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鱼弟被救活了，可谁来拯救贫穷
作者| 陈少远
来源 | 公众号谷雨实验室（ID：guyulab）
未经许可，不可转载
杀鱼弟被救活了。
几年前，这个9岁的小男孩在脏乱的菜市场里，娴熟地把黑鱼拍死、称重、刮鳞、挖胆、装袋，被路人拍下，成为网红。
这是个人人都想红的时代。
可是，谁会想因为贫穷而走红呢？
对他来说，生命的时钟总是快了半格。
他过早地出名，过早地辛苦，过早地直面死亡。
今天，GGV带你走进他的世界，耐心读完你会发现，杀鱼弟一家的故事，也许是中国三代流动人口多艰的生存缩影。
△最新视频：杀鱼弟8月14日接受采访：“幸好在喝百草枯之前吃了一大碗炒面，救了我的命”
17岁的“杀鱼弟”喝了百草枯自杀。他不说原因，父母也不敢多问，怕刺激他。
一度走红网络的“杀鱼弟”，姓孟，山东临沂人，八岁便随卖鱼的父母迁往苏州。初中弃学后，在批发菜场长大的小孟全力帮工父母。
7月31日傍晚，他喝下掺兑百草枯的冰红茶，随后由苏州转往山东治疗。
“孩子是心理压力太大了。”父母猜测。母亲王春芬（化名）7月刚查出肾炎，春节后开始脸部浮肿、嘴唇发紫。父亲孟强（化名）的腰和腿关节也不利索了。
长年日夜颠倒贩卖水产，夫妇俩积劳成疾，经常争吵。孩子们都看在了眼里。
小孟有五个弟弟妹妹，大妹妹孟晴（化名）至今不解哥哥的行为。刚放暑假时，几个小孩围在一起看农业节目，介绍西瓜增甜剂的，哥哥突然提了一句，“不知道人喝了农药，会不会死”。这是她唯一能想到的哥哥的反常迹象。
如今小孟躺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中毒科的病房里。他皮肤黝黑，手脚上还有劳作时留下的瘀痕，魁梧的身板让病床略显局促。
△ 在齐鲁医院中毒科治疗的小孟
很多人密集造访，他和看护他的父母不堪其扰，把病床挪到了邻楼的僻静处。8月7日下午，一台摄影机掠过大半个房间，对准小孟。他闭着眼，肺和肾都被百草枯灼伤，正在昏睡。医院保安来驱赶，双方起了争执。
这样的密集注视，小孟曾遭遇过两次。
第一次在2010年，九岁的他拿着尖刀疾速刮鱼鳞、剖鱼肚，睥眼瞪视画外的照片传遍网络，引来媒体追踪。照片拍摄于苏州官渡里立交桥附近的集贸市场，周围密布着外来人口。被冠名“苏州最年轻杀鱼弟”的同时，小孟被父母用作劳力而失学的质疑，也随之浮现。
第二次在2013年10月，苏州本地电视台接到爆料，说“杀鱼弟”被父亲“毒打”，“眼球可能要被摘除”。尽管父子俩出来澄清，“杀鱼弟”遭虐的说法仍然广泛传播至今。
这些注视，小孟多数时候沉默以对。
年幼时，他怒目相向，在菜场泼过记者一身洗鱼水；现在，他面对闯入的记者，大多时候闭紧嘴巴，试图遮挡自己的脸。他躺在病床上缓慢而艰难地吞咽食物时，无视围着他的镜头。他会和家人开玩笑，讨要手机看新闻。
少年的委屈
小孟不喜欢媒体和网络。“早熟”“脾气爆”“怨愤”，当年的舆论这样解读这位寡语的少年——“他总是带着哀怨的眼神，一副不屑的样子。”
孟晴记得，被镜头对准时，哥哥总是自顾忙活，不大理会记者的发问。他曾有两次尝试亲近媒体。
一次是2011年初，父子俩去上海录制亲子节目。
小孟说了很多，也哭了很多次。父子俩站在舞台上，反复回答着这些问题——为什么年幼却杀鱼？喜欢杀鱼还是上学？
犀利的提问者是一群和他几乎同龄的上海孩子。这是节目组的安排。稚气童音的发问连续砸向父亲——
“你是不是利用你的儿子挣钱？”
“你想让你的儿子长大了和你一样成为杀鱼专业户吗？”
“你的儿子如此年幼，你让他去干活，你是否忍心和心疼呢？”
“你的儿子自己希望帮你杀鱼吗，让他来回答。”
还不到30岁的孟强越答越羞赧。他简短解释，不愿让儿子子承父业。小孟似乎也急了，举起话筒说，“是我自己想杀的”，脸露委屈。
父子俩登场时，放过一段介绍视频，小孟穿梭在鱼摊间，麻利地杀鱼，收钱，咧着嘴笑。
“你喜欢杀鱼的工作吗？”小孟身子摇晃，嗫嚅回答道，“一般谁都不喜欢”。
主持人继续追问，小孟低下头，“就是看他（爸爸）的手都冻红的了，我才帮他杀鱼的。”
节目中，小孟多次表现出委屈欲泪，和人们印象中的怨愤形象迥异。最后，小孟举起话筒向上海孩子们喊，“我觉得我爸爸是世界上最棒的一个人。”他卖力地推荐自己爸爸，说他的杀鱼技术是一门绝活。
节目是比赛式的，获胜方可以获得一万元助学金，但孟家父子第一个被淘汰。小孟抹着眼泪走下舞台，随后逐渐淡出公共视野。
还有一次也是亲子节目。小孟和“像他一样”的孩子们比赛，他们有人杀猪飞快，有人会卖烧烤，赢了的可以拿一部步步高点读机。
两期节目孟强都带回了碟片，孩子们聚在一起看过几次。但每次播放，他和小孟都显得挺尴尬。
碟片后来都被弄丢了，“杀鱼弟”的热度也冷了，小孟又变成课余或逃学时帮家里看摊的孩子。
家里做了块“卖鱼弟水产”招牌，做海报的商家称新学了技术，要把他杀鱼的照片印上去练练手，小孟不置可否。
妹妹们开玩笑叫他网红，他斥责道，“你们无不无聊”。
在邻人和光顾鱼摊的顾客看来，这个孩子从小寡语，小时候拿着刀飞速杀鱼，长大了就抱着手机，“乖”“懂事”“敏感”。逐渐长高变壮后，少年会经常和日益疲乏的父亲拌嘴。
两人脾气都躁，老子急了会打小子。
△ 孟家曾使用的“杀鱼弟”水产的招牌
俩人最近的冲突爆发在7月31日傍晚。孟晴看着哥哥蹲在鱼摊边上，喘着粗气，哭着嚷，“又不是我的错，你们为什么都说我。”
导火索是他送鱼时和女店主起了争执。父亲调了价，每斤降了两毛钱。小孟不知道，和对方争辩，在市场里吵开了。
孟强随即赶去，把儿子领回骂了一顿，邻人和妈妈也指责他作为男子汉不应该和女人吵架。
已经大人模样的小孟，蹲成一团，哭得像个小孩子，然后起身快步向家后的仓库移动。妹妹赶到时，他举着一瓶绿色液体仰头快喝完，她赶紧夺下，拔腿奔去告诉父母。
两口子急了，大声吼骂逼问，儿子否认了几次后，从隐蔽处拿出一个农药瓶，上面写着“百草枯”，一个月前买好藏起来的，瓶内溶液还剩三分之一。
孟强顾不上穿衣服，就拉着赤膊的儿子跳上了运货的三轮车。他卖力蹬着，穿过苏州晚高峰时段如织的人流，十五分钟后赶到苏州市立医院。洗胃、抢救，随后在苏州一位记者帮助下，转院至齐鲁医院。
小孟躺进了治疗百草枯中毒更专业的病房，“杀鱼弟”则重回公众视野。关于他们的信息在微博和自媒体上流传，指责父亲从2010年开始“让杀鱼弟不上学回家杀鱼”，“后来生了个女儿，对这个长子非打即骂”，“打得他差点摘除眼球”……
孟强被赶来的采访者频频追问，脸上又出现七年前有口莫辩的神态。他甚至疲惫地央告，“不要跟我说了，行吗？”“我求你们了”。
流动的家庭
七年前的节目现场，孟强也不知所措。主持人拍了拍低头不语的他，说他还不如儿子表现得男子汉。
孟强显得委屈，停顿了一会，张口说道，“我今天一天都不想说话，不抬头，因为我儿子在网上出名了，我的亲戚朋友，认识我的人，都说我不好，让这么小的小孩杀鱼。”小孟斜眼看他，抹起了眼泪。他的父亲结巴了，“实际上我真不应该让我儿子帮我杀鱼”。
