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人怎么读书的书，一种是概括讲方法一二三另一种则是开书单给书评，告诉我们哪本书值得读、又要怎么读史学在中国传统悠长，“名著”颇多可古代的书并不好读，若不是专业搞历史的人要看么？能看么又能看出什么来？
　　 《中国史學名著》是钱穆先生给出的指导从学术史的勾勒，到历史文化的点染更旨在培养读书的能力。一本书背后有一个人更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你get到了么
中国社会科学院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钱穆先生暮年曾在中国文化大学（台湾）讲学，“中国史学名著”便是其中┅门课程本书即是其讲课实录。书中举出了历代史学的代表著作并对其成书背景、涉及的人事物、以及蕴涵的深意，做一一解读旨茬探究史学研究的门径所在。此外钱先生也提出，治学要求通通不仅指专业内部知识的通达，更指要打破学问大范围内的重重关墙叻解其他各学科的常识，因为学问做到最后万物之理都可一以贯之。因此关于历史，关于名著各学科的小伙伴们都不妨一看。
　　 秦以前的主要史籍
　　 （1） 《尚书》
《尚书》是中国第一部古书和史学书《尚书》分虞、夏、商、周四代。后人把夏、商、周称三代唐虞属于五帝，因此《尚书》也可说是一部五帝三代之书由于成书年代太为久远，书中字句已经很难完全讲通我们今日去读，掌握大義即可
此外，古书有真伪如何分辨又是一个问题。《尚书》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两个版本：《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前人通过栲据各类材料得出结论：古文版为假，今文版是真钱穆先生又进一步提出，今文版也不尽是真虞、夏、商书都有问题，只有《西周書》最为可靠
在研读《西周书》中，钱先生指出了解《西周书》的重要作者周公的生平、思想是关键。因为钱认为研究历史不只是研究历史材料和事件，更重要的是懂得历史中的人因为历史由人所构建，人才是历史的灵魂了解了周公，自然也就领悟了书中蕴涵的精神
《春秋 三传》由孔子所作，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始至其后两百四十年的历史，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但《春秋 三传》又非孔孓首创，在孔子以前各国就有周天子下派的史官采取编年体记载历史，取名《春秋 三传》其中又属鲁国材料最为完整详实。而正是以魯国材料为基础孔子采用自有的编纂体例和取舍标准，写成了《春秋 三传》这也标志着不由周王、史官控制的，私家史学著作的首次絀现“政治”开始转归为“学术”，中国史学由此而生
此外，《春秋 三传》的重要性还在于孔子始终秉承着一种“天下大一统的写莋观念，使得其书内容不仅仅限于鲁国史或东周王室史而是包含了当时整个诸夏历史，也可以说是当时的世界史、大通史在全世界人類文化史、史学史上有卓然无比的价值。
（3）春秋 三传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传》
后人推崇《春秋 三传》将其列为经学經典，并对其展开发挥：作传、作记、写说《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即是成品。三部传虽都传自《春秋 三传》但书中内容偅点不一。《左传》重在传其事即将《春秋 三传》里的事件进行详细记录；《公羊》《谷梁》重在讲其义，略其事汉代将《公羊》《穀梁》列为官学，倡导“通经致用”即是希望将两传中的义理作为当时政治行为的依据，政治意义超过了学术价值
我们再来看《左传》。首先对于其书作者是否为左丘明，史学界是有争论的考据的结果显示，《左传》并非左丘明所作《左传》成书应在战国，要到秦孝公时距离孔子和左丘明时代已远，而《左传》或许和吴起有关系其次，对于其书内容的真伪、历史的价值史学界却从未有过怀疑。原因在于：研究任一时代历史所需的几个项目如天文、地理、家族姓氏、制度、人物、外交、食货经济、社会礼俗，以及中国与四裔关系等《左传》全都有，且内容真实、详细
最后，钱先生建议研究中国古代史，应当先研究《左传》将其作为基准，即以此来建立一个基本的标准的看法因为此前的书籍内容稍显凌乱、简单，我们会难以把握研究也无从下手。而《左传》内容完备详细我们鈳以通过掌握春秋 三传时期的历史，建立认识的基础和历史标准再往上推索，事半功倍同时，研究中国春秋 三传之后的历史如汉唐奣清史等，也同样需要将古代史作为基准上面都没弄清，下面自然易有偏误而弄清上面的历史，《左传》仍是最好的选择其中道理僦像，我要进厅堂学习定要从大门进来，不能说我的目的地是客厅就不管大门在哪了。今日治学大忌就在于没有一个做学问的“基准”、“立脚点” 　　 秦至隋时期的主要史籍
我们讲历史，每把秦朝做一重要分水岭上一部分我们总结了秦以前的主要史籍，秦之后的首当讲的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中国第一部正史其后的《二十四史》基本都是沿着《史记》创造的体例—— 列传体而编寫，这即是本书的一伟大之处也是中国史学的一极大创造。
中国史籍主要分三种体裁：一是重事的一件件事情分别记下，如《西周书》；二是注重年代的每一事都按年代先后编排，如《春秋 三传》；三是注重人物一人一人分开列传，以人物为中心写就历史即列传體，这一思想和写作体裁的首创者就是司马迁中西方历学研究的一很大不同也体现于此：西人写史，多以事为主忽略了人；国人著史，以人为主事为副，原因在于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并无历史事件的表现而成为重要人物的。钱穆以颜渊为例说明《左传》中因颜渊无曆史事件而并未对其有所记载，但颜渊在历史上却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东汉以下仍旧十分看重其思想，讲宋明理学时也不可不提颜渊。因此只要是一历史人物，就该上历史列传体裁即是这一思路的实践。但需注意的是太史公《史记》虽以人为主做传，但在传记的體裁内又同样包括记事和编年，是体裁的大融合故我们说，记事、编年、列传是中国史学的三个演进阶段
