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是在淮南上学好还是到长丰县上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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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坐火车去淮南,中间必经一座有名的小车站“水家湖站”,这里就是长丰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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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丰县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北部,江淮丘陵北缘,介于东经116°52′~117°26′、北纬31°55′~32°37′之间,东与定远县、肥东县接壤,北与淮南市交界,西与寿县、肥西县毗连,南与合肥市庐阳区、新站综合开发试验区为邻。县城水湖镇,南距合肥市区70公里。[1] 

长丰县1965年由寿县、定远、肥东、肥西四县的边缘结合部划并而成,国务院在命名时取“长治久安,人寿年丰”之义。长丰县资源丰富、经济繁荣,是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县、全国油料生产百强县、全国生猪调出大县、全国设施草莓生产第一大县、全国中部百强县、全省科学发展先进县。已培育形成汽车配件、新型建材、食品加工、电力电器、平板显示五大主导产业,是全省汽配生产基地、全省建材生产大县、全省农产品加工大县。中粮、海螺、万向、江汽、伊利、鄂尔多斯、新希望、世纪金源、恒大、南山集团、广银铝业、雨润等全国知名企业先后落户长丰县内,浙江、福建等地商会300多家企业在长丰县聚首。[2] 

现辖14个乡镇、1个省级开发区,总面积1841平方公里,总人口80万。

水湖镇、双墩镇、岗集镇等
柘塘集袁洪漠大战周盛传遗迹、吴山庙起义故址

商代属虎方;西周属淮夷,春秋初期属夷虎,后为吴楚交争地,战国时期属楚;秦代分属九江郡之寿春、曲阳。

两汉时期,初属淮南国,后属扬州刺史部,由九江郡之成德、曲阳、合肥分领。

三国时期,为魏淮南郡成德县,部分属西曲阳、合肥;西晋时沿魏制;东晋时由淮南郡、梁郡、庐江郡分领。

南北朝时期,初属南朝宋、齐、梁的豫州梁郡、陈留郡、安州定远郡;后属北朝齐的扬州淮南郡、合州汝阴郡、西楚州钟离郡。隋朝变化不大。

唐朝,属淮南道,由寿州之安丰、庐州之合肥、濠州之定远分领。

五代十国时期,初属吴(杨),继属南唐之寿州、庐州、濠州。

宋朝,属淮南西路,分属寿春、定远、合肥和慎县(梁县)。

元、明、清三朝,初属安丰路之寿春、定远,庐州路之合肥、梁县,后属凤阳府之寿州、定远,庐州府之合肥。

民国时期,分属寿县、定远县、合肥县。其间民国31年,共产党在县境建寿东南办事处,32年改称寿县抗日民主政府,38年初在县境建寿合县人民政府,当年6月并入寿县。

建国后,分属安徽省(1952年前为皖北行署)之寿县、定远县、肥东县、肥西县。

1964年9月12日,省人民委员会上报国务院,以淮南铁路水家湖车站为中心,建置长丰县。1964年10月31日,国务院148次会议决定,析寿县、定远、肥东、肥西四县边境地区设县,因县境大部分地区属清朝寿州长丰乡,故定名长丰县。1965年3月11日,省人民委员会转发国务院决定,由合肥市负责筹建,同年5月底筹建工作结束,6月1日长丰县人民委员会正式办公,治所水湖镇。隶属合肥市管辖。

长丰县地形狭长,南北距离77公里,东西距离54公里,区划前总面积2400平方公里。2004年6月,行政区划调整,北部杨公镇、曹庵镇、史院乡、孙庙乡、孤堆乡、三和乡、孔店乡7乡镇划归淮南市管辖。2011年,三十头镇由新站托管,区划调整后,全县总面积为1841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101万亩。

截至2013年,长丰县县辖8个镇、6个乡、1个开发区:

8镇:水湖镇、双墩镇、岗集镇、下塘镇、吴山镇、杨庙镇、朱巷镇、庄墓镇。

6乡:罗塘乡、义井乡、左店乡、杜集乡、造甲乡、陶楼乡。

1开发区:双凤开发区。

稍高,西部较低,平均海拔50米。横贯县境中南部的江淮分水岭,岗峦跌宕起伏,将全县分为长江、淮河两大水系。南水入江,北水归淮。西部的瓦埠湖畔和东北部的高塘湖畔,土地平旷,水岸曲折,属淮河滩地平原,自古以来就是美丽富饶的鱼米之乡。