七年后，“杀鱼弟”喝下了百草枯，没道出的隐情才逐渐浮出水面。多子多女的父母忙于生意，最小的弟弟就是小孟带大的。
网上走红的他除了会杀鱼，还要冲奶粉喂弟弟。那张流传甚广的照片背景处，有一个蓝色鱼筐，里面其实放着他弟弟。
孟晴和排行老三的妹妹，也是这样在筐里长大的。两个小的妹妹出生后，她和哥哥一样冲着奶粉喂大了她们。
超生这么多孩子，源自孟强家族的一个隐痛。年幼时，他父亲在村里伐木，被树压死，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到苏州打工，租住在几平米的小屋，冬天烧炭取暖时，弟弟不幸一氧化碳中毒去世。
母亲回乡改嫁后，孟强孤零零一个人。他和初中同学王春芬结婚后，独身一人又来了苏州，妻子几年后带孟晴过来，小孟被留在老家由太爷爷带。
生意红火后，这个接连丧父丧弟的异乡人，希望家庭能热闹起来，就想多生些孩子。
夫妻俩也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工作强度。孟强一般凌晨一点起床劳作，妻子凌晨三点醒来帮工。早市到中午才散，孟强睡上两三个小时，下午的顾客又来了，晚上八九点再睡上一觉，凌晨一点，批发市场又开张了。
市场里的其他摊贩，有人是把父母接了来照顾孩子，有人是把孩子留在老家。
孟强在老家只有一个爷爷，王春芬的母亲则要帮她的兄弟看孩子。他们的三个大孩子只能在山东和苏州不断流动。
二女儿是在苏州怀上的，养到二三岁，老家又来电话，说小孟皮实，老下河摸鱼，没人管教，他们把两个女儿送回山东，把小孟接到苏州，和弟弟一起在鱼摊边长大。
小孟成为“杀鱼弟”的2010年，苏州经过十年积累，外来人口数量趋稳，保持在逾四百万的规模，占总人口比例超过四成。
△ 鸟瞰苏州金鸡湖全景和中央商务区，这里是苏州的标志性地标。摄影 | 视觉中国
孟家的八口之家安在苏州外来人口聚集的相城区。一家人住在水产铺后的平房内，二十来平米，辟了两个房间，两个男孩一间，四个女孩一间，孟强和王春芬夫妇就睡在客厅。
屋内满是做摊贩生意特有的匆乱生活的痕迹，衣服用塑料箱堆放的，从来没有工夫精心收拾。父母甚至没有工夫称呼三个小的孩子名字，他们被叫做了小四、小五、小六。
屋后储运液化气的仓库，是孩子们从小玩捉迷藏的地方。卖液化气的邻居把孟家头三个孩子喊作“大毛、二毛、三毛”，并笑称他们的父亲是“老毛”。
“老毛”孟强出生于1983年，还不到四十岁。他精瘦，身形轻健，送儿子去急诊时，被媒体误认为“赤膊少年”。
王春芬从19岁开始，隔两年就生一个孩子，在鱼摊和出租屋里度过了二十年的青春。她的母亲心疼她，女儿并不想多生，但她不当家做不了主。这次大外孙出了事，在山东老家照顾留守孙子孙女的老人，才出远门来女儿家帮忙看护。
跟着父母漂泊的这些外孙们，让姥姥心疼。为了让父母能多睡会，“二毛”孟晴在八九岁就学会了烧饭，母亲忙不过来时她就负责一家的饮食，后来“三毛”也会烧饭了，她们俩抢着烧饭，因为烧饭比卖鱼轻松。
最懂事的是“大毛”小孟了，为这个家承担最多。在80后母亲身体变坏的这半年，小孟好像变成熟了，更懂得心疼爸妈了。他会催促喊累的妈妈去休息，也会赶着喊饿的爸爸去吃饭，自己看摊。
妹妹想，哥哥这一次会这么委屈，可能是因为妈妈也说了他。平时他和爸爸拌嘴，妈妈总是护着他。终日忙碌的孟强和王春芬夫妇则对儿子的心理状况缺乏觉察。
王春芬说，儿子喝了百草枯，她才意识到原来他还是个孩子。而孟强，似乎一直没深入关注过这个小时和自己分离的儿子，当年的节目现场，主持人问他儿子喜欢吃鱼的头部、中段还是尾巴，他没答对。
孟强的世界就是这爿小店。他要为一家人的生存而打拼。孩子们出生、长大的这二十年，他盘下铺位，又扩了一倍，添了电视等家什。前两三年，“卖鱼弟水产”的招牌被风吹落，水产店被更名为“大发水产”。大发是小孟的小名。
脱轨的成长
当年节目落败离场时，孟强说，“我从小没（好好）读过书，以后不管哪一个小孩都要读好书。” 画面随后跟进小孟的独白，他说：“我要好好读书，让爸爸过上好日子。”
随后七年里，父子俩的人生轨迹都没有如预期行进。孟强养着六个孩子，长期缺觉，脸上的疲态越来越重。小孟还是常旷课，要上初中了，他被送回临沂一所寄宿中学，又逃学，泡网吧，后来中途弃学。
小孟并非不能在苏州读初中，离开是因为他挨了父亲打而第二次被媒体聚焦。
2013年10月，小孟和二妹一起去附近面馆送鱼，把收的钱揣在兜里，陪二妹在附近玩耍。等回到家，发现兜空了，父亲急得在鱼摊上打他。
不久后，苏州的电视台接到邻居爆料，称小孟被父亲暴打至要摘除眼球。夸张的说法在电话采访中被小孟证伪。他自称，一只眼睛确实有伤，是2013年春节期间放鞭炮时被炸伤的。
这似乎未能说服一些人。官渡里一带的外来人口多数来自山东枣庄、菏泽一带，还有四川和苏北地区，都是乡亲跟着乡亲迁徙来的，关系网都联着。孟家打了大儿子，要去医院看病的消息流传到了四里地外。
一位如今在开滴滴车的师傅转述这个传闻时，描述得绘声绘色。等到父亲虐待儿子的消息又在微博上流传，市场里的言论风向从早期本地记者造访时的“家庭关系不错”变成了恶父长期虐打孩子的版本。
一位老人甚至向记者描述，孩子的眼睛是打坏了，后来还装了个“狗眼睛”……
“杀鱼弟”再次被抛进舆论漩涡后，被父母送回了山东老家。一年后，他彻底弃学了，成为人们并不陌生的那种流动儿童：频繁更换学习环境，从大城市返乡读初中因厌学而辍学。
△ 2010年，因“杀鱼弟”走红后，媒体拍摄的小孟在打工子弟学校上课时的情景。
摄影 | 视觉中国
再回到苏州的小孟依旧不爱说话。孟家的女孩都善言谈，自来熟，但哥哥腼腆，不喜欢和除家人外的人聊天。
弟弟妹妹们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朋友。小孟爱玩手机，一般六点起床看摊，他通常五点就醒。
摊子闲的时候，他就玩玩手机上流行的那些游戏。孟强每个月会带子女们去市区的湿地公园等地方玩，小孟嫌无聊，宁可自己待在家打游戏。
下了学的弟弟妹妹爱玩篮球，他也跟着打，技术不如孟晴。除此之外，小孟最大的爱好就是捞鱼了。
官渡里一带比邻的阳澄湖和父亲朋友开的一片鱼塘，都是小孟喜欢光顾的。附近鱼具店的老板卖给过他一条鱼网，撒开了有20米长，可以在阳澄湖随意野捞。
小孟从小就喜欢下河摸鱼。母亲的说法是，来苏州后，儿子看着一条条大鱼，喜欢拿刀子砍杀。
被网友拍照时，他被问了一句，“小朋友，你怎么冬天杀鱼啊”。斜着眼睛是他平时看人的习惯，但随后网友们的解读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这个疲于生计的流动家庭像是因为一张意外的照片被硬拽进了陌生的城市生活。孟强不会上网，他在那档电视节目里的知识问答环节被问到网络用语“打酱油”是什么意思时愣住了。
孩子们对城市的亲近似乎比大人强。在一道亲子的默契题里，孟强被问到，“儿子长大后最想从事的职业是什么”，他回答“卖鱼”。小孟拿着答案纸，掩着嘴笑，“不对，开厂”。
