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倒斋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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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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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1-18 15:29:57
提要引子中国近代经济史“是一个从被迫到主动地形成结构完整的产业资本并藉此构建参与被国际资本主导的全球竞争能力的经济活动过程”。这一过程可以概括成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的四次工业化：① 清朝末期以湘淮系为主的地方军事首领发起的“洋务运动”及随后的民族工商业发展② 二三十年代的民族工商业和抗日战争之后中央政府垄断资本促成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发展③ 新中国建立后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④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主导的“政府公司主义”的地方工业化原始积累都是工业化进程开始前不可逾越的阶段，这个阶段是由资本家来完成还是由国家来完成，只不过是个派生的问题不同的制度安排也是一定资源禀赋条件下内在决定的原始积累的派生结果，并对其后的制度变迁形成路径依赖。改革开放以来苏南农村工业化的崛起，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家工业化沿长江形成的重工、化工和设备制造业结构完整的产业对周围的要素低谷顺势扩张的产物。受这种资本运动的影响，不仅苏南地方产业与国家工业化在长江三角洲形成的产业带 布局具有同构性，而且二者的政府公司主义的内核也具有同质性。一、雏鹰试翼－近代中国之第一次工业化（一）清末地方强势集团控制的近代工业开端1859年 咸丰决定重用曾国藩、左宗棠等汉臣以镇压太平天国1894年甲午战争之前 地方的军政大权基本落入湘军（左宗棠占据浙江）淮军（李鸿章占据江苏）之手地方势力推动洋务运动——因其借助洋枪洋炮击败持传统冷兵器的太平军30余年中 形成沿江+沿海的T字型布局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主要企业的地理分布——T字型布局（二）南亚次大陆的殖民化统一与中国外贸格局的转变鸦片几乎是英国对华贸易的唯一顺差大项——中国禁烟——鸦片战争爆发印度鸦片自由合法地向中国出口鸦片成为进口商品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1890年后 棉货类的进口额才超过鸦片进口上升：鸦片+西方及其制成品出口下降：茶叶生丝出口下降——受到印度、锡兰、日本的茶叶+日本生丝 的竞争（三）洋务运动败因的另类视角贸易逆差导致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银荒，导致银贵钱贱——道光初年每两白银折换铜钱1000文左右，到1838年每两银子换钱1638文。中央政府承担最终偿付责任的三大赤字同步严重恶化：外汇赤字，财政赤字，贵金属白银短缺——这是中国洋务运动走向失败的内在条件。洋务运动作为地方军事实力集团推进的工业化，还只能算是地方工业化，只在福州，上海，南京，安庆，武汉等局部沿海沿江地带形成了工业的点状分布。二、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与中央政府公司主义后发工业国家没有前发工业，国家通过海外殖民转嫁制度成本的外部条件，通常只能靠内向性积累，完成原始积累。（一）新中国工业化的起步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苏建立战略同盟关系。1950~1956年。苏联援助54亿美元的工业设备和技术投资（含朝鲜战争期间的军事援助）（二）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的国内资源动员中国按照苏东解体之前的换货贸易的一般做法，以国际市场约1/3的价格向苏联输出农产品，以偿还苏联的高价设备资金和技术援助。1958~1960年，苏东相继中断投资和技术援助，中国陷入工业化困境。国家资本主义&中央政府公司主义理论归纳：幼稚期的国家工业要求有稳定的原料和产品市场，但其面对的是具有5000年历史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传统的农村集市交换【交易成本过高】——倒逼政府在历史上第1次将控制伸到农村基层——人民公社代表国家占有了出简单工具和居住用房之外的一切农村财产，执行对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全部经济环节的计划控制【消灭交易成本】。实际经验过程：一五计划使工业劳动力和城市人口大幅增加，导致粮价上涨——1953年到1955年，政府购入的贸易粮从800万吨下降为200万吨——1953年政府开始统购统销，试图保住国家工业的原料和产品市场——为解决政府与分散的4亿农民之间的交易费用过高的问题，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合作化和集体化，并进一步发展为人民公社制度这一体制在推进工业化原始积累上极为有效——重工业在50年代迅速发展，1953~1957年，中国制造的火车，汽车，拖拉机和飞机相继问世——这5年中全国基本建设投资工业部门占56%，其中重工业占85%。70年代中期，国家工业化基本完成原始积累——重化，设备制造轻纺等20多个大类产业，基本齐全。（三）苏南城市工业化完整布局的形成70年代末，从上海到南京一线，几乎每个中心城市都是一个产业结构完整的单元，拥有重工、化工、轻纺等比较完整的产业结构。苏南城乡产业分布格局：城市是产业结构完整地区，城市之外的县没有产业（除少数地方，如江阴县之外）县以下特别是乡镇村则是产业空白地区——城乡之间要素积累落差极高，造成城市资本溢出的动力。苏南河流密集，交通便利，城乡之间没有要素流动的自然障碍。第一章 苏南农村工业化原始积累苏南农村工业化起步时期的两个关键问题① 如何与城市产业对接？② 微观层面如何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这两个问题不能绕开苏南农村工业化的规模经济特征——不同于温州的家庭作坊式生产，他比小农家庭经营更具有规模特征——集体经济的壮大是城乡资本对接中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而形成的制度安排的结果。一、村社内部自我剥夺完成原始积累作者曾对乡镇企业四个方面的初始投入有一个量化的推算：① 土地转移资本收益。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创办时，农村土地从第一产业转化为第二、第三产业的增值收益，几乎无偿或低偿被乡镇企业占有，这部分土地资本的利润也不断转化为企业积累，这约占创办投资的30％。② 福利和社会保障转化。在农村人口“绝对过剩”条件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以及农民在分户经营之后以土地为社会保障基础的背景下，企业不需要供给社会保障资金。这部分占30％～40％。③ 负利率与税收减免。80年代银行信贷只能以集体经济为名获得，利率低于物价指数形成的深度负利率，以及乡镇企业享受的税收减免优惠，转化为企业历年积累。这部分约占企业资产的10％。④ 企业家的风险收益和管理者的劳动剩余（人力资本剩余），占企业资产的10％～20％。（一）资金要素的社区内部化积累① 乡镇企业资本积累主要源于内部社队工业发展支出的资金积累很少，来自银行信用贷款多来自社队——公社、大队、生产队——内部的自我积累以无锡县为例，社队工业资金中95.4%为自有资金，1.7%为银行信用贷款，2.9%为政府财政拨款。苏州市乡镇企业自有资金在资金总额中占绝对地位，1980年的资产负债率为37.17%，1982年为41.15%，1983年为41.04%，直到1984年以后，负债才成为乡镇资产形成的主要手段和途径。原因：国家财政金融双赤字，财政系统和金融系统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支持社队企业的发展。② “负资本”起步苏南农业尽管发达，但是并不能提供足够的剩余来满足社对工业的资本需求。原因：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部分农业剩余流向城市。⑵人口密集，农业增产不增收。解决办法：对外借款以动员内部劳动力（永联村借款5000元，动员村民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动员劳动力要素成规模投入替代资金要素——推动社会资源向社会资本转化——形成了“组织租”（所有基于团队协作而产生的额外收益），提升了村社的社会资本水平。【逻辑有点怪——到底不还是因为借了5000块钱么】结论：当资本稀缺为零甚至为负的时候，只有利用农村集体化体制下社队内生的“组织租”，来以成规模劳动替代稀缺资本，才在通常不可能的情况下，完成初步的原始积累。