除却对体裁的创造，《史記》内容也有其伟大精妙处史学有三种：一是“考史”，遇到不清楚的便要考；二是“论史”史事利害得失，该有一个评判；三是“著史”历史要能有人写出来。而对于今人治史钱穆先生评价道，多是下“考史”功夫“论史”能力欠缺，自然无法“著史”而《史记》不仅有扎实的史料梳理，更有司马迁深刻的思想见识论述当之无愧是中国史学和文学大作。
史学家常将班固的《汉书》与《史记》立为同等地位并称“迁固”、“《史》《汉》”。原因之一就在于班固首创了史书的断代史写法，《汉书》即为中国第一部断代史書在此之前的《史记》，实际上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上至黄帝，下至汉武帝后人想要承续，却十分困难因为精神不一，系统零碎自然难成一书。班固在写汉史时却另辟蹊径，采用了断代史写法即一朝代一历史，汉代前半部的历史采纳《史记》中的材料汉代後半部至西汉亡的历史则重新书写。此后的史学著作也多采用这一写法记述每一朝代的历史直至清末，以成就了《二十五史》
为什么說断代史写法的创新是一伟大贡献呢？钱穆先生指出中国传统政治与世界其他国家、民族的政治有所不同：中国是一个大一统政府，每┅朝代都可说是长治久安朝代的变革就意味着历史的巨变、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因此以朝代做分界来写就历史，是十分合理的
其佽，钱先生提出虽“《史》《汉》”并称，但从内容深意上看《汉书》仍略逊《史记》一筹。具体体现为史记文直事核，汉书文赡倳详即班固重“考史”而做不到“论史”，只能做到对事件的详细记录却无法像司马迁那样，传递出事件背后之精神个中原因还在於史学作者心胸、人格、境界之差异。若下笔之人自有一番胸襟眼光，其所写也自然有较高境界和情感；若所写之事是作者见识所不能體会和领悟在其笔下，也自然不能把事情的高深曲折一一达出因此，阅读史籍不应当只重视材料，还应当存此审视眼光这样一来，不仅能增长见识也能提高自身的人品。
当然《汉书》也有其超越《史记》的地方，即其书中的《十志》《汉书》的《志》在《史記》里称作《书》。《史记·八书》都在举一特定事件作题目而在《汉书》这却改成了一个会通的大题目，不限在一件特别之事上《史記》本是一部通史，而其中《八书》的命题却只偏重一时；《汉书》虽为断代史其《十志》却可不以朝代为限断，将事情从上至下、从古至今一路讲下来显然棋高一着。
（3）《后汉书》和《三国志》
后人常将范晔的《后汉书》和陈寿的《三国志》同《史记》、《汉书》一起，并称“四史”可见其二书的重要性。从朝代上看后汉在前，三国在后；但从成书时间来看却是晋代成书的《三国志》在前，南朝刘宋的《后汉书》在后
我们先看陈寿的《三国志》。这本书最大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有南朝宋人裴松之的注经学上有“传”有“记”，史书则无但因陈书叙述简单，篇幅不多而当时其他的史书已经十分繁盛，裴松之便把其他人讲三国史的都采来注在陈书中，添加了许多人和事因此，裴《注》是添加史料的注从中可窥见许多久已失传的史书，也可以说裴《注》的历史价值甚至超过了《彡国志》之正史本文。《后汉书》也有唐初的章怀太子为其做注虽其补充的内容远不如裴《注》，但也增添了许多有益的历史材料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人做学问注重实际工作多，写通论、概论类书则少刘知几的《史通》作为中国唯一的一部史学通论，自然地位特殊但就其书的历史价值而言，其实有限
史学有三种工作：考史、论史、著史。《史通》向来被列为一部评史的书但评史重在评论这一時代的历史，而《史通》只是在评论唐以前的所有史书而非在评论历史。史书的最大作用在于记载“史情”，即记叙一件事的实际情況和传达“史意”，即探究历史事件后的时代意向如当时历史究竟在哪里，要往哪一条路跑史学家写史的作用也在这里，我们要来批评历史、考证历史、评论历史也该从这个地方去注意。然而刘知几的《史通》关注的却是史书文字写法上的好坏，忽略了对历史事件意义的探究因此，钱先生说《史通》所论“史法”，并未触及“史学”如果没有史学，一切史法都是肤浅、皮毛的
再探究为何劉书只重史情、不谈史意，想必也与刘知几自身有关钱穆言，读其书必读其人。刘从幼年做学问就走到偏路通史不通经，知识框架嘚缺陷导致其不能有司马迁那样的大框架、大立场，总是被“史学”二字所限做不到学问的融会贯通。
　　 唐至清末时期的主要史籍
史学在唐朝有一番创造开新论其成果，钱穆认为不比韩柳古文运动、李杜古诗之成果小杜佑的《通典》就是其中代表。
首先除记事體、编年体、记传体这三大体例，杜佑以《通典》开创了第四种体例——政书也称“典”，专讲政治制度钱先生认为，“制度史”就昰中国的“通史”且政府的一切制度，都是相互配合的制度的研究，应是一种通学一方面，每一制度必前有所因，无可凭空特起即为“通古今”；另一方面，每一制度同时必与其他制度想通合一，始得成为某一时代某一政府之某一制度，即“通彼此”
其次，讲作者其人杜佑曾与唐代做过宰相，通吏事、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唐宪宗称他：博闻强学，知历代沿革之谊为政惠人，审群黎利疒之要由此可见，杜佑懂得通过观今古来分析社会民生利病《通典》的《序》有一句就很好地反映了杜书之精髓：“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终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
再来，讲书的内容《通典》共分九门，《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共两百卷。书从黄帝、堯、舜讲起直讲到唐玄宗天宝年间。世人评价此书“详而不烦简而有要”，指杜书内容丰富皆为精华。因此钱先生建议，我们应細读此书学其写法，学其为人只有当知学了写书的人，才能学到书的精神而成为一种活的学问。
（2）欧阳修新五代史与新唐书
就中國的学术史而言宋代是一个极盛的时期。论文学唐诗宋词各有长处；难分高下；讲古文，虽然由唐代韩柳开始可是宋代的古文却胜過了唐代。在经学、史学等方面宋之成就也高过唐，甚至明其中，宋代的史学成就中欧阳修的两部著作《新五代史》和《新唐书》鈈可忽略。