工厂很大可能是小孟在苏州生活后接触到的意象。他的外婆说，老家没什么工厂，要讨生路，乡民们才出走家乡。而在批发市场附近，有一个大型的工业园区。正是因为这一大片工厂里的外来人员，荒地里建起了批发市场，两所打工子弟小学和一所幼儿园也随之而生。
王春芬没花过心思琢磨苏州的教育政策，她的世界就在批发市场一带。附近的孩子都上打工子弟学校，她把孩子也送了去，附近的孩子都上幼儿园，从“三毛”到小六也都上了。
打工子弟学校被关了，孟晴和弟妹们可以上过渡的学校，政府给学籍，交了社保就可以上公办初中，她也跟着交了。
这之外，她没有多的精力关心孩子的学习了。儿女们反映学不懂，老师凶，他们也顾不上。家里几个孩子都爱逃课，老师打电话来敦促，她也管不了这么多。
缓和的父子
小孟在鱼摊上帮忙的2015年，苏州的外来人口超过了本地人口。一份报告显示，截至日，中国流动人口总量已达2.47亿，6个人中就有1个在流动，而流动人口的子女，被称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两个群体则是“被社会洪流裹挟的1亿个孩子”。
对于这些孩子的研究不少。留守儿童可能亲子关系疏离，学业荒弛，流动儿童的教育有流动性和间断性，一些打工子弟学校低质，易生学困和辍学问题。频繁的流动还可能阻碍儿童的社会交往和教育机会。
小孟刚来苏州时就逃学，被父亲打骂过。后来邻居也来劝，卖鱼的孩子读书有什么用啊。小孟在打工子弟学校上完了六年级。学校就在家门口，响了铃抬腿跑五分钟就能到，仅一幢居民楼大小。
王春芬猜，当地人当年认为儿子失学，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孩子课余要上补习课、兴趣班，但小孟下了课就在摊子上待着。后来帮助小孟“重返校园”，是指让这所打工子弟学校给他减免学费。
减了两个学期，“卖鱼弟”的热度散了，学费又要缴了。
打工子弟学校是民办，一个学期每生收二千元左右，孩子们都在上学时，孟家一个学期要掏上万元学费。
卖水产营生好，掏这笔钱并不十分拮据。但年头越久，孟家人的教育方式就越显得像个异数。世纪初，菜场里的孩子多数都在摊头玩耍。
但到了现在，菜场里的孩子暑假也补课了，差不多年纪的孩子约着上补习班，“现在教育孩子哪能像以前那样啊。”一位摊贩评价道，这里各地来的父母，一般都是两三个孩子，孟家养六个孩子实在罕见。
发生变化的还有逐渐收紧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入学政策。苏州实行“积分入学”，菜场里年头待得不够，或者没有房产证，孩子马上又要上学的，算算积分到不了，就只能收拾东西回老家。
工业园区因为环保要求也迁走了不少企业，这一片区域人流遽减，市场里的孩子越来越少。在小孟长大的近十年间，这一片外来人口聚集的社区走过了盛景，成了苏州最老最破的地方。
菜场里有传言，今年9月这里就要拆迁了。
△ 孟家在苏州的出租屋
和小孟同龄的孩子，有的早回了家乡，也有几个和他一样弃学了帮父母看摊，还有的在苏州上着高中。
孟家正对着几步之遥的卖蒜的陈红（化名）的儿子正在江苏省重点中学上学，成绩排名全班第一。如果小孟不辍学，就和他一样，过完暑假要上高二了。
陈红很少让儿子来帮忙看摊，她和丈夫日夜忙碌，花钱送儿子暑假去补课。如果不是一路有老师提醒，儿子现在不会在苏州上高中。上幼儿园时，老师见孩子聪慧，教她孩子上本地的学校才有前途。她当时还懵着，学校还分本地和外地吗？
她听了建议，让孩子考了公办学校，又早早在一所好初中附近租下房子，得到地段生的名额，儿子也争气，考入了好高中。
但家里是牺牲了女儿的。女儿初中升高中时，儿子在苏州出生了，生意繁忙，没人照顾小的，女儿被召了来。她承诺，儿子长到两周岁，就让女儿回山东老家复学。过了两年，生计还是离不了人手，女儿就这样留了下来。儿子长大，女儿嫁了山东老乡，也在菜场里支了一个摊位。
说起女儿，陈红眼睛湿润，“她的书包直到结婚时才扔了”。将心比心，陈红也心疼孟家。他们是老乡，她知道孟强在苏州丧弟的往事，也知道他们家生意好，常被人眼红。这个像异数的家庭在市场里常暗引流言，“说什么的都有，可是哪个父母会不让孩子上学，他们一家是真的苦啊。”陈红抹起了眼泪。
孟强父子俩现在都不再提起“好好读书”的这份心志。父亲问过儿子，是否想出门打工，干更体面的活。小孟计划着等以后结了婚，再出远门，后来又改了口，怕外面的社会太乱，自己被骗。
妹妹们曾和哥哥聊过向往的职业，小孟告诉她们人要现实，走一步算一步。
七年间小孟的心路经历了什么改变，孟家人都不知道。一个月前，母亲和妹妹担心他会喝农药自杀时，小孟安慰他们，自己不可能自杀，因为游戏还没有打通关。
小孟现在住的病房里还收治着另外两个喝了百草枯的少年。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他的主治医师菅向东称，少年人吞服农药多在冲动的情绪状态下发生。
在苏州的出租屋里，孟晴还在生爸爸的气。因为爸爸骂了哥哥，他才喝了药。孟强从山东拨来电话，她把手机扔在了一边。晚上几个弟妹想哥哥，一起呜呜哭。
爸爸的三轮车带着哥哥驶离街口后，妈妈来电话，说哥哥过两天就会回来了。他们等了超过一个星期了。
在济南的医院里，孟家父子的关系却在缓和，孟强的悉心照料让儿子又确认了父亲对他的关心。
父子俩都不擅表达。
上一次情感直露，是在煽情的电视节目现场，孟强说，他想通过这个节目告诉观众，自己很爱儿子。他布满堆褶的手在镜头下放大，是鱼贩长年浸泡冰水留下的痕迹。
镜头随后又切换到小孟粗糙的手，其中的一只指甲在杀鱼时被劈裂。主持人说，这是她见过的这个年纪的孩子里最粗糙的手了。
小孟开始抹眼泪，父亲也在哭。两只手握在了一起。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责任编辑：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今日搜狐热点王西麟：中国的肖斯塔科维奇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2012 年的一篇关于中国当代作曲家王西麟的报道。这篇文章堪称人物稿中的精品，作者是南方周末记着石岩，他也曾因该文获得当年南方周末新闻提名奖。
这篇文章记录了一个被遮蔽的中国当代杰出的作曲家，其中包含了强烈的个性、跌宕的命运、历史的洪流、动人的音乐。而这些元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震撼人心的文字交响曲。
《中国病人——作曲家王西麟的故事》
有人说他是疯子，有人说他的精神处于裂变中；有人说他是海明威式的硬汉，有人说他是孤独的行者。
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好的作曲家；有人说他的音乐一钱不值。很多机构对他的态度有一种默契：作品可以演，话不要说。
