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在哪博物院研究馆员

清玳是中国历史上内府收藏最为鼎盛的时代之一尤其是乾隆皇帝，对古代艺术品钟爱之至搜集不遗余力，在他统治的60余年中内府收藏堪称宏富，历代珍品无不囊括府库皇宫御苑内古物充斥，艺术品比比皆是不但如此，对这些内府收藏乾隆时还编纂了较为翔实的著錄典籍，成为后人研究的重要资料对于古代玺印，乾隆帝也同样注入了相当多的精力极力搜罗，不断整理使内府的玺印收藏渐成规模，奠定了清宫玺印收藏的基础这些收藏在清朝覆亡以后成为北京故宫在哪博物院、台北“故宫在哪博物院”等单位玺印藏品的重要组荿部分。本文依据有关史料和实物对乾隆帝有关古玺印搜集、整理的情况作一概述，以期为同行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点资料

一、乾隆时期清宫玺印收藏的状况

乾隆时期宫中玺印收藏的数量到底有多少，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已经很难确切地知道了，但通过乾隆帝自己所作的有关玺印的御制诗和现存实物仍然可以理出一个大致的头绪。

乾隆时期宫中收藏的古铜印主要有如下几部分：

一是以“金薤留珍”命名的部分根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档》记载，早在乾隆二年（1737）就开始了对宫藏古铜印章的集合归总工作。乾隆三年十一月将1261方宫Φ旧藏的古铜章交由汪由敦等认看分出先后时代和等级，分别装匣每匣并配印谱册页，特制黑地金漆龙纹长方匣盛装第二年，做得“金薤留珍”漆匣五个分别编为“东、壁、图、书、府”，每匣各置印谱[1]此后不断增补，至乾隆十六年（1751）最终形成“金薤留珍”古銅印专藏乾隆皇帝特作《古铜章歌》以记其事。[2]这些古铜印被秘藏于五箧之中分别以“东、壁、图、书、府”命名。各箧正面漆绘双龍中央是乾隆御题“金薤留珍”四字。各箧内装六屉第一屉是本箧印谱，二至六屉放置古铜印其中官印221方，分别放在“东、壁”两篋之内私印1070方分别放在“图、书、府”三箧之内。全部五箧共装古铜印1291方为清宫收藏古铜玺印中的最大宗。民国十五年（1926）故宫在哪博物院依照原编谱次重拓24部，后以拓本影印发行影响很大。现藏台北“故宫在哪博物院”（图1、2、3）

年发行。以下图片除注明者外均采自此书

▲图2  《金薤留珍》印谱  台北“故宫在哪博物院”藏

▲图3  《金薤留珍》印盒  台北“故宫在哪博物院”藏

二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整理的古铜印，共28方乾隆还特意为此写了一首《咏古铜章》的诗：“金薤珍千载，传真印统详穆然见古者，焕若备文章抑埴久藏用，配藜恒蔚光数来刚廿八，允叶丽天祥”此批铜印现下落不明。

三是热河避暑山庄所藏乾隆五十二年（1787）将古铜印244方进行分类整理，厘定排次专门储于雕红漆匣内，匣盖内壁阴刻填金乾隆帝御笔“咏古铜章”御制诗匣内分“仁、义、礼、智、信”五层，各以“制垂范古、考文纪职、云篆征名、信章萃古、芝泥尚论”为名其中官印63方，私印188方现藏台北“故宫在哪博物院”。（图4）

四是宫内旧骨董房所藏仅10方。具体整理年份不详储于黑漆描金花卉长方匣中，由于全部是官印故命名为“守官遗范”现藏于台北“故宫在哪博物院”。（图5）

五是宫内毓庆宫所藏计100方，置于黑漆描金花卉漆匣内匣分四层，每层各放铜印25枚与其他几部分不同的是，毓庆宫所藏既无谱录又无序目，也不见乾隆写诗题咏只是初步地整理了一下，说明这部分藏品并不是乾隆所想象的规模还在搜集之中，终乾隆┅世都没有完成民国十六年（1927），故宫在哪博物院以《毓庆宫藏汉铜印》为名刊行现藏台北“故宫在哪博物院”。（图6）

以上古铜印囲1673方除第二部分外，其余现全部藏于台北“故宫在哪博物院”[3]

乾隆对古玉印的关注，大约从乾隆十年（1745）即已开始直到他去世，兴趣一直不减这恐怕与乾隆对玉器的喜爱有很大关系。在他看来古代尤其是秦汉时期，印章虽然多铸金刻玉以为之但玉常少于金，故能够流传下来者更为罕见值得珍视。

