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老先生为什么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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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老先生为什么走红？
最近，中国当红的知识份子季羡林离开了这个对他花团锦簇、亲亲热热的世界。如果他继续活下去，他一定会继续红下去，或者会更红下去。作为长者，98 岁离开尘世，应该受到分外的哀悼和尊重；作为一个学者，他在所从事的学术领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应该得到社会的好评。用一句中国人常用的老话，他的死，是中国学术的一个损失。
在中国，他的死，又一次掀起了对他歌功颂德的一阵红浪。他的死可以说备极哀荣。中央领导的花圈，中央领导的送葬，使有些知识份子感受到大师的身价，为一些想跻身大师行列的大师后补者指明了航向，鼓起了内劲。全国的报刊电视，也忙着将他热炒了一阵。如果用红人言之，季老先生成了一个当朝的大红人；
如果用明星言之，季老先生成了一颗学术大明星。一个人活着到地球村来一次，活到如此模样，也算是不虚一游了。
是什么因素使得季老先生如此走红呢？研究这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这样的问题，理应列入国家重点课题。就国家而言，季先生被人称为学界泰斗，国学大师，如果把造就大师、造就泰斗、造就当红学术明星的规律搞清楚，我们国家就可以培养更多的季羡林式的泰斗，培养更多的季羡林式的大师，培养更多的季羡林式的明星。这对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就个人而言，如果总结出大师成功、大师走红的奥秘，更多的有志于成为大师的准大师或潜在大师们，就可以更自觉地走上自我培育之路，就能更自觉地向着高入云端的大师的高峰攀登，就能更好更快地成为大师、成为泰斗级的人物，至少可以多走一些捷径，少走一些弯路。人当红了，好处是很多的，人成了大师，成了泰斗，好处就更多，且不说领导不时地会关照你出镜出场，而且还有可能为你提供大师工作室，更有可能你死了会有高层领导送花圈，这是多么令人羡慕的荣光啊！因此，如果这个课题做得好，于公于私，实在是意义非凡。
不过，由于我三个代表的伟大思想没有学好，也没有把和谐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的光辉理论学懂学透，我一点也想不明白他如此发红的原因。在我的记忆里，有两件与老先生有关的事给我印象深刻，报上曾经报导过。这两件事都不是走红的充足理由。
一件事是，他老人家支持了一个企业家（一说是他的一个学生）出版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著作的宏伟计划。这部巨著将由季老先生当主编，它将收罗中国古代全部典籍，这部煌煌巨著浩如烟海，其价格预定是68000元。不知道世界上有没有巨著的吉尼斯记录，如果有，季老先生主编的这部书一定可以创造新的记录。可惜，尽管主编这部书的伟大宏图电视台作了播送，尽管银行也投入了几十个亿的钱，但是，这个企业家后来卷走了几十亿元的钱,并从人间神秘地蒸发了。这本书并没有真正开始。季老先生主编的这部巨著至今仍然停留在电视报导的水平上。中国人为此损失了几十个亿（报导说是41亿），全国人民辛辛苦苦为这场骗局买了一次单，也让季老终于没有真正当一回68000元大书的主编。尽管主编没有真正当成，季老先生答应这个企业家主编这样的大书，等于是为骗子做了一回广告，当了一回工具，这也是对全国人民的一次忽悠。如果主编成功，红一下是自然的，应该的。但被骗上当只当了个虚拟主编，毕竟不能成为明星、成为走红的理由。
第二件事似乎也不能作为走红的理由。那就是他的高足、一个著名的教授向他致意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竟凝神息念、膝下一软、扑通一声地跪了下去，对着端坐着的季大师，又扑通扑通地叩了几个响头，在电视的转播下，让全国人民大饱了一次眼福，亲眼看到了二十一世纪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叩头是一个什么模样。虽然，教授叩头的样子美妙而动人，虽然，教授叩头的声音轻脆而动听，虽然，羡老先生端坐受礼时宠辱不惊，物我两忘，不过，毕竟叩头不能算是一种新生事物，更不能说成是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中国的叩头历史实在太悠久了，中国的叩头的人数实在太普遍了；毕竟这次叩头没有叩出与一百年前向老佛爷叩头有本质区别的先进性来。看来，这次叩头有点像是黄盖周瑜的现代版。一个愿叩，一个愿受。可惜，叩头是叩了，受叩也是受了。但这也不能成为季老先生走红的充分理由。
那么，又是什么因素使季老先生在垂垂之年，成为学界的明星和当红的巨匠呢？
是他的高龄吗？不是。高龄是一个重要因素，比如说，巴金老人中年的时候，只有被关牛棚、被批斗的命，能干事的时候不让干事，到了高龄不能干事的时候，却给你戴上了一个又一个大红的高帽子。甚至在巴老先生到了半明白、半不明白的时候，还一个劲地将种种光环套在他老人家的头上。因为他此时，再也不会提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要求了，也不能再写有点自由化思想的《随想录》了。不过，高龄的人很多，多数老人却不走红。并不高龄的学者同样成了大师，同样在走红。看来，要走红，高龄是一个重要条件，但不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