【没太懂】（二）劳动力剩余价值的社区内部转化乡镇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有竞争力，原因主要在于村社将资源内部化的进行资本化开发形成的企业利润中隐含了以企业组织形式实现的70%以上的社区转移收益。① 工资更低：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社队工业中的务工社员的预期收入，并不以城市工人的工资水平为参照，而参照村社内部的务农收入，极其辛苦程度——因此社队企业员工的工资，甚至有可能低于农业劳动力的收入。（因为工作更加轻松）② 工分制：工资年底结算，压低分值结算③ 员工福利开销更低④ “小村优势”：许多集体经济强村（包括江阴华西村）工业化起步的时候，本村人口规模都小于1000人。这对在内部消化了，农村工业化原始积累中。的负外部性没有发生任何形式的对抗性矛盾。（三）土地资源的自我资本化土地增值收益的来源在土地利用的规范性约束制度空白或执行模糊的条件下，转变土地性质带来收益。（土地资本化）——违法占用耕地土地资源资本化的增值收益分配留给集体，而非分配给农户土地资源资本化的增值收益作为一种“组织租”，对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和使用权具有高度依赖。如果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决策权以及使用权受到削弱，那么，它对资本积累的作用就必然会减弱。这也是那些农村工业化强村大多数是集体经济强村的一个内在原因——从全国来看，几乎所有社队工业发达地区在推行大包干方面都晚于传统农业地区，比如，当时与苏南一道“坚持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的浙北、胶东和辽东。（四）风险收益：村社共同承担企业经营风险企业理论认为，企业家是资本投资人，投资人又是企业经营风险的承担者，资本投资的风险成本和收益理所当然地由资本投资人占有。——但是在苏南农村工业化初期，由全体村民组成的村社担当了投资者的角色，相应地，社队企业的经营风险也不由企业家承担，而是以社区成员土地共有为基础来承载外部风险的社区内部化机制来处理。“卖不动了就回家种地”——社区共担风险，弱化了资本原始积累中的经营风险可能导致的社会成本。——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经济剧烈波动期间，乡镇企业几乎不破产倒闭，只是根据市场需求的波动而不停地开开关关，因没有刚性的工资成本而总体上实现平滑增长。亦即，外部宏观波动的风险部分地被村社理性的内部化机制弱化了。二、苏南社区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问题的历史经验社区内部化处理几乎所有外部性问题：工农两部门的收益差别、村民社会保障、企业经营风险（一）收益分配的公平机制财产关系最终变现为财产分配关系，生产关系最终表现为收益分配关系工业就业机会在村内的公平分配抓阄分配工业从业收益的社区内部平衡① 工资按户统筹：社队企业把务工村民的工资直接打给生产队，再由生产队根据全队的总体收入情况决定务工村民的报酬。这种工资发放方式因将务工村民与务农村民的收入并列考虑，从而限制了工业工资的独立性，保证了工农业收益的均衡。如昆山陆家镇神潼泾村，每一个在糠炭厂上班的村民，必须转经生产队之手才能拿到自己的工资，而在这些工资里，又有近10％的部分被扣作集体积累。按当时工人月均工资20～30元计算，每人每个月要贡献出2～3元以作集体之用。② 社队利用集体积累的资金对农业生产进行补贴，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从而间接提高务农村民的收入。社区福利保障住宅小区、合作医疗、养老保险（二）打造“绿色车间”有效避免农业衰败良田改造开垦新田、保护良田，保存农业土地储备。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增加现代生产要素投入第二章 地方政府公司主义与乡镇企业发展一、从中央政府公司主义到地方政府公司主70年代末财政危机演变为城市的全面性经济危机——80年代初中央进行以甩包袱为实质，以改革为名的制度变迁——最核心的制度变迁发生在财税体制的三大改革：地方财政分灶吃饭、企业拨改贷、利改税——各级地方政府成为有独立财政收支的财政主体——面向农村的基层政府，努力促成城乡要素的对接——催生了1984年以后，全国范围内农村工业化的全面兴起。（一）江苏省财税体制改革与地方政府公司主义1977年，江苏从中央争取到财政包干权——根据江苏历史上地方财政支出占收入的比例，确定一个收入上缴留用的比例，4年不变。在此基础上，江苏着手对本省的市、县财政体制加以改革，将原来的统一管理改为分级管理，原来的"超收（与当年计划比）分成"改为"增收（与上年实际比）分成"，鼓励各地增产增收——市、县、乡镇逐步成为具有独立的收支预算，有自己的机动财力的一级财政，导致中央政府集中体制事实上全面解体政府收入激励① 财政预算收入激励② 非预算收入激励：⑴ 预算外收入-主要来自无需缴付直接或间接税的事业单位，主要包括供残疾人就业的福利工厂和与乡镇学校挂钩的校办工厂 ⑵自筹资金-主要来自乡镇企业上缴的利润和费用。此外，地方政府对厂房设备等收取的租金，直接参与企业管理并提取管理收入。到80年代中期，中国在经济危机压力下，普遍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五年不变”的财政体制改革，催生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带动地方工业化，在全国遍地开花。（二）公司化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目标：政绩考评，从乡镇企业发展中获得各种福利+政府豪华消费。80年代中后期，珠三角和苏南地区乡镇干部享受的待遇比内地实现干部优越的多，有高级轿车，私人住宅等。2009年在第九届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的前十名中，江苏省占到7席。其中江苏省江阴市、昆山市、张家港市和常熟市地理位置相连的四个县级市作为“区域经济强县统筹发展组团”并列第一名。在全国百强县中，江苏、浙江、山东三省占的比例最大。江苏县域经济规模大，百强县大而强，全国十强县中占有7席；浙江县域经济人口规模小，百强县相对富裕程度高、差别小，特点是“民营经济＋产业集群＋专业市场”，城乡统筹条件比较突出；山东县域经济单位众多，差异性大，百强县突出性不足。二、地方政府公司主义与地方工业化而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工业化之中实际发生的是：在乡镇企业原材料来源中，县及县以上政府机构和乡（镇）、村组织分配所占的比例达到37.3％；创办企业占地，由乡（镇）、村组织划拨的比例达到41.26％；创办企业的投资中，政府机关担保的占20.5％，乡（镇）、村用一定的财产作为担保的占17％，干部出面担保的占11％。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中国正处于向所谓市场的逐渐转变中，主要的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采用的是计划与市场并行的“双轨制”，政府的计划和决策对企业微观运营有着重要的影响。但由于公司化政府和私人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因此，完全的私人化配置资源面临着交易成本高和收益不确定等风险－只有在那些因客观环境限制，政府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几乎完全没有控制力的地方，比如浙南温州，才可能催生活跃的民营经济。而在全国的大多数地方，地方政府凭借体制资源的优势配置生产要素，确实比私人更能够集中利用资源，更能够节约交易成本，因此也就提升了社会整体的投资水平。① 协助乡镇企业对接城市农村集体通过体制内渠道与城市国营企业进行沟通和协调，更容易建立协作和信用关系。苏南许多基层干部，会借开会参观考察之际，与城市工业开始建立技术和市场联系。② 政府担保乡镇企业融资以村社集体名义贷款仍然难以满足需求是。县乡镇地方政府以政府信用担保。一方面因为地方党委领导信用社和银行机构，另一方面因为政府信用更好。1984年开始负债成为苏南乡镇资产形成的主要手段和途径。贷款大多是通过地方政府依靠政府信用取得的。对10个省的大型乡镇企业进行调查，在乡镇企业创办所投的资金中，政府及金融机构贷款共占了44%，集体积累占了29%。③ 帮助企业弱化政治风险和市场风险1983年的“反对精神污染运动”，1987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导致一些私人企业千方百计的登记为集体企业，寻求地方政府的政治庇护。案例：七都镇特种光缆厂起步：由县、乡政府提供贷款担保，以两个村村办厂的名义各贷款5万元。乡里建筑队投资3万元城建车间。投产不到两年，亏损9.5万元。但由于乡镇政府看好电缆行业决定再投入8万元，并任命了新厂长。电缆厂挂校办企业牌子，减免税费。在技术方面，政府与上海电缆研究所建立了关系，通过星期六工程师解决技术难题。后者还帮助电缆厂在上海举办订货会，并在交易中提供质量担保。苏南地方政府在帮助乡镇企业获得技术资源和市场渠道中的作用一、技术资源在国有企业经营体制尚未放开的条件下，要获得属于计划体制内的技术资源，往往需要地方政府发挥信息搜寻和中间媒介的作用。早在1978年，江苏省就开始“组织地、市之间的协作区，通过城市工业产品脱壳、零部件扩散、来料加工、定点收购、培训技术人员，以及城市的大专院校、科学研究机构和社队工厂挂钩，进行研究新工艺、试制新产品等，以支持社队工业的发展”。