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食品污染调查的结果，在1973年国家计委的报告中也有反映：“农业中大量使用六六六、滴滴涕等农药，有些地区在粮食、蔬菜、水果、鸡蛋、烟叶、水产品中均已发现有过量残毒，影响了出口任务……浙江省去年对全省二百亿斤粮食进行化验，有一百亿斤被汞污染，其中四亿斤不能食用。”[6](p.227)1974年，国家计委在给国务院的《关于防止食品污染问题的报告》中指出食品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污染，其原因主要有：农药的污染，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污染，粮油食品霉变的污染，家畜疫病的污染，生产和加工过程中的污染，饮食行业不卫生造成食品污染以及进口食品的污染。

在食品卫生调查方面，黄曲霉毒素备受关注，一方面是因其强烈的毒性和致癌性，另一方面是因花生和玉米等重要食物易受其污染。20世纪70年代，22个省市开展了食品中黄曲霉毒素B1的污染调查，并据其制定了中国食品中黄曲霉毒素B1的限量标准，[11]其中玉米中最高容许含量暂定标准为30ppb，花生及花生油为20ppb。1973～1975年，天津市卫生防疫站和粮食局承担了相关的调查工作。期间共采样测定352份样品，包括8大类27个品种，其中黄曲霉毒素B1含量在25ppb以上者占7.1%。 1975年，一份关于合肥市食品污染问题的调查报告指出了在食品生产、运输和销售等环节出现的污染问题，其中同样有黄曲霉毒素B1超标的问题，如：“合肥粮食杂品厂用发霉的花生做花生糖，黄曲霉素B1含量超过国家暂定标准4倍……有的单位在食品加工制作过程中，滥用化学添加剂，也造成了食品污染。”

另一类人受污染影响的情况是有害物质通过饮食对人产生影响，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松花江汞污染造成渔民汞中毒的事件。1973年以后，在吉林省扶余、黑龙江省肇源两县发现当地渔民发汞含量比对照组及正常组高出数倍到几十倍;有的渔民发汞值高达55毫克/千克～68毫克/千克，超过日本水俣病患者的发汞值。[4](p.71)其他诸如人食用受污染的鱼而出现不适症状的情况亦多有发生。

1971年4月27日，卫生部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卫生部军管会)向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卫生局下达《关于工业“三废”对水源、大气污染程度调查的通知》(以下简称《“三废”调查通知》)，该文件指出，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工业“三废”排出量日益增加;“三废”中的有害物质排出是害、回收是宝，回收利用可以为国家创造大量的物质财富，反之则会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和工农业生产。“三废”问题的解决不仅关乎人民健康，亦是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而问题的解决，首先要调查清楚其对河流、大气、水源的污染情况及危害程度。由此可见，当时中央政府对于污染问题产生的背景、解决办法以及政府在其中的职责已有初步的认识，工业“三废”的污染调查工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启动的。

在全国开展污染普查的同时，一些污染事件引起了中央政府和领导人的关注，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官厅水库污染问题和死鱼事件。1972年3月，河北省怀来县、北京市大兴县的群众吃了官厅水库有异味的鱼后，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经过一番调查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向中央提交《关于官厅水库污染情况的报告》;5月20日，李先念批示要着力解决这一问题。[3]6月8日，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计委)和国家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建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官厅水库污染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陈述了初步的调查结果，并且建议建立“官厅水库水源保护领导小组”，采取紧急措施制止水质继续恶化，加强对官厅水库上游河流污染的调查，以及新建、扩建工厂必须有“三废”治理措施，而且工厂建设和“三废”综合利用工程要同时设计、同时建设、同时投产。该报告经国务院批转后，进一步的调查和治理工作逐步展开。