长丰县气候受海洋影响较大,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气候温和,降水充沛,日照充足,植被丰富,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5℃,年平均降雨960毫米,年平均日照2160小时,年平均无霜期224天。

因光热和水分条件良好,有利于农、林、牧、渔各业的发展。

解放后人口增长较快,人口密度也相应提高。县境1949年为每平方公里196人,1952年为210人,1957年为234人,唯1961年为182人最低。1965年,全县总面积2400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205人,与1949年相比,每平方公里增加9人。1982年人口普查时,每平方公里为316人,与1949年相比,每平方公里增加9人。1982年人口普查时,每平方公里为316人,比1964年人口普查时的188人,增加128人,上升68%。1985年,每平方公里上升到329人,比1949年增加133人,比1965年增加124人。2014年,最新的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长丰县常住人口已经达到77万人。[3] 

地区人口分布县内各地人口分布不均,一向是杨公、杨庙、水湖区偏多,其余略少。1985年,北部的杨公区平均每平方公里375人;南临合肥市的双墩区每平方公里有314人。人口密度最高的杨庙区庄墓乡,每平方公里503.7人;最低的杜集区沛河乡,每平方公里174.8人。

1949年,县境农业人口45.9万人,占总人口的97.66%;非农业人口1.1万人,占2.34%。1959年非农业人口增加到3.2万人,占总人口的5.66%;农业人口占94.34%。1965年,非农业人口1.8万人,占总人口3.65%。以后逐年增加,至1985年非农业人口达47370人,占总人口近6%,农业人口占94%强。这些非农业人口,居住在水湖镇21219人,下塘镇5746人,吴山镇2593人,其余分散在全县各区、乡。[4] 

2012末全县户籍总人口77.26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0.29万人,农业人口66.97万人。

滁河干渠串联双凤湖、双龙湖、鹤翔湖、梅冲湖、大官塘等五座水库、上万亩水面,大别山天然山泉水顺渠而下,享有“五湖连珠”的美誉。[5] 

县内矿产资源较为丰富,主要有石油、石灰石、石英岩、大理石、瓷土、煤、紫砂页岩、高岭土、砂矿、矿泉水等,品种多,品位高,储量可观。[5] 

县境农业,建国前受封建土地制度束缚,再加战乱不已,天灾频仍,生产水平低下,粮食亩产不足50公斤。建国后,结束了战乱,改革了封建土地制度,大兴农田水利建设,生产有所发展,1957年粮食亩产达68公斤。50年代末,由于农村政策偏左,导致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生产水平急剧下降,1960年粮食亩产才37.5公斤。通过调整、整顿,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业体制后,生产有了恢复,1965年粮食亩产达62公斤。“文化大革命”十年,农业生产在徘徊中有所发展,1971年粮食亩产116.5公斤,1975年为154.5公斤。全面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生产水平逐年上升,1980年粮食亩产185公斤,1983年达272公斤,1985年达291公斤。

县境农业以种植业为主,特别粮食产量的升降,关系着农业产值和收益分配的增减。1949年农业总产值4314万元,其中种植业产值(除去林、牧、副、渔,下同)3316万元,至1985年农业总产值31690万元,其中种植25411万元,农业总收入39659.56万元,总支出13596.55万元,分配总额25963万元,人均349.2元。

2012年粮食总产量59.4万吨,比2011年增长5%;油料产量4.09万吨,比2011年增长56.4%;棉花产量5732吨,降低1.7%;蔬菜产量25.05万吨,增长5.3%;草莓产量19.75万吨,增长11.3%。

解放前,县境有粉坊、豆腐坊、油坊、槽坊(酿酒)等家庭作坊和铁匠、木匠、蔑匠、机(织)匠等个体手工业。主要产品有粉丝、淀粉、植物油、豆制品、白酒、粗布和小型农用具等。到1950年,仅有个体手工业50余户,1953年增至70余户。1956年,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运动中,先后办起了手工业社、组15个,有社员270人。1958年,在“全党办工业”的号召下,先后办起了一批集体和社队工业,县境始有机械装备的粮油加工和轧花厂。1962年,经过调整,根本不具备办厂条件的社队工业大都解体。