他是作曲家王西麟，也是一个病人。
2011 年 11 月 19 日，第五次个人专场音乐会结束，作曲家王西麟把江南春饭馆的服务员小王送回住处。
这天下午，16 岁的小王有一个特别的任务，陪着 75 岁的作曲家走台。他在北京中山音乐堂的大厅里接人、发票、合影，她替他拎包、拿大衣——王西麟没有学生，惟一的女儿在德国求学。
江南春饭馆离他家走路不到 3 分钟，来北京不到半年的小王是山西长治人。《太谷秧歌交响组曲》是当晚音乐会的压轴之作，太谷和长治离得不远，也是山西的一个县。
送走小王，王西麟拖着患“退形性劳损”的双腿，爬上四楼的家，等着他的是白开水就干饼子——这是他在每场音乐会后的标准食谱。这天晚上，王西麟独坐良久，白开水之外，又喝了两杯红酒。
“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建基于欧洲的先锋派。中国的作曲家和世界隔离了数十年，而王西麟能不受限于自己国家的主流乐风，找到自己独特的语言，他值得成为格拉维委音乐奖这样严肃奖项的得主。”十年前，当代大师波兰作曲家潘德列斯基，曾这样评价王西麟的《第四交响曲》。
“这是大师的作品……充满火焰般的力量。”六年前俄罗斯作曲大师索菲亚·古柏多琳娜对《四重奏》和《铸剑二章》赞不绝口。
但“墙内开花墙外香”、“出口转内销”的成功路径，在王西麟身上并不起作用。
尽管国外乐团不断发出创作邀约，作品演到了罗马、巴塞尔、科隆、柏林、旧金山、福冈、台湾、香港……但在北京，王西麟依旧是个孤独的人，“想找个人说话都难”，最寂寞的时候，他会找出《鲁滨逊漂流记》的碟片，看另外一个孤独的人怎么过活。
1. 《云南音诗》：引来迟到的伯乐
2010 年 11 月 6 日，48 岁的苏立华在苏黎世听到巴塞尔小交响乐团奏出《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个音符，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一个作曲家用生命谱写的音乐终于可以被世人听到。”
苏立华尤其喜欢《钢琴协奏曲》的第二和第三乐章。“（第二乐章）好像黑暗中有一个人，在离他几百里以外的地方，有针眼那么大的一点亮光，给他无限期待。”第三乐章清澈明亮，钢琴以歌唱的琶音飘在乐队的叹息之上。
2010 年 8 月 25 日上午，写完第三乐章的最后一个音符，王西麟流下眼泪。四个月的创作时间，好像死过一回。
迟至 2008 年，在古典音乐界工作多年的苏立华才知道王西麟。德国科隆室内乐团的首席黑管演奏家，弗朗茨·奥利弗告诉他：你们中国有个叫王西麟的作曲家，值得关注。
在荷兰音乐频道唱片公司（Channel Classics Records）任驻华首席代表的苏立华，马上搜集王西麟的资料，最容易找到的当然是在国内外演奏过几百场的《云南音诗》。一听之下，苏立华相当惊讶：一个从没去过云南，只是听了几首云南民歌的人，却把云南味道抓得那么准确。
见到王西麟，苏立华发现，这位几乎没有公开出版过唱片的作曲家，创作过 7 部交响乐、5 部交响组曲、10 部交响诗、13 部室内乐作品和若干声乐、器乐作品。而按他自己的标准，通俗浅显的《云南音诗》充其量只算“成名作”。
王西麟请苏立华听自己 8 年前创作的《第四交响曲》。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音符充满整个空间，苏立华发现：当年写下《云南音诗》欢快音符的年轻人，已经变成了中国的肖斯塔科维奇。
2009 年，瑞士“文化风景线艺术节”艺术总监，尤里安·库依曼请苏立华为来年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艺术节推荐一位作曲家，苏立华毫不犹豫地说出了王西麟的名字。而王西麟也决定借这个机会，写一部钢琴协奏曲，献给自己的钢琴老师陆洪恩。这个梦他已经做了好多年。
2. 《钢琴协奏曲》：被枪毙的恩师
1957 年在上海军乐学校训练班，陆洪恩教过王西麟半年钢琴课。多年以来，除了谦和之外，王西麟对这位钢琴老师没有更深的印象。
1971年，作为“内部专政人员”已经在山西炼狱八年的王西麟“串联”到上海。昔日的同学悄悄告诉他：陆洪恩被枪毙了，死的时候仪态从容，高喊“赫鲁晓夫万岁”。王西麟不敢接话，也不敢深想。
2008 年，一个叫刘文忠的陌生人，寄来一本陆洪恩传记。不久，王西麟接到陆洪恩长子陆于为的电话，问能不能写回忆父亲的文章。王西麟很为难：我跟陆先生接触不多，恐怕回忆不出太多，×××、×××和×××跟陆先生学过两三年，何不请他们写？
“×××”们都没有写文章。2010 年，王西麟却在报上读到陈丹青的一篇短文，回忆 15 岁时跟几百个同学一起，在电视上看陆洪恩公审，然后跑到延安西路转角，等着刑车开过。
刑车被钢板封闭，少年们不知道哪辆车中押着，被击落下颌的陆洪恩——他曾冒天下之大不韪，直言“工农兵应该向贝多芬学习，而不是贝多芬向工农兵学习”，也曾直抒胸臆大骂“样板戏是破烂女人搞的破烂玩意儿”。
什么样的音乐才配得上陆洪恩强大、纯净的内心？2009 年底和 2010 年的春夏，王西麟像一个困兽，在家中反复踱步，深夜给远在德国的女儿和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打电话，诉说创作中的焦虑、得失。
林冲是他大脑中的第一道电光石火。林冲误入白虎堂，一边被拷打一边甩着辫子唱“八十军棍打得我冲天愤恨……”他立刻跑到梅兰芳大剧院，买回一大堆京剧带子，看袁世海、李少春，看《野猪林》、《李慧娘》……
秦腔紧跟着也来了。自幼及壮，王西麟在黄河中游的陕甘晋一带生活，看过很多秦腔老戏。年幼的他对《游龙戏凤》一类贵族戏不感兴趣，偏偏对苦戏记忆犹新。
“那些遭罪的人、被陷害的人，哭腔特别厉害。”王西麟印象最深的是《走雪山》。一家人被魏忠贤所害，就剩小姐和老仆曹福，两人爬过大雪山投奔亲戚，老仆冻死了，小姐一声“老曹福……”，满腔悲愤从丹田拔入云霄。
在另一出戏里，忠臣面对奸臣，步步紧逼：“你……你……你……这个奸臣”，话音未落，奸臣把忠臣杀了。
这让王西麟有了主心骨：“我常想，‘风萧萧兮易水寒’当年是用什么调子唱出来的？今天的语言跟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呼喊是一样的。”乐队排山倒海地渲染鞭打，钢琴是屈死的冤魂，中国戏曲特有的“复调”——绕弦和紧拉慢唱将两者啮合在一起。
四个月，草稿积了厚厚一叠，橡皮用掉八九块。有时他整天关机，害怕任何打搅；有时他趴在桌上睡着，被钟点工捅起来吃饭。没有钟点工的时候，十根油条、两盒凉面是他一天的伙食。
对于王西麟来讲，《钢琴协奏曲》这个毫无指向性的名字，其实有明确的靶心——创作于 1970 年的《黄河钢琴协奏曲》。