是他的国学吗？不是。他虽然被许多迷迷糊糊的中国人尊称为国学大师。其实，他没有研究过国学，也没有出版过国学著作。他对孔学似乎也没有多少深厚的感情。不然，当年打到孔老二、对孔夫子老家抄家、毁林、砸墓的时候，当热火朝天批林批孔的时候，他多少可以表示一点意见、一点痛苦。国学大师么，人们对国学大师的要求应该不一样。但是他没有，他也参加批林批孔，至少不反对。看来，他的国学大师的称号是别人硬给的，后来他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可见，提倡孔学，并不是他走红的原因。
是他的文革回忆录《牛棚杂记》吗？也不是，文革中的受难者实在太多了，叶剑英讲话说有1亿人受难。季老先生的受难也并不能算特别深重。即使像我这样的小知识份子也在文革中整了一次又一次，他的《杂记》写作得一般，并没有特别的经历，并没有特别的思想，也没有特别的美文。如果中国的宣传部门不要横下一道禁令，竖下一道禁令，这一类的《杂记》，可以出个成千上万种。我所看到的文革回忆，如《浩劫》，就比它要深刻得多，感人得多。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是什么使季先生成为当红的知识份子呢？
根据我的研究，我觉得是因为他比较和中央保持一致，特别是在运动后紧紧地与中央保持一致，这是他当红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有读者指出，“季羡林57年欢呼反右斗争取得辉煌胜利，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批邓，等等，中国各个历史转折关头的文章发言，大家自行查找吧。至于季羡林老人家在89年5月去广场鼓励学生坚持到底，而六月初又坚定支持镇/压反革/命暴/乱，反差过于强烈，建议大家不要太好奇。”（原文如此）看来，羡老先生是比较能与时俱进的。
略举一例。五十年前，中国先是搞了个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对于反右运动，他自己表示是衷心拥护的。他说，“这一场运动,同以前的运动一样,是针对知识份子的.我怀着根深蒂固的原罪感,衷心拥护这场运动。”如何拥护，老先生没有说，读者可以想像。接着搞起了大跃进。按照惯例，每年国庆节，季羡林都要写一篇文章向海外侨胞们报告祖国建设的成就并谈谈自己的感想。1958年他写的文章题目是《在大跃进中庆祝国庆》。文中写道：
　　‘我以前常用“祖国的建设简直是日新月异”这句话；但是在今年，这句话无论如何也不够了。如果允许我杜撰的话，我想改为“祖国建设简直是秒新分异”。当年领导认为一天等于二十年，季羡林用‘秒新分异’来形容。
当年，中国大地上，到处都在放着半是玩笑半是欺骗的玩笑，说最初在报纸上读到有人想亩产小麦千斤的时候，我的脑袋里也满是问号。然而不久亩产千斤的记录就出现了。不但出现了，而且像给风吹着一样，记录一天天升高。有的时候晚报上的最高记录，第二天早晨就被打破。有一些科学家也着了慌，他们用最高深的数学、物理和化学来证明，小麦亩产最高产量是三千斤；然而事实却打了他们一记耳光，记录一直升到七千多斤，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记录。现在有许多农民和科学家已作出计划，明年的产量不是以千斤计，而是以万斤计。’
　　‘稻子也是一样，早稻的最高记录已经达到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中稻竟达到四万三千多斤。有些人觉得这些数字简直是神话，他们有点半信半疑。信嘛，他们不能够想像，在那有限的一点点地方，这么多的稻子如何摆得下；疑嘛，他们又知道，中国报纸从来不说谎话。不管这些人怎么想，我可以告诉诸位侨胞：这些记录还只是牛刀小试，不用说明年，就是在今年，也还会有许多地方打破这一记录。至于最高记录究竟是多少，现在很难预言；我只希望侨胞们有一个思想准备，将来不至于过分吃惊。…’
可见，对于反右运动后的大跃进的大好形势，羡老先生是很保持一致的，是热烈欢呼的。而对于学术上的大跃进，他也是一个积极的歌颂者：
　　　“……我所在的东语系，在短短的二十几天以内，已经编出了汉朝词典、朝鲜外来语词典、华日词典、越汉词典、乌尔都汉语词典、印地汉语词典等等。这些词典，无论是从量的方面来看，还是从质的方面来看，都已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羡老先生当时已经是著名的学术权威，他充分肯定了学术大跃进的伟大成就，他的肯定表明，大跃进真的在量上还是在质上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几十年后，他老人家在回忆录里又一次说到大跃进。这时，他口气一转，似乎从来就不相信那些虚报的产量。对于学术的大跃进，对于他自己亲笔所写的学术大跃进“在量上和质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话，更是闭口不提，只字不提，仿佛那是别人写的，仿佛它根本就没有存在过。他在《我的心像一面镜子》中说到大跃进时说,“那时各地竞相弄虚作假,大放卫星,有人说,如果亩产几万斤,一亩地里光麦粒或稻谷就要铺得老厚,是完全不可信的。”他心安理得地批判起亩产几万斤是弄虚作假，是不可信的。在弄虚作假的大军中，有没有北大教授季老先生呢？令人遗憾的不是季老先生当年说了错话，而是一种毫无自我反思的心态，是永远表现出‘错误与我无关’的文过饰非的人生态度。有一次，他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杜甫有诗：“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我现在是“焉知五十载，躬亲扫陵墓”。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他到台湾参观胡适墓的时候的心情是什么呢？为什么不足为外人道？是对当年参加批判胡适的大合唱的愧疚，还是紧跟伟大领袖战略步骤的欣慰？或是别的什么，他语焉不详。他所缺乏的，正是巴金老人、周扬老?