乡镇企业一般通过三条途径从国有部门取得技术和产品工艺设计。① 第一条正式途径是通过转包或分包合同为国有企业加工生产零部件。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之间的转包、分包合同通常有地方政府中间做媒：地方政府寻找合适的国有企业合作对象，帮助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建立联系，并为双方订立、执行合同条款（尤其是在质量和交货方面）及解决合作冲突提供帮助。② 第二条途径是乡镇企业与国有工业企业、研究机构或高等教育机构建立形形色色的经济和技术合作关系。地方政府在获取信息方面具有优势，又有广泛的组织联系、个人关系、政治信誉，因此是这类合作关系最热心的发起者、支持者和强有力的中介者。③ 第三条途径是地方政府官员或者乡镇企业领导者通过私人关系从国有企业取得技术、产品设计和（或）技术咨询服务，比如，请一些国有企业的在岗职工周末进行技术指导或聘请一些国有企业的退休工人进行技术指导，这也是最常见的形式。以昆山市淀山湖镇的水泥厂为例，它的几次技术更新和改造都是公社或镇政府推动的：1971年，当时的淀东公社就于镇东市道褐浦边筹建了淀东水泥厂，由公社集资、推动筹建和产品推广。新建时，以土法上马，自制磨球机，因此产量和质量受到一定的限制。后来，在公社的推动下，逐年进行了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产量和质量有所提高。1981年，为了满足用户的需求，在公社的推动和领导下又进行了技术改造，年产量仍徘徊在几百吨不足千吨。1984年，又一次进行技术改造，安装了机立窑，进行了设备配套，年产量有了大幅度提高，从千吨上升到了万吨级。到了1987年，淀东横向联营办公室与上海纺织局住宅开发公司合作，引进350万元资金，以补偿贸易的形式新建了年产能力为4.4万吨水泥的淀山湖水泥厂，总投资650万元，生产商标为“淀山威”牌425＃普通水泥、矿水泥。二、市场渠道 原材料、产成品购销苏南农村自70年代兴办社队工业起，工业比重急剧上升，到1985年，工业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超过70％，建筑业比重为7.23％，商业饮食业、运输业比重仅为3.83％。从工业的行业和产品结构看，苏南乡镇企业以建材、纺织、机械、化工为主，多行业同时发展，机械化、自动化程度较高，与大中城市关系密切，相当一部分产品与城市工业相配套，是城市大工业的延伸。这种特点决定了苏南乡镇企业的生产要素和商品的市场交易方式以供销“两头在外”为重要特点，并且产销的合作对象比较集中；交易活动大多在大中城市的展销会、交易会等“隐形”市场上进行，交易双方以协议、合同方式确定成交事宜，绝大多数是远期交易。而参加大中城市展销会、交易会的，并不是普通村民，多为乡、村两级基层干部因此，地方政府对于保障乡镇企业的原材料供给和促进商品销售具有重要作用。三、扶持与回报：地方政府与乡镇企业的交易（一）乡镇企业的社会贡献在苏南乡镇企业上交乡村集体积累，广泛应用于农村各项公益性事业。1994年，苏南乡镇企业上交乡村利润总额占当年净利润的42.14%。（二）乡镇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和预算软约束只要企业承担着政策性的负担，就会引发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因为，承担着政策性负担的企业无论是否具有盈利能力，都会和政府讨价还价，争取事前的政策优惠，如获取低利率贷款、税收减免、关税保护、法律特许等，以补偿政策性负担带来的损失。而政策性优惠又会进一步诱导政府加强企业的政策性负担林毅夫、李志赟对我国国有企业承担的两方面政策性负担进行过区分：一类是战略性政策负担，是指在传统的赶超战略影响下，投资于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或产业区段所形成的负担；另一类是社会性政策负担，主要是国有企业承担过多的冗员和工人福利等社会性职能而形成的负担。苏南乡镇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和预算软约束主要表现在三方面。① 在赶超战略下，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总量增长所形成的企业负担。政府把经济总量指标甚至投资规模指标传导向企业令企业背离利润原则，而片面追求产量增长。有政府的担保，形成了乡镇企业和银行的双重预算软约束。② 企业冗员所形成的负担地方政府对乡镇企业拥有实际支配权，解决地方就业问题。陈剑波在1995年发布的调查中，显示40.5%的工人由乡镇干部安排检查，49%的企业没有否决权。③ 多重的社会性职能所形成的负担主要是各项公益相关费用上缴（三）地方政府的消费及逆向软约束政府进行超过发达国家地方政府豪华水平的非生产性消费。地方政府的消费行为具有消费刚性——当市场出现波动时，影响尤为明显在负债率超过80%的集体企业债务中，政府刚性开支造成的非成生产性资金占用比重，平均在1/3以上个别达到1/2。第三章 宏观经济波动与乡镇企业改制一、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发展环境的变化及影响（一）土地资本化机制和收益分配方式的转变1. 20世纪80年代从“以地兴企”到土地收益权的上收乡镇企业开办支出重要的成本优势之一，就是村社土地资源几乎零成本的就地内部资本化。随着19838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在地方政府推动下，1984~1986年，出现了改革以来的第1次宏观经济高涨，并伴随发生第1轮土地征战高峰，1985年占地达到32.4万公顷的峰值。这一时期的土地机制可以归纳为地方政府“以地兴企”。中央政府几乎不能分享收益，却必须承担粮食安全责任，形成责，权，利不对称的局面。随着城市土地的市场价值逐渐显现，城市土地使用和管理体制，总体上朝着有利于政府参与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方向变迁。1982年起，深圳，广州，抚顺等城市先后制定征收城镇土地使用费办法，尝试土地有偿使用。1987年12月1日，深圳首次公开拍卖一块土地50年使用权。1988年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上海，珠海，福州，厦门等分别以协议招标或拍卖的方式出让土地。1992年资本市场开放，大办开发区热潮出现全国的圈地热。农村耕地“农转非”的增值收益主要归地方，而中央承担粮食安全的问题——出现责、权、利不对称的局面。80年代后期起，中央试图部分上收农村土地变性收益权。1987年，试图以土地收益分成作为政治局批准成立的“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的资本金，遭遇地方反对未果。接着提出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逐步明确了将耕地转为工商业用地的权力收归国家所有的政策取向。1988年设立国家土地管理局，行使对土地非农用途管制的全权。但对于土地性质转变审批权力的上收，改变了乡镇企业土地资源资本化的机制——曾经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增值收益，几乎全部进入企业资本积累，现在则主要收归政府。2. 资本化机制的转变及20世纪90年代初的新一轮圈地高潮1992年之前，中国只有14个经济特区可以办开发区。南方谈话后，各地纷纷要求创办开发区。当时的国家计委只保留了一定规模以上的开发区审批权，其余全部下放。连行政村一级都可以办开发区吸引外资。90年代初，全国有各类开发区，4210个。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其中擅自设立的开发区有3082个。1992~1993年两年时间，全国就圈掉7300平方公里耕地。（二）国内市场环境的变化——供给过剩矛盾显化80年代轻工业产品严重短缺，是乡镇企业以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快速取得利润。90年代中后期，国内消费品市场暂时饱和，使乡镇企业的发展空间受限。二、乡镇企业利润摊薄与负债深化（一）九十年代初的负债扩张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乡镇企业的原始积累是靠对内“负债”——对内部劳动力、土地资本化收益的低成本转移1984年，随着宏观经济高涨和信贷扩张，负债取代集体积累，成为乡镇企业资产形成的主要手段和途径。苏州乡镇企业1984年借入资金的增长速度高达83.52%，比自有资金的增长速度24.64%，高了近60个百分点，一下子是当年全市乡镇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达到了51%，负债总额首次超过所有者权益。一些研究认为地方政府对企业控制权极为在意，导致乡镇企业过于倚重债权融资（而不是通过股权融资放弃部分所有权，引入新的投资者）——即使少数企业因债务危机而关停，地方政府也很少会放弃对这部分企业的所有权，因为宏观经济一旦复苏，关停企业将迅速重生，为地方政府带来收益。（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资金报酬率降低早期社队工业的主要产品是草绳，小农具，家具，纺织品等，以农村传统的手工业技术为主。