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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公共微信书法大师—王羲之家族《三希宝帖》
《三希宝帖》特指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是晋代书圣王羲之与其子王献之、其侄王珣留世的仅有三件手书真迹，被历代学书之人奉为圭臬。《三希宝帖》不仅是中华法书至尊，也是华夏文明的缩影。
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帝得到《伯远帖》后，将其与《快雪时晴帖》、《中秋帖》专门在其起居之所养心殿西暖阁辟出专室奉藏此三件稀世珍宝，合称为“三希宝帖”，并御书“三希堂”匾额。
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帝又精选内府所藏魏晋唐宋元明书家134家真迹，包括三希在内，摹勒上石，命名《三希堂法帖》。在西苑的北海建“阅古楼”，把上述刻石嵌在楼内墙上，拓本流传以示临池之模范。
《三希宝帖》现分藏于两岸故宫博物院内，且分别为“两院”“十大国宝”之首。《三希宝帖》见证了两千年的风雨沧桑，凝聚了无数人的辛酸血泪，饱尝了人间的世态炎凉……堪称一部鲜活的、浓缩的中华艺术史和中华文明史。
王羲之（约303－361），山东临沂人，后徙居浙江会稽。字逸少，世称王右军，有“书圣”之誉。他出身仕族世家，西晋末随父南渡，作过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东晋永和年间（345－356）去职，与东土名士尽山水之游。热衷诗歌、音乐与书法。
王羲之书法初学卫夫人，后来改变初学，博采众长，草书师张芝，楷书学钟繇，又遍习蔡邕、梁鹄、张昶等书，精研体势，增损古法，一变汉、魏质朴书风，创妍美流变之体。
王羲之学书历程是由近而古，转益多师，取资广博，尤其精研体势，将秦篆汉隶各种不同的笔法，融于真行草体中，形成最佳体势，所以唐朝人称颂他“兼撮众法，备成一家，为万世宗师”。
王献之（344—386），东晋书法家、诗人，字子敬，祖籍山东临沂，生于会稽（今浙江绍兴），王羲之第七子。曾经担任过州主簿、秘书郎、秘书丞、长史、吴兴太守等官职；成为简文帝驸马后，又升任中书令(相当于宰相)。但政绩一般，远不如他的书名显赫。故人称“大令”。
王献之幼年随父羲之学书法，后来取法张芝，别创新法，自创一格，与父齐名。书法众体皆精，尤以行草著名，敢于创新，不为其父所囿，为魏晋以来的今楷、今草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并称为“二王”。
他的楷书以《洛神赋十三行》为代表，行书以《鸭头丸帖》最著。尤其是草书名作《中秋帖》，列为清内府“三希帖”之一。《墨林快事》评其书曰：“笔画劲利，态致萧辣，无一点尘土气，无一分桎梏束缚。”
王献之的遗墨保存很少，数量远远没有王羲之那么丰富。因太宗贬献之而不购求其书作，内府的王献之书迹“仅有存焉”。
宋初的书法，并举“二王”，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命侍书王著摹刻十卷，这就是著名的《淳化阁帖》。帖中有一半是“二王”的作品。
北宋宣和年间，宋徽宗雅好王献之书法，《宣和书谱》所收的王献之书迹八十余件。但这些墨迹本绝大多数没有保存下来，仅存的墨迹本，不逾七件，而且都是摹本。
王珣（350—401），字元琳，东晋著名书法家。临沂(今山东临沂县)人。官至尚书令。他是王羲之的族侄，出生在一个精于书法的名门望族。其父王恰，其祖父王导均善书，所以史称“三代以能书称，家范世学，洵之草圣，亦有传焉”。
王珣弱冠时为桓温掾，与谢玄一起为桓温敬重，尝称“谢掾年四十，必拥旄杖节。王掾当作黑头公。皆未易才也。”。后转为主簿，和郗超一起深为桓温信赖。本为谢氏婿，与谢安不和，导致当时王谢二族交恶。谢安去世后，仍往哭谢安，并被孝武帝倚仗，历任要职。孝武帝司马曜，雅好典籍，王珣与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均以才学文章受知于孝武帝，累官左仆射，加征虏将军，并领太子詹事，安帝隆安元年（397年）迁尚书令，加散骑常侍，寻以病卒，终年五十二岁，追赠车骑将军、开府，谥曰献穆。有五子：王弘、王虞、王柳、王孺、王昙首，宋世并有高名。
孝武帝司马昌明，雅好典籍，王珣与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均以才学文章受知于孝武帝，累官左仆射，加征虏将军，并领太子詹事，安帝隆安元年（公元397年）迁尚书令，加散骑常侍，寻以病卒，终年五十二岁，谥献穆。