官厅水库污染及其治理是中国环保事业初创阶段的标志性事件，官厅水库污染调查同样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它所代表的是对特定区域进行的综合性环境污染调查与研究。随着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和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的召开，不仅环境保护观念逐渐传播开来，而且在污染调查和治理实践中建立了一批环境保护行政、科研和监测机构。1973～1975年，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北京市卫生防疫站、北京市环境保护研究所等38个主要科研监测单位组成的研究队伍开展了官厅水系水源保护科研监测工作，对官厅水库上游的污染源、水系的污染状况、污染物与人健康和环境的关系、污染物的分析化验方法和污水处理技术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调查和试验研究，积累了十余万个数据，写出了几十篇专题报告。类似的综合性环境污染调查与研究还有：1973～1976年，北京市组织开展的北京西郊环境质量评价研究;1975～1978年，河北省组织开展的白洋淀水污染与控制研究;1976年，天津市组织的对蓟运河流域污染的调查与研究;等等。这些通过重点项目开展的区域综合环境污染调研通常是由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所引起的，如：1972年前后北京西郊发生多起影响群众健康和生活的污染事件，1974年春灌时蓟运河下游汉沽一带发生了4.7万亩小麦受害减产和绝产事件。它们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其成果也直接服务于区域环境污染治理。

各河流水系所得出的调查结果虽各不相同，但也有一些共性。各水系污染物主要来自沿河的大中型城市，其中长江主要受重庆、武汉、南京等21个沿江城市所排放的污染物影响，黄河主要受兰州、包头、洛阳等城市的影响，松花江汞污染主要受吉林市的影响。污染源主要是石油工业、化学工业和钢铁工业，如长江流域的重庆焦化厂、武汉钢铁厂、南京石油化工厂等，黄河流域的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工厂、包头钢铁厂等，松花江流域的吉林化工厂等。所排放的主要污染物有汞、酚、氰等。毫无例外，这些污染物都严重影响了河流的水质，破坏了水环境，造成水生生物的生存危机;也给人民健康和渔业发展带来威胁。鱼类因酚、氰化物中毒而死亡，长江流域泸州江段渔获量比1960年减少了2/3，九江段的鱼产量由1965年的3050担降至1971年的1100担，其他江段亦有类似的情况。而松花江流域的江湖水体和沉积物的汞污染，使繁殖其中的水生生物特别是鱼类通过食物链作用，富集了大量的汞和甲基汞。从1958年起，松花江流域便接连发生死鱼事件，1960～1985年共发生死鱼事件33起。25年间渔业损失额达9.69亿元。[4]20世纪70年代初，沿江的渔民中甚至出现了类似于日本水俣病的有机汞中毒病例。[5]

其他河流的污染调查显示：“辽宁省6条较大河流没有一条是干净的……广州市，在珠江沿岸的六个水厂的几个主要取水口，水中氰化物的含量超过标准6～17.5倍，酚的浓度超过标准23～339倍……据初步估计富春江里已有百分之七十的鱼死亡，从黄蚬以至百斤大鱼都保不住。嘉陵江、岷江、乌江等经检查也含有有毒物质。” [6]1972年，对漓江的污染调查报告指出，桂林市每天排入漓江的工业废水近3万吨，使30多公里的江段受到污染。蓟运河污染调查发现污染源主要是上游“五小工业”和下游天津市汉沽区的化学工业，其中天津化工厂每天排放废水达12万吨。即便是在新疆地区的内陆河流也未能幸免，“乌鲁木齐的水磨沟原是秀溪清涧，现已成了臭水沟，含酚量超过标准24倍。”[6](p. 226) 可见，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主要河流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

在水库和湖泊污染调查中，以对官厅水系和白洋淀开展的污染调研最为典型。官厅水库污染调查显示，官厅水库的污染物质主要来自上游的工业，主要包括化工、造纸、制革、钢铁和炼焦等行业，242个排污工厂每天排放废水约38.8万吨，年排放废水量约为1.164亿吨，约占官厅水库多年平均来水量的8.3%。此外，农业生产过程中施用的化学农药也是重要的污染源。

根据对张家口地区的调查，1975年化学农药销售量较1966年增加了1倍，10年内销售各种农药7453吨，其中滴滴涕、六六六占各年化学农药销售量的78.7%～100%。

白洋淀污染调查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上游工业是白洋淀的主要污染源。其他如对鸭儿湖的污染调查显示，自1958年开始，武汉市在距鄂州市鸭儿湖的子湖严家湖7公里处，相继兴建了葛店化工厂、武汉化工二厂和建汉化工厂。这些工厂建成投产后，大量未经处理的化工废水直接排入鸭儿湖，日排放量达8万吨～10万吨。