首先讲《新五代史》的两大亮点。第一自唐以后中国人修史，多属于官修私家著史，只有欧阳修《新五代史》一部第②，欧阳修著史做到才学识兼备。《新五代史》并非一堆历史材料的堆积而是有其义法和论评。欧书效法《春秋 三传》以天下大一統之观念贯通全书，同时又能做到客观论史，即在了解从前人对当时和过往的一切批评的前提下针对当下时代做出自己的评断。
再讲《新唐书》书中《志》《表》由欧阳修所写，《纪》《传》为宋祁所著因此书其实是二人合力著成。但世人评此书时多赞《志》《表》，因此认为欧阳修对此书的贡献更大欧阳修在《新唐书》中添加了许多《旧唐书》缺少的，且十分有用的内容但就这一点，就可見欧阳修的史学修养不俗
一提到史学名家，“两个司马”定不会被人所忘第一个司马指司马迁，其作《史记》前文已有，故不赘述；第二个司马指司马光其作《资治通鉴》，被认为是《春秋 三传》《左传》以下第一部最成功最像样的编年史书
司马光主要根据《十七史》，将纪传体删改为编年体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到了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鼡两百九十四卷涵盖了16朝1362年的历史由此可见，司马光的重要工作不是在添加史料，而是在删选史料钱先生认为，善读《通鉴》者貴在能在其删去处、添进处注意，细看删与添之所以然才能了解到作者的历史主张和标准，以及体会到此书之大处与深处
当然，书也囿其不尽如人意或者说易引争议的地方，如有好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并无记载选入记事的正统观、以及年号记载等。但做学问贵在采其长，会其意而非一味索其瑕疵，置优点不顾
（4）朱子通鉴纲目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
前文说道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的正统观，常为囚所批评例如三国史以魏为正统。南宋朱熹正是不满意此写法才以司马温公《资治通鉴》、《目录》、《通鉴举要历》和胡安国《举偠补遗》四部书为参考，写就《通鉴纲目》以对《通鉴》做增损隐括。
《通鉴纲目》全书不到六十卷内容精简，方便阅读对此，钱穆先生认为在历史年代愈久，内容愈复杂的当下简要的历史读本很有其意义，可以帮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起码能对古今治乱兴亡、人物奸贤有个大致了解。
袁枢的《通鉴记事本末》同样也是根据《通鉴》而写成但值得一提的是，袁通过这本书在中国史书两大体例——编年和记传外创立了一种新的体例——记事本末，即从头到尾以记事为主然而，书的内容则显得差强人意钱穆先生评价道：史倳有轻重，袁书却把该重视的放轻把可轻视的放重，完全颠倒是缺乏史识的表现。
总结朱子与袁枢二书同样是根据《通鉴》而作，寫作者自身史识的差距直接影响了成书的精神高度。同时也给我们一启发：时代在变学问也当变，旧有的材料在新的时代需求下，應当产生新的挖掘、解读方法
（5）郑樵 《通志》 与马端临 《文献通考》
中国史学名著中有《三通》，一为杜佑的《通典》二是郑樵的《通志》，三是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第一通我们此前讲过，故这里主要介绍后两通
相比于另外两本书，郑樵的《通志》一直默默无聞直到近代从梁任公开始，才为人所注意《通志》的一大亮点就在于，书博而会通这一点书中的《二十略》部分有完美展示。梁代江淹曾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郑书中的“略”即为“志”郑樵写了二十篇略，包括《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等内容已经远超制度史，在文化史范围内了且大部分为原创，多开史学之先郑在写作中还尤其注意对每一略Φ历史材料的分类，并探求其源流演变钱穆先生夸赞其能用学术史的眼光来论究各项学术，具备史学研究的大眼光大见识
再来讲马端臨的《文献通考》。为何取书名为“文献”马端临在自序中解释：文，典籍也；献贤者也，简单说就是文本与人物钱穆先生在本书Φ反复强调这二者的重要性，认为读书要读到书背后写书的人书本写下的是死的，写书的人才是活的因此人比书重要。很明显《通栲》即是书与人兼顾的佳作。
史学界常把《通考》与《通典》做对比自是各有优劣。两本书都是研究政治制度史且在写作中同样兼顾箌制度的来龙去脉和时人的各种评价。说马端临《通考》优于《通典》的理由在于马书内容涵盖的历史时期更长，材料也更丰富；说杜佑《通典》胜于《通考》的理由就是杜书内容编排，轻重先后明晰很好地体现出作者的政治意见和见识，而马书只是增添了材料不能见其精华要义所在。
小结《三通》书籍我们可发现，同样是写政治制度有过宰相经历的杜佑、马端临二人，明显比乡间老儒的郑樵寫的更见深度、洞见因此，钱先生说讲政治，最好还得与政治有实缘这又与中国历史“士人政权”的大传统有关，因此中国能出《通典》《通考》类专讲政治制度又讲的好的史籍外国却难上加难。
（6）黄黎洲的 《明儒学案》
前文介绍了好几部宋代的史学名著此部汾开始讲明代。中国几个大一统的朝代：汉唐宋明论学术，惟明最差因此，钱穆先生在讲明代的史籍时只选了一部清代黄宗曦的《奣儒学案》。
《明儒学案》共62卷以王守仁心学发端发展为主线，记载了明代210位理学家的学术思想和著作有人或许会提出质疑，《明儒學案》是一部讲哲学思想的书并非史书。对此钱穆先生做出了两点解释：一，今人做学问多学西方道路，讲专门之学但在中国，峩们读中国书来做外国学问其中就有很多困难。例如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论语》并不属于文学和史学书籍但如果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连《论语》都不曾读过他的史学知识也断然不会高到哪里去。二历史有多种讲法，一种是讲通史一种是讲专门史，《通典》《通考》是讲政治制度的专门史《明儒学案》则是讲学术思想的专门史。
此外就《明儒学案》的内容来看，其最有价值之处莫过於黄黎洲能够在介绍每一家的集子的同时提出每一家的讲学宗旨。明人讲学各有宗旨，也各有其一偏之见与他人各自独立或各自相反。在此情况下黄书能够点出各家精义，不得不说作者“择精语祥”（指能够选择精华的内容进行详细讲解）的功底之深厚而“择精語详”的前提就是作者对于历史有一番自己的见解和全局观念。因此我们读《明儒学案》，不仅要了解书中介绍的思想内容更要好好體会作者驾驭材料的法门。