那样解剖自己、正视自己的勇气。
在毛时代极左潮流中走曲折的路，说一些错误的话，人们是容易谅解的。但是，季老先生的曲意奉承却会引起人们的厌恶。季先生是与时俱进着，在新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2005年，小温看望病床上的季羡林与钱学森。小温向钱学森说了一大堆成就，听了听人鼓舞。钱学森静静地听着，没有为所说的大好形势加温，他深刻地指出：中国恢复高考快30年了，我们有世界上最多的教授，我们现今是世界第一个博士大国，为什么出不了世界顶尖的科学家？为什么诺贝尔奖总与我们无缘？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因为中国现今的大学越来越不像大学，我们的教育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没加引号，大意如此）。他还对中国的教育说，自己的成就与对艺术的爱好有关，艺术使自己思路开阔。现在流行的分数第一、偏科现象，不重视艺术教育，是不利于创造性人才的培育的。钱老说得多好啊，多肯切啊。中国需要的正是这样说真话实话的学者，而并不需要一个劲地唱颂歌的歌唱家。
然而，季先生却正是这样的歌唱家。当小温看望90多岁的季老先生的时候，先生说的是：“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身母亲，一个是精神母亲——伟大的D，并且要求将他的“两个母亲说”写进中小学教材，教育祖国的花朵。同样是年高的学者，一个是真诚地指出问题，一个则是与时俱进的紧跟，说着肉麻而于国无补的伟大的空话。季老先生如此紧跟，如此费心，D自然是非常喜欢的，这样的人不走红，让谁走红呢？小平同志有一个伟大的思想：“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果不其然，他老人家让0。4%的高干子弟们占有了全国70%的财富，比美国人5% 的人占有全国60%的财富更胜一筹。中国在财富的集中性中第一次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超过了老美。同样地，我们也要让一部份人先红起来。季老先生就是先富先红的兼富兼红的新型知识份子的代表。论财富，他老人家虽然以前比较清贫，这几年也积累了14件珍贵文物，其价值不是一个小数，以至尸骨未寒，就纷争蜂起。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他已经是个垂垂老人，短短三十年间能挣上如此家业，是很不容易的。而他在这短短的一二十年中，也由一个普通的教授变成了“大师”、“泰斗”、“国宝”，真正是实现了大跃进、三级跳了。
作为一个垂垂老人，他本来早就应该安心养老。但是，直到离开这个世界前不久，不惜以老迈之躯，大唱颂歌。2008年，他又一次热情地欧歌这个伟大的时代，他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好，经济发展，政通人和，当下最重要的是人的内心和谐。”也许，季老先生又富又荣又贵，内心又和谐，因此，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就如贾府上的老祖宗、老爷、太太、小姐们，一点也不知道世道的艰难，一点也不知道柴米之贵。他那里知道，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工作、没有劳保的4000万无地农民的生活有多么艰难？季老先生还为当局提出了大兴孔学、促进和谐的好建议，还主张将孔学推广到世界。他说，“孔子是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礼物，希望全世界能好好接受我们这个和谐的概念，那么，我们这个地球村就可以安静许多。”你看，季老先生为中国和谐还不够，还要在全世界提供尊孔，还要将和谐发展观推向世界。可惜，尽管孔子和谐论提了2000年，孔?
先生还是莫名其妙地杀了少正卯，留下了不和谐的一笔。现代版的和谐论也提出多年，不过，云南的未成年的学生们仍然被有权者们奸淫，湖北一个小小开发办的干部仍然因为玉娇而命丧黄泉，通钢几万产业工人仍然痛打了要让所有工人下岗的前来兼并的总经理，全国每年十万起群体事件还是此起彼伏。如果五四先辈们如鲁迅陈独秀听到季老先生尊孔的理论，也许会为当年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而羞愧万分。可惜季老先生尊孔提得晚了，不然，当年的五四运动就不会发生了。
有一年的8月6日，小温为季羡林先生庆寿，称季先生“代表了中国知识份子的精神和良知”。有些读者也居然写道，季先生的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季先生是一个学者，也有较大专业成就，是一个普通的知识份子。他有值得令人尊敬的地方。但是，作为“大师”、“泰斗”、“国宝”，实在是言过其实；说他“代表了一个时代”，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说他 “代表了中国知识份子的精神和良知”，也与他一生的行为相悖，真点莫名其妙。他只是一个紧跟潮流、（无论错误与否）紧跟时代口号的可怜的知识份子。代表时代精神和良知的人，只能属于那些对社会对时代有批判精神的人，属于那些真正站在历史前进的方向、关心国家命运、人民疾苦的人。而季先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也是不敢、不能做到这一点的。透过季先生暮年的好运，听着季先生所唱的一支又一支歌功颂德之歌，听着控制着的舆论对他唱的一支又一支小夜曲，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独立思考精神的贫乏，折射出中国社会理性精神的贫乏。许许多多根本不知道季先生的人，也跟着别人大师大师地乱嚷，为什么不做一个脑子清醒的国民呢？
