最难了解的还是自己，当人类在用伦理和文明控制自己的时候，有很多丑恶的心理仍然存在于心灵深处。但在适当时候，它又会暴露出来残害人类。伊格尔顿说：“精神分析批评可做的并不仅仅是追索生殖器官的象征：它可以使我们对文学原文的实际构成有某些了解，而且还可以揭示那种构成的某些意义。”精神分析是一种动力论和动机论，西方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动力论，弗洛伊德提出了本能动力论。精神分析批评在恋母（父）情节批评、本能批评、无意识批评、压抑性批评、白日梦批评上都展示出这种动力。
意境是我国古典文论独创的一个概念，是中华民族审美理想的体现。作为我国抒情文学创作中锤炼出来的审美典范，意境创造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陶冶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操。尤其是那些优秀的诗词典赋，无不以其美的境界而博得人们的喜爱和认可，创造美的境界也成了历代诗人词家的创作追求。
歌德在日的谈话里，谈到了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他指出：“一切倒退和衰亡的时代都是主观的，与此相反，一切前进上升的时代都有一种客观的倾向。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倒退的时代，因为它是一个主观的时代。这一点你不仅在诗的方面可以见出，就连绘画和其他许多方面也可以见出。与此相反，一切健康的努力都是由内心世界转向外在世界，像你所看到的一切伟大的时代都是努力前进的，都是具有客观性格的。”歌德是从创作主体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角度来思考文学与时代的关系的。说到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我觉得这里的客观与主观应该兼指艺术家的创作倾向与时代氛围。也就是说，在一个进步和上升的时代，艺术家的创作往往倾向于客观地再现现实生活，而在一个倒退和衰亡的时代，艺术家的创作则倾向于抒发其内心的感受。同时，代表进步倾向的作家与生活在进步时代的作家并不等同，前者强调作家的创作倾向，后者强调时代氛围，而且无论是创作倾向还是时代氛围都不具有孰优孰劣之分。
全诗语言清晰，色彩艳丽，给人以无穷的美感。由此分析、探究着色艺术，有助于我们深层次地发掘诗文创构的色彩世界所含而不露的审美宝藏，揭示作家着色构图的艺术匠心。
中国文学在进入新时期以后，由于政治乌托邦神话的破灭，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制约逐渐减弱。作家关注社会生活不再是单一的政治视角，可以从文化、哲学、美学等不同视点来观照现实生活，新时期文学由此摆脱了“一元”，走向“多元”。虽然新时期文学可以列举许多特点，比如个人化、私语化、时尚化等等，但这都是些具体的、从属性特点，从宏观上来看，新时期文学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世俗化特征。这些作品没有那么多激昂的理想、澎湃的激情、宏大的志向和高远的价值追求，而主要是表现庸碌的人生百态，琐屑的日常烦恼，零乱的世俗经验。本文拟对新时期文学表现出的世俗化特点及其形成原因进行简要分析。
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文学作品的价值评价相对于语法、修辞而言要难于把握，将作品评析的知识与方法传授给学生同时又能够使学生灵活运用是一件有相当难度的工作。尤其文学评论需要的模糊手法对于理性思维尚不成熟的学生容易造成情感混乱，继而产生恐惧与厌烦心理，偏离语文教学的本意。将文学作品的数学化和数字化理念引入教学过程中，不但可以提升语文教学的效果，而且对于整个文学价值的评论而言也是一次尝试。
古人说：“诗言志。”读诗除了审美之外，最后的落脚点还是落在读“志”上，一首诗读不读得懂，关键还是看“志”读不读得懂，本文试图以“五个引导”来谈谈诗歌鉴赏的一般规律，力求从宏观上引导学生准确而深刻地把握诗歌的主旨，也算是“授之以渔”吧。
孙犁的《荷花淀》虽是描写冀中平原人民的抗敌斗争生活，但由于作者追求散文式的格调、诗歌般的意境，所以并无战争的残酷与血腥，而给人以美的享受。为此，对这篇小说的欣赏，应以欣赏其中的美为教学重点和方法。
《语文课程标准》对小学语文课外阅读作了明确的规定：“5～6年级要扩展自己的阅读面，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100万字，背诵优秀诗文60篇。”通过大量阅读，学生能感知丰厚的感情语言材料，增强语言积淀，提高读书能力，从整体上增强学生的语文素质，促进学生的发展。
古诗词鉴赏是一种审美活动，是了解古人生活、听取古人心声、探得古人脉搏、与古人进行心灵交流的重要手段。古诗词的鉴赏是一个由外至里、由浅入深、由粗渐精的无尽过程，在赏析中，能使我们开拓视野，扩展知识，提高修养。
诗歌是文学领域里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诗歌鉴赏不但能提高人们的文学情趣，而且能培养人们良好的文化涵养。我国伟大的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就曾说过：“要养成纯正的文学趣味，我们最好从读诗入手。”甚至还说，“一切纯文学都要有诗的特质”，“一个人不欢喜诗，文学趣味就低下”，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借论词而论到人生活动的三种境界：“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在《文学小言》中，他把这三种境界称为“三种阶级”，并言“未有未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此三种境界，是王国维对成功必经阶段的凝练概括，不仅适用于创作活动，也可看作是阅读活动的境界。
