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莫言来到瑞典学院演讲厅，向外界发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演说《讲故事的人》
一、作家莫言来到瑞典学院演讲厅，向外界发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演说《讲故事的人》
北京时间2012年12月8日凌晨，中国作家莫言来到瑞典学院演讲厅，向外界发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演说。莫言：
&&我说两句演讲稿之外的话，两个小时以前，我们瑞典学院的常务秘书，他的夫人生了一个小女孩，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的开端，我相信在座的懂中文也懂外文的人，会把我刚才的话转译给大家，我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的演讲题目是《讲故事的人》。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女，但是有一个我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的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深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
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已经很好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厢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苦，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也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笑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有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很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派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会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的小说《牛》里边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这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有我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了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面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来与我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也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数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马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也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对我的乡亲们绝对是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回答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劳模，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大部分文学价值不高。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就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跟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富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的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很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我的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感情充盈，仅用了83 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 万字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的人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他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大家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和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牺牲与努力。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因为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讲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的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也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表示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我的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里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然后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为了这件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的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的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上天的惩罚，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于是大家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在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二、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揭晓：莫言
2012．10．11北京时间晚上（瑞典时间白天），瑞典文学院颁奖词：“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莫言用现实和梦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观世界。”
在我眼中，莫言的文学成就，与日本的村上春树的文学成就，都很杰出，都是著作等身，作品浩瀚。此前，后者的著作销量更大。两者风格不同。莫言的更为厚实、厚重。以死亡和人祸为主题。犹如波澜壮阔的交响曲。村上春树更为芬芳和清新。以青春和爱情为主题。犹如明快的轻音乐。
为了熔化中国官方对诺奖的敏感心理，让诺奖喜气深入十几亿中国大陆人的心，2012年莫言应该得此奖在先。村上春树不妨向后顺延（最悲催的结果，如北岛，连续几十年都被提名，连续几十年都落败）。
颁奖词其实言犹未尽。
莫言的《檀香刑》：用血淋淋的语言暴力、文学张狂力，以毒攻毒地揭露了中华民族是个被暴力文化毒害了千百年的悲催民族。文革暴力、红军内部清洗自相残杀的暴力，有着本民族的暴力基因。《檀香刑》把凌迟处死刻画得异常细腻，是个传承国家机器暴力文化的技术活、艺术活。反映了人类包括中华民族的丑陋一面。在文学艺术上，全面展开了丑陋的民族败类的精湛刀工，以及民族受害者的血肉碎片。
只有站在人格立场上，代表了人类普世价值观的伟大作家，才会自揭本民族的丑陋、血腥和残忍。
莫言的长篇小说《檀香刑》，更是对中华民族的部分败类素质，刻画得入木三分。民族自相残杀的虐杀成瘾。从上到下的观虐成性。残暴者和被残暴者双方都被残暴得麻木。
&&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是中国大陆小说家中第一个站出来公开为共和国初期无辜地主被虐杀，长篇累牍鸣冤叫屈的：地主有好人，贫农干部中有无赖。这部小说，是对近百年来赤色宣传的深刻反思和批判。
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是中国大陆作家中，率先公开站出来控诉某组织在夺权前后，对全国地主（其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富裕程度远远没有现在的小康水平）的谋财害命、血腥屠杀。那个可怜的地主，在桥上被赤贫无赖兼农会骨干，悲惨虐杀，尸首被踢进河中，未得安葬。死后反复投胎不同农畜，再享不同死法，一再品味所谓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中的各种痛苦。
莫言的这部小说，向全世界发出的民间心愿是：某组织该为被杀害的成千上万地主平反昭雪，向他们的后代道歉，发还非法没收（无耻掠夺）的房产、地产等等（或等价资金，给受害人的后代，但这一点，已经很难做到甚至几乎不可能做到了）。当年那种掠夺、谋财害命，跟现在的索马里海盗，性质一样恶劣。
早在2004年他在法国接受文化骑士勋章时，答记者道（大意如此，原话被中国大陆部分网络所敏感，故此用委婉转述，取代原话）：自从1989年起，他就不再信任某组织，之所以暂时没有以退出方式与某组织切割，是不想惹来不必要的麻烦。表面上的妥协周旋、不得罪有关方面，有时比舍命抗争，更需要不在乎被人非议的勇气。
莫言的长篇小说《蛙》：是中国大陆小说中，最先有智有谋站出来，公开谴责计划生育中的非人道的罪过。反映了计生贯彻者（姑姑），干下灭绝2800个娃娃的缺德事之后，内心的痛苦煎熬。该书责任编辑、出版社也够胆，明知此书触碰我国出版界奉命“不得批评计生”的所谓事关国策的高压线、禁言区，仍能让有关方面误以为此书是宣传计生中的吃苦耐劳者好人好事，闯关出版成功。而且此书荣获茅盾文学奖。为后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又添厚重、厚道的扎实基础。