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机械化进程加快。苏南乡镇企业与国有工业的行业结构类同低水平，重复造成过度竞争，致使许多企业开工不足。资金报酬率递减从1978年到1990年前后，国有企业的利润水平下降了接近一半，乡镇企业的盈利能力下降了一半以上。（三）金融系统改革使乡镇企业的信贷可得性降低80年代中后期，苏南大多数乡镇企业特别是其中的集体企业，基本都是靠银行和企业间的信用发展起来的。90年代金融系统一系列改革。1992年资本市场开放是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进程明显加快。1978年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很低，与全国10,000亿元的工农业总产值相比，社会存款才221亿元。国家长期实行财政一本账统收统支，并完全承担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职能，只有在严重赤字的压力下，银行系统才对国营企业贷款，其规模到1978年也不过1000多亿元，仅为当年工农业总产值的10%。这一比例在1990年刚超过80%。1996年达到107%。总体来看，无论是信贷扩张时期还是信贷紧缩时期，乡镇企业的融资环境都处于结构性的不利地位。前者，是因为金融资本追求高风险、高收益的投机领域的机会收益而对乡镇企业贷款产生挤出效应；后者则是过多地承担了宏观调控下金融资本“退出”的制度成本。（四）宏观经济萧条，乡镇企业陷入债务危机在1994年以来的金融政策调整、改制以及宏观经济危机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乡镇企业的发展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① 发展速度明显放慢，1997年乡镇企业增加值增长18％，增幅比“八五”平均水平低24.27个百分点② 出口增速大幅度下降，1997年出口产品交货值比上年增长16.8％，增幅比“八五”平均水平低46.98个百分点，1998年出口商品交货值比上年仅增长2.5％③ 引进外资相对减少，1996年客商实际投资额804891万美元，1997年为409189万美元④ 亏损面进一步扩大，1997年全国乡镇企业亏损面为8％，比上年增加，1998年全国乡镇企业亏损面达15％，比上年又上升了7个百分点⑤ 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速度有所减缓，1997年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员比上年减少458万人，1998年乡镇企业就业人数比上年又减少522万人。由此，乡镇企业全面改制也就呼之欲出了。三、政府才有退出权：对乡镇企业改制的另一个解释（一）改制的动力公司化的地方政府在乡镇企业亏损的局面下推动改制1993年，三大赤字同时发生1994年，中央推动国企改制，实行“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乡镇企业也属于甩包袱的领域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利润占有一般在60%以上，对乡镇企业只有20-25%，其中的差额基本都被乡镇村政府占有这是中央留给地方的利益空间——中央对乡镇企业的支农、建农资金允许税前列支——1994年分税制之后，乡镇企业不再享有任何政策优惠——加之盈利能力下降——奶牛成为瘦狗地方政府转向吸引外资企业（二）改制的形式与路径依赖与同期的国企改制类似，采取抓大放小、减员增效、MBO（管理层收购）等做法（三）改制以后全国乡镇企业竞争格局的演变大部分内地乡镇企业没有完成原始积累，加之区位原因不足以吸引外资，改制之后大面积凋敝——开始向工业园区集中，乡村经济发展骤然减速长三角企业吸引外资，完成升级附件：乡镇企业改制的两个阶段第四章 国内产业的国际扩张苏南外向型经济的4个阶段① 传统农业时期，零散的家庭手工副业产品汇聚成的规模贸易② 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由中央政府主导的以初级产品为主的一般贸易③ 农村工业化时期，地方政府主导的以乡镇企业为主的一般贸易④ 20世纪90年代末期，全球化条件下输入性危机影响而转向的，以外资为主的“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一、对外开放内在逻辑的演变——从资本短缺到资本过剩（一）1978:资本短缺条件下的改革与一次未竞的开放70年代初期，毛在中苏边境战争可能蔓延的压力下，恢复与西方的外交关系，并认同周提出的四三方案（引进43亿美元的西方成套设备和服务，调整中国工业结构），由此形成新中国第二次对外开放——马上引发与第一次对外开放的“一五计划”完成后类似的问题，国家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严重不足，特别是1974年以后，财政赤字连续突破100亿元，在严重的财政危机下，1974~1976年发生了第3次上山下乡运动，向三农转嫁城市危机。70年代末新接任的领导集体缺乏宏观经济调整的政策经验，出现了1977~1978年，中国政府在华国锋的主持下，进行了比四三方案更大胆的对外开放，扩大从日本和欧美引进外资——仅1978年一年，中国就同外国签订了22个大型项目，资金高达78亿美元。1978年中国的财政收入才不过1,132亿元人民币——仅1979，1980年两年，就积累出超过300亿元的财政赤字。面对财政赤字攀升、已开展的国家工业结构大幅度调整所需的建设资金严重短缺在1978年9月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李先念就提出，“为了减少有关项目的国内配套投资的负担，尽量多搞些补偿贸易，以减少这些项目的国内投资”邓小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的讲话则直接突破了对外借款和合资经营两个利用外资的禁区同年12月15日，中国宣布可以接受外国政府贷款和允许外商在中国投资，国际贸易惯用的做法基本上都可以干。但是，突破这两个禁区，当然意味着中央政府以财政承担的国家债务会因地方政府和企业利用外资而显著增加；那时还是“财政一本账统收统支”的体制，却唯一没有及时总结教训，并且在责、权、利上予以明确：到底哪级政府、哪个部门、哪个领导人应该对国家承担债务的大幅度增加负责？由此内在之中央与地方之间责、权、利不清晰问题，才有全国沿海争办开发区的热潮。以上这些情况，都为1979-1980年中央批准开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4个经济特区，随之扩展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作了不容忽视的背景铺垫。开放先于改革，开放推进改革。外经外贸领域的两个突破，其本身造成的代价的确不得不在体制内寻求转嫁方式。也必然是一种国家过高负债的代价，因为难以再向三农转嫁，而不得不在城市硬着陆，所催发的内生性改革。（二）1988:城市利益集团主导的“大进大出、两头在外”1980年积累财政赤字危机爆发的同时，国家外汇储备也跌入副处，迫使承担国家综合债务偿还责任的，中央政府只能出台应对性的改革政策。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中国对外贸易中的进口额再度大幅增加，并从1984年开始，中国的对外贸易连年出现逆差，直接导致中国的外汇储备再度急剧下降，从1983年的89.01亿美元。连续下降到1987年的29.23亿美元，而同期我国的外债债务率，则从1985年的56%上升到1987年的77.1%。1987年3月，六届人大五次会议正式提出，要使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逐步形成外向型经济。1987年11月，赵ziyang提出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时，要求沿海地区要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和乡镇企业灵活机制的优势，大力发展两头在外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认为乡镇企业是有能力参加国际竞争的。同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将来中国沿海以乡镇企业为主要形式，依靠低工资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领国际市场是完全可能的。中央在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是意在强调，“关键是必须把出口创汇抓上去，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以出保进，以进养出，进出结合。”这一政策的主要指向落在沿海乡镇企业身上——部分出于保护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城市利益集团——“解决沿海与内地争夺原材料和市场的问题”——城市工业面临原材料和资金供给的紧张。（三）1994:外汇赤字和产能过剩压力下的出口导向1994年，外汇赤字压力导致外汇体制改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次性贬值50%——当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就由逆差转为顺差，此后连年攀升。