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魂屈原,国魂屈原》_百度知道
《楚魂屈原,国魂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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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郊落花天下奇，古来但赋伤春诗，西郊车马一朝尽，定庵先生沽酒来赏之。先生探春人不觉，先生送春人又嗤，呼朋亦得三四子，出城失色人皆痴。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奇龙怪凤爱漂泊，琴高之鲤何反欲上天为？玉皇宫中空若洗，三百六十界无一青蛾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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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话屈原
&&&&6月8日是端午节，龙女祝朋友们节日快乐！平安幸福！
每到这个节日，家家都有吃粽子的习俗，有的地方还举行江上划龙舟活动。这是为了纪念屈原而为的，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主义诗人，也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坚持真理、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为后人所敬仰！
屈原是战国末期楚国人，姓屈，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是战国时期楚怀王的大臣。他倡导举贤授能，富国强兵，力主联齐抗秦，遭到贵族子兰等人的强烈反对，被革职赶出都城，流放到沅、湘流域。
他在流放中，还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和百姓的疾苦，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骚》、《天问》、《九歌》等不朽诗篇。其中《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为后人留下了“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等名句，流传至今，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诵。
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京都。屈原为失去祖国而痛不欲生，做了抉择，于五月五日，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抱石投了汨罗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屈原投江后，江上的渔夫和岸上的百姓，听说屈原大夫投江自尽，都纷纷来到江上，奋力打捞屈原的尸体，并拿来了粽子、鸡蛋投入江中，有此郎中还把雄黄酒倒入江中，以便药昏蛟龙水兽，使屈原大夫尸体免遭伤害。从此，每年五月初五屈原投江殉难日，楚国人民都到江上划龙舟，投粽子，以此来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端午节的风俗就这样流传下来。
下面是一些著名画家根据屈原诗意创作的绘画&，请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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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乃正&&&&
《国魂·屈原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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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辰生《屈原·九歌图——湘君湘夫人》
&徐悲鸿《屈原·九歌图——山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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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十发&&&&&
《屈原·橘颂》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屈原人格范式于当代的实践意义
&&&&&&&&&&&屈原人格范式于当代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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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汨罗市屈原纪念馆
近些年来，当两岁的小锐锐被车撞18个路人视若无睹、当化工产品三聚氰胺添加到婴幼儿奶粉成为企业群体选择、当含剧毒的工业明胶被做成医药胶囊、当120万政府国有企业官员把自己的直系亲人送往海外而成“裸官”、
当茂名市原市委书记贪腐牵涉涉及省管干部24人和县处级干部218人等等再媒体频频出现时，这事件这数字一次次撞击大众的心灵底线，社会震惊了。我们党在思考，我们民族在思考，为什么经济如此飞速发展，却面临如此众多的问题?根源在哪里?“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
