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鉴赏&（一）（原创）【详见《高考古诗词鉴赏与应试指导》暨南大学出版社】
第一讲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概说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艺术底蕴深厚，源远流长。作者如云，名家辈出，有如群星灿烂，闪耀天际。历代诗人他们靠自己的智慧、才干和辛勤劳作，不断求索创新，把诗歌艺术发展到了极高的水平。时至今日，这些诗歌作品仍然以其真挚的情感、深刻的思想、丰富的内容和精美独特的艺术形式，展示着辉煌的艺术之光。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体制可分为“风、雅、颂”，表现手法可概括为“赋、比、兴”。《诗经》语言精美，韵律和谐；结构独特，句式多变；刻画人物，形象鲜明；描写景物，美妙动人。可谓风格多样，五彩纷呈，朴拙华丽、悲凉哀婉、清新刚健融于一体。如《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此诗韵律简洁，一唱三叹，读起来像军歌一样铿锵有力，充满着昂扬的爱国精神和无畏的英雄情怀。再如《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人巧妙地利用芦苇、霜露、秋水等景物渲染出一种清幽凄迷的气氛，以此来烘托所思不见的怅惘心情。《邶风·静女》则以赋的形式将青年男女约会时的情景，描写的天真风趣而又情意缠绵，人物开朗的性格、深厚的情感、欢愉的心绪借助直白浅易的语言表现得酣畅淋漓，全诗充满了浓郁自然的生活情趣，体现了朴实真纯的民间恋歌的风韵。《诗经》反映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传统的光辉起点。
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之间，楚国百姓每当祭祀必唱祭神之歌。大诗人屈原在这些民间歌谣的基础上创造了“楚辞”这一新形式的歌谣，开辟了中国诗歌浪漫主义的先河，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诗学革命。
楚辞的句式参差错落，多带“兮”字，宜于自由地抒发不同的情感，适于表现更为复杂的内容。楚辞均是“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的作品，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屈原在流放期间，写了许多忧国忧民的诗篇，在他的笔下，愤怒、忧愁、期冀、悲哀，交织成“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的血泪诗章。充满爱国激情和忧愤情结的自传体抒情长诗《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说：“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奇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然其影响於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后人以“风骚”并称，可见其影响之巨。
汉代乐府诗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从不同层面，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表达了人民群众真挚朴素的思想情感。乐府诗选材典型，叙事生动，形象鲜明，是汉代诗歌中的瑰宝。汉乐府民歌中，最为著名的作品是反映婚姻爱情与家庭矛盾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乐府诗上承《诗经》，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如《十五从军征》，此诗写的是一个服役65年，又幸得生还的老兵所面临的家破人亡的悲剧：少小离家，转战沙场，当他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时，看到的却是荒坟累累，野草丛丛¼¼一切空空，无人共话凄凉。“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多少血泪的控诉，多少生活的辛酸，都凝结在老兵那默然怅惘的身影之中。全诗通过老兵的自述，从一个侧面揭露了战争与兵役的罪恶。再如《东门行》——“出东门，不顾归；未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铺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此诗写的是一个普通百姓因家庭生活濒临绝境，铤而走险、奋起抗争的真实故事。