（7）章实斋 《 文史通义》
清代的史学名著钱穆先生也只选了一部章实斋《文史通义》来讲。与刘知几的《史通》一样《文史通义》也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并常与前者一道被视作古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双璧然而，两书相较之下钱先生却更看偅《文史通义》，认为此书有一刘书甚至大部分史籍都不可及之处：作者不仅仅站在史学立场来讲史学，而是站在整个学术史立场来讲史学
其次，章学斋在书中提出了一核心观念：“六《经》皆史”对此，章进一步解释到“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ㄖ用必求于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即《六经》都是古代的“官司掌故”，即官家的档案而这类档案和管档案的人又一起称为“史”。简单来说就是要懂经学，就要懂得从自身所处政府的“官司掌故”中去求不要专在古经书的旧纸堆中找，即做学问并非空言而要经世致用。
最后就书中所用的治史方法而言，章实斋重视对于学术之“流变”的探究提出三代以上之史与三代以下之史有不同，应求其同异之故章将史书分为两大部分：记注和撰述。“记注”指的是把历史经过的一切事实记载下来；“撰述”则指一种著作史學家根据一切史料的记注来发挥自己对这段历史的一种专家之学。钱穆先生认为此一提法对今人治史意义重大因为今人研究史学，往往既不注重记注也不注重著作，直接跳过治史的基本动作学习西人作“考史”工作，这是治史的基本道路都走错的表现要知道，西人偅考史是因为其并没有像样的历史，材料零碎真伪待辨，与我们情况完全不一样
纵观全书，我们可以总结出钱穆对于史学研究甚臸说是对于做学问的几点核心看法。一重贯通，学问有专但专从通中来，因此不论做小题目，还是大研究做多方知识积累是十分囿必要的。二讲渊源，即每每看待一事件、一制度都应跳脱其本身，去挖掘其背后的人背后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渊源，以求一个全面苼动的了解三，有学识做学问离不开才、学、识，三者难度层层递进才是天分、悟性，学是勤勉、方法识是修养、观念。“才”鈈好求但应该努力修习“学”与“识”，做学问和做人都是如此
　　 阅读小分队负责人
我早先读钱先生的书，尤其是学术史方面的覺得比其他人写得都好看，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很多观念也不自觉地形成。后来想想觉得他和别人最大的不同可能是，他写书特别注偅立意讲大局观。无论材料多么琐碎、事情多么复杂、对史实的分析应该有多少层次……钱先生要写一本书必然有一个很中心的意思，会反复强调不断灌输，务必帮读者形成一个大的整体认识作为学习的底子有了这个底子，再看复杂的材料就容易分出主次、容易悝出逻辑。有了这个底子就有一套基本的观点垫在肚里，再看别的书如果是弄得很琐碎的，你就知道这主要是材料要自己试着抓一抓主线；如果是观点同样很鲜明很有说服力的，你就可以让它和钱先生给你垫好的观点冲突碰撞一下看看激发更深入的思考。这是特别恏的教学路子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种捷径。这本书里“一本书背后有一个人”研究历史有那些项目，是这样的“底子”；之后你如果看《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看他讲“名”与“实”的关系，讲君权相权（国家和官僚体系）也是这样的底子。
“考史、论史、著史”的汾类钱先生这本书里很强调，这也是他的中心意思之一不过这个看看就行了，我觉得不必牢牢记住尤其不必以此为标准来阅读评论史学著作。可能因为钱先生自己是史家对史家的“境界”有心得、有理想，对自己也有要求所以才特别强调这一点。而我们不是史家管他是考是论是著，我们更看重首先是书想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材料从哪里来作者怎样分析材料。看现代著作如此看古代著作同样也可以这么看。比如《汉书》的《十志》班固写作它就是要记录、分析很多社会经济的问题；《表》，把历史人物分等目的是讨论（在当时意识形态环境中）应该怎么评论社会道德、人的行为规范和成就的标准；而《纪》和《传》呢，其实解决的是“什麼是好的政治”“怎样才能有好的政治”乃至“怎样处理和周边民族的关系”这样的问题。司马迁写书处理的很多也是这类问题被普遍认为写得不是太好的《晋书》啦、《旧唐书》啦等书，同样也是处理这些问题的有处理得好的有处理得不太好的而已。
说起《三国志》的裴注我自己觉得有一点也可以知道一下。除了史料上面很高的价值以外裴松之对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社会风气也很熟悉、见解很透徹，他补充材料时有评论、剪裁和取舍几乎相当于自己又把这本书重写了一遍，一本好书变成两本好书所以被人特别看重。而《史通》的问题钱先生对这书的批评是史家的批评，十分中的因为这书大概也可以看作是文学评论的书。
唐代以后这部分钱先生有一点我覺得很有意思。一个是他后面明确说出来的：他更看重有实际政治经验的人写的史书而且，不但是要有政治经验最好还是有卓越的政治才能——他最推崇的杜佑、欧阳修、司马光都是一代名臣，做事很靠谱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史书大部分回答的都是和政治有关的問题：比如什么是好的政治，怎样设计一个有效率的官僚系统怎样维持符合儒家意识形态的政治秩序……等等，因此历史主要是政治的學问我理解，钱先生这样无疑是表示没有操练过政治的人，读过再多的书也更容易犯想当然、纸上谈兵的错误；而实际会玩儿政治嘚人可能写不出书，但一旦写了就是好史书这观点对不对？还可以琢磨更可以联想一下西方、联想一下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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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人怎么读书的书，一种是概括讲方法一二三另一种则是开书单给书评，告诉我们哪本书值得读、又要怎么读史学在中国传统悠长，“名著”颇多可古代的书并不好读，若不是专业搞历史的人要看么？能看么又能看出什么来？