建县时,全县有国营工业企业3家、集体工业企业30家,年工业总产值228万元。1970年,国营工业企业发展到16家,集体工业企业42家,年工业总产值407.7万元,比1965年增长78.8%。1971年以后,化肥、水泥、农药、砖瓦、酿造等一批地方国营工业企业相继建成投产,1971年至1975年,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37.8%。

1985年,全县有国营工业企业32家,集体工业企业264家,村办、合作、城乡个体工业企业5683家,固定资产4000多万元,全部工业总产值11234.6万元,实现利润395万元,上交税金262万元;职工总数26245人,其中技术人员155人;拥有化学、机械、建材、食品、纺织、缝纫、竹木、印刷、轻化等工业行业。主要产品有化肥、农药、兽药、拖车、三轮车后桥、砖瓦、水泥、石灰、石料、涂料、油毡及各种预制构件、植物油、米、面及其制成品、饲料、白酒、饮料、糕点糖果、棉布、化纤布及针织品、服装、家具、农用具、纸、塑料薄膜、文教用品、艺术品等。[7] 

2011年,长丰县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350.99亿元,增加值90.6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9.6%。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产值56.31亿元,增长84.2%。2011年产值超亿元企业87户,比2010年增加39户。工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66.2%,工业增加值占GDP比例达47.5%,比2010年提高3.6个百分点。[6] 

2012年长丰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504.72亿元,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82.04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21.7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0%。2012年年末长丰县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94户,其中,产值超亿元企业134户,比2011年增加43户。2012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例达54.5%,比2011年提高6.9个百分点。

下塘、吴山、庄墓、柘塘、朱集等集镇,自古商业发达,曾是县境物资集散地。1951年,建立供销商业,1953年建立国营商业,1956年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组织起合作商业。

1965年建县后,水湖镇成为本县商业中心;国营、供销两大商业体系,分别承担城镇和农村商品流通。“文化大革命”期间,供销合作商业并入国营商业,取缔个体商贩,形成了单渠道、分配式、多环节、计划分配为主的商业体制。商品流通不畅,市场萧条。1979年改革商业体制,恢复供销商业,允许个体经商,扶持城镇待业人员办集体商业,形成国营、集体、个体和集市贸易等多种经济成分,多渠道、多网点商业。1982年,吴山镇被列为全国农村集市贸易联系点。

1985年底,共有商业网点8758个,从业人员16483人。全县平均每千人拥有零售网点8.7个,商业人员人均担负66.4人的供应。农副产品收购额8333万元,比1965、1976年分别增长260.4%和107.8%,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4646万元,比1965和1976年分别增加9.1倍和1.7倍。[8] 

201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6.93亿元,比2010年增长19.4%。其中,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23.83亿元,增长19.2%;住宿餐饮业零售额3.1亿元,增长20.2%。2011年限额以上企业实现零售额2.38亿元,增长37.4%。[6] 

201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1.83亿元,比2011年增长18.2%。其中,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28.26亿元,增长18%;住宿餐饮业零售额3.57亿元,增长19.5%。2012年年末全县限额以上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企业零售额4.59亿元,比2011年增长27.5%。

1986年以来,共获科研成果48项,获省、市级科技进步奖11个,获国家专利200多项。各学会、协会、研究会会员在省级以上科技刊物上发表各类科技论文172篇。截至2013年长丰县现有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各类科研机构9个,其中民营科研所5个。各类专业技术人员8328人,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科技人员288人。农业专业技术协会发展到86个,会员发展到8000多人。[9] 

1998年,长丰县教育通过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两基”达标验收,并获安徽省“‘两基’先进县”称号。长丰一中、长丰二中分别被评为省级示范高中和市级示范高中。庄墓职中跻身省重点职业中学行列。长丰县现有高中13所,初中30所,小学232所,职业学校13所,幼儿园55所,特教学校1所,社会力量办学2所,各类在校学生14.03万余人,各类专任教师6840人。适龄儿童入学率99.4%,初中入学率97.1%,高中升学率44.5%。2005年,高考达线率87.6%,本科达线人数1061人。