汉乐府诗独具风貌，以五言、杂言为主，形式灵活多样，比喻生动，想象丰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兵祸不息，徭役不断，农桑难治，天灾频繁，夫妻离散，亲人远隔。诗人们自然要低吟咏叹、唏嘘感慨。于是在汉代民歌的基础上，一群无名的诗人给我们留下了五言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
造诣极高，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称其为“五言之冠冕”，它代表了汉代五言抒情诗艺术的最高峰。“古诗十九首”擅长用简洁生动的语言表达蕴藉深挚的情思，具有平淡隽永的风韵和清新自然的特色。尤其是那些写相思离情的作品，言短情长，更是难以超越。
“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王粲、陈琳、刘桢、徐干、阮瑀、应瑒）以及女诗人蔡琰的诗作及时地反映了汉末“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他们的作品关注民生，充满激情，缘事而发，慷慨悲凉，被后人誉为“建安风骨”。曹操是建安文学的新局面的开创者，他在戎马倥偬中创作了许多诗歌，表现出一位政治家博大的胸襟和远见。《蒿里行》格调沉郁，大悲大痛。《苦寒行》直抒胸臆、古拙悲凉。《短歌行》高亢悲壮，大有风云之气，于洒脱中透出深重的忧心，于放纵中见出明睿的理性。《观沧海》则是借助波涛浩淼的壮丽海景，展示出盖世英雄心中的那股叱咤风云、吞吐宇宙的豪迈气概。
晋代诗歌以“太康”诗人三张（华、载、协）二陆（机、云）两潘（岳、尼）一左（思）为代表。然而他们的作品普遍存在着重形式轻内容的倾向。真正改变晋诗面貌的当属杰出的田园诗人陶渊明，其《归田园居》等作品，语言朴素，冲淡自然，充满了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和对污浊社会现实的憎恶，给人以含蓄隽永的美感享受。
南北朝时期，山水诗的创作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其代表作家是大谢（灵运）小谢（眺），大谢以描摹细腻见长，小谢则更得山水之佳趣。南北朝乐府民歌所取得的成就并不亚于文人诗作，南朝乐府诗几乎全都是情歌，北朝乐府诗的题材则颇为广泛。其中佳作有《折杨柳歌辞》《陇头歌辞》以及《木兰诗》《敕勒歌》等。大体而言，南方乐府柔靡婉丽，北方乐府刚健雄浑。
齐永明年间，汉字“四声”的确立和“四声八病”之说，使中国古代诗歌走上了重要的过渡阶段，从而逐步形成了诗歌的音律与对偶形式相结合的新诗体。“永明体”开中国格律诗之先河——自此，比较自由的“古体诗”完成了向格律严整的“近体诗”的蜕变。
由隋入唐，中国传统诗歌进入了黄金时代。唐诗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它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历千年而不朽。唐诗又是我国古代诗歌艺术宝库中的一串明珠，它如星耀河汉，玉润灵山，历百代而璀璨。
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各自的诗作推动了唐诗的发展。王绩凭清新朴素的风格成为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先驱。陈子昂在诗歌理论上颇有建树。《感遇组诗》是其“诗应该有所寄托”这一主张的积极实践，《登幽州台歌》堪称上乘之作：“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此诗抒写不遇的悲怆，自信、抱负蕴含其中，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的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孤篇横绝”，此诗写月夜春江的明丽纯美，融入浓烈的情思和深刻的哲理，诗人将深邃美丽的意象隐匿在空灵迷茫的氛围之中，从而创造出一种情、理、景水乳交融的幽美而邈远的意境。自此，人们有了一个范本，它足可以证明：齐梁以来开始酝酿到初唐接近完成的新的格律，南方民歌色彩的风调，七言诗分组转韵以成长篇的技巧，这三者可以融合的极其完美。