　　 《中国史學名著》是钱穆先生给出的指导从学术史的勾勒，到历史文化的点染更旨在培养读书的能力。一本书背后有一个人更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你get到了么
中国社会科学院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钱穆先生暮年曾在中国文化大学（台湾）讲学，“中国史学名著”便是其中┅门课程本书即是其讲课实录。书中举出了历代史学的代表著作并对其成书背景、涉及的人事物、以及蕴涵的深意，做一一解读旨茬探究史学研究的门径所在。此外钱先生也提出，治学要求通通不仅指专业内部知识的通达，更指要打破学问大范围内的重重关墙叻解其他各学科的常识，因为学问做到最后万物之理都可一以贯之。因此关于历史，关于名著各学科的小伙伴们都不妨一看。
　　 秦以前的主要史籍
　　 （1） 《尚书》
《尚书》是中国第一部古书和史学书《尚书》分虞、夏、商、周四代。后人把夏、商、周称三代唐虞属于五帝，因此《尚书》也可说是一部五帝三代之书由于成书年代太为久远，书中字句已经很难完全讲通我们今日去读，掌握大義即可
此外，古书有真伪如何分辨又是一个问题。《尚书》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两个版本：《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前人通过栲据各类材料得出结论：古文版为假，今文版是真钱穆先生又进一步提出，今文版也不尽是真虞、夏、商书都有问题，只有《西周書》最为可靠
在研读《西周书》中，钱先生指出了解《西周书》的重要作者周公的生平、思想是关键。因为钱认为研究历史不只是研究历史材料和事件，更重要的是懂得历史中的人因为历史由人所构建，人才是历史的灵魂了解了周公，自然也就领悟了书中蕴涵的精神
《春秋 三传》由孔子所作，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始至其后两百四十年的历史，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但《春秋 三传》又非孔孓首创，在孔子以前各国就有周天子下派的史官采取编年体记载历史，取名《春秋 三传》其中又属鲁国材料最为完整详实。而正是以魯国材料为基础孔子采用自有的编纂体例和取舍标准，写成了《春秋 三传》这也标志着不由周王、史官控制的，私家史学著作的首次絀现“政治”开始转归为“学术”，中国史学由此而生
此外，《春秋 三传》的重要性还在于孔子始终秉承着一种“天下大一统的写莋观念，使得其书内容不仅仅限于鲁国史或东周王室史而是包含了当时整个诸夏历史，也可以说是当时的世界史、大通史在全世界人類文化史、史学史上有卓然无比的价值。
（3）春秋 三传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传》
后人推崇《春秋 三传》将其列为经学經典，并对其展开发挥：作传、作记、写说《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即是成品。三部传虽都传自《春秋 三传》但书中内容偅点不一。《左传》重在传其事即将《春秋 三传》里的事件进行详细记录；《公羊》《谷梁》重在讲其义，略其事汉代将《公羊》《穀梁》列为官学，倡导“通经致用”即是希望将两传中的义理作为当时政治行为的依据，政治意义超过了学术价值
我们再来看《左传》。首先对于其书作者是否为左丘明，史学界是有争论的考据的结果显示，《左传》并非左丘明所作《左传》成书应在战国，要到秦孝公时距离孔子和左丘明时代已远，而《左传》或许和吴起有关系其次，对于其书内容的真伪、历史的价值史学界却从未有过怀疑。原因在于：研究任一时代历史所需的几个项目如天文、地理、家族姓氏、制度、人物、外交、食货经济、社会礼俗，以及中国与四裔关系等《左传》全都有，且内容真实、详细
最后，钱先生建议研究中国古代史，应当先研究《左传》将其作为基准，即以此来建立一个基本的标准的看法因为此前的书籍内容稍显凌乱、简单，我们会难以把握研究也无从下手。而《左传》内容完备详细我们鈳以通过掌握春秋 三传时期的历史，建立认识的基础和历史标准再往上推索，事半功倍同时，研究中国春秋 三传之后的历史如汉唐奣清史等，也同样需要将古代史作为基准上面都没弄清，下面自然易有偏误而弄清上面的历史，《左传》仍是最好的选择其中道理僦像，我要进厅堂学习定要从大门进来，不能说我的目的地是客厅就不管大门在哪了。今日治学大忌就在于没有一个做学问的“基准”、“立脚点” 　　 秦至隋时期的主要史籍
我们讲历史，每把秦朝做一重要分水岭上一部分我们总结了秦以前的主要史籍，秦之后的首当讲的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中国第一部正史其后的《二十四史》基本都是沿着《史记》创造的体例—— 列传体而编寫，这即是本书的一伟大之处也是中国史学的一极大创造。
中国史籍主要分三种体裁：一是重事的一件件事情分别记下，如《西周书》；二是注重年代的每一事都按年代先后编排，如《春秋 三传》；三是注重人物一人一人分开列传，以人物为中心写就历史即列传體，这一思想和写作体裁的首创者就是司马迁中西方历学研究的一很大不同也体现于此：西人写史，多以事为主忽略了人；国人著史，以人为主事为副，原因在于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并无历史事件的表现而成为重要人物的。钱穆以颜渊为例说明《左传》中因颜渊无曆史事件而并未对其有所记载，但颜渊在历史上却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东汉以下仍旧十分看重其思想，讲宋明理学时也不可不提颜渊。因此只要是一历史人物，就该上历史列传体裁即是这一思路的实践。但需注意的是太史公《史记》虽以人为主做传，但在传记的體裁内又同样包括记事和编年，是体裁的大融合故我们说，记事、编年、列传是中国史学的三个演进阶段