“黄钢协”从抗战时期广为传唱的《黄河大合唱》改编而来。“创作者做了最大但仍然有限的努力，‘黄钢协’充其量是改编，不是创作”。私下表达对“黄钢协”不屑的不乏其人：原创程度太低，肖邦、柴科夫斯基、拉赫马尼诺夫的影子随处可见。王西麟却把这话大声说出来。
创作“黄钢协”时，《黄河大合唱》的词曲作者冼星海、光未然已经被打成“文艺黑线”。协奏曲既要借鉴《大合唱》的音乐素材，又要跟原作者拉开距离，在第二乐章加入《信天游》的引子，在第四乐章加入《东方红》、《国际歌》的音乐主题。海外媒体或直说它是“可怕的音乐作品”，或揶揄是《华沙协奏曲》的“表兄”。
“‘文革’已经过去 34 年了，和‘语录歌’一样代表‘文革’文化的‘黄钢协’至今仍在演奏。中国音乐界 40 年拿不出一个新作品？这是我们所有人的羞耻。”面对不同的听众，王西麟曾大声疾呼。人们要么沉默，要么微笑。
3. 起点“匪窝”：找上门来的音乐
1949 年，王西麟跟音乐结缘完全是个偶然。
那年 7 月，西北野战军向新疆进军，路过甘肃平凉，就地吸收“新鲜血液”。放学回家的平凉中学学生，看见传达室门口站着两个穿黄军装的男人，一个拉提琴，一个拉手风琴，很快围了一圈。王西麟去拨动乐器，他在教会小学玩过手风琴，也识五线谱，格外显眼。两位军人把他带回了兵营。
父亲王缄三当过岐山县县长、胡宗南保安处的处长。1945 年，失业的王缄三流落到甘肃平凉。西北赋闲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大多聚集此地——这是王西麟在 1964 年“社教运动”中知道的，人们挖掘他的反动根子时经常会说“平凉是匪窝”。
“匪窝”有些小书店，王西麟经常去站读契诃夫、高尔基、巴金、胡风、碧野……哥哥是他的第一位文学老师。
在“匪窝”，父亲的营生是贩卖布匹。生意不好，傅作义的堂兄傅静斋从旁指点：何不投奔我堂弟？大家都是山西人，你又做过官……王缄三辗转到了张家口，1948 年底终于找到了傅作义。
有人说父亲做了县长，但王西麟认为父亲充其量是一名勤杂人员，他寄金圆券回家的信封上印着“张家口敌伪财产管理委员会”。
不久，张家口吃紧，被傅作义派去支援的嫡系 35 军，在新保安被解放军全歼，后勤人员王缄三死在乱枪里。丧父的打击加上失恋，哥哥试图自杀，出院后沉默寡言，后来慢慢痴呆。因为家贫，王西麟也一度失学。
上过一年初中，在部队文工团算高学历，王西麟被委以拉手风琴的重任。1952 年，解放军要成立军乐团。西北野战军第 11 师，从冯玉祥旧部里招揽了一批军乐教官。很多军乐是从西方古典乐曲里来的，品质相当纯正。王西麟很快脱颖而出，当上小教员教战友乐理。
1955 年，解放军在北京成立中央军委军乐指挥专科学校，一个师选一个人入学，19 岁的王西麟成为当然的人选。
每有空暇，他就钻进学校资料室，听贝多芬、德沃夏克、格里格……他觉得学校的水平太低。校方一边批评他“个人主义”，一边秉承“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把他送进了水平高一些的上海军乐学校。在那里，王西麟碰到了陆洪恩。
上海军乐学校只上了半年，学校解散，学员各回旧部。王西麟心有不甘：音乐学院的门槛有多高呢？开夜车写出一首《青年战士进行曲》，去投考上海音乐学院，一考即中。
1958 年，王西麟是“上音”有名的积极分子。谁都知道作曲系有个穿黄军装的大个儿，劳动卖力，对学校里受旧式教育，穿高跟鞋、抹口红、上台演奏一摆一扭的教员一千个看不惯。
1960 年，王西麟的姐姐被打成右派，遣送到新疆劳改，来信里字写得非常潦草，跟弟弟要红糖要草纸。暑假，学院的两个尖子留下来学琴，不久从国外拿奖回来。王西麟自觉矮了一大截。
王西麟爱上一个钢琴系姑娘，去表白，却被对方一把推开。王西麟在公园淋了一夜雨，进校之后一直膨胀的政治优越感，第一次被业务上的自卑感击败——一向被认为技术最强的钢琴系才是“上音之花”。“一定要学技术，没有技术寸步难行！”冷雨钻进脖领的时候，王西麟对自己说。
要写交响乐，先要写一部四重奏。大四下半学期，王西麟用三个月研究四重奏的技术，用 25 天写出三个乐章的《弦乐四重奏》，虽然水平不比因“梁祝”而名声大噪的何占豪的同类作品低，但何的作品能在全校演出，《弦乐四重奏》却只在系内做了两次讲座。
潘多拉的盒子就此打开。王西麟迷上了作曲，他相信只有个人奋斗才能自己救自己。“四重奏”证明，在创作前先独立解剖大师的作品是切实可行的。王西麟一生的苦修从此开始。
4. 落难山西：管不住的嘴
四支竹竿立起，破布周遭一围，几盏汽灯在风中摇曳。台下两堆火，看戏的人坐在土疙瘩上，前心烟熏火燎，后心被山风吹得冰凉。
1970 年代的山西，白天只能唱样板戏，老百姓不爱听。土剧团要吃饭，只能钻到山沟里，半夜搭台；只要有戏听，下大雨老百姓都不走。
“一颗明珠土内藏，千年未曾放豪光，我是南朝一员将，大破幽州落番邦。”《乾坤带》里杨八郎的唱腔，让王西麟悲从中来。
他钻出人群，裹紧破大衣，爬到附近的山包上。向下看，铿锵的锣歌被风吹得走了样，鬼火一样的汽灯仿佛随时都会熄灭，台上的悲欢离合让台下看得发痴。
“陈子昂就是这样‘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关汉卿大概也这样吧。”那一刻，王西麟觉得一千年的悲怆都在自己身上。转眼已是下放山西的第十个年头，自己刚过而立之年，牙已经掉了一颗，希望尚不知在几千几万里以外的地方。
1962 年，王西麟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央广播交响乐团。到岗即失望，乐团以伴奏和为广播节目配乐为主，根本不搞交响乐。
1964 年，“给领导干部下楼洗澡”的“社教运动”进入尾声。经领导一再启发，年轻的创作员终于没忍住，自以为有理有据地批评中央广播局“民族化、群众化、广播电视化”的文艺方针。
厥词一出，先是开除共青团，下放郊区劳动一个月，继而被定性为“内部专政人员”。28 岁的王西麟吓得瑟瑟发抖，自觉自愿地深挖“阴暗心理”：看到红色和毛主席像都害怕，睡梦中父亲的幽灵突然出现在床头……越交代越糟糕：此人不能在北京的喉舌部门工作，下放山西。
“三千个农民才能培养一个大学生，我太糟糕了！”带着洗心革面的决心，王西麟来到只有三四十人的雁北文工团。没有钢琴，没人识五线谱，王西麟重新拉起手风琴，无非《十二把镰刀》、《大海航行靠舵手》。
王西麟实心实意要把每个人当作好人，给他们讲课、打饭、打洗脚水、扫地、扫厕所，扛最沉的道具箱子，爬上浮土寸许的土礼堂横梁挂幕，争当“五好”队员……白天干苦活赎罪，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做复调习题。“业务千万不能丢。”王西麟告诉自己。
批评交响乐“民族化”的王西麟，此时认真学起民间音乐，用以歌颂“三面红旗”和当地先进。《藏寨大合唱》共七个乐章，有前奏、有尾声，配器讲究，旋律雄浑，在当地传唱一时，它的作者却越来越看不到希望。