之所以有某些粗心者，没读过小说《蛙》，就误以为这部小说歌颂计生，是因为出版社在该书封面勒口，印上了这句出版社之美言：“本书献给：经历过计划生育年代和在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万万读者。”
注意：没说是献给各级计生委。而是献给（正确解读）：被计生全国范围狙击后仍能幸福生下来的千千万万幸存者、读者。静思：无数已经被流产或将被流产的胎儿阴魂，将视莫言为最大保护人、最大恩人。
由上可见，莫言的文学成就，包含了民族的良心，积善积德很深远。他这辈子最忏悔、最痛苦、最感觉不幸福的，是早年在部队时，要求妻子人工流产掉第二胎（也许是儿子，或次女），因为部队里违反计生政策的军官，立即被革职、开除而遣返家乡农村。莫言当时害怕那种从天堂一竿子打入地狱的遭遇。
正是命运让他亲自磨砺那种刻骨铭心的痛，才孕育出上述一系列重磅小说，被欧美译成几十种语言出版，震撼了全球读者。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曾让中国人自知部分同胞之丑。莫言《檀香刑》更让中国人自知某些同胞之恶（恶得无极）、之邪（邪得无涯）、之凶（凶得细腻）。
当代恶，找到了历史恶的渊源脉络。恶，甚至可以演变成血色信仰、索命手艺、最高指示。
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电影化后，电影得金熊奖，让全球观众领略那充满匪气和酒气的霸道浪漫和生死平淡。莫言让全世界更了解华人在不幸历史中的失态、纠结的心灵。命运为此正在垂青莫言……
莫言小说的英文版：大多不是中国的外文出版社出版外销，而是欧美的出版商在海外出版、向全球发行。如《Red Sorghum》（红高粱家族）、《Big Breasts & Wide
Hips》（丰乳肥臀）、《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生死疲劳）、《The Republic Of Wine》（酒国）、《Shifu，You'll Do Anything For A
Laugh》（师傅越来越幽默）、《The
Garlic Ballads》（天堂蒜薹之歌）等等。
多看莫言的小说，对社会，对历史脉络（包括政党兴衰，等等），越看越明白……
诺贝尔文学奖2012年花落莫言头上，客观效果上，会让全中国官民中的相当部分，突然聚焦审视、积极阅读莫言的丰厚作品，从中深刻认识莫言所剖析的中国当代社会的体制弊端所在，加速催化中国的改革进程。
莫言笑纳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好事者问他这750万元奖金怎么花。他说要用这钱在北京买个大房子。又有好事者酸酸道：“750万元能在北京买到大房子吗？你有北京户口吗？”
这就叫狗眼看人低。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来说，全球几十种外语译本的几百个版本，在诺奖宣布次日起，加紧放量百倍、千倍的印刷，从此莫言的每年版税收入，都远远数倍于诺奖金额。说要在北京买个大房子，而不买特大、特豪华的整幢高楼大厦，真的已经很低调，很朴素，很节俭。
为莫言户口操心的，更是杞人忧天。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为高端人才（何止是人才，那是全球几十亿人中每年只出一个的超级天才），作为极特殊人才合法移民任何发达国家，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是热烈欢迎的。迁入国内任何城市，恐怕还得给他荣誉市民金钥匙呢。
何况，张艺谋根据莫言小说改编、执导的电影《红高粱》获1988年金熊奖之后，1990年莫言35岁被授予解放军少校军衔。莫言1997年42岁从部队转业到北京《检察日报》社任职10年。……2007年52岁从北京《检察日报》社，调到文化部在北京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任职院长。北京户口，早已不在话下。
莫言之所以要在北京买房，而没选中国其他城市，是因为他的独生女儿管笑笑，已经是北京户口，工作生活在北京。老爸老妈跟女儿住得近，更享天伦之乐……
风头大王陈光标：迎着风头上，号称要把北京某处别墅的终生免费使用权，送给莫言。被莫言婉言谢绝。
这个谢绝，谢绝的好！本章要赞美这个谢绝。
首先，陈光标干嘛只送别墅的终生免费使用权，而不是赠送产权？一鸭双吃？既赠送终生免费使用权，做了大人情，做了好人好事的免费广告大宣传，又可以把产权抵押给银行为自己及企业贷款？等于送出去的东西，那财产权、物权都还在自己的手中，莫言百年之后，莫言女儿没法继承，这别墅还得回到陈光标后代手中。
万一，产权抵押贷款因陈光标破产或陈光标企业破产而不能偿还，银行还不把这抵押品别墅予以没收、拍卖？莫言住在里面，还不被惊扰、被折腾？这种拖泥带水的所谓终生免费使用权，用得心惊胆战，不如不要。
其次，莫言也是官办的中国作协的副主席，类似于干部。你陈光标干脆设个陈光标文学奖，奖给莫言7500万元，比别墅使用权更实在，比诺贝尔强十倍，莫言倒不妨收下。因为陈光标奖不属于省级、国家级以上奖，不像诺奖那样可以免税，莫言可以受奖后缴税便是，倒也简单。你私人送他别墅使用权这么个大礼包，人家可是要避嫌这算受贿还是受惠，莫言的法学界朋友必然支持他谢绝。
莫言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有所不为。他得诺奖之前，不少记者想听听他作为中国作家对诺奖的看法。他有所不答：“不想谈这个话题。”他得诺奖后，被记者追问两场后，累了，躲起来写小说，让自己亲哥代理回答一切（包括谢绝别墅使用权）。他当然不炒股啦。他若腾出时间看股，就没有《蛙》的问世，就没有诺奖。
众所周知，诺贝尔文学奖，尽量颁给快要盖棺论定、年纪很大的。而在中国，年纪很大的老作家，要么是某组织的应声虫，要么虽有独立己见、真知灼见，但作品发表不了。而年纪正值壮年的莫言，既有独立己见、真知灼见，又能和官方磨合得较好，发表、出版渠道畅通，可谓神佑之奇迹。
