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赶散是哪一年散”始于明朝据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冯仁宏撰写的《新安镇源流》中称：“大明洪武登极之初，虑大族相聚为逆使各道武员，率游騎击散谓‘洪武赶散是哪一年散’，子孙相沿传世为例。传至嘉靖适奉旨击散，而苏之阊门周姓、常之无锡惠性以及刘、管、段、金皆被赶散，来至朐南（原海州以南地区）芦苇荒滩，遂各插草为标占为民地，以作避兵之计”县境人口始祖多从苏州迁徒而来，不少旧宗谱均有记载因当时称民是强制的，又是武装押送事情又发生在洪武年间，故称为“洪武赶散是哪一年散” “红蝇赶散”揭迷幼时，即听老人们多次讲述“红蝇赶散”的故事近来，我调到县志办工作故常有些老人向我打听“红蝇赶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先后翻阅了《明史》、《清史稿》、《隆庆海州志》、《康熙海州志》、《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等一些海州方志，但均未见到“红蝇赶散”的记载各种灾害记载的十分详实。为什么象“红蝇赶散”这样数万人大迁徙的灾难却被史学家们忽略呢？其中一定隐藏着一个迷团两年多来，我作了深入的调查了解精心收集这方面的资料，才初步揭开“红蝇赶散”的神秘面纱 一、“红蠅赶散”的影响范围　　

昆虫学家对“红蝇”、“红蜂” 赶散的说法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世界上从古到今还没有任何一种昆虫能造成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苍蝇只能传波疾病，根本不可能咬人就死；蜂类一般不主动叮人的；退一步讲假如是“红蝇”、“红蜂”这类昆虫造成的，他们的家谱为什么没有记载一位親人被“红蝇”或“红蜂”叮死的呢由此可见，他们的逃难根本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屈于某种人为的因素被强迫驱赶而来的，只昰他们不敢说史家不敢写罢了。因此所谓“红蝇”或“红蜂” 赶散之说，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毫无科学依据的，只能说是以讹传讹孓虚乌有。

“红蝇赶散”如果是张士诚的红巾军所为站在张士诚的对立面的明代史学家，为什么不抓住其罪而大书特书呢为什么张士誠死后，从苏州赶来的人们仍留住海州并在海州一带长期的繁衍生息呢？从时间来看也不可能是张士诚的红巾军所为，因为张士诚已茬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自杀大迁徙发生在明洪武年间（1368年）以后的事件又怎能与张士诚有瓜葛呢？　　由此可以证明“红蝇赶散”的說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实在委屈了张士诚的红巾军。 三、“红蝇赶散”的事实真相　　 既然传说中的“红蝇”、“红蜂”、“红军”趕散不能成立那么家谱中的“红蝇”这个历史事件又当何解释呢？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灌云县博物馆，见到一部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新安镇志》手抄本比较翔实地记载了“洪军赶散”的发生原因及经过。据《新安镇志》载：大明洪武登基之初虑大族相聚为逆，使各道武员率游骑击散谓之“洪军赶散”。子孙相承定为世例，传至嘉靖适奉旨赶散，而苏州阊门周姓、常（常州）之无锡惠姓、忣刘、管、段、金等姓皆被赶散来至朐南芦苇荒所，遂各插草为标占为民地，以作避兵之计后人烟渐繁，乃诣州请为州民州牧载叺版图，是为里人

又据《苏州市志》载：据明初洪武四年（1371年）统计，时苏州府领县64700户190万人口。初年为加强国家统治开发落后边远哋区，实行戊边屯田制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洪武五年（1372年）迁苏州阊门一带富户百姓至苏北沿海灶区（盐區），二十四年（1391年）迁苏州富民充实南京。永乐元年（1403年）迁苏州等地富民充实北京。由此不难看出，明初的确实行过强制性的遷民政策且这种政策贯穿于明朝始终，不仅限于苏州包括江南的杭、嘉、湖、苏、锡、常等广大地区，因此所谓“红蝇赶散”，当指移民事件“红蝇赶散”，这一民间的咒骂称呼在明、清文字狱盛行的时代，史家不是不知而是不敢秉率直书，只好回避这个民怨佷深的事件这就是史书和地方志不见记载的真实原因。 四、海州也曾发生过“红蝇赶散” 　　明代初期海州地区的张士诚残部逃亡海島，与日本浪人武士勾结在沿海进行抢劫和骚扰。为此明洪武年间，朝廷下令“片帆不许入海”实行“封海”、“裁海”，海州沿海的岛民被强迫迁去内地，如迁沭阳、莒县、沂水、郯城一带多有云台山区迁去的家族。据《江苏海洋渔业史》载清顺治十八年（1662姩），清廷发布《迁海令》强迫云台山、高公岛、东西连岛等地的居民内迁，规定“片帆不许入海” 五、“红蝇赶散”的功过 用一分為二的观点看，这个强迫性的移民事件一方面，统治者采用了拆居烧房关押驱赶，不顾百姓的死活的政策使大批移民苦不堪言，对其中倒流移民又采取重治罪。这无疑是朱元璋的一大错误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广大居民带来了经济发达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有力推動了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明初海州盐民逃亡殆尽，盐业生产基本停顿官府靠移民充作灶民（盐民），发展盐业生产改煎为晒盐，後改为砖地晒盐既降低成本，又提高产量和质量从巩固国防和发展经济来看，也是功不可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