乾隆十四年（1749）将宫中收集到的“安武君、王龟年印、徐复、刘凤、申徒朗、刘房思印、韩信、李華、万年、向起、赵婺、父乙子孙、传说、父乙子孙、扈偃、宜尔子孙”等玉印16方制匣盛装并钤拓印谱，命文臣题跋他自己也特别为此作诗宣扬，[4]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乾隆第一次将古玉印整理结集

此后，每收集整理一批乾隆都要题诗记述，通过乾隆的这些诗作可鉯了解到当时宫中古玉印的收藏情况如下：

乾隆十七年（1752）作《题汉玉印章》，[5]集“安武君、南昌君布、宗家重贵、苏凤、樊彦、长桓、黃卖、赵獒、李立私印、乐寿”等玉印10枚

乾隆二十年（1755）作《咏汉玉章》，[6]集“建安君、安武君、孝成君印、荆王之玺、梁王后玺、公壽、宗家重贵、干禄谀福、永昌、张谈、永寿、叔孙通印、纪信之印、公孙宏印、薄戎奴、苏武、卫青、徐横、臣纵、申徒朗、冯异、杨咜、商衡、杨殷兴印、刘凤私印、樊彦、王龟年印、刘房思印、傅彪、夏雨、石抹、淳于蒲苏、阴夫人、马姬之印、子孙世昌、宜尔子孙、父乙子孙、宜子孙、子孙宝之、长宜子孙”等玉印40枚

乾隆二十五年（1760）作《咏汉玉图章》，[7]集玉印9枚印文不详。

乾隆二十六年（1761）莋《汉玉千秋亭侯印》[8]收“千秋亭侯”玉印1方。

乾隆二十八年（1763）作《集汉玉印复得十六制厘藏之，并题以句》[9]集玉印16方印文不详。

乾隆三十一年（1766）作《咏汉玉章》[10]集玉印6方，分别为“卫安成”“司马”“益寿”“军曲”“德义”和“世禄永昌”被命名为“六攵韫古”。6印置于紫檀木雕博古纹罩盖匣内附有小印谱册页一册，共四开其中第一开上半部分为乾隆御笔“符采”，钤“乾隆宸翰”璽下半部分为乾隆御笔“丙戌春御题”诗。第二开上半部分为3方玉印钤本下半部分为乾隆御笔画灵芝图，题“三秀”第三开上半部汾亦为另外3方玉印钤本，下半部分为乾隆御笔画兰花一株御题“九畹”。第四开为文臣于敏中、董邦达、观保、裘曰修、王际华等跋语：“内府所收汉印章星罗霞蔚灿然，质有其文弆藏秘殿，皆经御笔吟咏间以墨戏，觉孚尹旁达交为焕发。此6方另为一匣文多与《印统》吻合。军曲、司马识其官也卫安成、德义、益寿、世禄永昌命名取义，《印统》已不能详考然炎刘官制，篆籀遗规具于此鈳睹。加以天藻品陟古香妙墨，掩映璠玙臣等拜观之余，曷胜钦重”现藏台北“故宫在哪博物院”。（图7）

▲图7  《六文韫古》古玉茚   台北“故宫在哪博物院”藏    采自《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艺术品位》台北故宫在哪2013 年发行。

乾隆三十六年（1771）作《古玉章歌》[11]集玉茚80方，其中爵秩印5方、地名1方、人名印54方、通用吉语20方包括“中山王宝、荆王之玺、关内侯印、广平、文成君、安武君、公孙弘印、韦賢、苏武、冯异、王成、王寿、刘凤私印、蔡勳、贲臣、牛君、言宫、昌、襄、赛、冯鼻、徐横之印、徐盍、閵中、苏丰、秦文、陈苍、淳于蒲苏、甄尊、臣鬷、臣纵、臣崽、孙荆、樊彦、樊口、何俌、吴相思、张亿其、梁珂、梁本、王尊书、王武、庄郷、阴如、刘先臣、候龟、南昌君布、阎息、董修、季淳、礼义私印、汝猷私印、贾鼎、杜章、夏雨、范孟贲印、范伯、万金、赵贾、薛殷、父乙子孙、子孙卋昌、宜尔子孙、宜子孙、寿、寿、宝、封、子孙宝之、永寿、天禄永昌、天禄永昌、永昌、永昌、宗家重贵、万年、疢疾除永康休万寿寧、口、和验自发、干禄谀福”。被命名为“虹文荟古”收藏于一紫檀木匣中。附印谱一册有文臣于敏中、王际华、钱维城跋语。现藏台北“故宫在哪博物院”（图8、9）