诺贝尔文学奖有个很好的传统：不带政治歧见。尽管肖洛霍夫是苏共政权的红人，也还是给他诺奖。尽管君特·格拉斯少年时入伍过纳粹党卫军，也还是给他诺奖。尽管莫言是中共党员，并且在外事活动中顺从党的纪律（包括在他人正义演讲时，他也随代表团集体退场，这点很被人非议，但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是无奈的），也还是给他诺奖。
当然，哪怕是不带政治歧见的颁奖，也会带来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影响。我觉得诺贝尔奖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一向是正面的。是纯朴、正直的正面影响。
给莫言诺奖，对诺贝尔奖本身，也是好处最大化的。诺……和……奖颁给中国人……之后，境内某些网站一度封杀“诺贝尔奖”等敏感词。中共优秀党员、中国红人莫言得诺奖后，诺奖就不太好再被设置成敏感词了。所以莫言得诺奖，已经是水到渠成的必然选择。
新世纪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只有土耳其的帕慕克，秘鲁、西班牙双重国籍的略萨，文学成就高于莫言。而莫言，又远远高于其他几位（如瑞典诗人，法国小说家，等等）。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杰出代表莫言等人，早已超越了鲁迅、茅盾、巴金等人。
那些只看过《红高粱》电影，而没读过莫言后来越来越有后劲的一系列长篇小说的人，只是看到了一片树叶（金熊奖大片）。而莫言，何止是一棵参天大树，他是广袤的森林。若现在还是反右、文革的文化禁锢年代，他早已被焚毁了。老舍，就是悲愤、畏惧那人间地狱的妖火，自沉于湖。
莫言的作品，很快就要被引入中小学的课本，以及大学的上述课堂。
莫言的作品，人们口味各异：网络上看到祖国南部边疆某市（此处为尊重那城市而隐去城市名）某高校的学生爆料：那高校的文学副教授、某屌丝男，居然在课堂上大放厥词：“莫言就一个村支书的长相，能写出什么好小说？哪怕他得了诺奖，我也只认为诺奖委员会瞎了眼。我就从来不看、不喜欢莫言小说。”
更有事先有眼无珠、无缘得到莫言作品专有出版权的某出版人兼作协会员（此处为尊重他而隐去其姓名），居然在网上振振有词道：“莫言的长篇小说《蛙》，我也刚刚跟风买了一本，看了最初一两页，就看不下去了。所以，莫言的小说，真还没有完整地看过一本呢。莫言小说到底有没有可读性？元芳，你怎么看？”
莫言对各种醋言、损言，非常宽容：“正面评论，负面评论，大家有自由表达的权利。不会影响我的创作思路和创作进程。”
那些非议莫言的人，大多没有好好读过莫言的不朽经典巨著。主观、刻意地贬低莫言，潜意识里可能有不服气的成分，莫言小学没毕业就被校方除名，又是务农，又是当临时工，当兵期间，自学中国古代的蒲松龄作品，自学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作品，自学美国的福克纳作品，摇身一变，就成了世界级的超一流大作家。今后来自各国的版税总和，将会远远超过亿元。
让那些文学副教授、屌丝男，情何以堪？光是当年考英语四级、六级，就熬夜、紧张。
莫言没正规学过英语，而又随作家代表团经常出国访问交流，为找厕所，特地向翻译家请教了“厕所”对应的英文单词（Toilet），但自嘲后来还是没有记住（详见他在香港接受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典礼上的演讲）。
长篇小说《蛙》：如果一开篇就讲计划生育执行过程中有何偏差，有多残忍，新闻出版局的审核，怎么通过？开篇先讲文学青年小蝌蚪（对应现实中的未成名时的早年青涩莫言），给日本文学大师（对应现实中的大江健三郎）写信。于是，高不成大江健三郎、低不就小蝌蚪的文学副教授、屌丝男，可能就此搁置此书不看了。
莫言在《蛙》，再一转笔，从姑姑幼年时的她家大爷爷在抗日战争时期跟随白求恩大夫之后又如何如何，再来几页。于是文学副教授、屌丝男，更觉得村支书又变幻成土八路了……可能再次就此放下此书搁置不看了。
全世界有很多文学爱好者，三番五次捧起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看了几十年都没从头到尾看完一遍的，也多得是呢。光是书里同名同姓不同辈分的不同人物的颠来倒去出场，恐怕就把部分读者搞晕了。
拿着小说人物家族谱系树杈表，反复通读、精读马尔克斯，后来又反复通读、精读莫言，才体会到这辈子有缘读国内外这些文学大师的不朽巨著，是何等的甜蜜幸福，简直是前世修来的福分之一。
转念一想，谁知道《蛙》的那种开头，不是莫言与新闻出版局、计生委玩地道战呢？如果新闻出版局、计生委的审读官员，也这么看前面几页就觉得清淡无害，仿佛红色经典，这书不就在中国大陆安全、顺利出版啦？
如果你抽不出时间阅读莫言的数部长篇巨著。你需要用最短的时间，了解莫言的精湛文学功底。我推荐：你可以用一个晚上，先读莫言的一个中篇小说《牛》。别看这书名朴素无华，封面、插图也很乡土。却是字字珠玑，把活蹦乱跳的小公牛，写崩了，把放牛娃、放牛佬、村女、村干部、兽医，都写活了。
这个中篇，写满了人的折腾，以及人祸之惨烈。人和牛的痛苦、煎熬、死亡。被阉割的小公牛，和被阉割过的非正常社会。看了这薄薄的一本，你就会觉得莫言作品，是信得过的免检产品，每本每页，都扣我心弦。
那头小公牛到底怎么了？它性欲太旺盛，上了生产队的所有十几头母牛，连它的亲生母亲老母牛，也被它上了……它睾丸（莫言不用这词，代之以“我们的蛋子”）上的血管太粗太发达，一旦阉割，会大出血送命……
也许，有人不喜欢小说里面的重口味？然而，莫言所处的中国社会，经常就是个血淋淋的重口味社会啊。