盛唐时期，乐府、歌行、律诗、绝句，各体齐备。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相辅传扬。边塞、山水田园诗派各呈异彩。高适的边塞诗，诗风趋于慷慨雄壮，《燕歌行》《别董大》是其代表作。“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别董大》其一）——拜读这一卓绝的诗作，自然心有灵犀：落日黄云，大野茫茫，北风呼啸，霰雪纷纷，唯见遥空断雁，似闻山巅水涯壮士长吟。这能为志士壮行，能为游子拭泪的临别赠语，自是心中郁积喷薄而出。诗人这才得以铸造成冰清玉洁、醇厚动人的豪放诗情。岑参的边塞诗则更善于描绘边塞风光，代表作有《白马歌送武判官归京》等。孟浩然在徜徉山水中寻找自己的乐趣，是唐代少有的以布衣终老的一位诗人，他擅长五言诗，《过故人庄》是中国古代田园诗中最动人的杰作之一，其笔墨素淡、绕有情趣，自然欢悦中流露出与田家亲密无间的友谊。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常能把人引入秀丽明净而又大气磅礴的艺术境界之中，王维的代表作有《山居秋暝》《送元二使安西》等。盛唐诗人传诵千古的佳作还有王昌龄的《出塞》《从军行》、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崔颢的《黄鹤楼》等。
最能代表盛唐诗歌最高成就的，应首推李白、杜甫。
李白兼采“屈、庄”之精华、融汇“儒、仙、侠”之精神，进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诗风。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怀才不遇的苦闷情怀，放浪形骸的豪纵生活，雄奇壮丽的名山大川，这一切都在他的诗作中得以展现。《蜀道难》《将进酒》《行路难》《早发白帝城》《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佳作，或神奇瑰丽，或清新自然，人间万象与“自我观照”融为一体。诗人用豪迈、热烈而又夸张的语言，凭借美丽的神话传说和超乎寻常的大胆幻想，创造出一系列精美的艺术珍品，抒写了由现实所激发出来的美好的理想和愿望以及强烈的爱憎，从而使他的作品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典范和代表。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这首诗境界壮阔、气概豪放、语言高华、自然明朗。破空而来的发端，形象地展示出作者郁结之深、忧愤之烈、心绪之乱，不可遏抑。转笔撇开烦忧，放眼万里秋空，思想感情瞬息万变，从“酣高楼”的豪兴到“揽明月”的壮举，直起直落，大开大阖，没有任何承转过渡的痕迹。作者借助这种起落无端、断续无迹的艺术结构抒发了忧愤苦闷中显现的“心境契合”的豪情逸兴。
问余何意栖碧山，
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
别有天地非人间。
（《山中问答》）
这是一首诗意淡远的七言古绝，首句起的突兀，后句接得迷离，第二联写碧山之景，其实也是首句“何意栖碧山”的答案，这种“不答”而答、似断实连的结构，增加了诗的无穷韵味。
凤凰台上凤凰游，
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
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
一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
长安不见使人愁。
（《登金陵凤凰台》）　
诗人没有让自己的思想感情沉浸在对历史的凭吊之中，他把目光投向大自然，投向不尽的江水——“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这气象壮丽、潇洒天成的千古名句，尽情地抒发了忧国伤时、惟有山川永恒的高远情怀。
杜甫像海洋容纳百川一样全面继承了前代诗歌的艺术成就，他凭借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以“诗歌”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唐代封建社会由极盛走向极衰这一历史转折过程中的种种社会现象。“穷年忧黎元”是杜甫诗歌创作的主体精神，对现实郁积的太多的愤懑和不满，凝聚成深沉而悲壮的叹息，进而形成了沉郁顿挫的现实主义的独特风格。杜甫最伟大的贡献，是使中国古代诗歌从来没有这样深入的走向人民，走向现实生活。他把许多富有社会意义的重大主题，带进了诗歌领域，使政治性和艺术性达到空前的高度完美的统一。杜甫最著名的作品有《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羌村三首》“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秋兴八首》等等。
剑外忽传收蓟北，
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首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