1997年，中国发生了由供不应求到供过于求的重大转折。2008年，王建发表文章，将中国30年的对外开放归纳为三个阶段，80年代开放的需求，主要是对外部资金的依赖，90年代开放的需求从对外部的资金依赖转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新千年新全球化背景下开放的需求转向对外部金融市场的依赖——中国没有开放资本市场，人民币没有国际化，庞大的外汇资产只能投放到外部市场，所以开放需求又从市场依赖转向对国际金融市场的依赖。（四）21世纪：国际经济新循环中的的对外开放进入新世纪前后，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动力，由国内产能过剩的推力转变为外部需求的拉力。主要集中在沿海的外向型经济的内涵也发生转变，由传统加工制造业产品为主，利润主要是在地化产业内部分配的一般贸易——转向了，虽然产品升级，但品牌和销售利润主要在外的新兴产业以及高级新技术领域的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1998年以前，中国处于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实质性产业资本扩张阶段。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还不高，主要服务于国内产业资本扩张需求的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之间的替代性非常强，进口的大幅增长往往伴随着出口的大幅下降。此外进出口增速与国内宏观经济的热度相关性很强，如1984 1985年和1992 1993年，两次产业资本扩张造成宏观经济高涨，都引发了进口的大幅增长。1998年以后。进口和出口的变化情况几乎完全一致。80年代外资进入中国，看重的是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那时候出口创汇的主力是内资企业当90年代中国寻求在国际市场上释放过剩产能时，外资企业的出口占比虽然有了大幅提高，但仍逊色于内资企业进入新世纪以来内资企业占据了中国进出口贸易额的50%以上——2002年，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在进出口额中的比重为52.2%。正如一位商务部高级官员指出的，中美贸易顺差的80%在产业内跨国公司完成。在苏南这样的已经形成与长三角产业资本配套的制造业结构的地区，外向型经济的特点尤其显著，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比重甚至达到70%。二、出口导向战略反向“诱致”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当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成本时，通过某种制度供给可以使得制度变迁不以强制性的方式，而是因经济系统内各主体自发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而产生。本书试图用“反向诱制”来概括最近20多年苏南经济发展转型的特征及制度变迁的动力。（一）传统加工制造业为主的乡镇企业不能适应新的“开放”需要苏南乡镇企业在转向国际市场之初，除了基本原材料大抵可以满足要求外，无论是产品研发与技术装备还是市场营销环节，都不能满足国际市场的需要。① 1988年整个江苏省乡镇企业中，60年代以前的设备占85%以上。作为全国乡镇企业最发达的无锡市，70、80年代的设备也占28%。② 无锡市1988年自行车商品出口，1~5月不合格的达3700辆，占出口数量的90%。③ 就产品销售渠道来说，苏南乡镇工业虽然早就实现了，有80%的原料依靠国内其他地区，80%以上的市场在外省市的，两头在外。④ 面临资金和外汇短缺的制约（二）外贸体制改革形成新的地方政府激励1983~1992年 外贸体制改革1983年，外贸行业开始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1984年，提出“政企职责分开，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1987年提出“统一政策，自负盈亏，开放经营，平等竞争，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1991年，全面取消财政补贴，通过外汇流程制度支持出口结果：实际上将外贸权下放给部门和地方，并没有真正实现扩大外贸经营企业自主权的目的——客观上导致了以地方政府为承包主体的情况下，要完成出口创汇任务，大多采取切块承包，逐层下放的方法。1987年，江苏省委强调“要发动广大乡镇企业在面对国内市场同时大力开拓国外市场。批准163个乡镇为第3批对外开放重点工业卫星镇，连同以往国务院批准开放的乡镇苏锡常对外开放工业卫星镇达到400多个，近60%的乡镇对外开放”——在利用外资等方面享受经济开放区市区和县（市）城乡镇同等的优惠政策。——如，企业所得税可享受“二免三减半”的待遇，外汇留成是100%，且不受用汇指标控制。地方政府在外贸公司与乡镇企业之间发挥了桥梁作用。建国之初的30年，对外贸易由国家垄断，在经贸部领导下的外贸专业公司统一经营，全国的进出口贸易外汇由国家统一掌握。大多数乡镇设立了服务于本地外向型经济的外经贸公司，一般隶属于乡镇农工商总公司。乡镇企业通过与外贸公司合作，建立工贸联营企业，成为这一时期对外贸易的主导力量。以张家港市为例，1987年工贸联营企业占全市外贸收购总额的63.8%。（三）对技术和市场渠道的需求“诱致”外资进入能够顺利出口产品的企业及产品，往往是用“三来一补”或以外汇贷款购进的先进设备，按国际先进水平生产，然后出口的。（四）倾斜于外资的政策和制度供给1987年以前，资本短缺条件下的对外开放导致的制度演变，为降低与资本来源国的交易成本，中国的被诱致性制度变迁——表现为先苏后美90年代末，中央和各地着力打造亲商文化，延续着亲资本的制度供给，同时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中国政府不仅通过差异化制度供给来左右经济发展，并且一直是经济体系的内在参与者。苏南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经验比其他地区更为有效，形成了新苏南模式。2010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规定中国对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节能和新环保产业的海外投资表示欢迎，但对重污染和高能耗及产能过剩的产业的进入和产能扩张投资严格限制。——结束了无条件的“外资优先”——中国进入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全面过剩以后，外资长期以来享受的超国民待遇不可持续。此前我国对国企的税收平均是30%左右，民企是20%左右，而外企平均下来是12%左右。
很多早期进入中国的中小型外资企业，不断移到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要素低谷国家，很少发生当年政策制定者想像的沿海加工业逐渐向内地转移的情况——原因是中国的要素价格将会进一步上升，环保约束进一步加强，失去超国民待遇的外资可以预见。
（五）对村社理性及其变迁的影响1993年底，江苏省乡镇三资企业累计达到1.1万多个，占全省三资企业总数的50%以上。1986年到1995年，江苏乡镇工业外贸出口额从17.7亿元增加到1439.2亿元，增加了81.3倍。1997年江苏省乡镇企业改制前，全省工业总量中，乡镇工业三分，天下有其二。在全省农村社会总产值中，乡镇企业是五分天下有其四。三、苏南对外开放的实践与发展模式转变（一）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苏南的外贸出口情况（二）地方工业化初期苏南外贸的发展8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进入周期性危机，苏南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因产业同构而争夺产品和原料。国内政策几乎一面倒地向国营企业倾斜——在资金原材料，能源，税收等政策上不一视同仁，竞争机制掺杂着大量的不平等因素。有人比喻国营企业属猪，喂着吃，集体企业属鸡，半喂半找着吃，乡镇企业属鸟，满天飞找着吃。（三）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路径依赖苏南与岭南对外贸易的机制对比1990年江苏省一般贸易出口所占比重为72.7%，进出口呈现出“低进高出”的态势。1990年以前，进出口总额中，进口额占比多数年份不足30%一九八五年仅为20%。苏南乡镇企业参与外贸的模式主要是“两头在外”，即乡镇企业有设备和流动资金，原材料和产成品面向国际市场。广东的“四头在外，大进大出”，形成鲜明对比。“四头在外”：设备，流动资金，原材料，市场都来自于国外。大进大出的格局下，其外汇收入以来料加工装配的工缴费为主。机器设备和流动资金属于工业化的启动资本，谁拥有这些资产就意味着谁拥有了将自然资源转化为商品资本，并占有增值收益的权利，这恰恰是珠三角四头在外和长三角两头在外的差别。