长丰县有民办学校北少林武校、神行太保文武学校。长丰选手何朋娟在亚洲武术锦标赛上获女子48公斤级冠军。[9] 

1994年,长丰县有线电视台建成,随后各乡镇均建立有线电视站,有线电视用户已发展到17000余户。

长丰县专业演出机构长丰庐剧团和17个相对固定的业余剧团,长年活跃在城镇乡村,每年演出达1000多场次。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花鼓灯、耍狮子、舞龙、划旱船、猜灯谜等街头文化活动尤为群众所喜爱。长丰县电影公司每年组织电影下乡达300多场次。

2005年底,全县各乡镇广播站均建立了调频发射台,并完成对机房、播音室设备的更新改造,全部获得省局和市局星级乡镇广播站命名表彰。长丰县有252个行政村建立村广播室,并有225个获甲级村广播室认证,行政村通播率达100%。有线电视从无到有。[9] 

计划生育工作认真落实以“宣传教育为主、避孕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的“三为主”工作机制,加强计划生育管理服务,保持低生育水平。从1991年起,每年基本完成省、市下达的人口控制目标,计划生育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1999年,本县计划生育工作顺利通过验收,进入全省二类县行列。2005年全县人口出生率为10.4‰,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4.7‰以内,政策符合率达90%。

长丰县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全县共有医疗卫生机构34个,卫生技术人员965人,拥有业务用房48118平方米,床位740张,万元以上大中型设备120件,医疗设备总值5496万元。县疾病防控中心、康复中心、传染病医院先后建成投入使用。县第一、第三和双墩卫生院加盟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集团。[9] 

206国道、合淮阜高速(S17)纵贯全县。

长丰两大火车站:水家湖站、合肥北城站。

水家湖站是普客站和高铁站共用站,共有7个站台,也是县城水家湖的标志性建筑;合肥北城站位于合肥北城新区凤麟路和五湖大道交口处,按照4个站台建设,铺设有8股车道,是座换乘站。

高铁:合蚌高铁,商杭客运专线(规划中)。

普铁:淮南铁路,水蚌铁路。淮南铁路纵贯全县,与合阜铁路交会于县城。206国道由北向南穿越县境西部,县城水家湖有东西两条干线公路南达合肥,北通淮南。双墩港可通航100吨级船舶,经淠河总干渠,到达六安。

长丰县城距离合肥新桥机场仅70km,县南部合肥北城新区经高速向西约10分钟车程即可到达新桥国际机场。

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是国内4E级枢纽干线机场,位于肥西县高刘镇。机场总共分三期建设。新桥机场服务于现代化滨湖大城市--合肥,以及淮南、六安、巢湖、桐城等合肥经济圈城市,并辐射皖南、皖北、皖西南、皖东、豫东南等地区。

杜集鸟岛位于杜集乡境内,属长丰县北部经济区范围之内,距淮南市约为三十五公里,合肥市约为五十七公里,总面积197平方公里,辖19个村委会,耕地面积约10万亩。

这里绿树成荫,吸引了白鹭、灰雀、白头鹰、灰喜鹊、画眉、猫头鹰等20多种鸟类在此栖息繁。

丰乐生态园是江淮分水岭上现代农业的代表,位于合肥双凤工业区工业大道中段。

全园绿化、果园面积近千亩,湖面500亩,花卉、植物资源丰富,系观光、旅游、运动、休闲为一体的安徽省最大的生态园之一。

丰乐生态园系集科技示范、科普教育、生态观光、餐饮、休闲为一体的安徽省最大的农业生态旅游观光园。

非遗园坐落在合肥北部的卧龙山自然生态风景区,距市中心17.6公里。古遗迹、遗址以及寺庙等人文景观散落其间,景区内各种动植物资源丰富。

非遗园与卧龙山自然生态风景区、城市森林公园、植物园等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相得益彰,构成了合肥北部“U型生态长廊”,形成了独特的“五湖连珠”旅游生态奇观。

长丰草莓是安徽特色水果,其色泽光鲜亮丽、颗粒饱满多汁。不仅畅销北京、上海等国内大中小城市,还远销韩日等国家。

唐末五代十国时期,长丰人杨行密自幼家境贫寒,二十来岁揭竿而起,下庐州灭淮南讨江夏,占据淮河以南、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三十余州地盘,号称吴国。天复二年被唐昭宗封为吴王。