便下襄阳向洛阳。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这首诗每一句都抒发出惊喜之情，每一个音节都飞转着轻快的旋律。万斛泉源，奔涌直泻。首联如春雷乍响，喜极而悲；颔联以转作承，喜气洋洋；颈联写放歌纵酒、狂态狂想；尾联展示想象，描绘实境，惊喜的感情洪流象洪峰迭起之后又卷起连天狂潮。此诗曲折尽情，一气流注，堪称杜诗中“生平第一首快诗”。
李白、杜甫凭自己精美绝伦的诗作分别赢得了“诗仙”、“诗圣”的美誉，他们的诗作代表了盛唐和中国传统诗歌的最高成就。
唐德宗贞元到唐宪宗元和年间（785－820），唐代诗歌又掀起了第二次创作高潮，名家荟萃，各显风采，流派众多，竞相创新。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运动”，造就了中唐最大的一个诗歌流派。白居易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他掀开了长篇叙事诗的新的一页，《长恨歌》《琵琶行》是其代表作；二是他倡导了新乐府运动。中唐的另一诗派是“韩孟诗派”，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奇崛险怪、横放杰出。韩愈以散文句法入诗，扩大了诗歌的表现领域。其诗作偏重议论，时露诙谐，比较广阔地反映了社会生活。韩诗的代表作有《山石》《听颖师弹琴》等。“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风扬……”（《听颖师弹琴》），此诗写颖师琴艺的高妙，琴声时而婉转缠绵，柔和细碎，象青年男女低声细语。时而激昂高亢，金戈铁马，象勇士奔赴沙场。这些贴切的比喻，使诉诸听觉的琴音，转化成了具体鲜明的艺术形象。孟郊是以苦吟著名的诗人，他追求苦思锤炼，奇险新绝。他的《洛桥晚望》是写景名篇：“天津桥下冰初结，洛阳陌上人行绝。榆柳萧疏楼阁闲，月明直见嵩山雪。”此诗一句一景，末句写出了“明月照积雪”的壮丽景象，与前三句森冷、萧瑟之景形成强烈对照。此诗构思奇险，匠心独运：写冰初结，为积雪张本；写行人绝，为气氛铺陈；写榆柳萧疏乃为远望创设条件。天空与山峦、月华与雪光交相辉映，开拓出一个清新淡远、美妙迷人的新境界，从而展示出了诗人高远的襟怀。
这一时期，风格迥异的诗人、诗作数不胜数。李贺诗风激越凄戾，素有“骚之苗裔”之称，其代表作有《雁门太守行》《梦天》《南园》《金铜仙人辞汉歌》《老夫采玉歌》等。柳宗元的诗风清朗疏淡、用功精细，代表作有《田家》《江雪》《渔翁》等。刘禹锡善于向民歌学习，其作品有民歌清新爽朗的情调、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悠扬婉转的音节，又比民歌更为精致、细腻、华美，是文人诗和民歌相结合的典范。如代表作《竹枝词》（其一）：“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此诗写的是一位沉浸在初恋中的少女的情思，诗人运用民间情歌中常用的谐音双关手法，表现了少女对情郎既迷恋又猜疑不定的复杂微妙的心理。语言清浅，诗意浓郁。刘禹锡素以咏史著称，《金陵五题》《西塞山怀古》等作品颇为世人传诵。《西塞山怀古》借古讽今，深刻的思想暗寓其中，“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这一吊古伤今的名句，借人事兴废，险不足恃，突出了反对割据分裂，渴望江山统一的主题。《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则是酬赠诗中的杰作，诗情起伏跌宕，沉郁中见豪放，第三联“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极富哲理。诗人以沉舟病树自喻，颇有惆怅感伤之意，但却在自然界的平凡现象中，寓示着“新事物终究要代替旧事物”的深刻哲理。
晚唐之时，王室衰微，农民起义，军阀割据。时代的衰落使唐诗如夕阳残照。晚唐初期的诗歌在忧时伤乱之中，流露出浓厚的感伤气息。这种倾向，到了唐末表现得更加严重。唯有杜牧、李商隐的诗作为唐诗增光添彩。杜牧的诗，风格豪爽俊逸，自成一家。他擅长七律和长篇五古，而以七绝成就最高。杜牧的咏史诗借古讽今，针砭时弊，议论独到，隽永蕴藉。《过华清宫》在鲜明对比中，揭露了唐玄宗的荒唐昏聩以及贵妃的恃宠而骄。《赤壁》从小处落墨，小中见大，由埋在江边的一柄“断戟”，联想到赤壁之战。“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作者不以成败论英雄，他说周瑜仰仗东风而破曹，意在从史论角度阐发新见的同时，慨叹时机和际遇对于人生命运的重要，借此抒发自己空有抱负才能却没有机会施展的愤懑不平。《江南春》写出了江南春色的朦胧之美，寄寓了作者对南朝统治者崇信佛教、大兴佛寺的感慨。《山行》则写出了秋色的绚烂迷人，诗中的山路、人家、白云、红枫构成了一幅和谐统一的秋山旅行图。李商隐则以七律见长，他的诗作迷离恍惚、意象朦胧，《无题》诗足以代表他瑰奇深曲的风格，