1965 年冬天，下放已整整一年，回北京的事却没人提，王西麟开始整宿说胡话，大喊大叫，被确诊为“神经官能症”，住进医院。
住院第六个月，“文革”开始，王西麟的档案公布。人们很快知道他攻击过党的文艺方针，是被北京的单位开除的。一队人马冲到医院，戴高帽、挂黑牌、大会小会、文斗武斗，折腾半年，大串联开始，王西麟被革命群众暂时遗忘。他趁乱坐火车跑到太原，土黄色的大街小巷满是时任主席刘少奇被极度丑化的长脸漫画。
省歌舞团的革命群众发现一个不知从哪里跑来的大个子，会拉手风琴，能指挥，会作曲，在派系争斗中为本派说话，拉他入了伙。王西麟风光了好一阵，他甚至调出了自己的档案。
1955 年“肃反”的结论写道：王西麟同志 1949 年 9 月参加我军，工作积极肯干，对他的父亲的历史并不清楚，是逐渐了解，逐渐交代的……档案在手，隐瞒成分的说法不攻自破，王西麟拿着这份法宝回到北京要求平反。可“清理阶级队伍”在这时开始了，王西麟又被卷回大同。
1968 年秋，工宣队进驻文工团，大字报再一次铺天盖地：王西麟写的《藏寨大合唱》是毒草，把劳动人民愉快的劳动写得沉重不堪；王西麟教我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让我对着空虚的茫茫大海歌唱……
1968 年 10 月 28 日，夜里 11 点左右，一个低沉的声音传来：王西麟出来！
王西麟穿上裤子趿拉着鞋，刚走到门口，就被黑布蒙上眼睛，毛巾塞进嘴里，麻绳反绑双手。三五个人推搡着王西麟走进一个房间。“脱裤子，脸贴墙站好！”一声大喝，审讯开始：王西麟！最近团里丢了一个箱子，里头有你的档案，是不是你偷的？
王西麟反而不怕了：偷箱子纯属子虚乌有。对方使出杀手锏：“为什么你听《东方红》、看见毛主席像和红色就害怕？”王西麟百口莫辩，只能挨打，两个小时后，下肢皮开肉绽。
大同呆不住了。王西麟把从北京带来的四个喇叭的收音机，60 块钱卖给一个罪状略轻的“牛鬼蛇神”，穿上最结实的一双破皮靴，准备伺机而逃。逃到哪里去？十几岁当兵归了组织，一想到要当盲流，王西麟心惊肉跳。
从 1968 年底到 1969 年底，整整一年，“地富反坏右”们胸前挂着黑牌，一根绳子牵着，从一村跋涉到另一村。天还没亮，大地一片肃杀，方圆几公里只有一列蝼蚁一样的人在冰封的河流上徐行。
每到一处，先关进一间小屋，在满屋臭屁味中等待凌辱。批斗时的经典站姿是“喷气式”。一个小时，三个小时，六个小时，汗水吧嗒吧嗒掉在地上，冷不防后面人踢膝盖窝，坏分子一下子趴在地上。
没过多久，跟王西麟一起被揪出的一个人精神失常。王西麟的门牙被打掉，左耳丧失了 30%的高频听力。
5. 长治方舟：千重万重的门
1970 年底，命运的手翻云覆雨，晋东南地区的司令员要跟着大形势搞样板戏。但晋东南歌舞团没一个人会看谱，有人点拨：大同有个能人……司令员手一挥：这个人我们要了！
临近年关，雁北文工团去平陆县办学习班的卡车即将出发，连人带行李已经装车完毕。突然有人面无表情地在车下喊：王西麟！下车！
王西麟的调令在最后一分钟来了。他被压在一层层的岩石底下，不知道怎样才能透一口气，有人却一句话就把千重万重的门打开。从大同到长治，要坐一天火车、一天汽车。到站时，王西麟蹲在路边失声痛哭。
王西麟成了样板芭蕾舞剧《白毛女》的乐队指挥。经他一阵点拨，过去发不出声音的乐队很快就吹出响亮的曲子。灰头土脸了 7 年，王西麟又在人群中找到了跌碎已久的尊严。
1970 年前后，一批有音乐才能的“破落子弟飘零户”汇集到长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翁文灏的侄孙，阎锡山大老婆的外孙，各地乐团的下放子弟，能拉提琴、五线谱看得很溜的知青……王西麟是他们的头。
排练小型歌舞演出，排练样板戏，创作若干后来看是“说假话的音乐”，王西麟忙得不亦乐乎。他又能搞业务了，还能跑到北京、上海去看样板戏，甚至有权把会拉大提琴的“反革命分子”后代调进歌舞团。
丁玲也在长治，崇拜者去看她，带回一张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旧唱片。王西麟已经是“自由民”了，丁玲还是反党分子。听着原本属于丁玲的“贝九”，王西麟心头一阵热一阵冷。
很快，团里一位上海姑娘对王西麟表示出明显的好感。但王西麟不想谈婚论嫁，拖拖拉拉三四年，有人来通风报信：王老师，她和别人往大街上去了。王西麟急了，找姑娘谈话，“一说，她马上就过来了。”
这时，中央广播乐团的指挥聂中民，介绍王西麟认识了李德伦。李德伦读了王西麟在六七年前创作的《云南音诗》和《第一交响曲》，有意把他调到太原或西安大一些的歌舞团去。
1972 年到 1977 年，王西麟的档案在西安、太原的文艺团体转了好几圈，没人愿意接收一个“内专分子”。王西麟彻底绝望：“算了算了，哪儿也不去了，不让我搞交响乐就算了，我就在长治当中学教师好了。”
在心如死灰的 38 岁，王西麟结婚了。几天后，夫妻俩就开始吵架，丈夫还是想走，妻子却觉得：长治不错，自己已经是舞蹈队的小头目，丈夫在团里也受尊重，何必折腾？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一人独坐，背着庄子的《逍遥游》，王西麟经常流下又咸又凉的眼泪。
6. “文革”结束：叫不醒的人
1978年，中央乐团指挥韩中杰挖掘新人新作，选中了王西麟 1963 年创作的《云南音诗》。那年夏天，王西麟终于在中央乐团的新作品音乐会上，听到《云南音诗》的第一个音符。掌声像除夕夜的爆竹，清脆热烈，持续不断。那是他生平第一次被介绍给中国音乐界。
3 个月后，《云南音诗》被安排在北京民族宫大剧院作为“国庆音乐会”的曲目正式公演——3 年后，全国首届交响乐作品评奖，《云南音诗》得了一等奖；半年之后拿到 500 元奖金，20 年来王西麟脸上第一次有了笑容。
1978 年冬天，李德伦牵线，王西麟调到北京歌舞团，身上的黄棉袄还是 1956 年上军乐学校时部队发的。
多少个夜晚，王西麟梦到自己跋山涉水，上天入地，却怎么也回不到北京。心惊肉跳地睁开眼，发现自己睡在北京的一栋筒子楼里，才长舒一口气。北京是回来了，可 14 年青春一去不复返。14 年，别人可以做多少事情？
1981 年，王西麟参加黄健中和陈凯歌执导的电影《一叶小舟》的拍摄。全剧组都知道：“王作曲”睡觉大喊大叫，跟人辩论，有人物，有情节，有高潮。他们不叫醒他，在他床头围了一圈，看他叫喊，长久作为笑谈。
从 1980 年代起，中央乐团的前键盘手梁和平，就是王西麟为数不多的莫逆之一。1990 年代，有了家用DV，梁和平开始有意识地记录长他 18 岁的老友。
“文革”甫一结束，各种新鲜理论扑面而来，王西麟发现很多东西自己都不会。世界交响乐早已翻过古典音乐那一篇，而自己仅有的一点现代音乐知识，还是工作后在资料室里，听到的马尔蒂努《第六交响曲》、阿什卡伊《弦乐和定音鼓的交响乐》。