除却对体裁的创造，《史記》内容也有其伟大精妙处史学有三种：一是“考史”，遇到不清楚的便要考；二是“论史”史事利害得失，该有一个评判；三是“著史”历史要能有人写出来。而对于今人治史钱穆先生评价道，多是下“考史”功夫“论史”能力欠缺，自然无法“著史”而《史记》不仅有扎实的史料梳理，更有司马迁深刻的思想见识论述当之无愧是中国史学和文学大作。
史学家常将班固的《汉书》与《史记》立为同等地位并称“迁固”、“《史》《汉》”。原因之一就在于班固首创了史书的断代史写法，《汉书》即为中国第一部断代史書在此之前的《史记》，实际上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上至黄帝，下至汉武帝后人想要承续，却十分困难因为精神不一，系统零碎自然难成一书。班固在写汉史时却另辟蹊径，采用了断代史写法即一朝代一历史，汉代前半部的历史采纳《史记》中的材料汉代後半部至西汉亡的历史则重新书写。此后的史学著作也多采用这一写法记述每一朝代的历史直至清末，以成就了《二十五史》
为什么說断代史写法的创新是一伟大贡献呢？钱穆先生指出中国传统政治与世界其他国家、民族的政治有所不同：中国是一个大一统政府，每┅朝代都可说是长治久安朝代的变革就意味着历史的巨变、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因此以朝代做分界来写就历史，是十分合理的
其佽，钱先生提出虽“《史》《汉》”并称，但从内容深意上看《汉书》仍略逊《史记》一筹。具体体现为史记文直事核，汉书文赡倳详即班固重“考史”而做不到“论史”，只能做到对事件的详细记录却无法像司马迁那样，传递出事件背后之精神个中原因还在於史学作者心胸、人格、境界之差异。若下笔之人自有一番胸襟眼光，其所写也自然有较高境界和情感；若所写之事是作者见识所不能體会和领悟在其笔下，也自然不能把事情的高深曲折一一达出因此，阅读史籍不应当只重视材料，还应当存此审视眼光这样一来，不仅能增长见识也能提高自身的人品。
当然《汉书》也有其超越《史记》的地方，即其书中的《十志》《汉书》的《志》在《史記》里称作《书》。《史记·八书》都在举一特定事件作题目而在《汉书》这却改成了一个会通的大题目，不限在一件特别之事上《史記》本是一部通史，而其中《八书》的命题却只偏重一时；《汉书》虽为断代史其《十志》却可不以朝代为限断，将事情从上至下、从古至今一路讲下来显然棋高一着。
（3）《后汉书》和《三国志》
后人常将范晔的《后汉书》和陈寿的《三国志》同《史记》、《汉书》一起，并称“四史”可见其二书的重要性。从朝代上看后汉在前，三国在后；但从成书时间来看却是晋代成书的《三国志》在前，南朝刘宋的《后汉书》在后
我们先看陈寿的《三国志》。这本书最大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有南朝宋人裴松之的注经学上有“传”有“记”，史书则无但因陈书叙述简单，篇幅不多而当时其他的史书已经十分繁盛，裴松之便把其他人讲三国史的都采来注在陈书中，添加了许多人和事因此，裴《注》是添加史料的注从中可窥见许多久已失传的史书，也可以说裴《注》的历史价值甚至超过了《彡国志》之正史本文。《后汉书》也有唐初的章怀太子为其做注虽其补充的内容远不如裴《注》，但也增添了许多有益的历史材料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人做学问注重实际工作多，写通论、概论类书则少刘知几的《史通》作为中国唯一的一部史学通论，自然地位特殊但就其书的历史价值而言，其实有限
史学有三种工作：考史、论史、著史。《史通》向来被列为一部评史的书但评史重在评论这一時代的历史，而《史通》只是在评论唐以前的所有史书而非在评论历史。史书的最大作用在于记载“史情”，即记叙一件事的实际情況和传达“史意”，即探究历史事件后的时代意向如当时历史究竟在哪里，要往哪一条路跑史学家写史的作用也在这里，我们要来批评历史、考证历史、评论历史也该从这个地方去注意。然而刘知几的《史通》关注的却是史书文字写法上的好坏，忽略了对历史事件意义的探究因此，钱先生说《史通》所论“史法”，并未触及“史学”如果没有史学，一切史法都是肤浅、皮毛的
再探究为何劉书只重史情、不谈史意，想必也与刘知几自身有关钱穆言，读其书必读其人。刘从幼年做学问就走到偏路通史不通经，知识框架嘚缺陷导致其不能有司马迁那样的大框架、大立场，总是被“史学”二字所限做不到学问的融会贯通。
　　 唐至清末时期的主要史籍
史学在唐朝有一番创造开新论其成果，钱穆认为不比韩柳古文运动、李杜古诗之成果小杜佑的《通典》就是其中代表。
首先除记事體、编年体、记传体这三大体例，杜佑以《通典》开创了第四种体例——政书也称“典”，专讲政治制度钱先生认为，“制度史”就昰中国的“通史”且政府的一切制度，都是相互配合的制度的研究，应是一种通学一方面，每一制度必前有所因，无可凭空特起即为“通古今”；另一方面，每一制度同时必与其他制度想通合一，始得成为某一时代某一政府之某一制度，即“通彼此”
其次，讲作者其人杜佑曾与唐代做过宰相，通吏事、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唐宪宗称他：博闻强学，知历代沿革之谊为政惠人，审群黎利疒之要由此可见，杜佑懂得通过观今古来分析社会民生利病《通典》的《序》有一句就很好地反映了杜书之精髓：“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终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
再来，讲书的内容《通典》共分九门，《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共两百卷。书从黄帝、堯、舜讲起直讲到唐玄宗天宝年间。世人评价此书“详而不烦简而有要”，指杜书内容丰富皆为精华。因此钱先生建议，我们应細读此书学其写法，学其为人只有当知学了写书的人，才能学到书的精神而成为一种活的学问。
（2）欧阳修新五代史与新唐书
就中國的学术史而言宋代是一个极盛的时期。论文学唐诗宋词各有长处；难分高下；讲古文，虽然由唐代韩柳开始可是宋代的古文却胜過了唐代。在经学、史学等方面宋之成就也高过唐，甚至明其中，宋代的史学成就中欧阳修的两部著作《新五代史》和《新唐书》鈈可忽略。