当唐诗经历着阶段性发展变化的同时，一种新的诗体又在孕育。词的产生，可追溯到隋唐之际，晚唐五代时已成为与“诗”并行的新诗体。晚唐温庭筠的词作笔调曲折、辞藻华丽。韦庄词作的风格则较为清新疏淡。南唐后主李煜的词在艺术上造诣颇高，降宋以后的作品，脱去了游乐淫靡的宫廷生活气息，国破家亡的感慨和个人悲惨遭遇之隐痛充盈期间。其代表作有《虞美人》（春花秋月）、《浪淘沙》（帘外雨潺潺）、《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等等。
李煜之后，词至宋代达到高度繁荣的全新阶段，成为标志着一个时代特色的文学样式。
北宋前期词坛领袖当是晏殊、欧阳修，二人延续五代词风并加以发展，拉开了宋词繁荣的序幕。晏殊因为集有一部开宋词风气之先的《珠玉词》而被后人誉为“北宋倚声家初祖”。他的代表作《浣溪沙》（一曲新词）是最有典型意义的艺术精品。欧阳修的《采桑子》《踏莎行》（候馆梅残）《生查子》（去年元夜时）等作品都是传世佳作。同时作家张先的《丛花令》（伤高怀远）、宋祁的《玉楼春》（东城渐觉）、小晏的《临江仙》（梦后楼台）亦为传世名篇。范仲淹以边塞风光入词，成为“言志”一派的先驱，《渔家傲·秋思》是其代表作——“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苍凉的塞下风光，白发苍苍的戍边将军和背井离乡的士兵，这一切都加深了逸怀浩气和壮志未酬的感慨。柳永善于广泛吸取民间新声的优点，善于铺叙，不避俚俗，借景抒情，极大地开拓了词的表现空间。其代表作有《雨霖铃》（寒蝉凄切）《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等。北宋中叶，词的创作又进入新的境界。苏轼以极高的艺术才华成为词坛大家，他“以诗为词”的思想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①内容、题材的扩大；②主体意识的强化；③意境风格的创新；④形式、音律的突破。苏轼的非凡成就，在于开创了豪放词风，扭转了“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给词的发展开辟了高远广阔的新天地。其代表作有《江城子》（十年生死）《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浣溪沙》（簌簌衣巾）《定风波》（莫听穿林）《念奴娇·赤壁怀古》《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蝶恋花》（花退残红）等等。北宋末期，出现了以周邦彦为代表的“格律词派”，远继“花间”，近承柳秦，下启南宋。周作格律严整，风格典雅，其代表作有《瑞龙吟》（章台路）《满庭芳》（凤老莺雏）等。
南宋初年，首屈一指的词作家当为开创“易安体”的女词人李清照，其词作清新雅洁，充满生活情趣。她早期的作品，多写对爱情的追求和对自然的喜爱以及闺中女子淡淡的哀愁。她感月吟风，伤离惜别，过雁征鸿能引动心事，春花秋月会惹起相思，在我国上层封建士大夫家庭出身的女性中，再没有谁能像她那样在作品中热烈而大胆地歌唱爱情了。“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地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一剪梅）。这首抒情小令，集中抒发了作者对丈夫的深笃爱情，吐露了夫妇各居一方的相思之苦。本词将相思的主观情感融于秋天这一特定的自然景物的描写之中，潜流着牵动人心的绵绵情思，语淡情深，言有尽而意无穷。李清照这样热烈地表露和歌唱爱情，主观上不可能意识到这是对封建礼教的冲击，但在客观上却具有反对封建礼教束缚的社会意义。南渡后，国破家亡的浓愁重恨，常常积于笔端，其代表作有《永遇乐》（落日融金）《声声慢》（寻寻觅觅）等等。
两宋之交的词人还有叶梦得、朱敦儒、岳飞等。他们有的是南渡雅士，有的是抗金名将，其作品大多抒写亡国之恨与抗敌之志，词风亦多沉雄悲壮。其中名作有朱敦儒的《相见欢》（金陵城上）、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等。他们的作品直接影响了以辛弃疾为代表的南宋中叶词坛之爱国精神和豪放风格。辛弃疾堪称词坛之巨擘，他发展了苏轼豪放一派。代表作有《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青玉案·元夕》《清平乐》（茅檐低小）《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鹧鸪天》（壮岁旌旗）《破阵子·为陈同父赋壮语以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等。与辛弃疾同时的词作家陆游、张孝祥以及辛派词人陈亮、戴复古、刘克庄、刘辰翁、文天祥等人，也写下了大量爱国词章，抒发了他们的豪情壮志。其中名篇有陆游的《诉衷情》（当年万里）、张孝祥的《六州歌头》（长怀望断）、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当然，这些作家也留下了一些其他题材的佳作名篇，如陆游的《钗头凤》（红酥手）《卜算子》（驿外断桥边）、张孝祥的《念奴娇》（洞庭青草）等。南宋后期，词风流于粗野。于是，以姜夔为代表的“骚雅词”乘势兴起。他们继承周邦彦之词风，以清雅之笔抒发主观情调，清空、绵密、婉曲，使“婉约”词的写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姜夔的主要作品有《点绛唇》（燕雁无心）《踏莎行》（燕燕轻盈）《扬州慢》（淮左名都）等。