他“宽仁雅信,善取人心”,庐州故旧常以当地特产的大白鹅配以美味调料做成卤鹅进奉吴王。吴王食后大悦,便对众人说:行密自幼贫寒,不敢忘本,卤鹅味美,堪称贡品。吴王贡鹅便以此得名。

吴山本无山,因吴王死后葬于此地,其墓基如山,当地人便以吴国为号,以吴王墓为山,将此地称为吴山,吴王贡鹅也称之为吴山贡鹅了。[12] 

庄墓古称庄墓桥,明、清时为皖北水陆交通重镇,商贾云集,历史悠久。圆子虽没有跻身名贵菜行列,但因庄墓人对圆子品质的理解和追求,把它做出了特色,拥有了一套精致的配料和独特的制作方式。

圆子主料选用新鲜、上等的五花肉、猪座肉、猪板油和精面馍馍须,辅以葱花、蒜末、姜末、精盐、蛋清、鸡汤等佐料,按一定比例搅拌揉搓成团,再用上等的绿豆粉滚皮,最后在沸水锅中氽一下即可。圆子蒸熟起锅、上桌后,人们谓之“夹起修长、放下浑圆、柔而不烂,味道鲜香,肥而不腻”。[12] 

红烧仔猪肉是朱巷地区的一道特色菜。它不同于普通的红烧肉,不油腻,无污染、脂肪低、口感独特。

仔猪就是刚出生一个多月的小猪,与成年猪相比,它的肉细嫩无比,味道十分鲜美。前来这里的客商们中间,历来就流传着一句话:流不尽的长江水,买不完的朱巷猪,吃不够的仔猪肉。这里盛产仔猪,当然,风味独特的红烧仔猪肉就成为朱巷的一道美味佳肴。

烧饼是长丰人喜爱的早餐食品之一,

各个集镇都有不少打烧饼的摊点。

据说清朝咸丰年间,为镇压在安徽活动的太平军,湘军统帅曾国藩一路兵马驻扎于下塘集。军队行军打仗,急需干粮,烧饼成了首选。烧饼师傅们为了多争生意,纷纷在烧饼的配料和烤制工艺上下工夫,使烧饼逐渐成为色、香、味俱佳的食品。烧饼质量虽然上去了,但常吃下塘烧饼的湘军却屡吃败仗,人们便戏说湘军“只顾紧吃烧饼,哪管战事吃紧”。此话虽属笑谈,但下塘烧饼的名声却叫开了。[12] 

产妇分娩后,即由女婿前往岳父母家报信,告之孩子平安降临人世。女婿上门报喜,必带一篮喜蛋(煮熟后用颜料染红的鸡蛋),再由岳家分送给族内至亲。岳父母家将一只老母鸡让女婿带回,作为刚刚出生的外孙(外孙女)的“扎根鸡”。

婴儿出生后的第三天,由接生婆或孩子的奶奶等家中长辈用艾叶、金银花等煮水给婴儿洗浴,俗称“洗三”。用此水洗浴,既可为婴儿洗去身上脏污,又有杀菌消毒之功效。当天,主家还要置办酒菜,答谢接生婆,并奉上喜蛋和喜钱(接生费)。

一般在女婴诞生第九天、男婴诞生第十二天,产妇娘家及亲友带着礼物上门庆贺。贺礼中的母鸡、鸡蛋、红糖、馓子、挂面等主要用来慰劳产妇。同时,外公外婆为小外孙(外孙女)准备了衣物、摇篮、婴儿车等儿童生活用品。长丰县境北部,亲友给婴儿的礼钱用红毛线、红丝线系着,叫作“穿锁绳”,意谓保佑孩子平平安安。这一天,主家要置办丰盛宴席,款待前来贺喜的众亲友。正餐前,主家要为来客每人端上一碗荷包蛋面条或荷包蛋泡馓子,叫作“吃喜面”。亲友们临走时,主家送的回篮礼有馓子、红鸡蛋等。

婴儿出生第一百天,孩子的姑姑、姨娘等至亲也要上门庆贺,热闹一番。过去,经济条件好的人家请匠人打制银手镯、银脚镯、长命锁(银锁)等,在这天给孩子带上,以示孩子的娇贵。现一般给孩子照张百日照,以作纪念。

