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打算写这样一篇文的动机，还是源于一篇公众号推送：。如果首页还有哪位质疑《史记》的丞相粉没看过这篇文的话，那么先烦请阁下花上那么十分钟来仔细看一看，我相信你会在看完之后感受到与我相似的愉悦。

曾经在知乎回答过一个问题：里面提到了《赵正书》对我的意义：

不论可信与否，我都很感谢《赵正书》的存在——它提供了另一个可能性，告诉我们：李斯这个人，也完全可以不是司马迁笔下那样的。

不可否认，史迁笔下的李斯也是有粉的；哪怕是我这个对史迁十分怨念的丞相粉，也是从史迁塑造的丞相入的坑。但自从把他当作本命认真了解后，我脑中的李斯就已经更接近于《赵正书》的形象了——哪怕那时候大家还都不知道有《赵正书》。

我不知道史迁版斯粉是出于什么立场来喜欢他的，但如果足下自认从未对史迁斯产生过一丝疑虑，认为其人物形象合情合理合你审美，那么从这篇文里，你应当是读不到你想读到的东西的；讨厌李斯的陛下个人粉同理。

预警结束，接下来便是正题：我要吹爆《赵正书》这个丞相斯！

不过到底是怎么看着《李斯列传》就把李斯看成了本命；成为本命后又为什么就不满于《李斯列传》的李斯了——这也算是一大前情，该解释还是得解释一下的。

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不论功过和他人的评判，李斯的人生经历是非常精彩而富有悲剧意味的。从籍籍无名的上蔡小吏到名震天下的秦朝丞相，这个过程想想就戳人爽点；而这样一位丞相的结局却是夷三族具五刑，又着实发人慨叹。《李斯列传》作为一篇叙述人物一生的传记是十分称职的，太史公将那种爽文式的精彩与逃不脱时代命运的悲剧意味渲染得淋漓尽致。早在只听过李斯这个名字时我便对他产生了兴趣；而在认真读过一遍《李斯列传》后，那种难以挥去的怅然让我禁不住更多地去关注李斯其人。

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群臣百官皆畔，不適。子嬰與妻子自系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可是爽是爽过，虐也虐了。擦干眼泪，细细思来，却又觉得《李斯列传》后半部分的李斯其实并不讨喜……不忠不义，贪生怕死，甚至因为一己私利（部分）导致了一个王朝的覆灭。这可是把我戳成筛子的一个历史人物啊……难道我仅仅因为他的人生经历又爽又虐就喜欢上他了不成？这也不是我审美啊！可是那种戳人的感觉是绝不会骗人的，我喜欢的历史人物到底是否真如其传记那般……不，隐隐觉得有哪里不太对，也许《李斯列传》的内容也不能全信。

所以说，其实是那种无法忽视的割裂感带着我去探究这个人的形象的：哪怕他真的做了“不讨喜”的事（毕竟胡亥继位是事实），那也应该有他这么做的足够合理的理由。而我想知道这个理由是什么，绝非《李斯列传》里的那种无法说服我的戏言。

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

为什么觉得《李斯列传》里记载的李斯和赵高所说的话都是放屁戏言呢？因为就连太史公自己都说了：「能明其画，因时推秦，遂得意于海内，斯为谋首。作《李斯列传》第二十七。」「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而对蒙恬的记叙则是：「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破齐和威振匈奴都是大功，蒙氏的忠信肯定是没话说的。但你问李斯的才能、功劳和远谋比不比得过蒙恬？丞相大抵是自谦才会说一句比不过，毕竟某些方面——蒙恬是在外打仗的武将啊，李斯要是跟他比杀敌数量和战场指挥，恐怕是得下辈子换个胎投才行。然而除却这三点，无怨于天下和长子的信赖之类的，是非常主观而政治性的东西。换句话说，是后人和他人才能论定的东西。你非说比不过，我确实也找不出理由反驳。可这两个条件于说服李斯换储来说是最重要的吗？如果不够重要，李斯是因为什么才被赵高说服的呢？

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讬命哉！」於是斯乃聽高。

这就是割裂感的来源之一了。如果李斯所求真的是“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害怕“释此不从，祸及子孙”，不知自己“何处”，他之前又为什么要在举朝都同意分封的时候独自站出来赞成郡县制呢？

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複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秦始皇本纪》）

不要说这是因为李斯擅长揣摩迎合陛下的心意。但凡他存着一点为子孙后代考虑的私心，那只要在这次廷议的时候不说话，做“皆以为便”的群臣之一，那么即便是陛下，也很难以一人之力压下群臣的意见——因为君与臣在论功行赏时的立场是不同甚至相反的。李斯在这个时候出来说“置诸侯不便”，那便是身为“臣”却与群臣为敌，只站在陛下和秦国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完全不曾考虑过自己的身后事。

从二十六年到三十七年，十一年的时间并不短，但足以改变这样一个臣子的心意吗？难道他在十一年前考虑不到自己和子孙么？如果说他在二十六年时没有子孙，这也是说不过去的，毕竟三十七年时已经「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了，二十六年时的李斯即便年轻许多，也应当已经有许多子女了。那么是这十一年间发生了什么足以让他改变了想法的事么？

从《秦始皇本纪》里我们能看到，统一之后，陛下出巡、刻石立碑、出兵、被刺杀（……）、求仙——是啊，陛下做的最“反常”的事就是开始求仙了！我们在《史记》里找不到李斯对这件事的看法。按理来说无论是支持或反对，但凡李斯表达了他的看法，史书上都应该有记载才对。史迁没有记，有两个可能：一是他觉得李斯表达的看法和他的列传整体画风OOC了，他不肯采用（这个操作是完全可能的，后面会说）；二是李斯真的没有公开表达过他对这件事的看法。无论是哪个可能，都已经不可考了。我们能不能从其他的记载中推测出——因为求仙的事，两人的关系改变了呢？

博士齊人淳於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複，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秦始皇本纪》）

这是三十四年的事，引出了一个两人共同背的大黑锅——焚书坑儒。原文都引出来就太长了，丞相后面说要焚书，陛下仍然制曰“可”。而且看看丞相这个“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的吹法……我宣布，古往今来首席政吹就是你了，李斯！最好笑的是，博士淳于越的进言仍然是前面刚统一时那一套，要分封！陛下还装模作样地“下其议”……我看他是很清楚李斯会出来吹自己反驳才搞这么一套的，还保持了个从善如流的形象。真不愧是你啊，陛下！

而后陛下因为慕真人，不想泄露自己的行踪，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始皇帝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眾，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群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秦始皇本纪》）

看上去是三十五年发生的事。这个丞相是谁没有特指，但极有可能是李斯，因为这样的派头似曾相识：

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李斯列传》）

我们挨个分析。首先为什么李斯办个寿宴在家置个酒能有这么多人来——是因为他独得圣宠，事皆决于他，无论群臣怎么在内心diss“你个坚持郡县的混蛋”，表面上都得捧着这个上司才是。也难怪丞相要感慨自己“富贵至极”，“不知什么时候才可以休息”——这番话里甚至透着一些要退隐的意思。可见丞相其实看得很清了——“主上不知道我才能低下，才把我擢拔到现在这个地位”——他知道自己能坐到这个百官之首的位置，也就是因为陛下一直在。等陛下不在了，那些恨他的人一定会搞出不少幺蛾子来，到时哪怕他本人已经离世了，子孙只怕也不会有好结果。