综上所述，季先生的走红，主要地不在学问，不在年高，不在他那本肤浅的《回忆录》，而在于他的紧跟形势，“与时俱进”。如此而已，岂有他哉？我相信，我认真总结的这条规律，如果推而广之，被千百万中国知识份子所掌握，所应用，中国一定可以涌现千百个大师，千百个泰斗。这个理论，已经被另外一些大师、一些向大师高峰攀登着的准大师们的命运所证实。如果不信，我们拭目以待。那些有志于充当大师的人们，请一定好好学习本文。如果你们真正当成了大师，请不要忘记阅读本研究所获得的心灵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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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看看古代的“大师”，远的不说，象清朝的戴震、钱大昕，更早一点的顾炎武，那才是真正的“大师”。到民国初年、清朝末年，有孙诒让、周里德等；再下来，章太炎（章炳麟），还有康有为，这些都是“大师”，那是真正的“大师”，是大家公认的。这些人跟政府的关系，都可以说并不是完全一面倒的，有时候支持政府，有时候反对政府，能说出话来，都是独立的、独立发言的，在社会上是非常有重量的。
再后一代，象胡适，也变成“大师”了，也是负国家重望，说出每一句话来，都受到重视。他批评政府也很严格，从大陆一直到台湾，都是如此。蒋介石一方面非常讨厌他，一方面又非常尊重他，不敢动他的手。
所以过去的“大师”至少可以发挥中国学术界对政府一种监督的力量，或者说是一种批判的力量。正因为这种监督和批判力量，才长久地获得学术界的尊敬。而学术界也因为有这样的“大师”，也慢慢地得到一种应有的地位。
这个地位本来有它的尊严，学术界不是给政府歌功颂德的“歌德派”。一变成“歌德派”，学术界的人就马上看不起你。所以在过去，“歌德派”的人，绝不会成为“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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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多月前，汶川大地震震动中国：山崩地裂，江河痉挛，物毁人亡。一个多月来，中国抗震救灾震撼世界：全民奋战，众志成城，自强不息。　　汶川作证：气壮山河的抗震救灾实践，砥砺了五千年不屈不挠的炎黄子孙的铮铮铁骨，熔铸了中华民族惊天动地的抗震救灾精神，锻造了伟大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不朽丰碑！　　党中央、国务院近日召开的省区市和中央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强调，要大力弘扬抗震救灾的伟大精神。弘扬抗震救灾精神，对于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抗震救灾精神的丰富内涵DD以人为本、生命至上，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科学理性、开放透明的抗震救灾精神，是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伟大标识　　中华文明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与天灾人祸的抗争史。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遭遇过多次大的自然灾害。从1966年的邢台抗震救灾到1976年唐山抗震救灾，从1987年大兴安岭扑救森林大火到1998年三江抗洪抢险，从2003年抗击“非典”到今年初迎战冰雪，一次次自然灾难的严峻考验，一场场人间真情的集中倾注，凝结了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奠定了我们今天战胜特大地震灾害的意志力基石。　　围绕汶川特大地震展开的这场气壮山河的救灾实践，喷吐出无比炽热的人间大爱，迸发出世所罕见的民族真情，映照出举世瞩目的中国力量，诠释出新时期中华民族抗震救灾精神的丰富内涵。　　以人为本，生命至上。“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当灾难突然降临，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紧急号令，主题只有一个：“第一位是救人”，“救人是重中之重”，“一线希望，百倍努力”！旋即，国之重器，云集灾区；国之精锐，拯救斯民。截至6月13日，各路救援大军累计解救和转移1403671人，各级政府投入抗震救灾资金537.61亿元，接收国内外各界捐赠款物455.78亿元,调运救灾帐篷105.15万顶，调运过渡安置房24.51万套。以人为本，是抗震救灾精神的“内核”。抗震救灾的一切力量，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行动。从拯救生命到伤员医治、群众安置、灾区重建，党和政府一系列有效措施，始终彰显着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核心主题，凸显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鲜明的实践特色。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就是力量。这是中国人民战胜各种灾难的坚强信念。危难面前，各部门密切协调配合，各省份对口支援，社会各界自发动员，各项爱心捐助活动有序进行……全国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一起，显示出空前的团结，再现了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动人场景。