【对于高新技术产业，技术也许超越设备，成为关键启动资本；在国际上由发达国家掌握，在国内由沿海地区掌握——因此出现南昌在家具、钢铁等传统行业人均利润率远高于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现象】广东主要依靠——毗邻香港地区“区位租”，“环境租”，劳工的福利江苏主要依靠——对本地加工能力的出口。（四）“蝴蝶效应”：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竞争及制度成本转嫁1.发展中国家利用国际资本形势的转变，从国际信贷到外国直接投资当发达国家进入到金融资本阶段，增加对处于实体经济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并借此对其东道国的产业资本进行整合，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发展中国家中只有中国坚持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的核心部门，没有完全开放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因而有条件以本币大规模增发与外资大规模进入，实现金融深化与资本化之中必然发生的风险“对冲”。？2.利用外资形式的演变：从对外借款、中外合资到外商独资中国的集中管制外债和外汇的体制，使得各个地方乃至企业的对外债务风险，最终由中央政府统一承担。因此有了建国以来，直到90年代每次引进外资都带来偿付外债的巨大压力，进而引发激进的制度变迁。1990年对外借款，在江苏省全部利用外资额中的比重高达63.1%，1991年为43.2%，1992年后随着外资直接投资的大规模进入，在1993年下降到只有8.3%。90年代初期外资较为谨慎。独资企业较少，合资项目投资占比最高，90年代中期以后合资项目开始萎缩，独资企业节节攀升。1995年江苏省全部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中，外商投资项目占24.7%1999年开始独资项目投资额占比开始超过合资企业达到46.1%。3.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从一般贸易到加工贸易当前的国际分工可称为要素分工，各国在跨国公司（国内是跨省公司）主导下，以某一种或几种优势生产要素，参与全球经济下的国际化生产。90年代以来，江苏省外贸出口中一般贸易的比重大幅下降，由1990年的70%下降到新世纪初的30%多。苏南和岭南 殊途同归（五）国际上“金融资本深化”与苏南外向型道路的转变附件：发展中国家利用国际资本形式的转变:从国际信贷到外国直接投资专题报告专题报告一：长三角主要城市的工业化进程一、主要城市的工业化道路二、长三角与其他地区工业化路径的对比辽东胶东苏南，浙北在80年代被称为集体经济四大家主要分布在环渤海和长三角两大块。在近代中国，百余年的工业化进程中都是重点投资区域，早在半殖民时期就有了一定产业基础。因为上游产业一般要依靠国家投资才能形成产能，并逐渐配套。珠三角不具备这些历史上形成重化工业布局完整的工业基础。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只能吸引附加值低的加工环节，形成产业基础和消费市场之后，才终于迎来了外部重化工进入带来的产业，重新布局机会。（一）同质性对比：80年代的“集体经济四大家”辽东：沈阳，大连，营口已经成为工业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城市胶东半岛：青岛，烟台，威海浙北地区：嘉兴苏南地区：苏州，无锡，常州（二）异质性对比：温州模式与珠三角模式1.温州地区的发展温州模式是一种资源约束型的市场主导型模式温州地少人多，物资匮乏，财政开支困难，且素来不是国家的重点投资对象。1978年以前，温州是全国国有经济比重最低的城市之一——1978年，温州国有企业总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3，远低于全国80%左右的比重。由于交通不便，温州农村难以得到城市经济的辐射，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的11%。温州的经济发展以家庭为基础，利用民间的人才资金技术，通过兴办各种家庭工业生产易于批量生产和运输的各种小商品，并通过市场调节去获取必要的原料资金能源和技术，形成专业市场，最终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格局。1985年，温州已经形成300多个商品交易市场。2.珠三角地区的发展广东人多地少，能源缺乏，全省人均煤炭保有量仅为全国的1/50，人均能源储量不及全国的1/20，严重制约了广东工业的发展。加之处于沿海前线国家，工业投资很少，广东工业基础在70年代前极为薄弱。全国机电产品有5万种，广东只有6000种。广东的大型骨干企业少，在全省2.8万多家工业企业中大型企业只占0.8%，企业大多是糖厂。专题报告二：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历程1966年中央号召农村围绕工业大办五小工业，小钢铁，小化肥，小机械，小水泥，小矿山，社队企业开始复苏。1970年，社队企业产值达到69亿元。在文革中依然继续发展到1976年产值达到272亿元，其中工业产值243亿元。专题报告三：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的负外部性及其化解中国农村在以平均分配地权到户为实质的家庭承包制改革前后发起的乡村工业化，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农村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地方工业化。在这种小资产阶级属性的投身于工业化的农民，劳动者没有被地方政府推动的自由化改制，彻底转变为无产阶级之前，中国农村的工业化进程中没有西方经典意义上的劳资矛盾，也没有发生西方经典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运动。一、资本原始积累负外部性的表现。1.农业衰败2.工农收入差距大3.环境污染二、资本积累负外部性在中国的表现1.计划经济时期的负外部性新成立的中国政府选择优先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政府采取了包括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低农产品价格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建立了诸如农产品统购统销，人民公社，财政金融统筹统治等制度安排，造成城乡对立二元结构这个基本体制矛盾。重工业内在的“资本增密，排斥劳动”机制，客观上造成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形成对立分割的城乡二元结构。2.改革开放时期的负外部性三、负外部性的两大化解方式：“成规模劳动替代稀缺资本”与“以工补农”西方早期工业化，国家通过殖民扩张，对外占有资源财富，从而实现矛盾向外转嫁。中国长期以来财政和金融双赤字运行，是一种在资本极度稀缺条件下启动的“负债工业化”。加快自我积累型工业化的重要手段：通过农民组织化实现“成规模劳动替代稀缺资本”和利用社队企业进行“以工补农”“成规模劳动替代稀缺资本”：通过农民组织化大规模进行农业水利建设，以及鼓励发展社队工业。后来在国家从农村退出后，那些没有彻底分户经营，依然维持集体经济的地区，能够利用农村集体化体制，下设对内生的“组织租”来继续发挥“成规模劳动代替稀缺资本”的机制作用，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完成初步原始积累从政策实践看，70年代初期“以工补农”已经出现，但由于当时乡镇工业正处于起点阶段，补的形式只限于提供支农产品、农用物资和农机具修造等方面。到了70年代中后期，补农范围开始扩大，主要是通过上交利润，用于购置农业机械，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和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从1980年开始，“以工补农”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乡镇工业发达的地方，根据自己不同的经济实力，普遍以利润参加社员分配，即将部分利润按亩或人头直接分配给社员，以增加他们的收入。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为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的征购、派购任务，又实行对粮棉的补贴，有些乡村还发展到对畜牧业和副业的补贴，以调动农民发展农副业生产的积极性。专题报告四：“财政包干”改革与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产生每次国家财政赤字形势严峻，都会有相应的“甩包袱”式的应对之策，以不同名义出台。如，1984年以财政压力下移为实质的地方财政包干；1993年以中央财政权力上收为实质的分税制。（一）1970年代末的城市经济危机1972年，恢复与西方的外交关系，再度对欧美日开放引进外资。1978年2月，华国锋提出，1978~1985年，要在燃料，动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铁路，港口等方面新建和续建120个左右大型项目。