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没读到过李斯的辞呈（……）哎，想休息什么的，他这话也就是说说，只要陛下还用他，他就会一直在。虽然陛下的年龄比丞相小，但丞相真的没考虑过要是陛下猝死了（毕竟有过那么多刺杀事件）自己的结局会是什么吗？秦国有那么多前车之鉴，他是一定考虑过的——只是不管代价是惨死还是绝后，他都不愿辜负陛下对自己的恩情，不然他只要在这个顶点全身而退就可以了。

至于梁山宫那段，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这个场景：陛下在山上看到好多车骑，就问了一下身边的人：这有好多车啊，是谁的？左右说：是丞相的。陛下若有所思，大概当场也没说什么（按他的性格能把“弗善也”表现在脸上才奇怪呢——相关例证太多了，就算不谈前面分封郡县的事，这里也可以稍微@韩非 一下×）。

可过了一阵陛下又发现了什么呢？丞相减损车骑了！他当即大怒！怒的是什么？“此中人泄吾语”！如果他真的觉得丞相车太多（权力太大），身边的人把这话告诉给丞相，丞相就减损车骑了，那陛下应该开心才对——他成功借此敲打了丞相！何以要大怒？只能说那个泄露他所言的人，马屁拍在马蹄子上了……陛下的思路应该是：我明明没有表现出“弗善也”！你们之中有人瞎传我的意思！这还了得！万一丞相一直信你们的鬼话，这种小事便罢了！国家大事怎么办？（至于陛下非常宠丞相，看到丞相车多也不觉得他权力太大什么的，政斯党一家之言，放在括号里就好了，嘻嘻~）

我觉得自己这一番论证非常有理有据。好想大喊一句政斯好真啊！我要崆峒了！

其后一直到三十七年，仍然没有什么陛下和丞相离了心的记载。陛下的最后一次出巡，丞相也跟着了，这才发生了著名的“沙丘”事件——一个没有和陛下离过心，也设想过自己身后事的李斯，会被赵高那些浅显得根本立不住的只言片语唬到参与换储么？还仰天长叹垂泪太息（这动作也太套路了）说着什么“偏偏生逢乱世，又不能死，要去何处托付我的命运啊”，就听凭赵高安排了。

搞咩啊！听起来是不是太搞笑了点？李斯你这是OOC到什么程度了啊！

综上所述，支持李斯参与换储的言论从根本上是立不住的。然而在其他方面，史迁又表现出了他非凡的逻辑：也就是换储如果没有李斯参与也立不住。既然这两点从逻辑上都立不住，我又为什么要相信这个换储是存在的呢？

难道就没可能是陛下属意的本就是胡亥？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遊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李斯列传》）

因为数次直谏陛下，扶苏被派去上郡监兵，这件事发生在三十四年“焚书坑儒”之后。

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秦始皇本纪》）

带着胡亥出巡，却让《史记》以之为正统的扶苏去北边“历练”，过了三年都没想要叫他回来……陛下的这种种行为，真的是想要立扶苏的吗？

可是如果陛下原本就属意胡亥，他的人设似乎就有点一言难尽了。毕竟胡亥是亡国之君，史书上就找不到哪怕一点优点。陛下属意这个人，就很瞎——因为怎么看都是扶苏眉清目秀一点。

但记下了“胡亥”和“扶苏”这两个形象的史迁是西汉人。他开始写《史记》的时候，秦朝已经覆灭百年了，且他对前朝一定是带一个滤镜的——哪怕他并不怎么喜欢“今上”——所以秦始皇是暴君，李斯是奸臣，赵高阴谋深，胡亥全无能。

——毕竟，如果这些人都很好的话，汉揭竿而起的正当性又何在呢？秦又怎么会为汉所代呢？

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既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複其官爵。（《蒙恬列传》）

二世皇帝享國三年。葬宜春。趙高為丞相安武侯。二世生十二年而立。（《秦始皇本纪》）

胡亥的年龄有争议，我们姑且采用胡亥十二岁继位的说法，也和少子（小儿子）相合。这个十二岁非常恰巧，他是在秦国统一那年出生的。我们可以说陛下是一个迷信的人，也许胡亥出生的时候有什么吉兆（然而因为他不是什么好的君主，所以这个吉兆也不可能见于史书，这一点大家都懂的）；又或者只是胡亥出生的那一年开始，陛下总算稍释重负，再加上年岁也已不小，有心享天伦之乐，便格外喜爱这个刚出世的小儿子。作为一个父亲，他更喜欢胡亥是完全说得通的。说不定胡亥还长得好看、会说话、有些小聪明，甚至非常像陛下本人。因此陛下最后那场出游只带了胡亥一个儿子——胡亥想去，而且敢对陛下提要求。这个荣宠的程度在陛下那里是非常罕见的。

我们对赵高同样有误解。某种程度上来说，能称得上是丞相政敌的就只有两个人：韩非和赵高。丞相甚至赢了韩非（当然，当时陛下的站队也是很重要的），却输给了赵高。我相信赵高是一个阴谋家，足够忍辱负重的那种。他的能力也是很明显的：通狱法、字也写得好看，陛下让他做中车府令，出行时也把他当自己心腹班子里的一员带着，还让他当老师去教自己喜爱的小儿子胡亥。陛下是信任赵高的，信任到“阿法”而赦免他的罪，从另一个侧面来说也意味着赵高的能力是陛下离不开的那种强——只有当赵高是这种程度的阴谋家时，我才能够相信丞相在政治中输给他的事实。

所以赵高同样不至于用一些说服不了任何人的话去说服李斯陪他换储。

谈及此处，我都还没有提到《赵正书》中的史料，这是因为仅从我的理解和逻辑上，我便已在知道《赵正书》前得到了这些结论。当然，我看了很多论文，论证胡亥十二岁继位不是二十岁的；论证丞相的《行督责书》是伪作的；还有论证《史记》被篡情况的……得知有人跟我抱有相似的怀疑，令我觉得吾道不孤。我相信《赵正书》的出现令学界很多人眼前一亮：终于有一份支撑自己逻辑的史料了！虽然目前还不能和《史记》的可信度相提并论，却也总有了一些其他的声音：

病即大甚，而不能前，故复召丞相斯曰：“吾霸王之寿足矣，不奈吾子之孤弱何……其后不胜大臣之纷争，争侵主。吾闻之：牛马斗，而蚊虻死其下；大臣争，齐民苦。吾哀怜吾子之孤弱，及吾蒙容之民，死且不忘。其议所立。”

“陛下万岁之寿尚未央也。且斯非秦之产也，去故下秦，右主左亲，非有强臣者也。窃善陛下高议，陛下幸以为粪土之臣，使教万民，臣窃幸甚。臣谨奉法令，阴修甲兵，饬政教，官斗士，尊大臣，盈其爵禄。使秦并有天下，有其地，臣其王，名立于天下，势有周室之义，而王为天子。臣闻不仁者有所尽其财，毋勇者有所尽其死。臣窃幸甚，至死及身不足。然而见疑如此，臣等尽当戮死，以报于天下者也。”

赵正流涕而谓斯曰：“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议所立。”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顿首言曰：“今道远而诏期宭，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可。”