地下水污染调查通常是其他水污染调查的一部分而非单独的调查项目。北京西郊环境质量评价研究项目的调查显示北京西郊地下水主要是因首都钢铁公司(以下简称“首钢”)工业废水的渗入和污水灌溉而受到酚、氰的污染;1970年前后，首钢污水农灌量为3875万立方米/年，污灌面积1万余亩。 北京东南郊的调查显示崇文区和宣武区则出现了地下水中度污染区，东城区、西城区和丰台区等出现了轻度污染区，其他基本属于未污染区。北京城区及近郊区160平方公里的地下水中有毒物质超过饮用水标准，占北京地下水总面积的1/5，被迫停用的水源井占1/10，每天减少供水能力6万吨。包头全市一半地区的地下水受到铬、酚等有害物质的污染。西南地区一些厂矿直接把废水排入地下溶洞，造成河水和地下水污染。[6](p.

1976～1979年，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协作组对珠江口海区和粤西沿海的污染状况展开调查。珠江口海区的调查表明污染物主要来自珠江流域的主要县市，特别是广州市、江门市和佛山市的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约占84%，有害物质总量约占75%～95%，污染物主要是酚、氰化物、石油、硫化物、砷、汞等。广州、江门、佛山、东莞四市120家主要工厂年排放工业废水2.13亿吨。韶关、肇庆、河源等地区的放射性物质矿场排放的废水和废渣随径流而带到了珠江口海区。珠江口海区的生物已经受到了污染物的影响，如珠海检测点甲壳类铜含量达36.56毫克/千克，而其他水域的平均含量仅1毫克/千克;鱼类的汞、铬、铅等含量较高。粤西沿海的调查显示污染物主要来自湛江地区的57家主要厂矿，年废水排放量约为1.98亿吨，污染物主要是酚、铜、硫化物和氰化物等。

关于大气污染的状况，1973年国家计委曾在报告里描述：“不少城市空气污浊，有害气体增多。有些工业区经常烟雾弥漫，如同‘烟城’、‘雾区’。吉林市哈达湾地区每逢气压低时，烟气笼罩，白天行车，必须开灯，市里十分担心发生‘公害’事件。鞍山市工业区每月平方公里降尘量高达534吨……这些地区呼吸道疾病比空气清洁地区高一至三倍。成都青白江工业区每天排出有害气体五百多万立方米，大气中氟化氢、二硫化碳、二氧化硫等超过标准几十倍到一百多，严重影响居民健康和附近农业生产。”[6](p.

在诸多城市中，兰州市的大气污染是污染严重而且影响颇大的一个例子。1974年夏，兰州市西固区常出现一种大气污染现象，其情景被描述为“雾茫茫，眼难睁，人不伤心泪长流”，而其原因则是众说纷纭。[8]是年北京大学和甘肃省环境保护研究所开始对这种污染现象进行调查和研究，历经四年，证实了光化学烟雾在中国存在。1979年8月和9月，西固区又两次发生光化学烟雾，据亲历该事件的科学工作者结合调查叙述：“从早上九点钟左右开始，整个西固区呈现雾蒙蒙的一片，看去略带浅蓝色。大气能见度很低，一般只有200米左右……普遍都能感到光化学烟雾的刺激作用。如辣眼睛、流泪、畏光等都很明显，还有胸闷等感觉不适。一直延续到下午五点左右，烟雾逐渐消散。”[9]研究认为导致光化学烟雾污染的重要物质氮氧化物在西固区的主要排放源不是流动的汽车，而是大工厂的高烟囱排放。[8]

人受污染影响的调查通常是评估某地污染状况及影响的一项重要内容，上文所述的调查活动大多包含这一部分的内容。在人受污染影响的诸多情况中，工作场所污染引起的职业病和急性中毒事件是重要的内容。1972年，卫生部军管会曾下发《关于转发工业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协作方案的通知》，要求搞好安全卫生。在职业病调查中，有两类典型的慢性中毒的情况，分别发生于化工厂和焦化厂。1974年，国家计委《关于研究解决天津市蓟运河污染等问题的情况报告》指出：天津化工厂水银电解烧碱车间105名工人，半数患有失眠、手颠抖等汞中毒病症;聚氯乙烯车间183名工人中，有42人肝脾肿大，已有6人将脾脏切除。类似的情况不仅存在于吉林化工厂，也存在于兰州化工厂等其他散布于中国各地的大小化工企业之中。北京西郊调查中一个重要项目是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研究，其中关于首钢职工健康的调查显示，心脏病和癌症的发病率上升迅速，分别居于首位和次位，而它们中最高的又分别是肺源性心脏病和肺癌，这种情况在焦化厂尤为严重;与之相关联的是，焦化厂飘尘、苯并(a)芘、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日平均浓度均严重超标。同样地，这个例子所反映的是钢铁厂的重要组成部分焦化厂的污染对职工健康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沈阳市一些工厂发生的急性中毒的事件很具有代表性，如：1971年6～7月，沈阳冶炼厂连续发生两起氯气泄漏导致中毒的事故，共造成1082人受害住院、6人死亡。[10]