王珣真迹《伯远帖》的年代仅次于《平复帖》，堪称无上至宝，其书体为成熟的行草，运笔自然，各字是分立的，古逸洒脱，确实是晋人特有的风神，堪与二王争辉，也是乾隆的三希之一。其纸墨精良，至今依然古色照人，更加珍贵。其历来为后世书法家，鉴赏家，收藏家视为瑰宝。《伯远帖》是王给亲友的一通书函。它行笔峭劲秀丽，自然流畅，是我国古代书法作品中的佼佼者。被列为“三希”之三。
它的笔画写得较瘦劲，结体较开张，特别是笔画少的字显得格外舒朗，飘逸，真有点“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洞”的晋人韵味。
从汉字书法的发展上看，魏晋是完成书体演变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是篆隶真行草诸体咸备俱臻完善的一代。汉隶定型化了迄今为止的方块汉字的基本形态。隶书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就孕育着真书(楷书)，而行草书几乎是在隶书产生的同时就已经萌芽了。真书、行书、草书的定型是在魏晋二百年间。它们的定型，美化无疑是汉字书法史上的又一巨大变革。
这一书法史上了不起的时代，造就了两个承前启后的大书法革新家—钟繇，王羲之。他们揭开了中国书法发展史的新的一页。树立了真书、行书、草书美的典范，此后历朝历代，乃至东邻日本，学书者莫不宗法“钟王”。盛称
“二王”(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甚至尊王羲之为“书圣”。又有王洵(羲之侄) 善行书，有《伯远帖》传世。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快雪时晴帖》，纸本，四行，二十八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纵：23公分，横：14.8公分。
释文：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君倩。
此帖是王羲之写给“山阴张侯”的一封简短的信。在大雪过后，天气转晴，问候朋友是否安好。大致意思如下：山阴张先生你好，刚才下了一场雪，现在天又转晴了，想必你那里一切都好吧！上次的聚会我没能去，心里很郁闷。你家送信的人说，不能在我这里多停留，要赶快回去，那我就先写这些吧。王羲之敬上。
《快雪时晴帖》是“书圣”王羲之存世的唯一手书真迹，行书四行，字体流利秀美。全帖仅寥寥二十八个字，但“字势强雄，笔力飘逸，灿若游云，矫若惊龙”，可谓字字珠玑，绝世罕见。
乾隆帝酷爱书法，刻意搜求历代书法名品，综百氏而集其成，追二王而得其粹。他对《快雪时晴帖》极为珍爱，在帖前写了“天下无双，古今鲜对”八个小字，“神乎其技”四个大字。又说：“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将此帖誉为“二十八骊珠”，名不虚传，实不为过。元赵子昂称此帖为“天下第一法书”。位列“三希”首位。
此帖其中或行或楷，或流而止，或止而流，形成特有的节奏韵律。笔法圆劲古雅，无一笔掉以轻心，无一字不表现出意致的悠闲逸豫。在赵孟頫、刘赓、护都沓儿、刘承禧、王稚登、文震亨、吴廷、梁诗正等人的跋语中都表示惊羡和赞叹。
用笔以圆笔藏锋為主，起笔与收笔，钩挑波撇都不露锋鋩，由横转竖也多為圆转的笔法，结体匀整安稳，显现气定神閒，不疾不徐的情态。王羲之书法的特点在於优美的“体势”，“体”是指结字的形状和姿态，“势”是指笔画產生的律动感，以“快”字为例，左右相向的两部份，有着呼应的关系，“夬”的右肩略微高耸，末笔右顿，调和了倾斜的姿势。“雪”字也有类似的情形，上部向左倾斜，末一横画收笔有向右下的笔势，所以也调整了整个字的重心。第一行感觉上下的“行气”一贯，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呢？如果只看每个字横向的笔画，可以发现倾斜的角度大致相同，而同一行字的重心也都在同一中线上，第二行则有些变化，“果为”有连笔，其它的字间距较疏，重心也有偏右偏左的变化。这些变化显得很自然，也使得这短短的三行具有丰富的美感。
《快雪时晴帖》是一封书札，帖以“羲之顿首”四字行草开头，以“山阴张候”行楷结尾，此帖笔法雍容古雅，圆浑妍媚，其中或行或楷，或流而止，或止而流。无一笔掉以轻心，无一字不表现出意致的流利秀美。
王献之《中秋帖》
《中秋帖》草书，纸本，3行，共22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纵27cm，横11.9cm。
释文：“中秋不复不得相还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无署款。