太狠了……真的太狠了！对我来说这一段的意义不仅是陛下属意胡亥的例证，还有政斯的大糖！他俩怎么可以这么戳啊！！！虽然！虽然陛下死前跟丞相说的这些话好像不那么甜，但我反倒觉得就该是这样的！他可是千古一帝啊！说他完全信任什么人，我本来也不信。但他把这些话对丞相说了，就不是不信任，而是在等丞相的回应和承诺。他仿佛早就知道丞相会说什么，而丞相也如他所愿表了忠心，甚至万死不惧。于是陛下哭道：我没有怀疑你，你是我的忠臣……唉，想想也是，本来陛下就比丞相年岁小，又要先走，丞相见他这样，于心何忍？他的遗愿是立胡亥，那么丞相不管做什么都要达成这个遗愿，哪怕他可能早就知道自己将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但不可否认，那时两人都希望秦朝能够千秋万代，只是后来事与愿违。

斯且死，故曰：“斯则死矣，见王之今从斯矣。虽然，遂出善言。臣闻之曰：变古乱常，不死必亡。今自夷宗族，坏其社稷，燔其律令及故世之藏，所谓变古而乱常者也。王见病者乎？酒肉之恶，安能食乎？破国亡家，善言之恶，安能用乎？桀登高知其危矣，而不知所以自安者；前据白刃自知且死，而不知所以自生者。夫逆天道而背其鬼神之神零福，灭其先人及自夷宗族，坏其社稷，燔其律令及中人之功力，而求更始者，王勉之矣。斯见其殃今至矣。”

李斯的这次奏言自称为“善言”，不过却出口不善，一开始就诅咒秦二世会随他而去，措辞相当激烈。他警告秦二世“变古乱常，不死必亡”，历数秦二世的种种过失，说他是“变古而乱常者”，虽未明言他会“不死必亡”，其实已暗含其意。所谓“酒肉之恶，安能食乎？破国亡家，善言之恶，安能用乎？”其实是告诉秦二世即使改正错误也已经为时已晚。李斯最后又重复强调了秦二世的过失，以“王勉之矣”的反语发泄自己的不满和冤屈，而末尾“斯见其央（殃）今至矣”一句已几近绝望。

李斯作为臣下，如此诅咒君王，按常理实在不可想象，从中我们可以读出李斯作为忠臣的愤恨。可以说，这是李斯在生死关头的最后一搏，他故意用语狠毒，以激二世。《吕氏春秋·至忠》说：“至忠逆于耳，倒于心，非圣贤孰能听之？故贤主之所说，不肖主之所诛也。”李斯的奏言可谓“忠逆于耳，倒于心”，无奈二世并非贤主，李斯的至忠之言并没有让他幡然醒悟，虽然其后子婴又进谏劝说，仍然没有改变李斯被处死的命运。

这段陈词与上引《李斯列传》中李斯身居囹圄时的“仰天而叹”的文气十分类似。虽然二者语句基本没有相同之处，但均是发泄对秦二世的不满，用语都十分激烈。“仰天而叹”中李斯先直指秦二世为“不道之君”，又历数秦二世“夷其兄弟而自立”“杀忠臣而贵贱人”“作为阿房之宫，赋敛天下”的过错，末尾“吾必见寇至咸阳，麋鹿游于朝也”一句与《赵正书》第三次奏言末尾的“斯见其央（殃）今至矣”异曲同工，对秦二世已经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但是在《李斯列传》中，司马迁是在“仰天而叹”之后，才记录了李斯自陈“七宗罪”的狱中上书，行文安排与《赵正书》恰好相反。比较来看，李斯的“仰天而叹”比自陈“七宗罪”的上书措辞更激烈、感情更丰沛，如果单从文章营造的烘托效果来看，《赵正书》将李斯“且死”之语置于自陈“七宗罪”之后的安排无疑更胜一筹。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李斯列传》中全文引录了李斯阿谀秦二世的督责之书，这也成为李斯“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的最有力证据。而在《赵正书》中此事却只字未提。此前已有学者怀疑督责之书并非李斯之作，而是后人为了贬低法家而伪造的。我们推想《赵正书》作者不采督责之书的原因有三，一是作者可能没有见过督责之书；二是见过督责之书，但以之为伪，故不取；三是督责之书为真，但因其与李斯忠臣形象不符，故不取。

我读这段原文的时候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是《谏逐客书》的口吻啊！虽然学界论证《行督责书》是伪作、《狱中上书》也是伪作，有理有据却也令我慨叹：难道我就只能凭一篇绝非伪作的《谏逐客书》来脑补丞相的样子吗？一个人亲口说的话，亲手写的东西才是最表明其内心的。我本以为再也看不到丞相更多的进言了，《赵正书》却给了我一个惊喜！

而史家在书史时，会根据自己想表达的观点对史料进行筛选，是很正常的事。这里我要引一段鲁西奇老师的《》：

李夫人得幸的故事，其实就是卫子夫得幸的另一个版本，平阳公主在其中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说有阴谋的话，那么，主谋也是平阳公主，与李延年兄妹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在班固的叙事里，平阳公主就退到了次要的位置上，而李延年兄妹却成为阴谋的主角：李延年写了一首歌，说是有一位佳人，多么多么美丽，让武帝遐思不已，心里痒得不得了；延年自己又不出面，而是让平阳公主向武帝推荐自己的妹妹；武帝果然喜欢得不得了，李夫人就得幸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吗？

可能。在这个故事里，每一个情节都是真实的：李延年果真写过这首歌，他果真有个美丽异常的妹妹，他也很想让自己的妹妹得到武帝的宠幸；李夫人得幸的过程，也果真是通过平阳公主的引见，而且就在平阳公主那里给武帝唱歌跳舞，然后让武帝带回了宫，宠幸了（也可能和卫子夫一样，在平阳公主家里就发生了关系）。但是，这些事情的发生，本身并没有因果关系：李延年写那首歌时，未必就会是想引起武帝的情欲（这首歌，似乎也很难唤起人的情欲，当然，除了武帝之外），他虽然很想让武帝宠幸自己的妹妹，但未必想到用这首歌介绍自己的妹妹——最重要的是，如上所述，这首歌的主体部分，很可能就是现成的，采自西域的民歌，其本身并没有与李延年的妹妹联系在一起。《李夫人传》叙事的因果关系，显然是由“果”推出“因”的，即根据李夫人得幸的这个结果，去追溯其原因，并将之与李延年的歌联系在一起。换言之，是先知道“果”，然后推出其“因”的。这个因果关系，是史家建立起来的，历史过程本身并不具有这种因果关系。