婴儿满一周岁,本地俗称“盈周”。这天,孩子的外婆等众亲友带着小儿衣物、糕点、玩具等为孩子过周岁生日,俗称“抓周”。主家设宴席待客。午饭前,家人在一只大筛匾里摆放着书本、钢笔、砚台、算盘、尺秆、玩具、馍馍、鸡蛋、糕等物品,让孩子抓取,希望孩子将来有好的前程。[13] 

长丰县境内贺寿礼俗一般习惯逢五小庆,逢十大庆。大庆多做“明九”,如59、69、79等,俗谓“做九不做十”。“九”谐音“久”,取天长地久之意;“十”为满贯,意为终结,不吉。有的除做“明九”外,还注重“暗九”。“暗九”即人生年轮的倍数,如54、63、72等。逢“暗九”生辰,亲朋、子孙前来祝寿充喜,以化解不祥之运。县境还有“母在堂,不做寿”的古训,即后人即使60岁、70岁了,只要高堂健在,就不做寿。此俗是把自己的生日看成母亲的难日,以给母亲添寿,来感谢母亲的生育之苦和养育之恩。

庆贺寿诞,有一套传统礼仪。先是要设寿堂,点寿烛,悬挂寿幛,张灯结彩。寿星端坐寿堂,亲友晚辈依次拜寿。辈份不同,礼数有别。平辈上寿只是相互一揖,后辈子孙则要跪地四拜。客人拜寿时,子孙要陪之以礼。此时要燃放鞭炮,时间越长越好。二是上寿礼。寿礼有的奉上钱物和寿面、寿糕,有的奉上寿屏、寿画、寿联、寿幛、寿匾。膝下子女,多奉上寿衣、寿鞋等。三是设寿筵款待宾客。开宴时,先吃寿面,面条细长,象征长寿。酒席宴前客人频频向寿星敬酒,子孙也要向宾客恭敬回礼。旧时,达官贵族布置寿堂极尽奢华,此举今已不多见。但其他做寿礼仪习俗仍然沿袭。寿诞当日,阖家会尽力营造祥和欢乐的气氛,让寿诞者心情舒畅。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县境人均寿命不断提高,60多岁已不算高寿。因此,人们做寿的时间普遍推迟,一般70、80才做寿。在做寿的隆重程度上,普通家庭比较简单,多置办一桌丰盛的酒席,全家团聚以示庆贺,而有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仍讲究场面,大操大办,劳神伤财。[14] 

在长丰地区,居民视建房为人生的头等大事,不惜倾注所有的积蓄。许多人家长年省吃俭用,为的是攒钱盖新房。过去,县内民居多为土墙草顶,房屋低矮狭小,通风透光条件较差。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城乡经济的发展,住房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当初的草房,逐渐发展到瓦房、平房、楼房。经济条件优裕的家庭,新建的住宅高大宽敞,造型别致,装修考究。

旧时农家盖房,一般在前二三年就开始筹划,预备好建筑材料。建房的过程,包括择基、开工、上梁、乔迁等都有很多讲究。

农家在建房前,一般要请阴阳先生开罗盘,看风水,选宅基。新房一般建在地势较高、平坦开阔的地方。门向多朝南,冬暖夏凉的效果比较明显。附近须有水源地,生活用水方便。宅前要留有开阔地,谓出场好,也为盖附属房留下足够空间。县北地区有“避三箭,顾左右”之俗。所谓避三箭,即避路箭、火箭、木箭,大门不能正对大路,不能正对人家的烟囱,不能正对人家的山墙,否则视为不吉。一些人还迷信认为,住宅左为青龙,右为白虎。民间俗语“宁让青龙高三丈,不叫白虎抬头望”,即左边的房屋可以比右边的高,但右边房屋的高度绝不能超过左边。人们还认为,住宅风水好,可以趋吉避凶,家庭旺丁、旺财。如今,无论乡村还是城镇,新的建房用地一律要经过政府有关部门审批,不可随意迁建。长丰县实施旧村庄改造和中心村建设,农民建房逐渐向水、电、路、通讯等设施齐全的中心村集中。人们在盖房时,不像过去那样迷信,看重风水,而是更重视规划,讲究居住环境,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有一些经济条件好的农户在县城和集镇购买商品房居住、经商。