一句“我们都是汶川人”，正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动写照。山崩地裂，撼不动党和人民的团结一心；桥断路毁，挡不住全国人民的同舟共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举全国之力，支援抗震救灾，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不畏艰险，百折不挠。长期形成的奋不顾身、一往无前，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屈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抗震救灾中再次得到了集中弘扬。当灾难发生时，党员干部舍小家为大家，组织群众自救互救；人民教师为了学生的安危，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白衣战士冒着余震的危险，救死扶伤；灾区群众强忍失去亲人和家园的悲痛，积极投身抗震救灾。人民解放军、武警官兵更是舍生忘死、冲锋在前，不怕疲劳、连续作战，成为抗震救灾的突击队和主力军。中华儿女展现的英勇奋战、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总在最关键时刻、最需要的地方闪耀。　　科学理性，开放透明。运用现代手段，统筹协调、临危不乱，显示出良好的法治与科学精神。在救灾中，启动了一级救灾应急机制，国家力量按预案投送，一切行动按《防震减灾法》和《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等进行。抗震救灾充分运用了科技手段和现代化设备，为赢得救人时间、提高救灾效率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救援人员参与救灾的行动在抗震前线展开,一批批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一批批国际爱心捐款源源不断送抵灾区。同时，党和政府开诚布公，信息公开透明，确立了国民之间互相信任、理解与尊重。震情实时更新的“全国直播”，随着电波和网络迅速传播，抚平了公众的不安，凝聚起坚定沉着的力量，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开放自信的中国。　　在这场斗争中，中华民族又经受住了一场严峻的考验。抗震救灾的伟大精神，是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伟大标识，是一本博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教科书，也是党和国家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抗震救灾精神的深邃实质DD在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融合中实现新时期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高度统一，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精神的内在魅力　　抗震救灾精神多方面内涵聚拢起来，其深邃的实质在于鲜明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两种科学精神的完美结合，彰显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精神的内在魅力。　　抗震救灾精神DD凸显了民族精神的延伸与升华。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为大多数成员认同与接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及道德规范，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传统、思想情感等的综合反映。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深深植根于祖国优秀文化传统中，成为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和强大的精神动力，积淀为中华民族之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是革命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突出反映；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是和平建设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崭新表现。这次抗震救灾，大大强化和提升了我们民族的精神品格。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中华民族所具有的自强不息精神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和最精彩的阐释。凭着这种精神，多难兴邦才能成为现实。　　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文化，五千年沧海桑田的历史，始终坚守着、积存着、传承着一种百折不挠、奋发进取的民族精神，始终体现着、印证着、弘扬着一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始终贯穿着一根压不弯的民族脊梁。