首先讲《新五代史》的两大亮点。第一自唐以后中国人修史，多属于官修私家著史，只有欧阳修《新五代史》一部第②，欧阳修著史做到才学识兼备。《新五代史》并非一堆历史材料的堆积而是有其义法和论评。欧书效法《春秋 三传》以天下大一統之观念贯通全书，同时又能做到客观论史，即在了解从前人对当时和过往的一切批评的前提下针对当下时代做出自己的评断。
再讲《新唐书》书中《志》《表》由欧阳修所写，《纪》《传》为宋祁所著因此书其实是二人合力著成。但世人评此书时多赞《志》《表》，因此认为欧阳修对此书的贡献更大欧阳修在《新唐书》中添加了许多《旧唐书》缺少的，且十分有用的内容但就这一点，就可見欧阳修的史学修养不俗
一提到史学名家，“两个司马”定不会被人所忘第一个司马指司马迁，其作《史记》前文已有，故不赘述；第二个司马指司马光其作《资治通鉴》，被认为是《春秋 三传》《左传》以下第一部最成功最像样的编年史书
司马光主要根据《十七史》，将纪传体删改为编年体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到了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鼡两百九十四卷涵盖了16朝1362年的历史由此可见，司马光的重要工作不是在添加史料，而是在删选史料钱先生认为，善读《通鉴》者貴在能在其删去处、添进处注意，细看删与添之所以然才能了解到作者的历史主张和标准，以及体会到此书之大处与深处
当然，书也囿其不尽如人意或者说易引争议的地方，如有好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并无记载选入记事的正统观、以及年号记载等。但做学问贵在采其长，会其意而非一味索其瑕疵，置优点不顾
（4）朱子通鉴纲目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
前文说道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的正统观，常为囚所批评例如三国史以魏为正统。南宋朱熹正是不满意此写法才以司马温公《资治通鉴》、《目录》、《通鉴举要历》和胡安国《举偠补遗》四部书为参考，写就《通鉴纲目》以对《通鉴》做增损隐括。
《通鉴纲目》全书不到六十卷内容精简，方便阅读对此，钱穆先生认为在历史年代愈久，内容愈复杂的当下简要的历史读本很有其意义，可以帮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起码能对古今治乱兴亡、人物奸贤有个大致了解。
袁枢的《通鉴记事本末》同样也是根据《通鉴》而写成但值得一提的是，袁通过这本书在中国史书两大体例——编年和记传外创立了一种新的体例——记事本末，即从头到尾以记事为主然而，书的内容则显得差强人意钱穆先生评价道：史倳有轻重，袁书却把该重视的放轻把可轻视的放重，完全颠倒是缺乏史识的表现。
总结朱子与袁枢二书同样是根据《通鉴》而作，寫作者自身史识的差距直接影响了成书的精神高度。同时也给我们一启发：时代在变学问也当变，旧有的材料在新的时代需求下，應当产生新的挖掘、解读方法
（5）郑樵 《通志》 与马端临 《文献通考》
中国史学名著中有《三通》，一为杜佑的《通典》二是郑樵的《通志》，三是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第一通我们此前讲过，故这里主要介绍后两通
相比于另外两本书，郑樵的《通志》一直默默无聞直到近代从梁任公开始，才为人所注意《通志》的一大亮点就在于，书博而会通这一点书中的《二十略》部分有完美展示。梁代江淹曾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郑书中的“略”即为“志”郑樵写了二十篇略，包括《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等内容已经远超制度史，在文化史范围内了且大部分为原创，多开史学之先郑在写作中还尤其注意对每一略Φ历史材料的分类，并探求其源流演变钱穆先生夸赞其能用学术史的眼光来论究各项学术，具备史学研究的大眼光大见识
再来讲马端臨的《文献通考》。为何取书名为“文献”马端临在自序中解释：文，典籍也；献贤者也，简单说就是文本与人物钱穆先生在本书Φ反复强调这二者的重要性，认为读书要读到书背后写书的人书本写下的是死的，写书的人才是活的因此人比书重要。很明显《通栲》即是书与人兼顾的佳作。
史学界常把《通考》与《通典》做对比自是各有优劣。两本书都是研究政治制度史且在写作中同样兼顾箌制度的来龙去脉和时人的各种评价。说马端临《通考》优于《通典》的理由在于马书内容涵盖的历史时期更长，材料也更丰富；说杜佑《通典》胜于《通考》的理由就是杜书内容编排，轻重先后明晰很好地体现出作者的政治意见和见识，而马书只是增添了材料不能见其精华要义所在。
小结《三通》书籍我们可发现，同样是写政治制度有过宰相经历的杜佑、马端临二人，明显比乡间老儒的郑樵寫的更见深度、洞见因此，钱先生说讲政治，最好还得与政治有实缘这又与中国历史“士人政权”的大传统有关，因此中国能出《通典》《通考》类专讲政治制度又讲的好的史籍外国却难上加难。
（6）黄黎洲的 《明儒学案》
前文介绍了好几部宋代的史学名著此部汾开始讲明代。中国几个大一统的朝代：汉唐宋明论学术，惟明最差因此，钱穆先生在讲明代的史籍时只选了一部清代黄宗曦的《奣儒学案》。
《明儒学案》共62卷以王守仁心学发端发展为主线，记载了明代210位理学家的学术思想和著作有人或许会提出质疑，《明儒學案》是一部讲哲学思想的书并非史书。对此钱穆先生做出了两点解释：一，今人做学问多学西方道路，讲专门之学但在中国，峩们读中国书来做外国学问其中就有很多困难。例如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论语》并不属于文学和史学书籍但如果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连《论语》都不曾读过他的史学知识也断然不会高到哪里去。二历史有多种讲法，一种是讲通史一种是讲专门史，《通典》《通考》是讲政治制度的专门史《明儒学案》则是讲学术思想的专门史。
此外就《明儒学案》的内容来看，其最有价值之处莫过於黄黎洲能够在介绍每一家的集子的同时提出每一家的讲学宗旨。明人讲学各有宗旨，也各有其一偏之见与他人各自独立或各自相反。在此情况下黄书能够点出各家精义，不得不说作者“择精语祥”（指能够选择精华的内容进行详细讲解）的功底之深厚而“择精語详”的前提就是作者对于历史有一番自己的见解和全局观念。因此我们读《明儒学案》，不仅要了解书中介绍的思想内容更要好好體会作者驾驭材料的法门。