在李夫人的一生中，可以相信，还是有其他故事的。《西京杂记》就记载了一个香艳的故事：“武帝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头。自此后，宫人搔头皆用玉。”过，探望；簪，头饰，用来固定发髻的长针。这是说武帝用玉簪给李夫人挠痒痒。它完全可以铺衍成武帝与李夫人是如何恩爱的。但班固没有写它，而是写了李夫人病中不愿与武帝相见的故事。其目的，显然在于突显李夫人是多么工于心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班固甚至改写了事实发生的顺序——他在这个故事之后，写道：“及夫人卒，上以后礼葬焉。其后，上以夫人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封海西侯，延年为协律都尉。”把李广利、李延年之得到重任说成是李夫人死前未见武帝的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盖李广利任为贰师将军在太初元年（前104）八月（见《汉书·武帝纪》）之前，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也当是在李夫人见幸、生昌邑王髆之时，均非李夫人死后。换言之，李广利、李延年之受任、得官，应当是缘于李夫人之得宠，是在李夫人生前，而绝非李夫人之病死，更不是在李夫人死后。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史家的无情，以及没有原则或者说不坚持原则。第一，按照史家的要求，道听途说之辞、没有充足的证据，是最好不要采择的。但事实上，史家大量采信了这些未经证实的说法，其理由，并非它们是可信的，而是它们可以用于说明史家要阐述的某种道理。在这个故事里，因为传言有利于说明李夫人的用心险恶，所以班固采信了，并且希望读者也相信其为事实。第二，按照历史叙述的原则，是不可以将历史事实发生的时间顺序弄乱的，更不可颠倒。但在这里，班固毫不犹豫地就这样做了，因为这样可以突显李夫人险恶用心的效果。我们知道，班固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史家，他尚且如此，更遑论那些一般的史家，以及那些不堪的史家了。

在我们理解了史家的这个逻辑后，再回头看《史记》，可以发现相当多的证据。最典型的莫过于《李斯列传》的开头和后来李斯的结局了：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而夷三族。

一个最终具五刑夷三族的前朝丞相信奉老鼠哲学，岂不十分应当？诸位看官看着一个人以老鼠自比，还会对他有什么好感？可是见证了李斯做小吏时以老鼠自比的人是谁呢？难道李斯会引以为傲地到处去说吗？史迁又是从哪里取证的？

同样，站在西汉的立场，为扶苏确立正统性是完全有理由和必要的，当时起兵的许多人不是都打着项燕和扶苏的旗号么？开国的高皇帝也在其中。这种情况下，胡亥便是有为之君，也必然要遭到抹黑（如陛下）；何况他本来也没有多好（都亡了国了），那就要连正统性都丢了。而且扶苏偏向“儒”的观点更符合西汉的治国之论；吹他也有一点清朝吹崇祯的感觉吧，诸君意会。

综上，如果只因为《史记》是正史就完全信它；因为《赵正书》是野史就不予采信，甚至提都不想提它一句——我一点都不想和这种逻辑的人说话，也请这种逻辑的人不要来烦我。

至此我们终于可以聊一聊《赵正书》的李斯形象了。

这个用嘲讽的语气说着“王勉之矣”的李斯，还是我熟悉的那个上书进谏逐客“窃以为过”的嘴毒李斯。快三十年过去了，他还是和从前一样，见到君主的错误就要指出甚至怒骂……啊不是，就要阴阳怪气一番。

只是这话语是何其冷啊！对着曾与陛下一起付出过无数心血，而如今将倾的秦国，我竟没有从他的语气里感受到苦楚。也并非曾磊老师所说的“诅咒”，他虽然讽刺……却也只是在点明真相罢了。

结合这些去猜丞相当时的心境，我竟不敢细思。是秉持着怎样的心情才能冷静地说出，“我要死了，你也快随我而去了”、“秦国很快就要亡了”之类的话呢。

曾说过“物极而衰，吾未知所税驾也”的丞相，如今真的见证了秦国的衰弱，也来到了他可以“税驾”休息的地方。他已经做了所有可以做的事，丝毫无愧于先他而去的陛下，和曾经强大一统、建立了“固非愚儒所知”的“万世之功”的这个秦朝。

只是回首流年，这些雄图霸业，到底皆是空啊。

我知道很多人讨厌李斯，是源于对秦二世而亡的意难平。有《史记》这个现成的、可以将锅甩在某人身上的正史在，似乎只要去恨这个令人生厌的李斯，意难平便会稍少那么一点。但秦亡国的原因是很复杂的，那么多事件和巧合纠缠在一起，真的可以将其完全归过于某人吗？

黑格尔，18世纪伟大的德国哲学家，主张悲剧的本质并非源于一个人物是正确的而其他人都是错的，也非源于善与恶的冲突，而是来源于这样一种冲突，在这个冲突当中所有的人物都是对的，因此，悲剧是“正确与正确的对抗”，并发展至它合乎逻辑的结局。

这便是我想表达的。也许我们作为后世之人下个评判十分简单，也许我们意难平于秦的早亡，但这不意味着陛下或丞相真的做错了什么事——是的，我并不觉得属意胡亥的陛下有任何问题。当我们高高在上地觉得总归有一个人做错了什么事的时候，又是否曾设身处境地去想过，如果我们是这个人，能做得更好吗？若不那么功利地以成败论英雄，他们也都是曾真实存在过的人啊。带些逻辑和感情去看历史人物，同样能让我们自己的心不那么坚硬。而不那么坚硬……总归是好的。

政斯是最好的CP，我爱他俩一辈子。

　　历史上有个著名的故事，东汉人杨震做过荆州刺史，后调任为东莱太守。他去东莱上任时路过昌邑，昌邑县令王密是杨震任职荆州刺史时举荐过的官员。王密听说杨震路过，为报答当年提携之情，白天空手去见了杨震，晚上则准备了十斤金子想送给杨震。王密说：“现在是深夜没有人知道。”杨震却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听后很惭愧。杨震为官清廉，有老朋友、长辈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说：“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我用这个留给他们，不是也很丰厚吗？”这就是一种觉悟。

　　——摘自习近平2017年1月6日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习近平讲故事》一书，开篇第一个故事，讲的就是杨震“四知拒金”。

　　杨震，字伯起，东汉弘农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县）人，是东汉中期著名学者，被誉为“关西夫子”。

　　杨震“暮夜却金”的故事，详记于《后汉书·杨震传》：大将军邓骘闻其贤而辟之，举茂才，四迁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

　　后汉以降，这个故事广为传颂，杨震因此被称为“四知先生”或“四知太守”。

　　然而，很多人并不知晓，杨震“暮夜却金”距今近2000年过去了，他的后裔中出现了一个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家族——重庆市潼南县双江镇杨氏：

　　杨尚述（），字闇公，革命烈士。

　　杨尚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任主席。

　　杨尚正（），又名杨白冰，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

　　如今，在重庆潼南县双江镇北街，人们依然把一个名为“邮政局”的四合院称为“红色之家”。杨尚述、杨尚昆、杨尚正三位革命家，都是从这个邮政局走向革命之路的；而且，从民主主义革命到全国解放，共产党还处于地下状态中，从这个“邮政局”走出来投身革命参加共产党的，就有12人！

　　他们都是东汉以“暮夜却金”而广为传颂的“四知先生”杨震的后裔。

　　据《杨氏家谱》记载：重庆双江杨氏始祖杨世绥，即杨尚昆的曾祖父，是东汉太尉杨震42代孙，原籍陕西华阴。杨震18代后裔杨秉信迁至江西泰和， 25代后裔杨文秀迁至湖南辰溪，38代后裔杨光基再由辰溪入蜀迁至蓬溪姬家坝，到42代杨世绥又由姬家坝迁至双江镇，始有双江杨氏。

　　这真是：清白传家久，红色革命长。

　　2018年冬和2019年秋，记者怀着敬仰的心情，先后两次到重庆潼南县双江镇采访杨氏后裔，并透过《杨氏族谱》，去探寻杨氏先贤“清白传家”的历史和杨氏后裔“红色革命”的密码。