北宋初年，有效法白居易浅近诗风的“白体”派，成就最高者为王禹偁，《村行》《畲田调》诸诗是其代表作。北宋中期的诗文革新运动，给诗坛带来了勃勃生机和繁荣景象。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王安石、苏轼等人的创作奠定了宋诗的基本风格。欧阳修诗作境界开阔，题材多样，清旷婉丽，代表作有《晚泊岳阳》《戏答元珍》等。梅尧臣诗作清远恬淡，代表作有《鲁山山行》《汝坟贫女》等。王安石在诗歌上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他的文章，他的那些反映现实的作品，提出了很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像《感事》《兼并》和《省兵》等篇就是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描写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他的七古名篇大多能发表精辟的议论而无枯燥说教之嫌，七言绝句更是精工华美、修辞巧妙、格调高远、意境清新。代表作有《河北民》《明妃曲二首》《泊船瓜洲》《元日》《江上》等。苏轼更是才华横溢，诗作天成，高度的艺术修养、坎坷的生命历程、狂放旷达的胸怀，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创作精神，使苏轼成为既能代表宋诗水平，而又能超越宋诗的大家。他的代表作有《饮湖上初晴后雨》《题西林壁》《惠崇春江晚景》《吴中田妇叹》《荔枝叹》等。活跃于北宋后期诗坛的主要有“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晁朴之、秦观以及陈师道等人，各家诗作自具风格。尤其是黄庭坚，感情真挚，创作严谨，注重锤炼，讲究章法。代表作有《送范德孺知庆州》《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等。
南宋诗歌创作的高潮，是随着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中兴四大诗人”的出现而掀起的。杨万里是“学问文章独步斯世”的文化名人，在创作方法上，初学江西诗派，晚年才认识到江西诗派的弊病，而另辟蹊径，创立了一种比较新鲜活泼的诗体“诚斋体”，在诗歌发展史上独树一帜。诚斋体特点有三：善于巧妙地摄取自然景物鲜活的特征和流走的姿态；语言自然活泼，平易浅近，并提炼口语、俗语入诗；幽默诙谐，构思灵巧。大自然的一切，大自山川日月，小至花草蜂蝶，均可撷取入诗，一旦涉笔，便有谐趣。最能代表其成就的名作有《初入淮河四绝句》《闲居初夏午睡起》等。范成大素有“古大臣风烈的文坛领袖”之称，不但以著名的使金记行诗享誉当世，而且是“我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者”。他除了写有《催租行》《后催租行》等这些关心民生疾苦的作品外，更以72首北行绝句和60
篇“田园杂兴”而独领诗坛风骚。其诗作风格圆融温润、清新朴实。陆游是南宋最杰出的诗人，也是中国诗歌史上作品最多的作家。为国雪耻，抗敌御侮，一直是最能激动诗人情感和不断得到表现的思想主题。永不衰竭的爱国热情，使陆游唱出了那一时代最高亢的歌声。他所写的许多感情激昂、气概宏肆的诗篇，像黄钟大吕一样激荡人心。在艺术上，陆诗集前人之大成，形成了深沉雄浑而又自然晓畅的风格。代表作《金错刀行》《关山月》《书愤》《沈园》《示儿》等众多的优秀诗篇，以其激扬飞越的情感和流走激荡的浩然正气传扬千古。拜读陆诗有如大河行舟，不能不为其滔滔滚滚的气概所震慑。
南宋后期诗坛，是“永嘉四灵”和“江湖派”的天下。
“永嘉四灵”师法贾岛，偏重苦吟。江湖派的作品大多气象局促、题材狭窄。直到宋末，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涌现出的文天祥、汪元量、谢枋得等作家，才以他们的爱国诗篇留下了宋诗的最后一页。
正当南宋诗人在浅斟低唱或慷慨悲歌的同时，我国北方为女真、蒙古等民族所喜爱的又一种新的胡乐再次与中原地区的里巷之歌相结合，形成了“词”以后的又一种变体诗歌形式——曲。曲萌生于金，繁盛于元，故后人称之为“元曲”。