你若有暇通读、精读莫言的全部作品，可以带着《莫言的文学和莫言的人生》这样的庞大研究论题，仔仔细细地思索着去读。抽空读莫言的《牛》，你可以把研究论题，从很大，收缩到很小，一个小小的分支，可以带着《〈牛〉的文学魅力和〈牛〉的村民人生》这样的细节研究论题，浮想联翩地沉浸着去读。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是津津有味的精读数遍，甚至拿中译本、英译本与西班牙文原版，对照着读。小说里的末代乱伦以及家族的衰败、灭绝，小说里的广场示威者的集体失踪，成千上万被屠杀者的尸体被装上冷寂的火车，运往大海丢弃，封杀新闻，伪造历史，掩盖真相，灭口知情者，也是很重口味的啊。却很预警。
这种严肃的重口味，透出两个字：人祸。让我们看到：在愚蠢而又专横的体制中，生灵如何涂炭……
尽管诺贝尔文学奖的含金量：无数倍于奥运金牌的含金量。前者每届只胜出一人。后者每届胜出一大群人。但中国大陆官方，对奥运金牌获得者，格外宠幸。对航天员，更是国家元首亲自拎起话筒，亲切电话问候。而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有关方面像是北京发了大水那样，最高层忌讳这、忌讳那，当做没看见莫言。
中央常委中的一个管舆论、管文艺的，也不是向莫言本人祝贺，而是标准官腔、官样文章地向莫言所属的中国作家协会发送代表官方（中宣部）对下属官方组织（作协）的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礼节性贺词。平淡寡味如：你单位某员工得奖，此贺。不像奖励奥运金牌得主，又是巨款，又是豪宅，又是名车。
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后来特别指出：诺贝尔文学奖从来就不是奖给哪个国家、哪个组织的，而是奖给获奖者个人的。
莫言也明确表示：自己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写作，而不是站在党员的立场上写作。为人类中的理想读者而写作（这点跟帕慕克一致），而不是为任何党派或国家机器而写作（这点也跟帕慕克一致）。
莫言的真话：如在香港的演讲中谈到自己童年的饥饿，谈到村中一天之内就饿死18个人，还是被有关方面忌讳的。哪怕他已经得了诺奖，他的这些演讲视频，以及他为另一个冤狱受害者说的公道话（希望看到人家早日被释放而获得人身自由以及研究政治的自由）的视频，一在微博上出现，不久就会被网警奉命删除。
莫言的荣获诺奖，让我们这些喜欢他作品的，由衷喜悦。而让另一部分人，或如骨梗喉，或如坐针毡。
莫言家乡高密乡的乡镇官员：最为亢奋，盘算着怎样把当地某校的莫言文学馆（1千平米左右）推到重来，盖成几千平米或上万平米的。盘算着怎样一掷千金，把莫言祖传破旧平房（被农田环绕的）装修一新，迎接全球来宾。盘算着咬牙一掷亿金，怎样大面积地种植小说中浪穗滚滚的红高粱，种成饱饱游客眼福的观赏植物。
莫言很冷静，很厚道：“不要劳民伤财。不要随性折腾。”
像我这样的忠实读者，会在书店买全莫言的书，甚至还买他的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但反复读书的时间都嫌不够，哪有闲空去旅游各种破地方。很爱他的书，但未必想去书的作者的出生地、受挫地（被小学除名，被迫放牛、做临时工谋生，饥饿不堪）跑一趟。何况，莫言今后的主要居住地，是北京而非高密。
北京没有要事俺就更不去了。游客赴京，被暗探误以为是访民，速被截访，扭送原籍。悲催。吓死了。
看看莫言农村故居的照片，很知足。也许该有农村有志青年感叹莫言故居：“当今的小姑娘们看仔细了，看到哪位放牛娃、不靓仔，进出、居住于这种泥胚墙、茅草屋顶的田野简陋房，一度身无分文，连小学毕业文凭都没有的，千万别嫌他丑，千万别嫌他穷，千万别嫌他学历一度很低（几十年后可是荣誉文学博士）。盯紧了嫁给他。到了见证奇迹的一刻，他可是诺奖盖世文豪，全国作家首富，未来的亿元级帅锅……”
也是个饿坏的，“帅哥”都说成“帅锅”了。
学习莫言的厚重与厚道，我们在精神上和莫言强烈共鸣。而垂涎文坛明星效益的乡镇浮华折腾式冲动，不入我等法眼。莫言得诺奖后的低调、冷静，没被众媒体牵着鼻子如牛巡街，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强者、牛人。
莫言最幸运的：不只是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家运也上佳。
他的夫人是小学二年级学历的贤妻良母。
他俩的女儿管笑笑，中学时，向莫言请教语文作业、语文作文。莫言一看语文试题，谦虚道：答这种试卷，我远远不如你，甚至可能不及格。写小说，和应试语文，是两码事。
莫言回家，常带给女儿一大堆好吃的以及一大堆好书。女儿管笑笑，后来毕业于山东大学外语系。又在清华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现任教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是个小说家、翻译家。
我没买到她的原创长篇小说《一只反刍的狗》。但我买到了她的译著：（英国）英语，小说家Hanif Kureishi（哈尼夫·库雷西。库莱希。1954）《加百列的礼物》（Gabriel’s Gift）管笑笑译。英文原版2001年问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首版首印8100册。平装322页15.5万字。
张艺谋根据这部小说第一章，改编、执导的电影《红高粱》：获1988年金熊奖。被改编成电影的《红高粱》，只是本书的第一章《红高粱》，1986年作为中篇小说单独发表。后面再加上第二至五章，又构成了1992年问世的这部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简言之，《红高粱》是中篇小说，《红高粱家族》是长篇小说。前者是后者的第一章。
此书的中文版专有出版权，后来辗转于以下出版社。
莫言《红高粱家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首版。平装347页。
莫言《红高粱》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平装212页。