梁和平记得，自己当年迷即兴演奏，整个乐团的人都说他弹的是噪音，偶尔来团客串作曲的王西麟，却对他的录音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42 岁那年，王西麟开始自学现代作曲技巧，学勋伯格、巴托克、斯特拉文斯基、潘德列斯基……
创作于 1982 年的交响组曲《太行山印象》第四乐章《残碑》里，12 音体系已经运用自如：乐队铺垫出冷峻的背景音，巴松呜咽吹出的哭坟调子，似乎随时都会被冰冷的空气冻住，被凛冽的山风吹散。这段音乐的灵感来自 1970 年代，王西麟在长治最偏僻的乡下，看梆子老戏的经历。
学习、创作外，女儿是惟一的寄托。为了学钢琴，女儿无数次挨爸爸的狠揍，早已不睦的夫妻关系雪上加霜。妻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干得有滋有味，丈夫认为舞蹈终归是碗青春饭，应该及早转行，她响应不热烈，争吵越来越多，越来越凶……
在梁和平的影像里，十次有八次王西麟都语无伦次。“他特别敏感，别人眼神言语中一丁点不信任，都会被他捕捉到。他极力想把话说明白，嗓门越升越高，话越说越急，越说越乱。”梁和平回忆。那是王西麟的典型症候：情绪极易亢奋、焦躁，与人稍有龃龉，就仿佛回到百口莫辩的挨整时代。
7. 中年苦涩：疯子的歌
王西麟品味中年苦涩的时候，年轻的第五代作曲家已经开起了个人专场音乐会。谭盾、瞿小松、郭文景、何训田……“谁拉到钱谁就能开。”每一场音乐会对王西麟都是不小的刺激。
王西麟把年轻人的乐谱拿来学习，羡慕，可也不满足：年轻人会很多新技术，但其中也有不少“小杂耍”。“我铆足了劲，想把自己文化上的苦说出来！”王西麟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1985 年，北京交响乐团从北京歌舞团独立，需要开门作品。王西麟主动请缨，不被理会。离演出只有一个月，原定作品流产，王西麟临时救场，写出交响诗《动》和《吟》。
《动》是快板，《吟》是慢板。《吟》的灵感来自大同云岗石窟。1960 年代下放雁北文工团，王西麟看过那些佛像，不过他看到的不是极乐大同，而是大佛高高耸立，小佛不及人的手掌大，围成一圈，佝偻着背，抬起莲花宝座。“这就是人间社会：大官、小官、大佛、小佛、等级森严，我就是被莲花宝座压在底下的那个……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庙堂。”王西麟对自己说。
乱哄哄的铜管表现出庙堂的阴森，原本低沉的木鱼变奏成神经质的高音。善男信女进庙烧香，脸上的表情似哭似笑。顷刻之间，管弦齐奏，那是黑夜中鬼魂造反的喧嚣。
王西麟想写一首疯子的无调歌，这样的意图自然无法直接表达，于是叫《吟》。在当年的新作品评奖中，有人听出它是“伤痕音乐”，不能参评。
《太行山印象》、《动》和《吟》小试牛刀，王西麟憋着劲，要写一部更大的作品。最初的动机出现在 1968 年，王西麟被人押着，挨村游斗，心里想的却是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跋涉的十二月党人。
要为苦刑犯写一部大悲剧！多年以来，这个念头在王西麟的脑海里时隐时现，直到
年，他辗转获得几件法宝：波兰作曲家潘德列斯基的《为了 52 件弦乐而做的挽歌——献给广岛殉难者》和《第一交响曲》、约翰·亚当斯的管弦乐作品《和声学》。
1989 年夏天，王西麟闷在福州一家溽热的小客栈，潜心研究《为 52 件弦乐而做的挽歌》。
这个只有 8 分 26 秒的作品，尝试用传统乐队表现电子乐队的效果，12 把小提琴发出极高的声音，与中提、大提低沉的轰鸣形成强烈反差，仿佛世界末日一般。在潘德列斯基之前，没人听过这样的音乐。
现代作曲的记谱方法完全变了，五线谱被或粗或细的黑杠取代，黑三角朝上朝下；每个记谱符号的含义、乐谱中或长或短的理论提示，王西麟都要找字典来查，弄通文法，分析乐理。
他把研究心得写成论文，多年以后拿给潘德列斯基看。潘氏发现：这位中国同行的分析跟自己的乐思高度吻合。
正式开始创作，王西麟的脑海里整日翻腾各种声音、画面、事件：
1975 年，在晋东南歌舞团的公用电视里，看到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被苏联驱除出境；1987 年读到《古拉格群岛》；肖斯塔科维奇用《第十三交响曲》，再现俄国妇女在冰天雪地里排几个小时的队买菜；
闻一多在《静夜》中发出的呐喊：“静夜！我不能受你的贿赂。谁希罕你这墙内尺方的和平！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俄国作曲家穆索尔斯基创作的四幕歌剧《鲍里斯·戈都诺夫》里，疯子跟沙皇的对骂；
扬州八怪笔下的疯汉，一身烂絮，首如飞蓬，唯独双眼雪亮；罗丹的雕塑《老娼妇》展出，她乳房干扁，满脸皱纹。
所有这一切，都被王西麟凝固在《第三交响曲》里。
1991 年，王西麟自筹资金开了第一次个人专场音乐会，《第三交响曲》首演。第三乐章《慢板》，王西麟用乐队和低音长笛配合，成功地表达了他多年的人生体验：寒夜好像被冰冻住了。
音乐会后不久，王西麟离婚了。
8. 《第四交响曲》：不该说的话
梁和平记录下来的影像资料里，有一场空前绝后的音乐会。
在王西麟五十几平米的家中，瑞士小提琴手斯特雷夫（Egidius Streiff）站在局促的客厅兼书房里拉琴。王西麟坐在沙发上，用一张嘴代替整个乐队，“嘀嗒嘚，嘀嗒嘚”地伴奏。三五听众围坐四周，一曲终了，人们鼓掌，作曲家和小提琴家彬彬有礼地谢幕、返场。
1999 年，台湾交响乐团团长陈澄雄邀请王西麟创作一首交响乐，表达他对即将过去的 20 世纪的看法。这是王西麟《第四交响曲》的由来。
一切顺利，北京市文化局也很支持，甚至给王西麟供职的北京交响乐团划拨了 40 万经费，要为王西麟办一场个人专场音乐会，在音乐会上将演奏《第四交响曲》和《小提琴协奏曲》等若干曲目。
北京的思想界、理论界对这场音乐会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中国青年报》编辑卢跃刚，专门在中国音乐学院为王西麟，张罗了一次百余位京城名流参与的座谈会。
会上，王西麟放了 10 年前创作的《第三交响曲》，之后即席演讲，一张嘴就刹不住闸。王西麟就“20世纪最大的悲剧”说了一句在别人看来“当时不该说的话”。
第二天，王西麟一到乐团就被告知：王老师，文化局让您去开会。“不去，马上要排练了！”王西麟低头走进排练厅，却发现指挥谭利华没来，说是生病住院。
演出在即，王西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面给朋友打电话另找指挥，一面撸胳膊挽袖子打算自己客串。指挥棒抬起又落下，没有一个乐手响应。王西麟这才回过味来。