元曲的创作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创作风格可分为豪放、清丽两派。豪放派以马致远称首，清丽派以张可久为魁。如以前、后期作品的倾向来看，前期以豪放本色为主流，后期则以清丽为主，豪放为辅。前期著名作家有关汉卿、马致远、白朴、张养浩等人。关汉卿的名篇有《南吕·四块玉·别情》：“自送别，心难舍，一点相思几时绝？凭阑袖拂杨花雪。溪又斜，山又遮，人去也。”此曲写别离后的思念，通过凭阑远眺的女性形象表现了一缕凄惋的幽怨，形象鲜明，感情真挚。马致远描写景物的代表作是《天净沙·秋思》，这首小令通过对客观景物的描写表现出天涯游子无尽的思念：“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全篇用十一个物象来点染“秋”，构成一幅精美的图画，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迭象美。白朴的《喜春来·题情》、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等也是前期元曲之名篇。后期散曲作家以乔吉、张可久最为活跃。他们的作品风格典雅、词藻华丽。其中佳作有乔吉的《双调·折桂令·荆溪即事》、张可久的《中吕·卖花声·怀古》和套曲《湖上晚归》等。
金元时代诗作风格上承北宋之余绪，词则以“吴蔡体”著称。金末元初，诗人元好问生逢乱世，历尽沧桑，初学苏轼，后师杜甫，他全力继承现实主义的传统，使自己的诗作克服了金诗“直于宋而伤浅，质于元而少情”的弊病，以此为金代诗歌在文学史上争得了一席之地。元好问的“丧乱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国破家亡的现实，堪称金元易代之际的“诗史”。如《歧阳三首》之二：“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歧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这些“丧乱诗”再现了鼎革之际真实的历史情况，抒发出国破家亡的深哀巨痛，强烈的主体意识高度统摄其艺术创作的实践，为“诗史”创作提供了新的范本。元氏众体悉备，七律尤佳，其诗作风格豪雄、境界壮美。元氏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词人，可与两宋词坛“大家”媲美。其散曲虽存不多，但于时影响极大。元氏诗词的代表作还有《水调歌头·赋三门津》《鹧鸪天》（只近浮名）等。
元初诗人大都是宋金遗民，他们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矛盾、民族意识的作品。如刘因的《桃源行》、赵孟頫的《岳鄂王墓》、宋无的《西湖》《岳武穆王》、戴表元《感旧歌者》等。元中叶，号称“元代四大家”的范、杨、虞、揭，诗风雅正，各有佳作。有元一代，一批卓有成效的少数民族诗人崛起诗坛，萨都剌、马祖常、余阙、迺贤、丁鹤年等“西北子弟”因先世均为西域人，故又称“西域作家”，他们“各逞才华、标奇竞秀”。其诗作填补了少数民族文学诗歌创作的空白。萨都剌的《鬻女谣》《早发黄河即事》，以对比的手法揭露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严重的贫富对立。《过居庸关》反映了元王朝因内部争斗不惜兵戎相见、骨肉相残的史实。萨氏体物精细，无论江南美丽旖旎的自然风光，还是塞外黄沙、草原落日的雄浑景象，都能通过颇具匠心的描绘，展示出不同地域绚丽多姿的自然景观。萨氏还是元代最优秀的词人，其《百字令·登石头城》《满江红·金陵怀古》是最为脍炙人口的怀古之作。诗至元末，平民诗人崛起。王冕的《悲苦行》《孤松叹》《猛虎行》《劲草行》等，均是当时混乱现实的生动写照。王冕的诗风朴直豪放，其伤时愤世，感慨疮痍之作，描绘了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他的咏梅诗表现了甘于隐居闲适，追求清雅高洁的情怀。
明代诗歌呈现出地域化倾向，越派诗人的作品表现出极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吴派诗人则过多追求个性的自由放任，缺少政治热情。江西派诗人关注社会，作品中都有一种悲怆的气氛。闽派诗人具有强烈的群体认同意识，提倡“诗必盛唐”，从文学的角度看，诗人们想利用诗歌黄金时代的创作经验为正在日趋没落的正统文学形式注射一针强心剂。岭南派诗人的作品明朗欢快，擅长用富于才藻的诗篇描写都市的繁华和美丽的南国风光。明初的“台阁体”粉饰太平、冗沓浮艳。明代中叶的诗坛，流派众多，风格迥异。“茶陵派”脱离现实、追求格律。“前七子”，推崇汉魏、宗法盛唐。“后七子”提倡复古、墨守唐音。由于“前后七子”阅历丰富，为人正直，学养深厚，故而也留下了一些传世佳作。晚明，“公安派”和“竟陵派”提倡性灵，反对复古。“公安派”流于直率，“竟陵派”走向幽深，明诗“山重水复”的困境依然如故。明末，陈子龙的《小车行》、夏完淳的《别云间》、顾炎武的《精卫》等诗作，振聋发聩。这些爱国有识之士以他们悲壮的歌声给明代诗歌划上了一个凝重的句号。