　　——杨震与弘农杨氏

　　有关统计显示，我国杨姓人口目前已超过4000万，为全国第六大姓。

　　杨姓在古代上千年的繁衍播迁过程中形成的郡望主要有：弘农郡，治所在今河南省灵宝市北；天水郡，治所在今甘肃省通渭县西北；河内郡，治所在今河南省武陟县西南。

　　弘农杨氏在中国古代十大名门望族中排名第三，是天下杨姓氏族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分支。

　　据《杨氏宗谱》记载，弘农杨氏即华阴杨氏，源自姬姓，出自黄帝之后西周王族,发源地为古代杨国（今山西洪洞县）。因始祖伯桥周幽王时受封于杨国，为杨候，故其后裔以杨为姓。

　　春秋末期，先祖杨道为避灾祸，从杨国逃至华山，居住在弘农华阴，其后代开基拓土，开枝散叶，成为杨氏繁衍发展的主流。

　　《后汉书·杨震传》记载：杨震字伯起，弘农华阴人。杨震的八世祖杨喜，汉高祖时因功封赤泉侯。杨震的高祖杨敞，汉昭帝时为丞相，封安平侯。杨震父亲杨宝，研习《欧阳尚书》，隐居不仕。

　　杨震少年时即好学，跟随太常桓郁学习《欧阳尚书》，通晓经术，博览群书，专心探究，当时的儒生称赞他为“关西孔子杨伯起”。

　　杨震年轻时深居简出，专心向学，几十年都不应州郡的礼聘出仕。至五十岁时，被大将军邓骘征辟，又举茂才，才开始步入仕途。历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元初四年（117年），入朝为太仆，迁太常。永宁元年（120年），升为司徒。延光二年（123年），为太尉。他为官正直，不屈权贵，又屡次上疏直言时政之弊，因而为中常侍樊丰等所忌恨。

　　东汉延光三年（124年），杨震受奸佞宦官樊丰所诬，先被罢免，后又被送归原籍。

　　《后汉书·杨震传》记载：震行至城西几阳亭，乃慷慨谓其诸子门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布单被裁足盖形，勿归冢次，忽设祭祠。”因饮鸩而卒，时年七十余。

　　就这样，一代清廉忠直之臣，带辱而没，被草草掩埋了。他临终特意留下遗嘱：死后只用杂木为棺，布单被只要盖住形体即可，不归葬所，不设祭祠。

　　东汉永建元年（125年），汉顺帝刘保即位，奸宦樊丰等伏诛，文武大臣纷纷申诉杨震的冤情，称赞杨震的忠诚，汉顺帝下诏为杨震平反，并以礼将杨震重新改葬于华阴潼亭。

　　皇帝有可能昏庸，但历史永不昏愦。杨震去世后，这位以清廉著称的“关西夫子”被载入史册，后人给予很高的评价。

　　以善于评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而声名远播的唐代诗人胡曾在《关西》诗中写道：“杨震幽魂下北邙，关西踪迹遂荒凉。四知美誉留人世，应与乾坤共久长。”

　　晚唐诗人周昙在诗中赞叹：“为国推贤匪惠私，十金为报遽相危。无言暗室何人见，咫尺斯须已四知。”

　　南宋著名学者、史馆检阅、国史宏编钱时《两汉笔记》云：“杨震不受馈金，未为高节，而何谓无知之语，则诚士大夫律已之端。常存此心，内省不疚，暗室屋漏，无异十目十手之时，则庶乎其不欺矣。”

　　历仕金、元两代的官员刘祁在《归潜志》中对杨震推崇有加：“及桓、灵之世，朝政淆乱，奸臣擅权，士风激厉，以敢为敢言相尚，故争树名节，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之徒抗于朝，郭泰、范滂、岑晊、张俭之徒议于野，国势虽亡，而公议具存，犹能使乱臣贼子有所畏忌。”

　　明代官吏张维新诗云：“洒酒松丘下，俨然见汉官。黄金一土苴，白日此胸肝。节峻华峰削，风清陇树寒。尔名堪立懦，百代碣重刊。”

　　被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的清代著名演义小说作家、历史学家蔡东藩云：“杨震不受遗金，四知之言，可质天地；并欲清白传子孙，卒能贻泽后人，休光四世。后之为子孙计者，何其熏心富贵，但知贻殃，未知贻德耶？而关西夫子杨伯起，卒以此传矣。”

　　清代诗人陈祖实《辞金台》诗云：“气爽天清别有春，辞金台上草蓁蓁。野花尽解杨公意，挺立东风不著尘。”

　　“挺立东风不著尘”，这是杨震“四知”精神、清廉品格的真实写照，也是漫漫封建社会中名门望族弘农杨氏的无尚荣光。

　　——杨震“四知遗风”荫及整个杨氏家族

　　《后汉书·杨震传》记载：（杨震）性公廉，不受私谒。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长者或欲令为开产业，震不肯，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杨震在封建官场为官十多年，不仅自己公正廉明，生活俭朴，而且治家严谨，要求子孙也要“蔬食步行”，并以“清白传家”为荣。这就是清代历史学家蔡东藩眼中的“清白传子孙”“贻泽后人”，是在为杨氏后人“贻德”；而千万倍胜过那些“后之为子孙计者”，只是一味地“熏心富贵”、为子孙“贻殃”啊。

　　据史料记载，杨震的后代果然耳濡目染，谨遵家教，大都博学清廉，刚直敢谏，多个子孙都以“清白吏”而名闻天下。

　　杨秉，杨震之子，东汉名臣。杨秉年轻时研习家业，博通书传。四十多岁出仕后，历任豫、荆、徐、兖四州刺史。汉桓帝即位后，杨秉因通晓《尚书》而被征入朝劝讲，授太中大夫、左中郎将，又任侍中、尚书、光禄大夫等职。当时大将军梁冀掌权，杨秉称病不理事。梁冀被诛杀后，杨秉出任太仆，又迁任太常。延熹五年（162年）杨秉升任太尉，与同僚一同劾奏匈奴中郎将燕瑗、青州刺史羊亮、辽东太守孙喧等五十余人贪赃枉法，贪腐者都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肃然。

　　杨秉为官以清白廉洁著称，自从任刺史、二千石以来，计算自己任职的日数接受俸禄，多出的俸禄坚决不要。杨秉的故吏曾拿百万钱送他，他闭门不受。

　　杨秉日常生活也自律极严，他曾自我评价不受三种东西的迷惑：酒、女色、财货，史称杨秉“三不惑”。

　　杨赐，杨秉之子，杨震之孙，东汉名臣。杨赐少时研习儒学，常隐居教授弟子，不应州郡礼命。出仕后，历任侍中、越骑校尉、少府、光禄勋、司空、太常、太尉等职，被汉灵帝封为临晋侯。