另一类人受污染影响的情况是有害物质通过饮食对人产生影响，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松花江汞污染造成渔民汞中毒的事件。1973年以后，在吉林省扶余、黑龙江省肇源两县发现当地渔民发汞含量比对照组及正常组高出数倍到几十倍;有的渔民发汞值高达55毫克/千克～68毫克/千克，超过日本水俣病患者的发汞值。[4](p.71)其他诸如人食用受污染的鱼而出现不适症状的情况亦多有发生。

再者，人们因生活环境受到污染而出现健康问题的情况更为普遍，特别是生活在排污企业周围的人群。有关鸭儿湖污染问题的调查提供了一则极端的例子：从1962年至1975年，严家湖周围因葛店化工厂等的排污，附近农民有2634人明显中毒;一些儿童先天畸形，或在襁褓中夭折，或不到10岁就死去;在中年妇女中经常出现狂哭、狂笑病，猪、牛、狗狂跳乱蹦撞死的现象时有发生，人体肝硬化、癌症发病率高出其他地区3倍多。1963年，爆发了群众与工厂之间的严重冲突，最终以工厂支付赔偿款才暂时缓解了矛盾。 可见，这是一起因化工企业严重污染周边环境并引发企业和民众激烈冲突的例子。

环境污染调查揭露了中国当时广泛存在的环境问题，并以科学调查报告的形式反映了中国的基本环境状况，特别是工业污染的状况。它使环境污染问题暴露出来，也使诸如“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产生污染”的极“左”理论不攻自破。它对人们的环境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在人们环境意识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直接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的污染调查主要是在中央政府的推动和主持下进行的，其中一些污染调查是由多个省、市、自治区以及多个单位合作完成的。几乎每一个重点调查项目都是多个科研单位组成协作组共同完成的，所涉及的领域包括地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医学等多个学科。污染调查开创了多个单位通力合作开展环境问题调查和研究的工作模式，形成了一种污染调查机制，为之后中国的环境调查树立了榜样。

此外，正是在环境污染调查和研究过程中，中国的环境科学在实践中逐渐形成发展。当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单位开始进行官厅水库污染调查时，国内并不存在环境科学。调查人员以应用地理学的综合分析思想指导污染调查，如上下游水质的相互联系、河水与水库水的相互混合与相互作用等。在实践当中，他们提出了调查方法、调查程序、监测的布点方法和调查结果评价方法。[12]北京西郊环境质量评价协作组对大气、土壤和河流中污染物扩散或累积规律进行了基础研究，初步提出了污染计算模式，并应用这些模式对西郊环境污染进行了预测研究。这些来自于科学实践的理论和方法为后来中国环境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国环境科学发展过程中起奠基作用的科学家如刘培桐、章申等，不仅领导或参加了上述环境污染调查和研究中的一些重点项目，而且在此过程中培养了一批研究者，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的一些环境科学院系和研究所，为中国环境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3]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环境危机，它促使中国政府开始关注环境问题特别是环境污染问题。环境污染调查是中国应对危机所做的工作之一，也是中国环境保护起步的重要体现。在危机与应对的过程中，环境保护作为一项政府职责逐渐形成。大量的科学调查和研究，既推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社会中一部分人环境观念的转变，也驱动着政府去采取措施治理污染或遏制其恶化的趋势，并为解决当时的环境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在污染调查过程中还形成了多学科、多单位协作的工作模式，并且建立起初具规模的环境科研队伍和环境监测网络。这些工作不仅推动着中国环境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而且推动了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