1978年7月，国务院务虚会提出“大跃进”，要放手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仅1978年。中国和外国签订了22个大型引进项目，共需外汇13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390亿元，加上国内配套工程投资200多亿元，共需600多亿元。1979年，财政赤字达到135.41亿元，1980年宏观紧缩赤字仍达到68.9亿元——两年赤字积累超过200亿元，相当于1980年财政收入1159.93亿元的17.61%。实行大规模的关停并转，但固定资产投资仍然维持高位——因此有了1981年以后的甩包袱和经济硬着陆。经济陷入萧条社会犯罪率提升——1981年社会犯罪率达到每10万人89.4件——趋近于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年的数值每10万人93.02件，是1951年国民经济恢复以来的最高峰。（二）应对城市经济危机的“甩包袱”制度变迁。80年代初三大改革①“拨改贷”，即由银行代替财政来承担企业的投资职能。带来“利改税”的后续改革②农村改革③财政分灶吃饭实施财政包干体制后，地方政府不再仅仅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而成为拥有独立财权的经济主体，由此得以在举国体制为基础的发展主义导向下实现公司化转型。随着财政包干机制的逐级分解，这种“政府公司主义”从中央复制到地方，省市县甚至乡等各级财政造就了7万多个财政主体，也就是7万多个具有强烈经济激励机制的地方，政府经济主体。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1977年江苏就争取到了财政包干权。也是促进苏南进入农村工业化原始积累进程的重要制度诱因。80年代中期，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带动的地方工业化在全国遍地开花之际，苏南已经捷足先登的基本完成了工农村工业化原始积累。专题报告五：1990年代财税、金融、外汇三大赤字与体制变迁中国改革以来发生的第一次滞胀形态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导致了90年代初，财政，银行和外汇领域三大赤字交汇的历史性危机。（一）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滞胀危机的发生和演化财政向银行系统转嫁支付负担，导致货币连年大规模增发，其累计效果于1988年政府试图推行“价格闯关”时爆发，引发严重通胀——当年物价零售指数达到18.5%，为建国40年来最高增幅。通胀导致大规模抢购和挤兑，1988年8月中旬，再次出现抢购风潮——该月份银行存款减少26亿元，出现了建国以来第1次储蓄存款的净下降。国家为保住存款银行陡然提高存款利率，8年期长期存款利率加保值补贴达到24%，但同期的贷款利率没有相应提高，从而出现深度负利率——谁能获得贷款，谁就可以坐收十几个点的存贷利差——各商业银行突击发放贷款，使该年度发放的贷款总额上升了28.6%。比上年增长46.7%。1988年，银行亏损460多亿元，直接转变为财政赤字。为避免银行亏损加剧，政府调高贷款利率，较好的治理了通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有18.5%，降到1990年的3.1%。1991年维持在3.4%的水平上。但由于信用紧缩，最依赖流动资金的商业企业，首先开始减少资金占压，而向制造业转嫁负担，导致制造业企业占压上游原材料企业的产品和资金，三角债在全国大范围发生。1989年3月末，全国企业超过正常结算期的拖欠总额已达1,085亿元。整个经济链条趋于瘫痪，从通货膨胀进一步演化为生产停滞——1989、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由前两年的10%以上降低到低于5%。（二）九十年代初的财政赤字及向信贷赤字的转化1990年前后，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国营企业效益亏损一直在50%上下。尽管政府向国营大众企业实行政策倾斜投入1,500亿元贷款，但此时的连锁负债总额已达2,000亿元之巨，同期国营企业库存产品占压资金也已超过1,000亿元——不得不将危机治理政策由“全面倾斜”改为“点贷解扣”。国营企业连年亏损，不仅造成政府财政连年赤字也连锁，造成财政连续8年向银行透支吃掉了，国有银行全部自有资本金是金融系统100%负债。帮助国营企业“花钱买大好形势”“贷款发工资”等保证稳定的政治任务，进一步是银行贷出资金的40%，逾期难以回收。在这种局面下，1989年秋冬之交的中央政府试图对财政外贸收权，不果。接着以财政解困为目标，政府开始甩包袱式改革。1989年开始的，类似于1979年的以“调整，整顿，改造，提高”为方针的国民经济整顿中，政府一方面采用传统行政手段压缩基本建设，另一方面着手调整产业行业，产品结构，乡镇企业和私营中小企业首当其冲成为调整和整顿的对象。资金自筹，原料本地解决：政策明确规定“乡镇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应主要靠农民集资筹措”。“进一步提倡乡镇企业的发展，要立足于农副产品和当地原料加工。”在市场和政策的夹击之下，乡镇企业迅猛的增长势头受到抑制——1990年乡镇企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为14%，远低于1985~1988年的平均水平。有学者估计1989年至1991年的治理整顿导致全国几千个建设项目下马占60%，13万家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破产倒闭。（三）金融体制变迁：银行信用结构性扩张与收缩1988年到1989年的高利率政策失败后，政府又把利率连续调低，资金环境暂时宽松1992年南方谈话以后，国内房市，股市，期货，三大市场相继放开推动中国经济开始由产业型经济向资本型经济转化。货币持有者转向风险大，但收益率高的房地产，股票，证券市场。宏观经济过热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提出“十六条”调控措施，1994年正式实行。直到1996年才遏制了93年以来期货，股票，房地产三大资本市场拉动的宏观经济过热。1997年宣布实现软着陆。1997年下半年东亚金融危机。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比例已达到50%四大资管公司按账面全价收购，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金额约1.4万亿元。（四）以分税制为主的财税体制改革1993年，宏观经济骤然过热，占全国GDP总量不足15%的中央财政缺乏调控能力。催生了1994年以分税制为主要内容的财税体制改革。（五）外汇赤字危机及汇率体制改革1984年财政包干，地方政府大赶快上。1985年，与宏观经济和投资热度密切相关的钢材进口额，占全国进口总额的14.7%。1984~1989年，连续6年贸易逆差，在统一结汇的外汇管理体制下，留给中央政府总计1581.5亿元人民币的外汇赤字，相当于1987~1988年一年的出口总额。这与1988年开始提出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政策，在时间上具有相关性。1992~1993年，投资再度高涨，再次拉动进口需求激增。1992年下半年到1993年，中国再次出现贸易逆差，仅1993年一年就出现了700亿元人民币的贸易逆差。1991年全国钢材进口数量为356万吨，1992年增加到699万吨，占当年全部进口额的4.9%。1993年进口量增加到2,999万吨，占当年进口总额的10.5%。1993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约为211.99亿美元，减去当时的短期债务余额135.46亿美元后，还剩下76.53亿美元。不足以支付当年的净进口。（1993年贸易逆差为122.2亿美元）。此外还有80年代遗留下来的贸易积累逆差，以及823.91亿美元的长期债务。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外汇赤字和外汇储备危机。为扭转贸易逆差增加外汇储备1993年1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通知》：实现人民币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价格并轨；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取消外汇流程，实行结售汇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外汇交易市场。一系列改革使1994年人民币兑美元一次性大幅度贬值50%以上，极大地抑制了进口而促进了出口，进出口差额由1993年的122.2亿美元逆差，转变为1994年54亿美元顺差。外国资本大量流入。1994年外汇储备由1993年的211.99亿美元增加到516.2亿美元。