人称“曲中辛弃疾”的冯惟敏堪称明代散曲第一大家，其代表作有《胡十八·刈麦有感》《玉芙蓉·春雨》等。王磐兼融华美清俊、爽朗古直的诗风，歌咏山水、讥讽时事，其代表作有《朝天子·咏喇叭》《古调蟾宫曲·元宵》等。散曲到晚明，艺术生命已似黄昏夕阳，。明代民歌却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其语言自然晓畅、风格质朴泼辣，佳作颇多，足堪赏鉴。
明清易代之际，诗坛泰斗有“江左三大家”，其中，吴伟业作品颇丰，早年多风华绮丽之作，中年多变徵之音，晚年多苍凉悲楚之调。吴伟业尤以歌行体叙事诗著名，代表作有《圆圆曲》等。《圆圆曲》表面上是写风流韵事，其中却融注了诗人社稷兴亡之慨及世事沧桑之叹。雍正、乾隆时期，诗坛有两大派别：沈德潜主张“格调说”，提倡写诗应该“温柔敦厚、中正平和、怨而不怒”。袁枚倡言“性灵说”，其诗作自有一种清新灵巧的风致。清中叶著名的诗人的还有青年黄景仁，黄氏出身贫寒、一生乖蹇，浓重的伤感情绪形成他诗作的基调，他的诗作深刻地传达出一个天才的悲哀与绝望。《都门秋思》》是其代表作。
时至晚清，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龚自珍像一颗金星带着奇特的光芒出现在封建时代的黄昏又重新闪烁在新世纪的黎明。狂剑怨箫的心态和哀艳雄奇的诗风令世人为之感佩，其诗作具有强烈的思想叛逆性和独特的艺术创造性，代表作有《乙亥杂诗》等。19世纪后期，随着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发展，梁启超等人提倡“诗界革命”，黄遵宪则是这次诗歌改良运动的旗帜。梁氏早期的作品自有一种踔厉风发、清新郁勃之气，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其诗作《自励》《去国行》均体现出强烈的时代风貌。黄遵宪“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这位爱国者始终关注着危难中的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度辽将军歌》讽刺了作为清朝缩影的虚骄昏聩的逃命将军；《台湾行》全面反映了中日甲午战争；《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这三首诗则揭露了甲午之战败在朝中无人，当政失措，纵有坚船固垒，终究无济于事。黄氏之作，堪称清末史诗。至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女作家秋瑾和柳亚子等人组成的“南社”的诗歌创作，则多半是将传统诗歌形式作为宣传革命思想的载体了。
词至清代，堪称中兴。清初之陈维崧、朱彝尊、顾贞观、纳兰性德均为杰出词家。陈氏词风飞扬腾越、豪俊精悍；朱彝尊词学南宋，标举清空；顾贞观的词作不落窠臼，词风沉郁；纳兰性德的词作，语言自然、清隽流丽。他们的代表作分别是《点绛唇·夜宿临洺驿》、《桂殿秋》（思往事）、《金缕曲》、《长相思》（山一程）等。清中叶以后，“常州词派”兴起。他们不满“浙西词派”之空灵与“阳羡词派”之粗疏，主张“意内言外”的比兴寄托。清末，梁启超的词作《水调歌头》（拍碎双玉斗）《金缕曲》（瀚海飘零燕）等以豪纵明快的语言，吐胸中郁塞。王国维则以诸如《蝶恋花》（昨夜梦中）等清新婉丽之作，实践着《人间词话》的理论。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诗词歌曲均源于民间，它们虽然各自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发展过程，各有其不尽相同的表达方式，但其“血脉”相通，诗词歌曲都是诗人借助自然景物和现实生活抒发思想感情的语言艺术珍品。历代名家虽然各领风骚，独树一帜：或直抒胸臆，情如瀑流飞泻；或寄情于景，情如细雨缠绵；或托物言志，情系理想港湾；或借物咏情，言在往昔，情在今朝。但终归是：爱恨与客体相容，苦乐与客体相随。一言以蔽之，借客观事物抒发主观感受是诗词歌曲的真谛。它们自身艺术生命发展的历程也证明：当一种旧的形式进入高级形态的同时，其发展速度会明显减慢，甚或停滞不前，而民间却又在酝酿着新的表现形式。歌而诗、诗而词、词而曲，一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大略如此。衍至清末，梁启超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又预示着新的诗歌体式即将形成。五四新文学运动如星如日的光芒已经照亮了现代新诗的“诗国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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