　　杨赐为官数十年，也以清正廉洁、忠直无私而闻名。《后汉书·杨震传》所载杨赐的奏章，辅国以忠、言辞恳切，弹劾贪官、锋芒毕露，继承了杨震的清廉品格和铮铮风骨。

　　杨彪，杨赐之子，杨震曾孙，东汉末年名臣。杨彪少年时受家学熏陶，初举孝廉、茂才。其后征拜为议郎，参与续写《东观汉记》。任京兆尹时，揭发黄门令王甫的贪赃行为，使其被定罪诛杀。累任侍中、五官中郎将、卫尉等职。汉献帝时，遍历司空、司徒、太尉三公之职。权臣董卓意图迁都时，百官无敢反对者，唯有杨彪挺身而出，据理力争。汉献帝东迁时，杨彪尽节护主。曹魏建立后，他拒绝出任太尉，改光禄大夫，待以客礼。

　　后人评价杨彪：王室大乱，彪流离播越，经历艰难，以身卫主，不失中正，天下以此重之。

　　这真是：挺立东风不著尘，清白遗风泽后世。自震至彪，杨震畏四知，杨秉三不惑，杨赐议论切直，杨彪名震四海，四世三公，德业相继，代代“能守家风，为世所贵”，不愧“弘农名门”“东京望族”。

　　东汉名士、孔子二十世孙孔融对此评价曰：杨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

　　此后，在成百上千年的历史嬗变中，杨震的后人不断开枝散叶，繁衍迁徙，足迹遍布全国。但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时代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们大都谨遵祖训，恪守家规，清白传家，敦厚为人。

　　迁徙到各地的杨氏家族，很多人把“四知堂”“清白堂”“弘农堂”作为本家族的堂号，并把书写堂号的匾额悬挂在高大宽敞的厅堂上，或在门前挂起书写着堂号的大红灯笼，以示本家族要牢记祖先的郡望，彰扬祖先的功业道德，训诫子弟继承发扬先祖之高尚品德。

　　家谱家训是杨氏后裔传承祖德家风的另一条途径。北宋哲学家、文学家、理学大师、闽学鼻祖杨时，就曾亲自编修将乐杨氏第一部《弘农杨氏族谱》，并制定杨时家训十条，言简意赅，发人深省：父慈、子孝、臣忠、夫义、妇从、友恭、敬长、择友、睦族、和邻。

　　杨时不仅官显名扬，还非常廉洁，奉法爱民，“从不枉费公家一钱”。他一生没买过一亩地，没盖过一间好房子。宋代理学家朱熹评价他：“先生之德，百世所师。”

　　明代杨氏家训：勤耕务读，敦伦孝亲，卑无犯上，富莫骄贫，居仁由义，睦族和宗，布衣菲食，气忍家宁。

　　清代杨氏家训：顺父母，睦兄弟，和宗族，完国赋，务勤俭，勤耕读，谨丧祭，慎嫁娶，安本分，禁非为，守公法，记铭言。

　　除了通过制定堂号、家谱家训来传承先祖遗德、弘扬好的家风外，许多杨氏后裔还撰写脍炙人口的楹联表明心志，激励后人。

　　浙江省湖州市杨氏宗祠联：祠开苕左新门第；村纪关西旧世家。

　　江西省上犹县杨氏宗祠联：关西孔夫子，英雄人物宗风范；北宋杨家将，文武衣冠祖庙光。

　　广东省兴宁县杨氏宗祠联：忍人、让人莫去害人，行一片公道增福增寿；修己、克己安分守己，存半点天理积子积孙。

　　清代书法家杨沂孙自题联：眼里有余闲，登山临水觞咏；身外无长物，布衣素食琴书。

　　穿越千年时空，杨震的“四知遗风”对整个杨氏家族产生了深远影响，杨氏历代俊彦层出不穷，成为一个光彩照人的大家族，《中国名人大辞典》收录的杨姓历代名人就有805名。

　　“四知堂”里发新声

　　——重庆双江杨氏的红色情缘

　　据《杨氏族谱》记载，重庆双江杨氏入川始祖为杨光基，他是杨震的第38代孙。他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中，举家从湖南徒蜀，来到当时的蓬溪县涪江左岸的姬家坝：“(杨光基) 徏迁于此，斩艾荆榛，栉风沐雨，得废宅址，相之吉，构定为世业。”从此，姬家坝便成了双江杨氏家族的发祥地。

　　杨光基生有七子，除一子夭逝于徏川途中外，其余六子分别为杨昌仁、杨昌义、杨昌礼、杨昌智、杨昌信、杨昌德。他为六子起名最后一个字分别为仁、义、礼、智、信、德，昭示出他对传承杨氏清白家风的渴望，凝结着他对杨氏后裔成长成才的殷切嘱托。

　　杨光基在购买的荒地上艰苦创业，奋发图强，同时遵循先祖“耕读传家，忠孝贻后”的遗教，十分注重子弟的文化教育，使杨氏家族不仅在经济上图强壮大，而且成为远近闻名的书香之家。近年新出版的重庆双江《杨氏族谱》中对他作了客观评价：“（光基）公卒今二百余年，子姓仕宦有声及游学东、西洋者，趾踵相接，盖公之贻也。”

　　杨世绥是杨光基的四世孙。他在清嘉庆年间从涪江东岸的姬家坝迁出，来到涪江西岸的双江镇弃农经商，数年后就成为当地首富。

　　杨世绥是杨尚昆的曾祖父。《杨尚昆回忆录》记载：“杨光基定居在蓬溪县涪江左岸的姬家坝。他的第四代杨世绥，就是我的曾祖父。杨世绥大概是个精明人，那时荒地很多，别人都抢熟地，他却顾人大量开垦荒地，凭借涪江水利和两岸适宜农耕的自然条件，变硗瘠为沃壤。”

　　据杨尚昆故里管理处出版的《双江杨氏探微》一书介绍，精明的杨世绥生意越做越大，他在双江大置田产家业，营造深庭大院；同时，在文化上采取两项重大举措，以谋求双江杨氏家族更大的发展：

　　一是大力弘扬先祖文化。杨尚昆出生地“四知堂”，建于清同治年（1862年），占地约1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400平方米，院内有房屋40间。杨世绥发迹后掷重金在这里修建府第，并命名为“四知堂”，还在供奉祖先、教化子孙的堂屋正上方，端端正正挂上一方精心制作的“清白传家”匾额，其用意除表明自己继承先辈操守、弘扬族系文化的心志外，就是寄望后辈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将来如有人步入仕途，更要像先祖杨震那样为官清正廉明。

　　“四知堂”里的楹联字画，如楹联“耕读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留半亩子种孙耕”“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雄著经，慎著史，赫赫文章传世骥；汉时相，宋时将，堂堂姓氏炳人间”“清山开画卷拥八面春光承千年祖训，绿野泛清波赏两江美景壮万里情怀”等，也都处处反映出深厚的杨氏文化底蕴。

　　在“四知堂”的堂屋墙壁上，还镌刻着《杨氏家规》16条：宗约当遵，祠墓当展，谱牒当重，族类当辨，名分当正，宗族当睦，闺门当肃，蒙养当豫，姻里当厚，职业当勤，赋役当供，争讼当息，节俭当崇，邪惑当禁，守望当严，礼教当循。这16条家训，向后代传播了双江杨氏修身齐家的基本道德规范。

　　二是多方吸纳先进文化。杨世绥育有七子，号称杨家“少七房”，都很重视吸纳先进文化。一个办法是“请进来”，各房都请饱学之士来家里作私塾老师，教子女读书习文；再一个办法是“走出去”，各房都将很多子女送到省外、甚至国外求学深造，即使耗金如水，也在所不惜。