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此进行了理性分析和深刻披露，并提出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的战略任务。对此，我们便从历史和时代的观照与反思中，增强了文化的自觉和文化的自信，更清醒地意识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大事业必须掀起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进而实现文化强国的题中之义。于是，媒体和社会出现了《论语》热、《庄子》热、《易经》热、《太学》热，也便有了快乐的智慧、生存的智慧、管理的智慧、取舍的智慧、为官的智慧等等的“传道授惑”。这既令人欢喜，那些伦理、道义、礼仪、孝道、荣耻等优秀的传统文化被激活。然而也让人忧虑，博大精深的传统仅仅只是儒家和孔子或道家和庄子?我们深感似乎被冷落了，乃至于屈学界内也对人格的实践性提出怀疑。在此，本文试图以时代的思维视角，就屈原人格范示于当代社会的实践性作一些探索。
　　一、屈原人格的基本特征
　　屈原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是在礼崩乐坏、社会大变革、政治大动荡的战国中后期登上政治舞台的，在善与恶、美与丑、忠诚与背叛、投降与反投降的斗争过程中，以其道德勇气和价值承担，为中国知识分子优秀人格的形成和华夏民族精神谱系的确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从知识分子层面来说，主要是受屈原的文学作品和其精神、人格上的影响。而对于广大的民众而言，屈原就是一个符号&——
一个倔强的、不屈的志士，是他的传说和故事以及惊天一跃的行动，浸染着普遍民众年复一年端午节里的追思与崇敬。
　　近代楚辞学者郭沫若、梁启超、闻一多、林庚、苏雪林、金开诚、郝志达等前辈，也就屈原人格内涵与特征作过一些探讨，特别是毛庆先生还有专著《屈原与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来论及屈原的人格。在此学习思考的基础上，我依据人格形成所包涵的思想意识、心理情感、行动实践的三个层面来概括，把屈原人格范式特征归纳为6项：
　　屈原年轻时就立志好修为常，而且终其一生对美的追求，矢志不变。他把自己的政治思想称为“美政”，把理想中的君王称为“美人”，把理想中的贤才称为“众芳”，就连他笔下的水神山鬼，也无不体现着一个“美”字。
　　他在《离骚》开篇中述说道：“帝高阳之苗裔兮，联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取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君。”这是何其的自信与骄傲，不仅家世显赫，而且生辰吉利，更有那公正而有法则的灵善之美名。屈原深信，他的“内美”是他贵族系统里流淌的血液，是他家族赋予他不可流变的本色，所以他吟唱道“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并以“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信姱以练要兮,
长顑颔亦何伤”来妆扮和修炼自己。
　　而屈原对于“修名”的追求，主要不是指功业成就之名，不是指荣华富贵之俗名，更不会是
声誉世之名，是指人格高尚、实实在在之美名。他在《离骚》中反复强调“余独好修以为常”、“博謇而好修”、“苟中情其好修”、“莫好修之害也”，都表现了屈原对“內美和修能”至死不渝的固守态度，而“老冉冉而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的“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的忧患意识，更彰显了他“以道自任”的天将降大任于己的时代使命感和人格力量。
　　如果说“内美修能”的思想意识来源于家族血液和先天禀赋外(其实也是家族文化的滋养和自身的意志修练)，那么他的“独清独醒”则是他“博闻强志”而广泛浸染于南方楚文化和中源文化之中，受诸子百家思想影响，特别是广泛熟知儒家、法家、道家、纵横家、阴阳家各思想后，以一个哲人作出的与这个混浊世界决裂的自主选择，他张扬的是个性之精神独立与人格自由，绝不媚俗、绝不同流合污，表现的是头脑清醒、独立于世、廓其无求、横而不流，即使他受庄子的影响在《离骚》中作了一次神仙游，也看到了一个另外的理想王国，但屈原毅然回到了他那深爱民族的疆域。
　　他以诗歌为武器，傲视权贵，指摘楚王，追慕圣人，张扬自由个性，挥洒不羁才情，政治上的落魄失意以及与权力中心的距离使屈原拥有了一种独具的批判和反思的立场，他性格中的愤激和孤傲在这一时期发展到了顶峰。流亡生活使他有可能更无顾忌地痛陈时弊，更无畏地抨击社会政治，更充分地彰显出一个人的独立意识。“举世皆浊我独清，众皆醉我独醒”，则注定了屈原坚守“独清独醒”后的高傲与孤独，但他不怕孤立。“吾不能变心而从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他明明知道这种不与世俗同流的坚守必将带来的打击与痛苦，但他自觉决裂于世，抱定独清独醒的信念，做到横而不流，即使婵媛、巫咸、灵氛、渔父的劝告，他的回答是“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这时间上没有人神可改变了他坚定的思想意志。