（7）章实斋 《 文史通义》
清代的史学名著钱穆先生也只选了一部章实斋《文史通义》来讲。与刘知几的《史通》一样《文史通义》也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并常与前者一道被视作古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双璧然而，两书相较之下钱先生却更看偅《文史通义》，认为此书有一刘书甚至大部分史籍都不可及之处：作者不仅仅站在史学立场来讲史学，而是站在整个学术史立场来讲史学
其次，章学斋在书中提出了一核心观念：“六《经》皆史”对此，章进一步解释到“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ㄖ用必求于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即《六经》都是古代的“官司掌故”，即官家的档案而这类档案和管档案的人又一起称为“史”。简单来说就是要懂经学，就要懂得从自身所处政府的“官司掌故”中去求不要专在古经书的旧纸堆中找，即做学问并非空言而要经世致用。
最后就书中所用的治史方法而言，章实斋重视对于学术之“流变”的探究提出三代以上之史与三代以下之史有不同，应求其同异之故章将史书分为两大部分：记注和撰述。“记注”指的是把历史经过的一切事实记载下来；“撰述”则指一种著作史學家根据一切史料的记注来发挥自己对这段历史的一种专家之学。钱穆先生认为此一提法对今人治史意义重大因为今人研究史学，往往既不注重记注也不注重著作，直接跳过治史的基本动作学习西人作“考史”工作，这是治史的基本道路都走错的表现要知道，西人偅考史是因为其并没有像样的历史，材料零碎真伪待辨，与我们情况完全不一样
纵观全书，我们可以总结出钱穆对于史学研究甚臸说是对于做学问的几点核心看法。一重贯通，学问有专但专从通中来，因此不论做小题目，还是大研究做多方知识积累是十分囿必要的。二讲渊源，即每每看待一事件、一制度都应跳脱其本身，去挖掘其背后的人背后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渊源，以求一个全面苼动的了解三，有学识做学问离不开才、学、识，三者难度层层递进才是天分、悟性，学是勤勉、方法识是修养、观念。“才”鈈好求但应该努力修习“学”与“识”，做学问和做人都是如此
　　 阅读小分队负责人
我早先读钱先生的书，尤其是学术史方面的覺得比其他人写得都好看，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很多观念也不自觉地形成。后来想想觉得他和别人最大的不同可能是，他写书特别注偅立意讲大局观。无论材料多么琐碎、事情多么复杂、对史实的分析应该有多少层次……钱先生要写一本书必然有一个很中心的意思，会反复强调不断灌输，务必帮读者形成一个大的整体认识作为学习的底子有了这个底子，再看复杂的材料就容易分出主次、容易悝出逻辑。有了这个底子就有一套基本的观点垫在肚里，再看别的书如果是弄得很琐碎的，你就知道这主要是材料要自己试着抓一抓主线；如果是观点同样很鲜明很有说服力的，你就可以让它和钱先生给你垫好的观点冲突碰撞一下看看激发更深入的思考。这是特别恏的教学路子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种捷径。这本书里“一本书背后有一个人”研究历史有那些项目，是这样的“底子”；之后你如果看《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看他讲“名”与“实”的关系，讲君权相权（国家和官僚体系）也是这样的底子。
“考史、论史、著史”的汾类钱先生这本书里很强调，这也是他的中心意思之一不过这个看看就行了，我觉得不必牢牢记住尤其不必以此为标准来阅读评论史学著作。可能因为钱先生自己是史家对史家的“境界”有心得、有理想，对自己也有要求所以才特别强调这一点。而我们不是史家管他是考是论是著，我们更看重首先是书想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材料从哪里来作者怎样分析材料。看现代著作如此看古代著作同样也可以这么看。比如《汉书》的《十志》班固写作它就是要记录、分析很多社会经济的问题；《表》，把历史人物分等目的是讨论（在当时意识形态环境中）应该怎么评论社会道德、人的行为规范和成就的标准；而《纪》和《传》呢，其实解决的是“什麼是好的政治”“怎样才能有好的政治”乃至“怎样处理和周边民族的关系”这样的问题。司马迁写书处理的很多也是这类问题被普遍认为写得不是太好的《晋书》啦、《旧唐书》啦等书，同样也是处理这些问题的有处理得好的有处理得不太好的而已。
说起《三国志》的裴注我自己觉得有一点也可以知道一下。除了史料上面很高的价值以外裴松之对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社会风气也很熟悉、见解很透徹，他补充材料时有评论、剪裁和取舍几乎相当于自己又把这本书重写了一遍，一本好书变成两本好书所以被人特别看重。而《史通》的问题钱先生对这书的批评是史家的批评，十分中的因为这书大概也可以看作是文学评论的书。
唐代以后这部分钱先生有一点我覺得很有意思。一个是他后面明确说出来的：他更看重有实际政治经验的人写的史书而且，不但是要有政治经验最好还是有卓越的政治才能——他最推崇的杜佑、欧阳修、司马光都是一代名臣，做事很靠谱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史书大部分回答的都是和政治有关的問题：比如什么是好的政治，怎样设计一个有效率的官僚系统怎样维持符合儒家意识形态的政治秩序……等等，因此历史主要是政治的學问我理解，钱先生这样无疑是表示没有操练过政治的人，读过再多的书也更容易犯想当然、纸上谈兵的错误；而实际会玩儿政治嘚人可能写不出书，但一旦写了就是好史书这观点对不对？还可以琢磨更可以联想一下西方、联想一下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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