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首版。平装。
莫言《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01年首版首印8万册。平装518页37.7万字。此书还被翻译成法文、意大利文、日文、韩文、越南文在全球出版发行。
莫言《檀香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平装418页。
莫言《檀香刑》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平装314页。
莫言《什么气味最美好》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首版首印1万册。平装252页16.5万字。
莫言《丰乳肥臀》增补修订版。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首版首印。平装450页58.5万字。我是9年前买到、珍藏此书的。注意当年这本佳作，由于书名貌似低俗（波霸，大屁股。英文版书名直译：Big Breasts & Wide
Hips。注意是复数形式：波霸们和大屁股们。起码是：一对波霸和两个大屁股半球），当年不是貌似文雅的文学出版社、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书，而是质朴的工人出版社，大胆地往前走，出版了此书。直到此书的多种外文版在各国出版并在全球大红大紫多年后，频频得奖后，文艺出版社才惊回首而隆重青睐它，高价买到了它的后续若干年的专有出版权。
莫言《丰乳肥臀》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平装621页。
莫言《四十一炮》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首版首印15万册。平装445页32.2万字。此书还被翻译成法文、日文、越南文在全球出版发行。
莫言《四十一炮》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首版。平装402页。
莫言《十三步》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首版首印1万册。平装341页23.6万字。
莫言《十三步》全新修订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首版2次印。平装323页23.7万字。此书还被翻译成法文、越南文在全球出版发行。
莫言《小说的气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首版首印8000册。平装203页15万字。
莫言《莫言王尧对话录》王尧（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1960）合著。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首版首印1万册。平装308页19.7万字。
莫言《莫言中篇小说选》（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金发婴儿）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4年首版首印。平装288页14.1万字。
莫言《白棉花》作者签名本。民族出版社2004年首版首印3000册。平装128页7.7万字。
莫言《红蝗》作者签名本。民族出版社2004年首版首印3000册。平装144页9万字。
莫言《筑路》作者签名本。民族出版社2004年首版首印3000册。平装112页7万字。
莫言《战友重逢》作者签名本。民族出版社2004年首版首印3000册。平装128页8万字。
莫言《牛》作者签名本。民族出版社2004年首版首印3000册。平装111页5.4万字。
出版社在封面、扉页，印有对本书的评价，相当中肯：“带着草叶和露水的成长小说，拙中寓巧，笑里藏刀。”可见出版社真的是深知莫言小说的内涵。8年前的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这套莫言的中短篇小说集，全套6册。尽管印量很小，但由于书名乡土，当年在书店里久久卖不完。属于出版社的不计较赚钱与否的最低保本印量。封面左上角有“彩绘名著”四个字。多幅彩色插图。我多年前慧眼识宝而收藏的这套，6本中有5本是作者的签名本。
莫言《欢乐》民族出版社2004年首版首印3000册。平装112页6.4万字。
莫言《欢乐》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首版。平装420页。
莫言《欢乐》作家出版社2012年首版。平装。
莫言《司令的女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2版首印。平装292页20.1万字。
莫言《与大师约会》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首版首印。平装507页40.4万字。
莫言《天堂蒜薹之歌》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首版首印。平装277页20万字。
莫言《天堂蒜薹之歌》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首版。平装331页
莫言《会唱歌的墙》作家出版社2005年首版首印1万册。平装313页20万字。
莫言《月光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首版。平装313页。
莫言《生死疲劳》作家出版社2006年首版首印12万册。平装540页34.2万字。