　　众所周知，屈原所处的战国时期正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代，七雄分争，战火纷飞，整个社会处在急剧的大变革、大动荡态势中。当时作为知识分子代表的纵横家如苏秦、张仪等，总是以所在国家的最高利益为旨归，他们知识丰富，思维敏捷，既有经天纬地的才能，又善于揣摩当权者的心理与好恶，一旦发现明珠暗投，自己的主张不被采纳，政治理想难以实现时，便会另择明君。这些人才基本上没有“国”的观念，在此国不得志，往往就出走他国，另谋高就。总之，纵横家们具有一种利已主义的人格，朝秦暮楚，唯利是图，完全放弃了西周、春秋时代确立的道德立场和做人准则。特别是屈原所在的楚国，虽然人才济济，但大量外流，“楚材晋用”已经司空见惯。
　　但是屈原对楚国怀有"深固难徙"的钟爱，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深沉眷恋的赤子情怀。屈原厌恶同楚国朝廷内的党人群小沆瀣一气、同流合污，也不愿像纵横家那般见风使舵。他深爱着他的民族和人民，始终不离开自己的故土，有一种强烈的“首丘”情结。本国没有希望，甚至遭祸殒身，但他仍然希望存君兴国;受到疏远，流放之后，他怨君更忠君，将"俗之一改"寄希望于君之一悟。应该说，对于政治生活的险恶和可能遭遇的政治迫害屈原显然是有心理准备的，但他绝不愿为避祸患而曲意逢迎、见利忘义，相反是藐视世俗，肆意直言，他憎恶乡愿结党营私与蝇营狗苟，他始终坚守“正道直行”，襟怀坦白，无私而无畏，在做人的准则上永不妥协、永不调和，这在他的屈赋里浓浓地流淌着对楚国和楚地人民的无限热爱，他把自己全部生命都与楚国的命运紧紧地维系在一起。
　　客观地分析，屈原既不是宗族观念极重的在朝贵族，也不是一个只爱楚国而目无“天下”、心胸狭窄的人，亦并非没有离楚他仕之念，但屈原至死不离开楚国，用实际行动强化了“热爱父母之邦”这一美好的情操，尽管当时还不能升华为一种排他性的、非信守不可的政治伦理道德，但他这一思想、行动对我们民族“最深厚的感情”
——“爱国主义”的形成，具有无法估量的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
怨愤忧患，穷苦终生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司马迁是那个时代以其自身的遭遇、经历、心志而与屈原心与心贴得最近的人。一个守信之人、一个忠贞之士的见疑被谤，当然会生怨。但何以长久积怨?透过层层迷雾我们窥视到屈原的是那不变的炽热之心，是他对君王、对人民、对民族、对祖国的不讲任何回报的、超乎寻常的永恒的赤诚之爱。因爱生怨，因怨而愤，因怨愤而忧患，因忧患而悲伤，因悲伤而又回到更深的爱，这就是屈原一生的情感轨迹。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愿摇起横奔兮，览民忧以自镇”(《抽思》)、“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哀郢》)、“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离骚》)……这种怨愤忧患之情，是何等的赤诚，也注定他一生的痛苦。
　　这是屈原发自内心的忧意。他担忧国家的覆亡：“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离骚》)，他指斥君王背离法制，使国家走到覆亡的边缘：“乘骐骥而驰骋兮，无辔衔而自载;乘氾泭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备;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与此其无异”(《惜往昔》);他痛骂小人们贪利误国：“众皆竞进以贪梦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离骚》)，“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哀郢》)。应该说，儒家、墨家也有忧患意识，但其情感之浓烈、人格坚守之执着、忧国与忧民的统一都远不及屈原。
　　如果说屈原的“内美修能”是其人格的思想意识层面，即“诗人手中最锐利的精神武器”(郝志达)，那么屈原的“上下求索”则是其人格的外化，表现的是他把对美的追求化作对理想、对光照、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对黑暗、对腐朽的不屈斗争，对自然、对人类等既有学说的大胆怀疑，而且表现了一种强烈的时间意识、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凸现了诗人一种高度的人生有为形象和生命进取观。
　　即便当时社会黑暗、君王昏庸、奸臣当道，即便他忠而被谤、信而见疑，即便他一度贬黜、两度流放，屈原依然“骖鸾驾凤、上天入地、问重华、求宓妃”，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地探求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发自肺腑地吟诵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千古绝唱。
　　屈原的一生就是“上下求索”的一生，而且倾其一生不惜生命地执着追求，无怨无悔、九死不悔。他把“上下求索”当成一种意志品质融入自己的血液之中，内化为自己的一种精神因子、一种活力、一种素质，这在他一口气170多个发问的《天文》以及血与泪铸就的《离骚》等诗作中得到了充分印证。
　　6、以身殉道，光争日月
　　“以身殉道”，是屈原对死亡意识的庄严探索与实践，是他人格力量的最后升华，体现了他真善美的高度统一，也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堪与日月齐光的人格地位。