文化局催开会的“十二道金牌”又来了。王西麟叫来已到京为《第四交响乐》做准备的斯特雷夫、自己在《中国日报》社工作的加拿大裔太太和作曲家瞿小松的妻子吴澜，驱车前往文化局。
吴澜当时在为瑞典拍一部关于中国音乐家的纪录片，此时她冒充王西麟的外甥女，提着摄像机，走进文化局执法科的办公室。
一行人做好了据理力争的准备。王西麟质问“为什么不让我演”，跟女公务员发生争执，对方一度要叫保安。10 分钟谈话很快结束，音乐会取消了。回程时，激动过后的王西麟开始难过。两三天之后，梁和平接到电话：晚上你带着机器来，我们家有一场音乐会。
2001 年，中国爱乐乐团邀请“20 世纪最后的作曲大师”、“活着的贝多芬”潘德列斯基来京演出。王西麟在上海音乐学院上学的女儿知道这个消息，打电话回家：潘德列斯基来了，你想办法把你的曲子拿给他看，如果他不赞赏你，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王西麟辗转打听到潘德列斯基所住酒店的房间号码，拨通，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说：你还记得我吗？我是王西麟，我最近写了一首交响乐，可以请你看看吗？
谱子送过去，第二天通电话，“作品很棒！快来！”潘氏向王西麟允诺，他会说服中国爱乐乐团，由他本人演出此曲。王西麟大喜过望，可是过了几天也没有下文。后来知道，“爱乐”不愿冒此风险。作为补偿，潘氏给王西麟写了一封角逐格莱威米尔作曲大奖的推荐信。但信寄出去的时候，这年的评选已经截止。
《第四交响曲》雪藏 4 年，2004 年由王西麟的学术知己、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杨立青在“上海之春”音乐会悄悄上演。
一年之后，CCTV-3《音乐人生》为王西麟录制了 50 分钟的专题节目。2006年，北京文化局找到王西麟，提出为他办一场个人音乐会，《第四交响曲》在京首演。
董卿专访王西麟
有人在网络上发表评论：“第四”非但不美，听的时候甚至给人痛苦的感觉，但这些都不能掩盖作品的艺术和社会价值。正如德国作曲家艾斯勒评论勋伯格的音乐“有一种绝望的基本音调”，“不使人舒服，不崇高”；勋伯格“没有使他出生的社会秩序变形，他没有将它美化，他没有给它涂脂抹粉。他在他的时代面前举起了一面镜子。镜子里所照出的是不美的，但却是真实的”。
2008 年“第四”在罗马演出，一位意大利雕塑家说：“‘第四’里面有三个人：有爱心的人、愤怒的人、怀疑的人。”
9. 尾声：打不破的主旋律
《第四交响曲》这一波三折的悲喜剧，既不是王西麟音乐生涯中的第一出，也不是最后一出。
1980 年批评“聂耳冼星海道路”，1988 年在专业期刊上撰文检讨“毛的文艺路线”，都曾让他错失可能受重用的机会；甚至多年来在国内音乐学院谋不到一个哪怕是讲师的教职。
1990 年代，王西麟教过不少“黑课”。音乐学院的年轻人上门拜师，王西麟几十个课时教下去，有些学生整理课堂笔记，拿去在学术期刊发表；有些在王西麟的辅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有人连续三次在国际作曲大赛中拿到名次，但极少有人在公开场合说自己是王西麟的学生，论文中也绝口不提王西麟的名字。
2005 年 10 月，王西麟接到《人民音乐》和音乐家协会的座谈会邀请，这样的邀请他已经多年没收到了。每位与会者的桌前放了一页纸，当日的讨论主题清楚地写在上面：深入开展主旋律创作。
一看题目，王西麟的血就往头上涌。2002 年，第五代知名作曲家郭文景应邀创作了大型交响乐作品《东方红日》，王西麟正在香港演出，刚到广州就从报纸上读到对《东方红日》的大幅报道：
第一乐章《日出》、第二乐章《春天》、第三乐章《新时代》，分别采用《东方红》、《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作为创作动机；第四乐章《伟大复兴》则采用《国歌》为创作主题。
王西麟三次把索尔仁尼琴，写给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的信抄下来，寄给郭文景。信中有言“通常，为了艺术的艺术是存在的，但这偏偏不是俄罗斯的传统。在俄罗斯，这种艺术不会留下感激的记忆。这是因为我们国家有着另外一种传统，即我们总是要求本国的天才，置身于人民的苦难之中。”
三封信不见回声，王西麟在《人民音乐》撰文表达自己的意见，立刻引发舌战。他的激烈言辞被对方抓住，作为反击炮弹：日丹诺夫式的思维，用死人的白骨打人，干涉他人创作自由……
《人民音乐》和音协的座谈会，让王西麟想起三年前的论战，在头脑中盘旋了几年的话脱口而出：一个领袖一首简谱歌的时代早该过去了……一位老作曲家第一个站起来反对，另一位作曲家温和地开腔：平时我跟西麟交流很多，但他的这个观点我持保留意见。
其实，王西麟想强调的是回归音乐本身。
2010 年，最新作品《钢琴协奏曲》和《喜剧的对话》在瑞士获得热烈反响，王西麟满心希望，回国之后会有人请他讲学，他甚至打电话毛遂自荐。一家权威音乐学院的掌门人，明白无误地告诉他：我们不敢请你讲，你的作品可以听，话就不要说了。
“你应该向肖斯塔科维奇学习，把真话放到音乐里，为了生存，在生活中可以说假话。”苏立华多次相劝。“寂寞孤立是强大的，人是软弱渺小的，偶尔两者的力量对比会发生逆转，但瞬间即逝……我微弱的不甘不屈都是被迫的。”王西麟摇头苦笑。
“我的第一交响曲首演是 37 年之后，莫扎特也只活了 36 年！1997 年我创作的交响合唱《国殇》迄今十四年还没首演。‘第四’、‘第五’首演是五年后，已经算最顺利的了。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正式出版过一张唱片。”在网上看到国家大剧院重金约请三位国外作曲家来华采风、作曲，王西麟又忍不住感慨。
2011 年末，在中国的第五次个人专场音乐会举行一个月之后，王西麟意外收到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清华大学学生会的演讲邀请，这是十年未有的事情。
每次不过五六十个听众，王西麟却要悉心准备好几天。在清华的演讲，安排在周日晚上，教室很冷，王西麟从 7 点讲到 10 点。
两个学生给他看了两样东西，让他大吃一惊：一是香港出版的他 1980 年代创作的器乐流行作品的塑胶唱片，那作品他自己都早忘了；一是从网上搜集的各种关于他的信息，A4纸打印，有目录，两厘米厚。很多资料王西麟自己都没看到过。
责任编辑：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今日搜狐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