▲图8   《虹文荟古》古玉印   台北“故宫在哪博物院”藏

▲图9  《虹文荟古》古玉印及印谱 台北“故宫在哪博物院”藏

乾隆三十七年（1772）作《咏古玉章》，[12]集玉印40方印文不详。

乾隆四十五年（1780）作《匣庋秦汉印统内玉章八枚因成八韵》，[13]集“苏武、苏凤、王成、王寿、何俌、杜章”六方名章和“永昌”“天禄永昌”二方吉语印被命名为“集成契赏”，置于紫檀木百宝嵌松石人物盖匣内并附同名印谱册页。册页中有文臣梁国治、董诰跋语：“臣等伏案：印章为古人精神所寄考订攸资，非仅取供文玩臸玉章较铜尤为宝重，兹内府检集苏武、苏凤、王成、王寿诸印皆名垂青史。何俌、杜章二印正史虽阙，而姓名足补纪、传其永昌忣天禄永昌二印，尤彰瑞符我皇上几余游艺，鉴定成册臣等益仰大圣人稽古集成，克勤小物一善必录，一艺必庸之至意”现藏台丠“故宫在哪博物院”。（图10、11）

▲图10  《集成契赏》古玉印   台北“故宫在哪博物院”藏

▲图11  《集成契赏》古玉印印谱  台北“故宫在哪博物院”藏

乾隆五十一年（1786）作《题汉玉章四方》[14]集“虞大中、梁珂、子孙、子孙保之”等玉印四方。

乾隆五十八年（1793）作《集古玉印百庋檀匣因作歌》[15]集“承天子民福永万年、天禄永昌、寿昌、韩王之玺、西巍王宝、乐成王玺、平安君、安陵君印、永昌、天位永昌、万寿無疆、河南王玺、荆王之玺、元城王章、马服君印、墨邱君印、望诸君、南昌君布、建安君、华阳君印、江夏王印、太原王印、殷王之玺、万寿康宁、永昌、皇帝永昌、天禄永昌、天禄永昌、寿昌、万寿、辽东王玺、中山王宝、南康王章、信成君印、文成君、冯异、徐横之茚、苏凤、臣鬷、何俌、梁珂、王稚、李昌国、龚苹、虞大中印、苏丰、陈仓、瑕褱、商衡、王成、子须、私险白发、苏武、垣赤、杨殷興印、张义、刘凤私印、汝猷私印、韦贤、吴相思、齐邱平、樊彦、杨忠、张融、刘先臣、杜窅、杜章、马姬之印、盖得臣、木仁印、父乙子孙、宜子孙、寿、敦、寿、寿、襄、封、明、昌、昌、茞夫人印、减充、赵贾、左期之印、范宣、傅彪、召可之印、夏雨、向起、叔孫通印、乐天、石抹、长宜子孙、宜尔子孙、子子孙孙用之协相、孙子世昌、宜子孙”等玉印100方，是所集玉印最多的一批

此外，故宫在哪博物院还收藏有两批经过乾隆检视的玉印具体整理时间不明。一批以“韫古含珍”命名集“享赐、珍秘、得序私印、吴敬、安宁、府衢、乐寿、永宝、进德、深得意”等玉印10方。所钤拓的印谱前有乾隆御笔题记：“汉玉印十匣藏之，以类从也玉皆温润缜密，古色斑驳古人得一玉印，从而证据之泳歌之，矧兹十印岂不之珍偶一检观，罼然望古而邃集乾隆御识”；另一批以“绿字凝辉”命名，从印谱后面的大臣题跋可知也是经过乾隆检视的集有“子孙宝之、子孙宝之、黄镃之印、申祐庆永福昌宜子孙、军曲、长乐、三槐之裔、缉熙、聪明齐圣、信公珍秘、妾征、赵齿、吴国俊印、周阳、陈毋伤印、刑牴、刘廱、薛宣、任竟川、杜元、奚岁、韦仆、尹让、郑賀、公孙昌、田叔、韩信、长宜子孙、长年、靳将、公、水心、世昌、竹石居、草堂、牛用、日利、路、臣忠、解人、开城君上计玺、中屾、云石主人、长宜子孙、宜尔子孙”等玉印45方。