　　屈原是直面死亡的，他不消极地等待自然大限的到来，也不会让别人终结自己的生命，而是将死亡把握在自己手里。正如毛庆先生所言：“屈原决定其生命的最高主宰是情感，是爱——对生活的热爱、对民族和人民的挚爱、对美的至爱。”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既莫践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是屈原《离骚》中的7次言死。还有《悲回风》中的“宁逝死而流亡兮，不忍为此常愁”、《惜往日》中的“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此为类兮”，等等这些都是诗人从心灵深处流淌的呐喊，是他践行自己完美人格的宣言与承诺，这种震撼山岳般的情感千古以来温暖着无数知识分子。
　　从以上六个方面分析，我们发现屈原的人生目标、思想观点、志趣情操、心理趋向、性格意志、言论行动等几乎是一个完人。而世界上没有完人，这也就注定屈原的人格一定存在缺陷，否则他便成了神。屈原的缺点是明显的，他过于清高、孤傲，情感过于激烈，缺乏忍耐性，沟通能力和适应能力都不够。然而正因如此，屈原的人格才真正成为典范，后世那些将他奉为楷模的知识分子，甚至连他的缺点也继承下来。
　　二、屈原人格范示的深远影响
　　屈原的人格，是由他自己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共同铸就的，是与战国时代士人的崛起和理性的觉醒的直接影响作用分不开的，是历史时代的产物，却成了中华民族最完美的人格的化身，被称之为“楚魂、民魂、国魂”。
　　他的“内美修能”已经转化为知识分子人格自我完善意识和“以道自任”“以道辅势”的时代使命感,他的“独清独醒”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的一种追求，他的“深固难徙”已经积淀成民族一种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他的“忧患意识”已经成为国人“哀怨起骚人”、“人生识字忧患始”的血脉，他的“上下求索”已经表现为国人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和抗争以及一种豪迈的进取心，他的“以身殉道”
更为死亡本身铸入了浓郁的情感色彩和鲜明的人格特征，使死亡产生了沉郁悲壮的崇高力量，昭示出了他以死明志、用生命的毁灭来见证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彻底背叛和决裂的坚定决心。屈原为理想而生，为反抗绝望而死，以死亡实现了生命意义的升华，提升了人的主体精神，傲岸的人格和不屈的抗争，将一个大写的人的形象矗立在几千年来人们的心中，把知识分子反抗无道社会的激情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人的觉醒意识使他定格成中国古代社会最为崇高、伟大的历史人物之一。
　　从汉代的贾谊、司马迁开始，到陶渊明、杜甫，到辛弃疾、文天祥，到鲁迅、毛泽东等，无不仰慕屈原高洁的人格。历史上，中华民族在北宋末年的南时期、明末清初时期、清朝末年、抗日战争时期等，曾有过4次大的民族危机，而每次大的危机到来，我们的民族便特别景仰推崇屈原，许多为挽救民族危妄而赴汤蹈火的爱国志士，讴歌屈原、赞颂屈原，以屈原为自己的人生楷模。而我们的民众则把年复一年的端午节献给了屈原，从他身上读懂什么叫正道真行、什么宁死不屈、什么叫民族气节!
　　屈原死了，屈原却获得了永生。他的永生正如苏雪林先生所言：“如一道灿烂的长虹，写在天空里，永远显示着‘正义’的光辉!”
　　三、屈原人格范式的当代实践
　　然而，当历史的车轮驶过两千多年后，我们也处在一种社会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屈原的“复活”却受到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危机的严峻挑战，屈原依旧无路可走。
　　本文开篇所例奉的事实与现象，虽为个别案例，却折射出的是商业领域、政治领域、教育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里等全方位道德底线的全面挑战，是对“人格”二字的极端践踏。于是，社会在反思中儒家思想、道家思想被“激活”，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走上了前台，成了真正的“文化名星”，而如今屈子却依旧如毛庆先生20年前总结的那样“观之中华民族历史，上层统治者和知识层对屈原常采取一种平常不烧香，急时抱佛脚的急就间的运用方式”，即使屈原在知识分子心底里是一块纯洁的宝玉，也只是悄悄的告诉自己“那个屈原，只能膜拜拜，不能效法”。这就于当代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屈原的人格范式是否具有实践性?
　　我们不妨从假设没有屈原出发，假设没有屈原和一群屈原式人物的存在，那当个人的尊严、集体的利益、民族的生死、国家的存亡等等受到原则底线的挑战时，谁出来捍卫、谁出来挺身而去?没有人为真理、理想而追求，就没有人为腐朽黑暗而斗争。其实，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美与丑，光明与黑暗，屈原就可以成为这个世界正义赤诚的代言人，腐朽与坠落的斗士、丑陋与邪恶的审判者。
　　本人半文半官或者说无文无官，是一介草民，在走出校门的20多年底层生涯里，更为深切地感受到灵魂之痛。若设想做一个纯粹屈原式的人物，就面临被这个社会碾碎的危险，相反半知不解的儒家的中庸和谐、道家的隐逸逍遥、佛家的觉悟看破、周易的阴阳相变，却给了我不少苟且得以生存的智慧，甚至是解救我内心困惑与痛苦的“心灵鸡汤”。而现实是，我们活着，却越活越觉着四通八达，越活越有诗意。我们也比屈原会说话(尽管屈子也“善于辞令”，那可能只是他外交上“接遇宾客”或几度出使齐国游说“联齐抗秦”后获得的“美名”，但他并没说服他怀王上司、令尹同党包括他精心“滋兰树惠”的弟子们，只说服了自己永恒的坚守与追求)，能能抢话筒，能“变白为黑、倒上为下”。当黄钟被毁弃的时候，瓦釜就开始雷鸣了。我们活着能游刃有余，甚至与之搞合作、讲互利。在屈原与邪恶战死的地方，我们也敢讨论幸福。难道这就是个体的精神之独立与思想之自由?难道这就是人类社会本应有的真善美?大道安在?正道何为?