“以乐写哀”是文人们的爱物，因为在适当的时候用它来表现人物、描绘事件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话说：以乐写哀，一倍其哀。所以我们在文学作品中经常见到这种手法。究其表现常见于以下几个类型：
做演员的最想演的是主角，因为主角戏多，能充分展示演技，又能引起更多观众的关注。同样，赏析文学作品，尤其是给学生讲授文学作品，由于时间或已拟定的教学目的、重点、难点以及学生素质等诸多限制，教师往往只关注主角（主人公）或重要配角，至于文章中一引进跑龙套的小角色，则往往被淡化，甚至被忽略。就像《我的叔叔于勒》一文一样，我们会记住冷酷无情、惟利是图的菲利普夫妇，会记住贫穷潦倒的于勒以及富有同情心的“我”，却不一定去琢磨文章中的“姐夫”。其实如果我们在作品分析的时候，能够在这些小角色身上花些功夫，就会发现，这看似“闲笔”的描写实为“神来之笔”，下面就分析初中语文教材中出现的几个小角色。
王尚文老师和西渡先生主编的《现代语文》（初中读本）是一本编写极其严谨、选文相当精当、点评非常到位的好书。它的读者对象是初中生，但作为一个有着十多年教龄的高中语文老师的我，每次捧读，还会兴意盎然，幽思不倦。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编著者时时都在引导着读者走入纯净的语文世界，激励着读者探求汉语言曼妙的灵魂内核。在此，我就初一（上）第二单元“叫醒你的耳朵”中的《济慈〈蝈蝈与蟋蟀〉译文三种》进行对比赏读，并期望自己能借此找寻到中国现代诗的灵魂。
诗歌往往通过对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断和鲜明的形象进行概括描绘来抒发感情，从而高度集中地反映生活。因此，读者除了具备文学常识外，还必须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诗中的感情融为一体，根据不同类型的诗歌来把握诗的内涵，才能达到鉴赏的目的。
读苏童的作品就如同在剥蚀着自己的灵魂一般，让人感到一种痛后的快感，《私宴》就是这样一篇作品。
这是一个极其简单也极其普通的故事：故事就在马桥镇——这个充分记录了作品中所有人物的童年经历的地方展开：博士包青春节回到家乡，已成为家乡首富并把握着家乡经济命脉的老同学——大猫宴请了这位在北京已小有成就的博士同学。由于童年时期饱受大猫的欺侮，此时的包青对大猫既有反感，更有愤怒。然而，经不住大猫的软硬兼施，包青终于还是来到了大猫的酒桌。较量也在酒桌上展开了。不过是老同学简短的春节聚餐，却上演了知识与金钱、善与恶的较量。当然，更叫人深思的却是作品所展示出来的人性的弱点与人格的缺陷。
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之称，乡土中国的文化特征是用“礼”来维持固有的规则和社会秩序，在某种程度上远远超越了法律的威力。以此衍生的封建礼教和道德规范给“礼仪之邦”的子民带来无尽的悲苦和无奈。鲁迅作为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向这种“礼治社会”投下了重磅炸弹，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揭示了礼治秩序对人的命运的设计，这些人在“礼”的重压下大都丧失了自主意识和自由精神，成为“思想的奴隶”。这些作品中有被称为“投枪”“匕首”的杂文，更有展示人物灵魂被吞噬的悲剧命运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
湖北作家熊召政以十年之力铸成138万字的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自2000年起，先后由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和香港明窗出版社出版简繁两体版本，向海内外发行，在市场上引起强烈反响，仅长江文艺出版社就发行了20多万册。在第六界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张居正》以距全票只差一票的成绩夺魁，更是对《张居正》热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部小说也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目前，文学研究者公开发表的研究《张居正》的学术论文有50多篇，其中多数评论者肯定它的价值，也有的评论者提到它的一些不足，还有评论者做出基本否定的判断。就具体内容而言，这50多篇论文主要涉及了《张居正》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它应该怎样对待历史、张居正的艺术形象、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和文化内涵等。