这种气概、精神与能力，越在大灾大难面前，越能得到充分的彰显与升华。愈挫愈勇，愈摧愈坚，不断从民族精神中汲取力量，又不断赋予民族精神新的内涵。这次抗震救灾斗争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世人由此看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振和焕发、延伸和升华。　　抗震救灾精神DD表征着时代精神的凝结与精华。时代精神是一个社会在最新的创造性实践中激发出来的，引领时代进步潮流、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与接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是一个社会最新精神风貌与社会时尚的综合体现。改革创新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也是时代精神的核心。围绕改革创新这个核心，时代精神有着全面的多维表现，其特征是与时俱进，其本质是以人为本，其要求是确立开放意识与世界理念、自主意识与民主觉悟、竞争意识与效率追求、法制意识与和谐取向，等等。凭借这种时代精神，中国人民创造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不仅奠定了抗震救灾的物质基础，而且有效提升了公民意识、国民素质、人文精神，铸造了全新的民族道德。抗震救灾体现的人文关怀，既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又反映了尊重生命价值、尊重人格尊严的普世价值，张扬了人性与博爱的力量。抗震救灾催生的志愿者精神，不仅给受灾的人民群众带来了莫大希望，而且有助于提升公民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水准，促进社会更加和谐文明。在严酷灾害中人民群众所表现出的团结互助、勇于承担的公民精神，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且是现代国家生存发展的道德基础。抗震救灾还彰显了中华民族开放包容、交流合作的时代风范，显示了一个正在复兴的国家的博大胸怀与高度自信。　　抗震救灾精神DD在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融合中实现了新时期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高度统一。民族精神是思想基础，着重于对历史的科学传承；时代精神是思想导引，着重于对未来的努力开拓。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有机融合，共同构成当代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与精神动力的核心内容，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精神的具体彰显。以此为前提，实现了中华大地上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高度统一。在当代中国，我们的共同理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所举的旗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我们所走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三位一体，在执政的共产党领导下有机结合，使民族精神核心的爱国主义有了更加坚实的集体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根基。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大力弘扬，展示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宽广的世界眼光和敏锐的时代意识，表征着中华民族正以全新姿态走向全球化，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适应人类文明大趋势的根本希望所在。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与行相统一的过程。抗震救灾行动所展现的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空洞的口号，它承载着全国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的深情厚谊，承载着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理想，凝聚着排山倒海、一往无前的巨大力量。作为伟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有机融合的抗震救灾精神，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物资集结调运、空中投送中，从天安门广场和在祖国大地上空回荡的“加油，四川!”“加油，中国！”的呐喊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爱祖国与爱人民的高度统一、革命英雄主义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高度统一,感受到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人民军队好、人民群众好、伟大祖国好的时代主旋律。　　