　　据《双江杨氏探微》介绍，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30年中，在双江这个偏僻小镇的杨氏家族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族人子女被送往成渝、上海、北京等地读书，还有30多人次远涉重洋，前往英、法、德、美、日、苏等国求学深造。

　　“请进来”“走出去”，将各种新文化、新潮流、新思想大量带进这个偏僻小镇，带进这个封建家族，不断冲击着这个禁锢的封建大家庭，致使这个家族逐渐走向两极分化，出现了独特的人文现象。

　　“四知堂”里终于要发出新声了。

　　首先从“四知堂”里发出革命新声的，是杨震的45代孙杨尚昆兄妹。但讲到杨尚昆兄妹，不能不提他们的父亲、爱国开明老人杨淮清。

　　杨宣永（1868—1948），字作舟，号淮清。自幼攻读书文、娴熟中医，常与乡人义诊。老人开明进步，深知没有国便没有家的道理，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非常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常以历史上的爱国英雄及清正廉洁官吏事迹教育他们。他不惜花费大量资产送子出国读书，希望他们长大后报效国家。在他的支持下，杨尚昆及其兄长均曾出国留学。

　　杨淮清同情支持革命，将很多家产用于资助儿子的革命工作，他在双江的家成为四川地下党的一个交通枢纽，在成都及重庆的租住地也成为四川省委的一个重要活动地。

　　1927年，在杨淮清等爱国人士的资助下，重庆地委在大溪沟创办了一所革命学校——中法大学四川分校。1928年春，杨淮清再一次变卖田产，积极筹资，在双江关帝庙办起了“潼南县立第16小学”。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杨淮清即送幼子杨白冰及幼女杨白琳到延安参加革命。他在后方积极奔走，宣传抗日，集资捐物，支援前方抗战。1942年杨淮清又将双江乡贤祠改为“抗日阵亡将士忠烈祠”。

　　1927年，杨淮清四子杨闇公在“三·三一”惨案后遭反动派残酷杀害，他悲愤交加，亲笔写下了“淮率家人痛书”的祭文，借以告慰儿子英灵：“尔生前富贵不能淫，临难威武不能屈。知尔为国宣劳，为党牺牲，日来含笑著大礼服印在我脑筋……尔最后精神不死，九泉故无遗恨矣！我垂死老朽，尔无我念……尔最后之光荣，释我愿耳。今须与尔永别，不久我亦当与尔见面于地下也。”

　　杨淮清十分理解儿子是“为国宣劳，为党牺牲”，面对老年丧子的巨大悲痛，他仍然镇定地发出“精神不死，九泉无恨”“最后光荣，释我愿耳”的铿锵祭言，充分表达了他对革命的理解和支持。

　　杨淮清晚年回到家乡双江居住，一面以高超的中医技能为乡亲们看病施药，一面积极做些抗战的后援工作。他在双江的家曾掩护和中转过很多知名的地下党员。

　　1948年，杨淮清病逝于双江，享年81岁。

　　近年新出版的重庆双江《杨氏族谱》记载，杨淮清共有16个成年子女，其中竟有7人是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共产党员。按年龄顺序简况如下：

　　杨尚麟（1892—1969），字瑞图。早年就读于四川铁道学院、唐山路矿学堂。1917年东渡日本就读明治大学，参加马克思研究会，开始接触马列主义。1919年回国，在上海参加学生归国救亡运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创建中共潼南第一个党支部，任首任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川北行署监察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副主任、四川省第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杨尚述，字闇公，革命烈士（下文专门讲述）。

　　杨尚昆（1907—1998），号诚五。幼年在家读私塾，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附中毕业。1925年加入共青团，1926年转为共产党员，入上海大学就读，年底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回到上海，从事党的公运及学运工作。1933年初，进入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接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自始至终参加了长征，参加了遵义会议。1937年至1945年先后任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1988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2007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纪念杨尚昆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杨尚昆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国家、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他为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杨尚朋（女，1906—1968），字义君。早年就读于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大革命时期为重庆中法学校学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重庆女师、北碚四师任教，后在四川省志编委会工作。

　　杨尚崙（1910—1963），字电如。幼时在家读书。1927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学习。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少城支部书记。1930年读上海法政大学。1937年赴延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成都军管会高级顾问，川西行署财政厅副厅长，四川省民政厅副厅长，四川省人民代表等。

　　杨尚正（1920—2013），又名杨白冰。早年在重庆、成都求学。1938年1月赴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部组织部青年干事、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中共经扶县委组织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等，授上将军衔。

　　杨白冰2013年去世后，新华社发布的讣告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

　　杨白林（女1922—），又名杨淑仪。早年在成都读书。后赴延安投奔革命，就读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在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央办公厅资料室工作。任晋绥、陕甘宁边区联防军司令部政治处宣教股副股长、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军事学校幼儿园园长，南京大学气象系党总支书记，国家教育部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其夫廖汉生，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授中将军衔。

　　“革命当从自我始”

　　——烈士杨闇公用生命践行共产党人初心使命

　　杨闇公（1898—1927），名尚述、尚达，字闇公。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四川党团组织主要创建人和大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重庆革命领袖。1917年东渡日本求学，接受马克思主义，回国后与吴玉章等在四川从事建党工作。1924年1月秘密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1925年，自行取消“中国青年共产党”，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重庆团地委组织部长、书记。1926年，经中共中央批准，任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首任书记，为刘伯承的入党介绍人，领导四川国共合作，后兼任军委书记，与朱德、刘伯承、陈毅共同发动领导泸顺起义（泸顺起义是南昌起义的前奏）。

　　1927年“三·三一”惨案后不幸被捕，1927年4月6日牺牲。

　　杨闇公用他短暂的一生，生动阐释了一名真正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崇高品格，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闇公精神”。

　　杨尚昆故里管理处文物部原主任张盈曾把“闇公精神”概括为：志存高远的彻底革命精神，追求真理改造自我的精神，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宁死不屈不怕牺牲的精神，非常准确地揭示了杨闇公“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的精神内涵。

　　笔者试从另一角度对“闇公精神”的特质进行阐释：

　　一是理论清醒信仰坚定。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有政治上的坚定。杨闇公自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就寻求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和真理。他曾在日记和文章中写道：“马克思主义最显著的是能够说明劳资间根本冲突的原因和阶级斗争的必然性，无怪其为社会科学的鼻祖。”“欲指导民众，究竟哪条路走的好？刻已认定马氏为主。”他还对马克思主义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进行深入思考，清醒地指出：“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上，我们虽然只能同到一半儿的路，但他的伟大的人格和中国革命的需要，是我们应该表示尊重的。”

　　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使他对中国共产党充满自信。他写道：“共产党不是我国旧时代政治上的‘朋党’，也不是左书所说的‘君子竞而不争，群而不党’的党，它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有坚强的战斗性。”他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作了精辟论述：“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一对双胞胎，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和生产资料，雇佣工人替他生产商品，生产的商品越多，资本家剥削的剩余价值就越多，而工人受的压迫与剥削也越多，工人往往是穷人或农村破产的人，他们一无所有，只有两个肩头抬张嘴，一天不工作，一天就无法生活。资本家总是设法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剥削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加强团结，成立组织，才能对抗资产阶级。”