冰心从1921年开始创作小诗并陆续发表在《晨报》等刊物上，1923年又分别结集为《繁星》、《春水》。两部诗集的出版为冰心带来极高的声誉。而美国19世纪浪漫主义女诗人狄金森似乎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她生前默默无闻，但在她离开人世一百多年来，她已知的1775首诗歌已经被翻译成十九种语言出版，到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她被推为“美国诗歌的开拓者”和“现代美国诗歌中其他一切传统的先驱”，其诗歌被亨利·詹姆斯称为“心灵的风景画”。尽管两位女诗人的人生经历截然不同，但在她们的诗歌中都对人生的终极问题—死亡给予了关注和思索。1921年，冰心在《无限生之界限》一文中写道：“这样的人生，有什么趣味……到头也不过是归于虚空，不但我是虚空，万物也是虚空”。1920年正是冰心生活、事业刚刚开始步入辉煌的一年，冰心却在这个时候第一次直接面对生命的对立面—死亡的存在。原本多愁善感的冰心陷入了对死亡的沉思并且发出了长叹：“都不过是昙花泡影，抑制理性，随着他们走去，就完了。”而在1863年，当狄金森的第一个文学启蒙老师去世时，她也写道：“死亡使我产生交友恐惧，它过早就重击过我”。现实生活中诸多追求不遇也使狄金森对人生产生悲观和迷惘：还写下了大约五、六百首以死亡为主题的诗歌，约占其诗歌总量的三分之一。本文试图在这互为参照的体系中，探讨死亡意识在两位女诗人诗歌中的不同特征及其审美趣味。
成书于西汉时期的《乐记》，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音乐理论专著，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它的思想直接影响了两千年来中国音乐美学理论的发展，至于它的作者则一直存有争议。郭沫若认为是战国时期的公孙尼子，成书时间亦在战国。另有学者详细考证了历代关于《乐记》作者的文献，得出作者为西汉河间献王刘德及其门人的结论，这一说法已基本被学术界所接受。《乐记》原有二十三篇、二十四篇两种版本，现仅存十一篇，这十一篇分别是《乐书》篇、《乐象》篇、《乐言》篇、《乐化》篇、《乐施》篇、《乐论》篇、《乐理》篇、《乐情》篇、《宾牟贾》篇、《师乙》篇、《魏文侯》篇，《乐记》体大精深，以儒家思想为主，包容其它各派思想，谈到音乐的本源、音乐的特点、音乐与政治的关系、音乐与社会价值、音乐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等问题，余篇仅留篇目，由篇名看，涉及乐器演奏、音乐创造、音律理论等问题。
语文能给我们什么？似乎什么也不能，尤其在此讲求实用、实惠、实在，盛行功利的当今。于是，就出现一种见怪不怪的悖论——语文“无用”，“难学”，“无效”，所以就不必学，自然也就不用教了。学生不学——老师难教——校领导也就认为大学语文课（中小学必修，且不详论）可有可无，可开可不开了。大学语文的逐步边缘化引起了人们的警觉和关注，甚至焦虑与讨论。（参见刘芳《课时学分萎缩必修变选修“大学语文”走向边缘化》，《中国青年报》日；刘擎《中国大学语文正处于“紧急状态”》，《新京报》日：温儒敏《正视大学语文教育的实际问题》，《新京报》日；刘成友《从大学语文到大学人文》，《人民日报》日）
《庄子·德充符》中有鲁哀公问于仲尼的一段话，里面涉及一个“恶骇天下”的人叫哀骀它。“恶骇天下”即指此人形貌丑陋残缺到了极点。但是“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日：‘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数十而未止也。”“寡人召而观之，果以恶骇天下。与寡人处，不至以月数，而寡人有意乎其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国无宰，而寡人传国焉。”
今天的流行乐坛，周杰伦绝对是个值得注意的人物，他卓尔不群的唱法，竟然在飞速变动、你方歌罢我登台的乐坛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而且是一块很大的地方。“周旋风”以其特有的魅力，赢得了千千万万少男少女的青睐，仅两岸三地，就有无数的周迷，他们挥汗如雨，在场场暴满的周杰伦演唱会上浮躁凌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现代流行艺术在他强劲一面的从流迭荡，势如破竹。
[语文百家访谈](桑哲)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占旭东)
(康会霞[1] 杨保丽[2])
(刘苹 陈艳秋)
(来玉 邹玉胜)
(殷丽萍 杨肇文)
(赵同宇 刘国勤)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王勋鸿)
(邹亨昌 李伟俊)
(韩冬霞 李超)
[外国文学研究](郭伟)
(于成芳 马玉顺)
[文学理论研究](周宁)
(杨国荣 马俊丽)
(荣玲 刘玉辉)
[文学教学研究](胡家忠)
(刘本成[1] 李冰[2])
(吴祥海[1] 徐继华[2])
[读书与评论](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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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坛文化杂谈](张彩霞 张严锋 王元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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