旧时农家盖土木结构的住房,一般请茅匠和乡邻好友帮工,只管饭,不付工钱,无论乡村、集镇都建砖瓦结构的瓦房、楼房,对工艺的要求越来越高,一般承包给当地的瓦工队,包工不包料,付给一定的工钱。上梁是盖房的重要环节,当施工进行到架设屋梁的时候,要举行上梁仪式。时间要选在吉日良辰,一般为双号日子、正午时分。这天,亲朋好友纷纷前来贺喜,喝上梁酒。房主在大门两侧贴上楹联,大梁上贴大红对子,上写“吉星高照,福地呈祥”、“祥光扶瑞气,上梁遇紫微”等吉利词。梁上挂着红布条,钉几串铜钱、镍币,以示吉庆和富足。上梁时,燃放鞭炮和烟花。木工头或骑在梁上,或站在山墙上,一边“说好”、唱上梁歌,一边撒糖果糕点、“抛梁馍馍”等,引来许多人在地上看热闹,抢接馍馍、糖果。上梁这天,房主要备丰盛的宴席,款待瓦匠和前来贺喜的众亲友。

新房落成,房主要选一个好日期乔迁新居,一般选择农历双号日期。民谚云:“二月二,龙抬头”。县人普遍认为,最好的乔迁日期是农历二月初二。县内部分地区有冬至以后不搬家的风俗。在时辰的选择上,一般在早晨6点,旭日东升之时,拎铁锅进屋,含有“日子越过越顺”和“越走越亮堂”之意。乔迁这天,房主要燃放鞭炮,以示吉庆。亲邻好友也前来恭贺乔迁之喜,帮助搬运家具物品。中午,房主要置办酒席,招待亲邻好友。 [15] 

2014年7月31日,中国/联合国人口基金第七周期社会性别平等项目外部评估考察座谈会在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举行。长丰县作为国家确定的试点县,掀起性别平等的“姓氏革命”。在试点乡镇,孩子如果随母亲姓,将得到1000元奖励。该县下塘镇、左店乡、朱巷镇等乡镇,已经有30户新生儿家庭主动申请了新生子女随母姓。[16] 

  范鸿仙,安徽人,1882年生于合肥北乡杏店村(今安徽省长丰县下店乡),24岁加入了同盟会,投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1907年后,范鸿仙在上海于佑任等人一起,先后创办了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范鸿仙主笔政,以哀鸿、孤鸿等笔名撰写文章,“与专横政府抗,与强霸列国抗”,“为民请命,大声疾呼”,鞭挞封建腐败,鼓动革命斗争,宣传爱国思想。广州花岗岩起义,范鸿仙自始自终参与其事,起义失败后,在反动政府屠杀人民的血雨腥风中,他撰写了歌颂花岗岩七十二烈士,号召人民“以牙还牙”。孙中山先生称“范君一枝笔胜十万师。” 
   吴忠信字礼卿,别号守信,安徽合肥长丰县人。吴幼年从塾师读<论语>至"言忠信,行笃敬"句,似有所悟,因而以"忠信"名之。

光绪二十六年(1900),吴到南京入江南将务学堂,毕业后被任命为陆军第九镇三十五标三营管带。光绪三十二年(1906),加入同盟会。辛亥武昌起义,吴力赞徐绍祯响应,会攻南京,江苏遂告光复。

民国元年(1912),任首都警察总监。南北议和,改任宁、镇、澄、淞四路要塞司令。不久,又改任<民立报>经理。二次革命失败后东渡日本。民国7年(1917),孙中山在广州组建大元帅府,吴奉诏前往,任援闽粤军参谋;9月粤军改组,吴任第7支队司令,兼汀州绥靖主任。民国8年(1919),吴被任命为粤军第二军总指挥。次年回粤,吴改任第七独立旅旅长。