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超越了莫言过去的所有小说，大大上了一个更高的新台阶。这部小说，也突破了一个大禁区。对中国解放初期的动辄枪毙地主，予以强烈的谴责和批判。为无辜死难的某些善良地主，鸣冤叫屈。深刻揭露了土改工作组中的某些贫农、党员的无赖嘴脸。这部小说不是在中国台湾出版而是在中国大陆出版，也许说明了现在中国共产党在新一代领导人的管理下，日益开明、开放。
这部小说，大家赶紧去买，哪天哪个平常无暇看小说、听到口碑后一读吓一跳的官僚，突然脑子反应过来，下令把它列为反共小说、禁书也说不定。
这样的好作品，能够这样比较策略、比较艺术的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深层次病症、病因，能够促使整个民族，不断反思自己国家、民族的缺陷、弱项（因而也常引起本民族的许多争议，如英语民族也曾激烈争议过英语小说《尤利西斯》《洛丽塔》等等，甚至一度把它们列为黄色小说、禁书，几十年后才众口一辞、一致认定它们为英语小说中最最伟大的杰作），不断洗心革面，净化灵魂，扎实上进，就有可能是真正伟大的杰作，必从国内走向世界，最终被公认为世界级的不朽巨著。
莫言写《生死疲劳》，是在一个半月里完成的。那一个半月，类似自我关禁闭，几乎与世隔绝。不怕孤独，不怕寂寞，勇于孤独，勇于寂寞，才会成大事。这部小说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们的平均水平之上。此书还被翻译成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瑞典文、韩文、越南文在全球出版发行。
莫言《生死疲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首版。平装543页。
莫言《虚伪的教育》，《读者参考丛书71守住人生的底线》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平装248页28万字。第114至118页，此篇原载《会唱歌的墙》。
莫言写道：“我敢于跟那些当了红卫兵头子的老师对抗，所以，小学还没毕业就被赶出了校门。……我没有进过一天中学课堂……我有一个正在读中学的女儿，她经常来问我一些语文方面的问题。她可能以为当了作家的父亲解答几个中学语文方面的问题不成问题……我总是含含糊糊地谈谈我的看法，然后要她去问老师并且一定要以老师的说法为准。……《儒林外史》中鲁编修家的小姐，发现自己的新婚夫婿只会写诗根本不会写八股文，气得当场晕厥……我想，如果把语文比喻成一台钢琴，那么，的确需要一些人学设计、学修理，而绝大多数的人，只要学会演奏就行了。肖邦未必能修理钢琴，沈从文未必能写出一本语法方面的书，而写了很多语法书的吕叔湘，好像也没能写出一部很好的小说。”
莫言《恐惧与希望：演讲创作集》海天出版社2007年首版首印1万册。平装377页35万字。
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访谈对话集》海天出版社2007年首版首印1万册。平装419页39万字。
莫言《酒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首版2次印至12200册。平装344页28.6万字。
莫言《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首版首印。平装340页22万字。
莫言《红树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首版2次印。平装342页29万字。
莫言《莫言自选集》海南出版社2009年首版。平装723页。
莫言《莫言自选集》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首版。平装762页。
莫言《莫言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首版。平装269页。
莫言《莫言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2版。精装391页。
莫言《变》海豚出版社2010年首版首印。精装85页4万字。
莫言《对话新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首版首印8000册。平装532页52万字。
莫言《讲演新篇》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首版首印8000册。平装372页34万字。
莫言《散文新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首版。平装271页。
莫言《师傅越来越幽默》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首版首印。平装405页34.2万字。
莫言《怀抱鲜花的女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首版。平装475页
莫言《学习蒲松龄》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首版首印8000册。平装309页20万字。
莫言《我的高密》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首版2次印至13000册。平装276页20万字。
莫言《聆听宇宙的歌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首版首印。平装249页20万字。
莫言《食草家族》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首版首印。平装353页29.2万字。