　　历史中的屈原，是以至善至美的古圣贤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榜样，一生为了民族的富强鼓与呼、为了祖国的统一而斗争。他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整个世界的对立面---“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由此昏君疏远他、同党谗言他、姐姐规劝他、郑詹尹不言他、渔父“莞尔而笑”他，屈原只有孤军奋战而死，为了理想、为了正义、为了爱。
　　其实，对于当下我们也不必那么悲观，屈原从没离开过我们。深圳富士康上演的12条年轻生命的跳楼“接力赛”，那些“勇士”们，虽然不是“为国捐躯”，自杀的原因也很复杂，但至少有良知的人应该反思：“现代管理把人变成奴隶”和“现代化把人变成机器”都不是我们应有的追求，否则我们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又有何意义?从成都到宁波、从株洲、到哈尔滨，东西南北数十起自焚抗击拆迁事件，似乎只是当事人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极端行为，自焚者也未必就具有充分的正当性或道德优势，但结果难道不是对那些藐视宪法背离党的根本宗旨的公职人员的一种灵魂拷问与审判?也许我列举这两类事件还不足以说明，屈原的人格与事迹、行为就根植于他们心底。但那么多腐败分子倒下，却得益于普通民众的不屈举报，还有网络上针对菲律宾黄岩岛的挑衅所表现的不可失去一寸土地的誓言，也可以证明我们民族的骨气与血性还没有完全泯灭!
　　早在八十年末期，毛庆先生以20多年系统的楚辞与楚文化之研究思考就坚信：“儒、道、屈是中华民族和文化精神的三根支柱，三者互助互补，缺一不可(后有人加进了周易、祥宗等作为中国古有的精神支柱)。这一论断表明，屈原过去不曾死过，历代都有类似屈原人格的杰出人物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巨大贡献，也昭示未来屈原也不会死亡，否则民族的精神大厦就会倾斜或者崩塌。由此观之，屈原的人格范式是无需用宏篇论述和严谨逻辑来证明--可不可以学习、可不可以效法、可不可以实践这样的低级是非题的，而要回答的是我们如何学习与实践。因为立于世上的人都有自己的榜样(包括理想和梦想)，一个人以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类型为道德标杆，其内心就会产生一种无形的牵引力，并为之效法与追求，无论是正或反都是如此。
　　应当承认，屈原高洁峻拔的人格大多数人是学不到的，其人格观也是大多数人不可能保有的，特别是我们处于推翻了封建帝制的社会主义新时代，不是民族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都无需用献出生命来抗争。但决不能因大多数人做不到，而不提倡。已故著名楚辞学家专家姜亮夫先生说：“屈子可是我们这个民族爱国主义的中心人物，他见不得污浊，他很高贵。一个人只要有屈子的某一点就不错了”。
　　今天，在人文精神逐渐衰落，知识分子愈来愈被有机化而丧失了批判的锋芒，知识不再被视为探索真理的武器而是买卖的资本，以及知识分子的“自救”与“救世”成为普遍关注焦点的社会转型时期，在“专家越来越多而知识分子却历史性地消失了”(福柯语)的时代，作为政治斗士和人民诗人的屈原身上所拥有的知识分子精神性特征却被异样显著地凸现出来，其知识分子品格对于当下知识分子的人格重建与走出精神困境也不无启示意义。我们欣喜地看到，十七届六中全会响亮地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的战略任务，并把“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我们重塑民族之魂和文化精神的灵魂工程来抓，李长春、刘云山、李源潮等中央领导近两年来先后亲临汨罗考察指导并指示要把作为屈原文化传播高地和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来打造，这都充分说明了高扬的屈原伟大人格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将具有无可估量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义!
　　屈原，魂兮归来。
　　日-6日完稿于屈子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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