《中秋帖》为王献之尺牍草书。因原帖于“中秋”前有“十二月割至否”六个字，又名《十二月帖》，后这六字割失。该帖前后皆有缺文，原为五行三十二字，后被割去两行十字，现有三行二十二字。原帖前有唐代大书法家褚遂良题签“大令《十二月帖》”六个字。
《中秋帖》书法纵逸豪放，畅快淋漓，结体上具有俊爽流暢的感觉。张怀瓘《书断》中说：“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中秋帖》应是王献之在草书上创造的狂草“一笔书”，被人称为“一笔书”之祖，为唐代狂草书的出现起了先导作用。
宋米芾在《书史》中称赞《中秋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未，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有人认为此帖非献之真迹，是米芾临摹的。《书画舫》云：“献之《中秋帖》卷藏檇李项氏子京，自有跋。细看乃唐人临本，非真迹也。”《大观录》云：“共三行二十二字，前后有收藏宋印。此迹书法古厚，墨彩气韵鲜润，但大似肥婢。虽非钩填，恐是宋人临仿。”
《中秋帖》用竹料纸书写，这种纸东晋时尚制造不出，约到北宋时方出现。从行笔中可知，所用毛笔是柔软的无心笔，而晋朝使用的是有心硬笔，吸水性较差，笔的提、按、转折往往不能灵活自如，常出贼毫，如此帖那种丰润圆熟、线条连贯、行气贯通、潇洒飘逸的效果是写不出来的。《书画舫》云：“献之《中秋帖》卷藏檇李项氏子京，自有跋。细看乃唐人临本，非真迹也。”清吴升《大观录》王献之像云：“此迹书法古厚，黑采气韵鲜润，但大似肥婢，虽非钩填，恐是宋人临仿。”
卷前引首清高宗弘历行书题“至宝”两字。前隔水乾隆御题一段。帖正文右上乾隆御题签“晋王献之中秋帖”一行。卷后有明董其昌、项元汴，清乾隆题跋，其中附乾隆帝、丁观鹏绘画各一段。卷前后及隔水钤有宋北京“宣和”内府、南宋内府，明项元汴、吴廷，清内府等鉴藏印。
王珣《伯远帖》
纸本，行书，5行共47字，纵25.1cm，横17.2cm。
《伯远帖》是晋王珣写的一封信。原文：“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
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
　　卷前引首有乾隆御书：“江左风华”四大字，上有“乾隆御笔”一玺。并御题：“唐人真迹已不可多得，况晋人耶！内府所藏右军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珣此幅茧纸家风信堪并美！几余清赏亦临池一助也。御识。”钤“乾隆宸翰”、“涵虚朗鉴”二玺。
　　前隔水御书：“家学世范，草圣有传，宣和书谱”12字。下有：“乾隆宸翰”、“几暇临池”、“耽书是宿绿”三玺。
　　又御识：“乾隆丙寅春月，获王珣此帖，遂与快雪中秋二迹并藏养心殿温室中，颜曰：‘三希堂’，御笔又识”，钤“干”、“隆”二玺。
后隔水上有明董其昌跋，后有乾隆御绘枯枝文石，并识：“王珣帖与其昌跋皆可宝玩，即装池侧理亦光润堪爱，漫制枯枝文石以配之。乾隆丙寅春正，长春书屋御识”，钤“几暇怡情”一玺。后有“墨云”一玺。
　　卷尾敕董邦达绘图，邦达有记，又有沈德潜书“三希堂歌”。
　　卷后有董其昌、王肯堂题记。
　　本幅前后有古半印二，漫漶不可识。清代所钤宝玺有：“石渠宝笈”、“乾隆鉴赏”、“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养心殿鉴藏宝”诸玺。收传印记上钤有“郭氏觯斋秘籍之印”。
《伯远帖》纸墨精良，5行共47字，纵25厘米，横17厘米。至今依然古色照人，更加珍贵。历来为后世书法家，鉴赏家，收藏家视为瑰宝。
王珣《伯远帖》的年代仅次于陆机的《平复帖》，堪称无上至宝，其书体为成熟的行草，运笔自然，各字是分立的，古逸洒脱，从结字用笔均可见晋人“尚韵”书风，堪与二王争辉，也是乾隆的三希之一。
正如董其昌他在《画禅室随笔》中评价《伯远帖》：“王珣潇洒古澹，东晋风流，宛然在眼。”的确，《伯远帖》为我们提供了“直入晋室”，“书追二王”的途径，它的笔法、结体和王羲之的很多法帖相近，不过更古逸洒脱，瘦劲开张，有自家面目。
《伯远帖》是王珣问候亲友疾病的一封信札。它行笔峭劲秀丽，自然流畅，是我国古代书法作品中的佼佼者。它的笔画写得较瘦劲，结体较开张，特别是笔画少的字显得格外舒朗，飘逸，真有点“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洞”的晋人韵味。