莫言《白狗秋千架》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首版。平装。
莫言《姑妈的宝刀》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首版。精装253页。
莫言《我们的荆轲》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首版。平装。
莫言《我们的荆轲》作家出版社2012年首版。平装。
莫言《碎语文学》作家出版社2012年首版。平装。
莫言《用耳朵阅读》作家出版社2012年首版。平装。
两个出版社的两套文集。作家出版社2012年首版的这套《莫言文集》，全20册。除了上述3册以及前面的《欢乐》外，其余16册（我都已有同书不同版）是：白狗秋千架。丰乳肥臀。红高粱家族。红树林。怀抱鲜花的女人。会唱歌的墙。酒国。生死疲劳。师傅越来越幽默。十三步。食草家族。四十一炮。檀香刑。天堂蒜薹之歌。蛙。与大师约会。
作家出版社的20卷文集，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16卷文集，虽是2012年同年有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莫言的诸多同名作品。但都是合法出版。合同中已事先约定其中某些著作，允许莫言同时签给多家出版社出版。不同的出版社，由此互相攀比同一作品的印量、销量。胜出者或被考虑合同到期后的有效期续延事项。
莫言《写书记》余华等20多人合集。郭凤岭编。金城出版社2012年首版首印。平装231页19万字。本书是20多人每人一篇的合集。其中已故作家有鲁迅、茅盾、巴金等。健在作家有章诒和、残雪、虹影等。莫言的那篇《我为什么写作》，在书中的第106至136页，占全书的十三分之一的篇幅，是所有各篇中最长的、内容最丰富的、对读者指导意义最大的，因此也是最能感动编者、出版社的。
所以，本书封面署名为“莫言&等著”，而非论资排辈成“鲁迅&等著”。此书的出版年月为2012年3月，是在莫言得诺奖的7个月前。7个月后的现在，此书的编者、出版社，都该高兴得跳起来：本书的作家群体中，莫言是唯一得诺奖的。“莫言&等著”，最为恰当。读者检索莫言著作，很容易发现此书。金秋十月，本书顿时进入翻番加印的红火状态。
假如此书署名“张三李四&等著”（本书作者中也包含个别知名度较小的非著名作家），此书的销量就会冷门许多。此书的书名，让我注意到汉语的表达缺陷。“写书记”，远远一瞥书名，可以基本正确地理解为“有关写书的记载”，也可以南辕北辙地误解成“写写我们的党委书记”。两种解读，购书欲望天壤之别。
莫言《Red Sorghum》（红高粱家族）英文版。Howard
Goldblatt译。中文原版1992年问世。这个英译本1992年问世。英国Arrow
2003年版。平装378页。此书还被翻译成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西班牙文、希伯来文、瑞典文、挪威文、荷兰文、韩文、越南文、罗马尼亚文在全球出版发行。
莫言的国际影响。小学未毕业就辍学务农。没上过中学。曾在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
1976年21岁参军。5年后的1981年26岁在部队里开始发表文学作品。
成为著名小说家后，1984年29岁至1986年31岁，从部队考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张艺谋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编、执导的电影《红高粱》获1988年金熊奖之后，莫言更加大红大紫。次年1989年34岁至1991年36岁在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上学，并获文艺学硕士学位。……2004年49岁被法国授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2005年50岁被香港公开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被意大利授予NoNiNo文学奖。2006年51岁被日本授予亚洲文化大奖……
莫言《Big Breasts & Wide
Hips》（丰乳肥臀）英文版。Arcade
Publishing。此书还被翻译成法文、意大利文、日文、西班牙文、波兰文、葡萄牙文、塞尔维亚文、荷兰文、韩文、越南文、罗马尼亚文在全球出版发行。
莫言《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生死疲劳）英文版。Arcade
Publishing 2008年版。
莫言《The Republic Of Wine》（酒国）英文版。Arcade
Publishing。此书还被翻译成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荷兰文、韩文、越南文、波兰文、葡萄牙文在全球出版发行。
莫言《Shifu，You'll Do Anything For A
Laugh》（师傅越来越幽默）英文版。Arcade
Publishing。此书还被翻译成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希伯来文、荷兰文在全球出版发行。
莫言《The Garlic Ballads》（天堂蒜薹之歌）英文版。Arcade
Publishing。此书还被翻译成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希伯来文、瑞典文、挪威文、荷兰文、韩文、越南文、希腊文在全球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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