专题报告六：乡镇企业改制的两个阶段乡镇企业改制分为两个主要阶段①以股份合作制为主，强调乡镇集体的控股地位②1997年后，以私有化为主一、第1阶段：股份合作制1992年，农业部颁布第1部正式提出要发展股份制的文件——《关于推行和完善乡镇股份合作制的通知》1993年12月9日，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使得股份合作制有法可依。小企业改制以出售为主，转为个体和私营企业。中型企业多实行股份合作制，少数转为有限责任公司。二、第2阶段：以私有化为主的改革90年代后期，苏南地区集体产权改革推出“第2次改制”——一退，二转，三买断“一退”，就是将乡村留在企业的集体股份退出来，使民间资本成为乡镇企业资本构成的主体。改制后的集体资金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留在改制后的企业；另一部分出售集体股所得的资金，通过成立镇集体资产运营公司和村资产合作社来承担保值增值的任务。“二转”，就是引导股份合作制企业、私营企业向公司制转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做到企业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政企分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可以规范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增强企业的实力。“三买断”，就是买断厂房、土地使用权和职工身份。固定资产的买断有利于企业增强投融资能力，有利于企业的资产重组，使乡镇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苏南实际上坚持的是“能私不股，能股不租，能聚不散”的原则，企业主要向两个方向转化① 向私有制转化。苏州市1998年6月底有农村私营企业9321家，其中5000余家是从乡镇企业改制而来的。无锡市1998年6月底有农村私营工业企业8507家，其中由乡镇企业改制而来的达7481家，占87.9％。② 向混合所有制经济转变。通过改制，苏南地区乡镇企业冲破了“集体经济等于集体唯一”、“集体经济等于集体经营”的误区，形成了多元化投入、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乡镇企业的新格局。到2002年，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基本完成了二次改制。以江苏省乡镇企业最多的苏州市为例，至2002年4月止，全市原有的14000余家乡镇企业，99％已实施了产权制度改革，其中组建股份公司25家，有限责任公司1500多家，合作制企业约1600家，近9500家企业实行了公转私营，300家企业被兼并，600余家企业停产歇业。专题报告七：乡镇企业规范改制的“另类”参考——“30年3个村”专题报告八：新世纪苏南发展的国际环境: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性产业转移一、进入21世纪国际产业转移动因的变化（一）20世纪：制造业资本溢出国际产业转移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产业资本阶段必然发生的国内劳资矛盾不断增加。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自身，则致力于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双密集型产业。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先接受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亚洲四小龙疆域狭小。境内的资源要素迅速被重新定价。资本进一步向周边的地区流动，有了亚洲“四小虎”。（二）21世纪：金融资本泡沫化与全球产业转移金融帝国依赖资本流入，推动资本市场上升。在虚拟经济领域追求流动性获利的金融资本，日趋异化于产业资本。跨国企业的加工制造环节，纷纷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除劳动密集型产业之外，资本密集型和技术资本双密集型产业也被转移。这一轮产业转移一般被称为全球产业资本重新布局——研发部门留在发达国家，生产部门靠近市场——后发国家以市场换资本换技术。1971年，尼克松政府单方撕毁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当时美国的黄金储备仅是其对外流动负债的15.05%。与黄金脱钩后，与政治军事强权支撑的货币信用的特殊条件益欲关系密切的“符号美元”继续成为世界货币，维护“符号美元”强势地位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由此形成。特里芬难题 Triffin Dilemma来源于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的《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是指“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国际收支来说就会发生长期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国际贸易收支长期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不再拘于黄金固定兑换率的美元货币，加快增发。1973~1985年，金融部门的利润从来没有超过国内企业利润的16%；1986年达到19%；90年代数字在21%~30%之间；21世纪的前10年达到了41%。1996年，美国金融保险业增加值与制造业增加值的比例为43.9%；2001年为51.9%；2006年上升到70.6%。美国国内金融资本主导的产业结构的调整直接形成了对外国际产业转移的内在动力。因为泡沫化金融是在逐涨杀跌获取风险收益，对内在具有稳健要求的实体经济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当原油、金属等生产要素被泡沫化的金融资本主导定价时，依赖实体要素投入的加工制造产业普遍面临成本上涨的压力；随着劳动力以外的要素全球流动障碍逐渐减少，产值利润率相对较低的传统部门最先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其次是现代制造业中的加工制造环节。在美国，大型制造企业的利润并不主要产生在它在国内的加工制造环节及其对产业链的垂直或水平整合，而是主要来自于国外的和下属金融资产运营部门的金融资本收益。近40年来，美国非金融企业利润率总体上是下降的。二、金融资本主导下失衡的新全球经济循环美国以其从海外取得的资产收入，主要是出售证券债券和银行信贷得到的收入来对冲经常账户上的贸易赤字，并大举收购海外资产，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战略产业。北大教授陈平：发展中国家用出口换汇再投资于发达国家金融衍生品市场，而发达国家的投资银行则用这些收入反过来收购发展中国家的战略产业，美国不仅借贷消费，还大量借贷收购，从而形成在全球的战略控制。三、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性过剩由于发达国家提供的投资渠道极为有限，除去那些限制进入的战略性产业，外国投资基本上被局限于债券和金融衍生品市场，因而发展中国家用大量的资源环境和物化劳动出口换得的只是美国不愿意，也无法偿还的各种纸面欠债。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累积了大约6万亿美元左右的贸易赤字，主要靠货币增发和资本账户顺差来化解。到2006年末，美国的对外负债余额9524亿美元。目前，世界每年的货币交易额高达700万亿～800万亿美元，其中与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关的部分只占1％；世界每年的金融商品交易额超过2000万亿美元，世界GDP却只有50万亿美元，与商品生产和流通相关的金融活动仅占2.5％。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管有没有外汇管制，长期净出口都会造成国内货币供给大于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加大了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案例研究案例研究一：村庄工业化进程中的要素贡献与回报机制－以永联村为例一、导论二、永联村的工业化与社区发展概况三、传统社区内部的要素贡献与回报机制：从村办企业到企业办村四、扩大社区范围的要素贡献与回报机制：就地并村五、超越社区边界的要素贡献与回报机制：跨村征地六、外来人的贡献与回报机制：贯穿村企关系演变的始末七、结论案例研究二：村企合一与工农融合一一以蒋巷村为例一、蒋巷村工业化历程二、工业化进程中的村企合一三、工业化进程中的工农融合四、基于要素流动的农工互利机制分析案例研究三：土地资本化过程的成本、收益与机制分析：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一、产业结构升级与资本溢出效应二、政府理性－-制度变迁主导者的成本与收益三、村社理性－-降低交易成本四、对土地多功能性的综合补偿问题的讨论
有关键情节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