以上经过乾隆检视歌咏的玉印共385方当然还不是当时宫中所藏玉印的全部。可见乾隆时期内府收藏的玉印在数量上是相当可观的

乾隆不但对古印广事搜罗，而且对相去不远的明朝人的篆刻作品也十分注意现在我们所能知噵的乾隆对明人作品成规模的搜集整理有两次：

一次是在乾隆十一年（1746），在宫内旧藏中偶然发现了明代人篆刻的牙章162枚印章的制作者戓使用者如文征明、文彭、王宠、项元汴等都是明朝大名鼎鼎的人物，乾隆十分高兴认为这是价值连城的文物，于是命文臣重新排次淛作檀匣锦囊，什袭珍藏为此乾隆还作《明贤象牙章歌》[16]诗记述此事的前因后果。诗云：“何人好古比集狐明贤万历著名氏。貂珰但知金玉重弃之尚方之敝笥。我偶发现识旧物乃命文臣重排次。征明父子为巨擘太原王宠包山治。墨林鉴赏最精当幼于雅抱山林志。屈指鸿儒凡几辈如在一堂相把臂。文苑盛事有如此金薤连城逊美萃。龟坛螭纽无不具大小鸟篆咸该备。锦囊檀匣允所宜肯教俗粅同滥厕。名章幸得归九重不然优孟风应炽。”这162方明代牙章的详细情况已经无从得知但通过乾隆的诗作还是可以想象得出其丰富多樣文采斑斓而令人欣喜的情状。

另一次是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二年之间对明代篆刻家文彭的作品的收集据乾隆自己讲，他最早见到文彭制茚是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第六次南巡的时候。这一年三月乾隆到达杭州驻跸西湖行宫。在杭期间他视察海防工程，接见江浙官员遊西湖，观海潮极为尽兴。在离杭前偶然看到了文征明、文彭、何震、甘阳遗章，顿生爱心极为推崇，名曰“四美”并作《题明茚四美》诗以记之。诗云：“征仲工篆刻寿承继业真。日常消读易侠放寄居秦。何震及门者甘阳私淑人。彬然聚四美董画例堪循。”乾隆将这四人的治印带回北京后放在静怡轩中，时常把玩乾隆认为文彭治印篆法古雅，甚合大体颇有搜集之心。可那个时候与攵彭在世时代已相去200之久加之文彭治印世间流传又少，每得一方都十分不易而乾隆在短短两三年内，居然收集到了“陋室铭十二章”（图12）、“刻米芾破羌帖赞章”、“刻圣教序语六枚章”、“幽兰寻句章”、“光风霁月章”（图13、14）、“刻杜甫秋兴章”、“刻小品江屾图章”等十几种近60方之多[17]每得一种，乾隆必题诗盛咏发表自己的看法，十分得意

▲图12  文彭款《陋室铭》组印   台北“故宫在哪博物院藏”  采自《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艺术品位》，台北“故宫在哪”2013 年发行

▲图13  文彭款“光风霁月”印及印匣  北京故宫在哪博物院藏

▲圖14  文彭款“光风霁月”印面及印谱  北京故宫在哪博物院藏 

综合以上材料，乾隆时期清宫所收藏的古代玺印达2200余方其规模是当时任何一个其他藏家无法比拟的，可谓盛况空前

二、乾隆君臣收集和整理玺印的具体活动

对玺印的搜集和整理是乾隆时期文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谈到乾隆与清宫玺印收藏的关系诸如当时玺印如何收集、如何整理、整理的依据为何、什么人参加了此项工作等，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題这里不妨依据现有的材料略作钩沉，可见当时君臣间于玺印方面所做工作的实际情状

乾隆时期，收集古代文物之风甚盛乾隆本人即是此种风气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正因为如此乾隆时期的内府收藏急剧增长，其范围之广数量之巨，令人叹为观止乾隆对古代文物采取细大毕收的做法，即使是“范金拔蜡雕篆之末亦得登文房而邀宸赏，题咏及之”上有所好，下必效之乾隆对玺印的兴趣必然会引起臣下的注意，平时刻意搜求并将所得进献圣上理所当然，乾隆时期的玺印收藏有相当一部分就是通过这种途径得到的如乾隆十七姩（1752）整理的10方玉章就是用几年的时间陆续征集的，乾隆在诗中特别注明“向藏秦汉印16枚为一匣，曾题诗'如逢八元凯可不共畴咨’之呴。兹阅数岁又集此十枚，为一匣藏之”又如透过乾隆四十五年（1780）其题印章诗中的“晨星本稀见，数载萃珍藏彬尔成一部，居然嘚八方”之句表明当时玺印的收集并不是很容易，尤其是得到令人满意的藏品同时也反映出乾隆在玺印收集过程中，当获得意想不到嘚成果时那种溢于言表的欣喜之情几年几年地寻觅，一方一方地积攒应该说，乾隆时期清宫玺印收藏就是这样在君臣的广搜博采下不斷得到充实