　　他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使他对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有了清醒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这样在思想深处，他就由一个旧社会祖辈冀望的“清白传家”的“贤臣廉吏”，转变为一个担当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的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为表明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他甚至在黑暗如磐、风雨如晦的旧时代，勇敢地为自己的女儿起名“杨赤化”，为儿子起名“杨共产”。他对共产主义的耿耿忠心，对无产阶级的铮铮铁骨，由此可见一斑。

　　二是改造自觉革命彻底。由于有了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的杨闇公，把革命事业作为自己的崇高志向，主动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和实践磨炼，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据《双江杨氏探微》一书介绍，他下决心对“生活上的不良习惯和坏习俗”进行自我改造，“与赌博彻底决裂”。他在上海找党期间，对那十里洋行醉生梦死的资产阶级糜烂生活非常警惕，坚决抵制，有人多次请他去吃“花酒”，他全都拒绝了。他曾斩钉截铁地表明自己的心志：“革命当从自我始。”“我是旧社会的叛徒，新社会的催生者。”“奋斗得来的快乐，才是真快乐。”

　　三是不忘初心勇于牺牲。杨闇公的初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他常说：“我是为大众而生，凡事要从公众设想。”“权衡事物轻重的时候，宜从公众设想，个人的利害，不要拳拳于心。凡事从公众着想，所得者大，若以个人设想，就太狭小了。”为了筹集革命经费，他卖田当土在所不惜：“我何斯人也！岂能因区区遗产变我初志？若持先人的遗产为生，只可曰吃饭虫，失去人生的意义。”

　　杨闇公为了实现心中的“初志”，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他曾表示，“除俯首于真理外，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势力之下。”“我将来不是病死，便是被反革命杀死，工作有什么休息可说啊！”“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

　　《双江杨氏探微》一书记载：1927年3月，英美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炮轰南京事件”，杨闇公领导下的四川省委决定3月31日在重庆打枪坝举行各界群众大会，声讨英美帝国主义的罪行。大会前一天，四川军阀刘湘指使人来对杨闇公进行收买和威胁，被杨闇公严辞拒绝：“我们是为了正义的事业，你们收买不了我，也阻止不了我！”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奔赴会场主持会议。结果，“三·三一”惨案发生了！当时杨闇公本已安全撤离现场隐蔽到江北，但为了处理善后，联络同志，他第二天便不顾劝阻，又重返城里。

　　处理好相关工作后，杨闇公于4月3日晚乘船到武汉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并准备参加党的“五大”会议，不料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敌人逮捕。面对敌人的利诱和酷刑，他大义凛然地说：“你们只能砍下我的头，丝毫不能动摇我的信仰。我头可断，志不可夺！”行刑时，他不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军阀！”刽子手恼怒了，残忍地割掉他的舌头；他就用手指戳、用眼睛瞪，敌人又丧心病狂地断其手，剜其目，最后向他连开三枪。杨闇公壮烈牺牲，用热血和生命践行了自己“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的誓言。

　　杨闇公不仅用自己的生命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还将妻子带上革命之路。他的妻子赵宗楷，四川省荣昌县路孔乡人， 1925年与杨闇公结婚。在杨闇公的开导和帮助下，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杨闇公牺牲后，她不顾反动势力的迫害，带着一双儿女回到家乡双江镇，含辛茹苦抚养儿女，并冒险隐藏了烈士的三本日记达20余年，为党保留了一份珍贵的史料和精神财富。1949年12月，她把这三本日记郑重地交给了时任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1979年11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闇公日记》，邓小平亲笔题写书名。新中国成立后，赵宗楷担任四川省政协委员，兢兢业业为党工作。赵宗楷于1971年病逝。

　　杨闇公之女杨赤化，又名杨肇续，生于1925年， 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杨闇公之子杨共产，又名杨肇中，生于1927年，1953年入党。杨闇公遇难后，为了避免反动派的迫害，他们分别改名杨赤花和杨洪彦。新中国成立后，杨赤花和杨洪彦都工作在普通的岗位上，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周围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们就是杨闇公烈士的子女。杨赤花和杨洪彦分别于2002年、2006年病逝。

　　2019年10月下旬，记者专程赴重庆，到杨闇公旧居、杨尚昆旧居考察调研，到杨尚昆陵园、杨闇公烈士陵园吊唁，召开座谈会了解潼南区运用红色资源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情况，并采访了潼南区杨尚昆故里管理处主任杨春及杨闇公烈士在重庆的部分后裔。

　　杨尚昆故里管理处主任杨春介绍说，杨闇公旧居和陵园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杨尚昆旧居和陵园作为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传承红色基因、激发爱国热情、陶冶道德情操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杨氏家风也成为潼南家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杨氏家族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但他们给家乡人民留下的印象却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杨尚昆主席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回到家乡潼南双江镇，因种种原因，当时的旧居里住的全是村民。他十分想到自己出生的“四知堂”大院里走走看看，但又怕惊扰了居住在里面的村民，就只好站在旧居对面的土山坡上，拿着望远镜远远地遥望着他日思夜想的旧居。杨闇公烈士陵园开放后，杨共产、杨赤化及其后裔每年都要到陵园来祭奠扫墓，为了不给我们工作人员添麻烦，他们都是以普通游客身份入园，悄悄来悄悄去，我们知道后都很受感动。

　　杨闇公烈士的孙女杨先荣，今年已经71岁，退休前是一名普通医务工作者。采访中，她激动地对记者说，我们每去一次烈士陵园，都受一次教育。我们的父辈从小就教育我们，老一辈的光荣是老一辈的，他们是为中国革命、为新中国成立牺牲奉献的，不是为了这个小家。所以，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子女，我们都要求自己的道路自己走，自己的历史自己写，决不能躺在老一辈的功劳簿上，更不能用老一辈的名声为自己谋利益。

　　杨闇公烈士另一孙女杨小峰，今年66岁，退休前是重庆市物资局一名普通职员。她对记者说，前些年曾经有人问我们，你们祖上出了那么多英雄人物，你们得到什么好处了呢？我说，老一辈牺牲奉献是为了全中国，不是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得到好处，如今杨闇公烈士陵园早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难道是仅仅有钱就能办到的吗？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大阅兵等一系列庆祝活动使全国人民都受到鼓舞，进一步激发了爱国热情，也更加崇尚英雄模范，积极健康向上的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都上来了，作为烈士的后代，我们也感到十分欣慰。

　　杨宇是杨闇公烈士曾孙，曾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高材生，现任重庆中软国际智能制造研究院工业物联网研究所所长。他说，曾祖父杨闇公的事迹给我最大的冲击，就是他那样年轻就有那么丰富的思想，就有那么坚定的信仰。这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无疑是最好的榜样和最大的激励。

　　高阳是杨闇公烈士的曾外孙女，现任重庆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纪委书记。她说，我在单位一般不会主动谈及自己是杨闇公烈士的后代，有的同志到杨闇公烈士陵园过组织生活，回来后才知道底细，感到很惊讶。我是烈士的后代，要靠自己去努力奋斗，不能去沾祖辈父辈的光。前不久，在单位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中，我还为全体党员讲了一堂党课。作为党员干部，我更有责任把烈士的红色基因传承下去，更有义务把杨氏的清白家风传承下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