民国10年(1922),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吴任北伐军攻桂林总指挥。10月,光复广西后,吴被任命为桂林卫戍司令。次年,托病退隐苏州。民国15年(1926)9月,北伐军攻克南昌,吴应蒋介石之邀出任北伐军总司令顾问,后改任淞沪警察厅长,兼办上海市政事宜,参与了"4.12"政变。民国18年(1929)后历任导淮委员会委员、监察院委员、安徽省主席、贵州省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新疆省主席等职。民国36年(1947)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国民代表大会代表,次年被聘为总统府资政,后任总统府秘书长。民国38年(1949年)5月去台湾后任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1959年12月,病逝于台北。 
   陆遐龄祖居定远县荒沛桥(今长丰沛河乡)旗杆村。父怀珠武秀才,有田十二顷,为当地富豪。陆年轻习武,重义气,乐助人。当地人说:“穷人找他借钱,连口袋子也倒给你。”炉桥镇绅耆方浚颐,看准荒沛桥前郢村盛姓住宅是“风水宝地”,请陆帮忙谋取作祖坟。陆慨然将自己一所庄园换取盛姓住宅,拱手送给方家。

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陆家与田邻瓦屋刁村富豪刁宗葛,为一块石板相争,发生械斗,被一起送进省狱。咸丰三年正月十七日)公元1853年2月24日),太平军首克安庆,陆、刁同时获释。陆接受太平军使命。回乡后,于正月二十七日发动起义,家乡百姓纷纷响应,一夜之间他的庄园就驻满了聚议平民。为了解决起义人员的吃饭问题,他派人到陆桥镇乡方浚颐筹借,方不许。陆闻言拍案打骂方某负义,当即将方家粮仓抢了,并掘开盛姓宅基地的方家祖坟,树起“随天大王”旗,首打清军坐探刁宗葛的瓦屋店村,一举成功。定远知咸郭师泰得报后率兵前来剿捕,三次三败。接着,陆率义军围攻军事要地陆桥镇。这时驻军宿州的兵部侍郎周天爵派游击刘玉豹率军千余杀奔陆桥。陆为慎重对敌,主动撤围,在左家店一带设伏,打败刘玉豹。周天爵慌忙调遣投降的捻军,会同寿州知州金光 部,把陆的义军团团围住。三月五日,陆父子率精锐千余突围,转战到庄墓桥。三月十二,陆遐龄及长子聚奎等四十余人,在陆桥温家土地庙前被杀害。[17] 

杨行密(852~905)字化源,长丰吴

山人。唐末江淮地区割据势力,有“十国第一人”之誉。天复二年(902)封吴王,902年~905年在吴王位,为五代十国“南吴”的实际开国者。唐哀帝天佑二年(905)病死,唐朝谥武忠王,吴国武义年间改谥孝武王,后其子杨溥称帝时又被追尊为武皇帝,庙号太祖。[18] 

聂士成,字功亭,安徽合肥北乡(今长丰岗集聂祠堂)人。中华民族英雄,参加过甲午中日战争、反抗过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最后英勇牺牲在天津。公元2000年是著名爱国将领聂士成为国捐躯100周年,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天津市政府在原聂公碑所在地建了一个高4.18米的聂士成铜像。

龚澎(),原名龚维航,长丰县岗集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杰出的女外交家。新中国成立之后,龚澎一直在外交部门工作,为新中国赢得许多国际朋友的信任和敬意。[19] 

李天馥(),字湘北,号容斋,清合肥人。他少年聪颖,7岁能诗,称为神童。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中举,次年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学生)。后被提升为吏部尚书。 李天馥注重为国家选拔人才,下令在全国选举博学之才,深受世人称赞。他一生酷爱文学,擅长诗词文章,初入翰林,雅以诗文为己任,与王渔洋、叶方蔼、陈廷敬等人“倡复古学,删削伪体,每朝罢燕游,或闭户吟赏,悠然如林下人”。著有《容斋千首诗》。“其诗体格清俊,自注时事,足为参考之资。”

马曙(),原名马家福。1942年3月,马曙调任中共淮南铁路工委书记兼淮南铁路游击大队政治教导员。1946年春,国民党军队向淮南路东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攻击,马曙随新四军六旅北撤山东,同年12月任华东军区兵站部工训部大队长。先后担任上海市疏散难民委员会组织动员科科长,杨浦区、常熟区民政科长,徐汇区农业工作组组长、商业科长、体委主任等职。1985年离职休养。1995年11月6日在上海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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