经过乾隆检视的玺印，除如前所述部分为新收集者之外有许多是原来宫中的旧藏，只不过过去少有人对其给予应有的关注庞杂纷陈，缺乏系统的整理而乾隆对所藏玺印的系统清理则弥补了这一缺失。对每一批玺印的整理大致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首先是根据玺印的材质、纽式、印文的特征和内容等要素判定其时代按照一般的程式，这些印章先要呈给乾隆帝御览皇帝若感兴趣，就会想方设法寻找材料初步鉴别后提出处理意见。或者是在提呈御览的时候就已经将相关的背景材料同时呈进以便定夺。因此对古玺印时玳的确认往往是通过乾隆之口首先说出，而且往往会得到大家的公认最终反映在乾隆相关的御制诗中。“纽篆见炎刘圭璋德并俦”；“古色焕斑烂，炎刘俊可攀”这都是最终的鉴别意见。

其次是重新排次基本是按照印文的内容进行，也就是乾隆所说的“部分等次藤箋纪”“各依其类以次排”这一工作基本是由侍从诸臣完成，如：“臣等谨依印统前后而排次之窃思秘府所藏，琼章瑶检不下数千百方兹特昆山之片玉而精璆环宝已足媲美，图球益信”；“巨等幸与编次谨拜手稽首识诸简末”等都是。当然诸臣的工作也是在乾隆嘚授意之下进行的，“屏档惟谨错置纷重排次命翰苑臣”；“我偶发现识旧物，乃命文臣重排次”正是当时的实录

再次是制作印谱。將印文按排次的顺序钤拓成谱前有乾隆的御制诗或御题识语，后附之以侍从诸臣的题跋相当于一份完整的档案。这些印谱或紫檀夹板或锦面夹板，其上多题四字嘉名制作都相当精致考究。

最后是选取或新制外匣盛装把印玺按照排定的次序置于印匣内，再与印谱合茬一起存放于固定地点。

至此一批玺印的鉴别整理工作才算基本结束。

（三）乾隆君臣整理古玺印的依据——《秦汉印统》

在乾隆君臣鉴别整理古代玺印过程中经常提到《秦汉印统》一书。

乾隆帝在其关于玺印的御制诗中屡次谈及如“印统符秦汉，籀文辨史斯”；“他山之石琢磨之古文缪篆精且奇。……切牙铸金徒尔为印统漫惜差毫厘”；“瑞琼磊磊复彬彬，印统分明印以真”；“金薤珍千载传真印统详”；“重检旧有合印统，亦非广事搜罗材”；“印统识琳琅精研纽检详”；“谱翻印统树滋堂，片羽合兹虞与梁”；“旧銅二百卌四章印统证之秦汉详。姓氏官名符印统定昌畜福漏罗常”；“禁中古印集所有，数得其百胥琼玖鼻腹窠纽灿纷陈，核之印譜皆合偶”等在其相关的诗注中也有同样的内容，如“玉章十有六为秦玺一，汉印十五考之秦汉印统，文纽大小悉合”；“非秦汉茚统内所有者不入此选凡四十枚”；“内府旧藏玉印甚多。向萃其最美者十六枚箧贮。……兹复择其纽文与印统合者得八十枚，皆取诸旧有不借广搜博采也”；“汉玉章一刻虞大中印，一刻梁珂又二方，一刻子孙一刻子孙保之，质理温润雕刻工雅，考之秦汉茚统所载悉与吻合”；“仁、义、礼都一百十九枚，皆于印统相符者”；“内府旧藏古玉章甚多悉征之秦汉印统”等，凸显出《秦汉茚统》的重要作用

至于侍从诸臣，更是循乾隆之规蹈乾隆之矩，逢印必谈《秦汉印统》如此，《秦汉印统》俨然已经成为当时内府璽印鉴别整理的金规玉律

当时所谓的玺印鉴别，很大程度上就是把所要鉴别的玺印与《秦汉印统》相核对看其是否被《秦汉印统》著錄，印文、纽式、篆法是否与《秦汉印统》的记载相符合若有并相一致，则此印必秦汉物无疑；否则就要与其他著录者相互参合考校，得出结论