抗震救灾精神的时代价值DD抗震救灾精神具有凝聚力、创造力、文化力，是应对挑战、迎接考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　　恩格斯曾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这种补偿，从即时性看，在于国人当前的奋力抗争，尽量减少灾难的物质损失；从长远性看，在于科学提升抗争的精神价值，将战胜劫难的智慧与勇气，融入文明演进的历史长河。　　救灾实践所锻造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相统一的抗震救灾精神，宛如一座不朽的丰碑，弥久愈坚，将永远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成为我们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柱。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要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前进道路并不平坦，不仅会有急流险滩、风暴雷霆，还会有各种阻力、干扰，充满着曲折与艰辛、风险与挑战。因此，从现实性上说，抗震救灾精神是我们自强不息、应对挑战、迎接考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　　抗震救灾精神是凝聚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切民族都有自己的凝聚力，失去凝聚力的民族必然会走向没落与衰亡。当国家、民族处于多事之秋，灾难常常会异乎寻常地激起人们奋发图强的气概，产生巨大的凝聚力，战胜困难，夺取胜利，促进国家更加强盛。汶川抗震救灾的实践，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在地震灾害面前，党心顺、军心振、民心齐、力量聚，海内外各种社会力量有效整合，大家自觉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得到了空前的高涨。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必须大力发扬抗震精神所展示的民族凝聚力，坚定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人心，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努力完成各种急难险重任务，为搞好灾区重建工作，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而努力奋斗。　　抗震救灾精神是创造力。巨大的凝聚力在实践中必然生发出无穷的创造力。创新是民族前进和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汶川大地震唤起了人们对32年前唐山大地震的痛苦记忆。经其后30年的改革开放，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抗震救灾创新了中国社会的信息传播方式、应急管理方式和灾难救助方式等。可以说，这次救灾过程中呈现的新理念、新实践、新突破，正是对30年改革开放的一次特殊检阅。信息的公开透明、公民精神的成长壮大，深深刻下了30年民主法治建设、社会文明进步的烙印。抗震救灾精神的弘扬，创造力的发挥，将更加坚定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搞好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　　抗震救灾精神是文化力。“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毫无疑问，灾难之中，以人为本治国理念的深植，国家政治文明的演进，民族内在精神的重塑，公民责任意识的增强，必然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精神，升华为一种文化力量，激发出一种制度动力，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精神积淀，成为中华民族的强大“软实力”。努力弘扬抗震救灾精神，将会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自觉增强全国人民的忧患意识、大局意识、使命意识，时刻想到有困难要克服，有大山要攀登，有对手要竞争，有宏图大略要实现，始终保持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抗震救灾已经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今后的任务更艰巨、更繁重。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抗震救灾的伟大精神，使之转化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重建家园的坚定意志，转化为办好奥运、建设祖国的实际行动，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强大力量，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信心百倍地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
（责任编辑：杨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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