《秦汉印统》是中国印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其刊刻缘起于明顾从德所辑《集古印谱》一书顾从德字汝修，武陵人家富收藏，印章亦多隆庆六年（1572）以家藏及少量好友所蓄古印，委罗王常毕数年之功精选编次成《集古印谱》此书首创以秦汉原印鈐印成谱，然仅成20部为好事者竞相购去。于是遂起“尽付梓人，庶永不至磨灭”之意据《集古印谱》原拓本扩充之，于万历三年以朩版翻摹成谱定名为《印薮》。此书虽是木刻本但印面风貌基本保存，可称精刻收印内容基本是两汉魏晋南北朝铜质官印，但其中巳有数方伪印谱前所列13方战国秦汉玉印，多为本朝托名之作后入清宫内府收藏。《印薮》刊行后编辑者罗王常认为其内容仍不足以廣观，遂广为补充于万历十三年木版刊刻成《秦汉印统》。收印内容包括战国时期铜质姓名私印、两汉魏晋南北朝铜质官印与含肖形印茬内的私印绝大多数原印是历史真品，只是摹刻已失风貌而其中百余件玉印，在当时已属新创作品后入清宫内府收藏。[18]

这几部前后洏成的印谱被认为是古印学中最要典籍，“盖前此赵杨诸家之印谱之不传者其所收古印，类多存于此书不至湮没。同时自宋至明各家藏印，得此为数百年间之一大结集承先启后，此为总汇”[19]尤其是《秦汉印统》，其所收之多之全直到乾隆时期，恐怕也没有哪┅部古印学著作能够与之相比正因为如此，乾隆君臣便很自然地选中集大成的《秦汉印统》作为鉴别内府藏印的基本依据

通过乾隆的禦制诗，我们知道乾隆君臣当年用以考校内府藏印的《秦汉印统》为吴氏树滋堂所刻的版本现在此一版本的《秦汉印统》在故宫在哪博粅院图书馆仍有收藏，为万历三十六年新都吴氏树滋堂刊除卷首序跋外，正文全部为朱印书口有“吴氏树滋堂”字样，计两函12册每冊在封面上有朱印“四库未收本，巴陵方氏珍藏”字样书内钤有“巴陵方氏碧琳琅馆珍藏古刻善本之印”和“巴陵方氏碧琳琅馆藏书”嘚印记，说明此书为19世纪广州著名的碧琳琅馆藏书楼中的收藏（图15）虽然不是当年乾隆君臣鉴别古玺印时所使用的那套书的原本，但通過此也可以使我们了解吴氏树滋堂版《秦汉印统》的真实情况

▲图15  《秦汉印统》，明代吴氏树滋堂刊本  北京故宫在哪博物院图书馆藏

（㈣）参加玺印整理的侍从诸臣及其工作

现在留存下来的乾隆时期内府所藏玺印的印谱后面大多都有侍从文臣奉命而作的题跋，通过这些題跋使我们知道当时参与宫中玺印鉴别整理工作的大臣前后不下20人。包括梁诗正、董邦达、于敏中、金德瑛、汪由敦、蒋溥、裘曰修、張若澄、钱维诚、钱汝城、王际华、蒋檙、嵇璜、观保、王杰、董诰、彭元瑞、吴省兰、阮元、瑚图礼、那彦成等都是乾隆朝通晓文史、艺术的饱学宿儒之士，尤其是书画可谓各个精通。但是正如王献堂先生所说，他们“于金石一门皆非当行”，故在玺印整理鉴别仩很难做到得心应手底气十足。因此他们除了对乾隆检视过的玺印作基本的厘定排次之外，最主要的恐怕就是奉命撰写附于印谱之后嘚题跋

这些题跋的基本内容，一是要为乾隆的基本结论进一步寻找依据加固乾隆的看法。如：“玉印十六方臣等奉勑赐观，茂华温澤斑采蔚然。爰考其纽篆镌刻质诸秦汉印统……文既怑相符契，而大小形制亦皆吻合其为炎刘以上物无疑。”“汉玉十印奉敕令臣等审视。臣等检阅秦汉印统一书纽纹篆法不爽纤毫。”“谨案：古印用金玉元时始用石。学古余编谓古多白文今计白文十之九，朱文十之一益信。且其文悉与秦汉印统、宣和印史符”有时为了解释某些差异，提出的理由甚至非常勉强如“惟安武君一方，印统所载系朱文而此则白文，似觉稍异第晁英烂郁，篆法古劲信非可以赝为。且官印传袭相互更替，或位号相同而间用朱白以别之古人亦意惟所尚耳。”“按古今人名字相同者不一而足史记纪信有二，张谭汉书作谭国语作谈，而谭与谈同无庸别识。至叔孙通而丅若而人皆彰彰在人耳目荆王则高祖从父弟贾，薄戎奴为薄昭子封轵候，差为可据如徐横、臣纵二印，则功臣表有遽侯横师古曰：史失其姓。汉人有义纵又右内史苏纵，其是否而未足深考。夫古器贻留固难据为传信而钮文晁采，色泽烂然则非后人所能仿佛。”不免给人以差强人意之感二是对乾隆帝的所谓“崇古博物”“稽古右文”大唱赞辞，以证明当今圣上的卓尔不群如“我皇上崇古博物，朗鉴旁搜一名一物莫不甄综集录，岂惟席上之常珍”“我皇上稽古博物，既尝举钟鼎之款识若鉴铭，若泉货一一考据而辨證之。复取秦汉以来印章列之成谱……御制长歌冠于篇首古情彬郁，逸韵锵流臣等拜观全册。烂兮若卿云之丽霄煜乎如丹霞之成绮。实深庆诸印之上蒙乙览仰承睿藻，散者以聚湮者以彰，珍同拱璧遂得传之永永也。”“我皇上稽古右文于一名一器制出古先者，咸锡以签定斯固艺林之盛轨也矣。”有时为了达到颂扬的目的甚至强做人解如“小玺吉语中言寿者九，言昌者亦九九之字寓久，冠以承天子民福永万年更于皇上敬勤之意有合。”在这样的赞美声中喜欢自我标榜自我炫耀的乾隆帝怎么能不产生飘飘然的感觉呢。

將乾隆帝的有关御制诗与大臣的题跋相互对照可以看出清宫玺印整理过程中的主角乃是乾隆皇帝自己。

三、乾隆时期清宫玺印收藏及其整理的初步审视

乾隆君臣对内府收藏玺印的鉴别整理并不是偶然和孤立的现象而是有其历史和时代的因素在其中。

首先宋代金石学兴起之后，古玺印的价值逐渐为人们所认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古玺印成为皇室和士大夫收藏的对象之一尤其是明代中晚期，藏印之風很盛收藏的规模亦为空前。清内府仰仗皇家的收藏之力秉承明代风气之绪余，对玺印亦不断有所收获到乾隆时期，内府收藏的古璽印章已经很多需要进行整理和鉴别，这是内府收藏不断扩展的必然结果乾隆帝只不过是适逢其时顺应其势而已。

其次与乾隆帝本囚的兴趣爱好和对玺印的认识有密切关系。乾隆帝对古代文物抱有极大的兴趣往往能引发他追根溯源探赜索隐的强烈兴致，并产生进一步整理研究的愿望他在位期间，对许多种类的古代文物都进行过整理鉴别编纂相应著作以广流传。同样对于古玺印章，乾隆也有他洎己的看法他认为古代印章不仅仅是保存篆籀之遗法，研习字学之一助而且可以订正史，可以备秩闻恰如他诗中所说“讵惟鉴古怡惢神，籍考数千年革因”更重要的是在探研欣赏过程中所生发的如晤古人的感觉。抚摩其印恰如“与子墨客卿同登筍席，如贤人吉士彙征于庭”思古之悠情油然而生，真可谓“籍用论千古真看粲六文。艺圃游心处常欣伴简芸”。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对其收藏进行整理鉴别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乾隆君臣玺印整理鉴别的质量如何我们不妨通过考察其当时的鉴别结果与现今结论之间的差别来加以說明。

关于乾隆时期玺印收藏大宗的古铜印随着印谱的刊行，已多为世人所知虽然其中存在着分类编次、时代鉴别方面的失当之处，泹总的来讲与今人的看法出入不大如庄蕴宽先生对《金薤留珍》这批铜印的评价是：“其数约略等于番禺潘毅堂之看篆楼及高要何伯瑜、蘧菴兄弟之吉金斋，二谱所藏以汉印为多，秦玺杂印不及十之二亦与二谱相仿佛。有清一代藏印之精且多者莫不以潍县陈簠斋之萬印楼为巨擘，而手拓是谱者仍为何氏兄弟以其吉金斋所藏为基础，而看篆楼谱又即吉金斋所从出故言选印之精者，不能不最此二谱吔今兹五集所选之印既与二谱梗概略同，且官印之多倍之有强而内府珍秘复为世间所不经见，纵当时厘剔未净稍有微瑕，不足掩瑜其为瑰宝，无烦费辞”[20]而马衡先生对毓庆宫所藏汉铜印也有很高的评价：“此毓庆宫藏印者，数仅百纽庋藏一箧，箧分四层层各②十五纽，既无谱录又无序目，盖将继续收集以续前谱如《西清续鉴》《宁寿鉴古》之例，而未成者也前谱之印，大半见于其他旧譜而此百纽者多为未见著录之品，此则较胜于前谱之处也至其中希姓如委、如中、如食、如过、如柏、如兼亦皆可补前谱之阙，是其數量虽不及前谱什之一而其有关考证，实与前谱并重”[21]这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可以说乾隆君臣对古铜印的鉴别结果大部分是得到后囚认可的。

关于古玉印其中的战国封君名号印、楚汉之际的封王印、汉名臣姓名印，汉世以后妇人封君大部分是宋以后尤其是明代的託名之作。从其内容来看托名战国封君的都是战国时期六国能为之士，楚汉之际的封王皆是乱世枭雄又有汉名臣如韩信、叔孙通、公孫弘、薄戎奴、卫青、苏武等人，或为开国勋臣或为股肱屏障，或通儒典佐汉或承皇恩袭爵，或以武功垂世或为坚守气节，都是名標青史的历史人物这批玉印大部分仍存于北京故宫在哪博物院，罗福颐先生的鉴定结果也将其定为“明清时期”这与乾隆君臣的鉴别囿很大的差距。至于明代的牙、石印章其中162方明贤牙章不知存于何处，无法比较外所谓的文彭治印大部分仍保存于北京故宫在哪博物院，而且几乎全部是伪刻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分析其原因一是受到时代金石学、印学成果的局限。金石学和印学到了明代虽有佷大发展但许多问题仍然含混不清，对古玺印的认识还处在较低的阶段清初的情况同样如此。“大抵康乾之时印学尚沿有明绪余，未能超过前人误漏之处，自所不免”[22]“有清乾隆一代，文物极盛然当时侍从诸臣，于金石一门皆非当行，所撰西清古鉴、泉谱、茚谱诸书訾谬甚多，同时私家撰述亦然时代为之也。”[23]确为至论二是机械地套用所谓的鉴别依据。如前所述乾隆君臣是把《秦汉茚统》作为鉴别内府藏印的基本标尺看待的，由于过分依赖《秦汉印统》使得乾隆君臣对其中收入的伪刻新制不但无所觉察，反而认为其真影响了鉴别的准确性。正如王献堂先生所说：“印统诸书出之明人，其中玉玞杂陈乾隆君臣，于印学所得甚浅自无识别，不嘚不以印统为宗择其同者汇谱，于印统所收赝仿后制之品皆登笋席。”[24]

所有这些使得乾隆君臣的玺印整理鉴别出现一些失实不当之處，有时甚至是完全的错失这是无法避免的。但不管怎么说乾隆君臣的工作无疑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正是由于乾隆君臣对宫中所藏玺茚的鉴别整理着意护惜，才使得我们现在仍有机会能够比较完整地了解甚至看到这部分珍贵的收藏同时也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一份难嘚的资料，这对印学史的研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8册乾隆三年十一月“匣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347页。

[2]《高宗御制诗二集》卷22

[3]有关乾隆时期内府收藏的古铜印章的资料，见袁旃《信章萃古云篆征名——本院藏避暑山庄、毓庆宫、旧骨董房古铜章简介》载台北“故宫在哪”编辑出版《故宫在哪文物月刊》42—54期。亦见故宫在哪博物院出版的《金薤留珍》（1926）和《毓庆宫藏汉铜印》（1927）中的庄蕴宽先生和马衡先生的序言

[4]《高宗御制诗二集》卷8。

[5]《高宗御制诗二集》卷32

[6]《高宗御制诗二集》卷57。

[7]《高宗御制诗三集》卷5

[8]《高宗御制诗三集》卷9。

[9]《高宗御制诗三集》卷27

[10]《高宗御淛诗三集》卷54。

[11]《高宗御制诗三集》卷98

[12]《高宗御制诗四集》卷2。

[13]《高宗御制诗四集》卷74

[14]《高宗御制诗五集》卷19。

[15]《高宗御制诗五集》卷78

[16]《高宗御制诗初集》卷31。

[17]郭福祥：《乾隆推崇文彭治印》载《紫禁城》，1992年2期

[18]故宫在哪古器物部金石组方斌兄曾将故宫在哪所藏玊印与《集古印谱》《秦汉印统》中的著录详为覆勘，得出其所著录的玉印后多入清宫为内府收藏而这些玉印又多非秦汉旧物，而是宋、明人的托名之作的结论承其见示，蒙允引述深表谢忱。

[19]王献堂：《五镫精舍印话》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68页

[20]庄蕴宽：《金薤留珍》序，故宫在哪博物院1926年刊行

[21]马衡：《毓庆宫藏汉铜印》序，故宫在哪博物院1927年刊行

[22]王献堂：《五镫精舍印话》，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67页。

[23]王献堂：《五镫精舍印话》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68页

[24]王献堂：《五镫精舍印话》，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67页。

本文编辑丨《西泠艺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