《伯远帖》卷前引首有乾隆御书：“江左风华”四大字，上有“乾隆御笔”一玺。并御题：“唐人真迹已不可多得，况晋人耶！内府所藏右军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珣此幅茧纸家风信堪并美！几余清赏亦临池一助也。御识。”钤“乾隆宸翰”、“涵虚朗鉴”二玺。前隔水御书：“家学世范，草圣有传，宣和书谱”12字。下有：“乾隆宸翰”、“几暇临池”、“耽书是宿绿”三玺。又御识：“乾隆丙寅春月，获王珣此帖，遂与快雪中秋二迹并藏养心殿温室中，颜曰：‘三希堂’，御笔又识”，钤“干”、“隆”二玺。　　后隔水上有明董其昌跋，后有乾隆御绘枯枝文石，并识：“王珣帖与其昌跋皆可宝玩，即装池侧理亦光润堪爱，漫制枯枝文石以配之。乾隆丙寅春正，长春书屋御识”，钤“几暇怡情”一玺。后有“墨云”一玺。卷尾敕董邦达绘图，邦达有记，又有沈德潜书“三希堂歌”。卷后有董其昌、王肯堂题记。本幅前后有古半印二，漫漶不可识。清代所钤宝玺有：“石渠宝笈”、“乾隆鉴赏”、“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养心殿鉴藏宝”诸玺。收传印记上钤有“郭氏觯斋秘笈之印”。
王珣是书圣王羲之的侄子。即是书圣家人，自然书法有无限功力。王羲之生活的晋代，结合那时代玄妙风尚，继承汉魏书体，书法上有不少新意。而王羲之，王献之一门为晋代书法最为着名的家族，其书体奇锋异笔，真有无限不可道之美。可惜其墨宝真本，一一散失，不能直面真容令人遗憾。而这件《伯远帖》颇得二王的笔法之妙，借此我们大可以一见书圣妙笔的面貌。
《三希宝帖》在传世的两千年间演绎过一幕幕国宝传奇，尤其是在一百年间，更是令人惊心动魄。
根据《快雪时晴帖》附页的诸多题跋款识、收藏印章以及有关书籍录载，《快雪时晴帖》曾经宋宣和内府，宋时入米芾“宝晋斋”，元代又入御府，上有赵孟頫题跋。明时为朱成国、王稚登，清冯铨、冯源济父子所有，清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八月十八日冯源济进献康熙皇帝，入内府。
《伯远帖》此帖经北宋内府收藏，着录于《宣和书谱》，明代董其昌等都曾收藏，《书画记》、《平生状观》、《墨缘汇观》有著录。乾隆年间入内府，乾隆皇帝弘历视其为无上之宝，将此帖与《快雪时晴帖》、《中秋帖》藏于养心殿西暖阁，专设三希堂，以尽赏玩珍宝之美意。
1907年，光绪帝妃瑾妃将《中秋》、《伯远》二帖首先盗卖出宫，“三希”从此分离开始了各自传奇的经历。这两帖出宫后被北洋军阀头目袁世凯嫡系郭葆昌收购秘藏不宣。
1911年以后至1924年溥仪出宫以前，《伯远帖》、《中秋帖》曾藏在敬懿皇贵妃所居的寿康宫，溥仪出宫之时，敬懿皇贵妃将此帖携带出宫，经由她娘家侄孙卖给古玩商，辗转卖给郭世五。郭世五藏此二帖始终保密无人知，死后此二帖归他儿子郭昭俊所有。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时，“三希”只存 《快雪时晴》 一“希”。
1928年，奉系军阀头目张作霖撤离北京前夕，曾向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索要《快雪时晴》帖，被易培基院长委婉推拒，16个小时之后，张作霖被炸死在皇姑屯。天佑神品，《快雪时晴》帖躲过此劫。
抗战胜利后，郭昭俊把他父亲郭世五的觯斋藏瓷全部捐献故宫博物院，因此郭昭俊得到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经理的职务。
1949年他随银行撤退到广州、香港。郭昭俊因做生意关系，将自己所藏的《中秋帖》和《伯远帖》押给一位印度人。那印度人又将之以十多万港币抵押于香港汇丰银行。因做生意赔本，一年后抵押期满，无力赎回，准备出售，他找到徐伯郊商量办法。徐伯郊立刻给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写信，马衡院长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此事的原委。
日，周总理亲自给马叙伦等人写信，亲自下达特级指示，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两件国宝。终以当时35万元的天价将两帖收回，一直存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为使分离一个世纪之久的《三希宝帖》再度团圆，两岸故宫博物院历数载、斥巨资，以两岸院藏真迹为底本，以特种真丝为复制材料，以锦缎、碧玉、进口高档红木等为装帧材料，原汁原味再现昔日国宝神韵，打造当今最具纪念意义、最具收藏价值、最具升值空间的文物艺术品。
台北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是中国著名的历史与文化艺术史博物馆。坐落在台湾省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建筑设计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宫殿建筑形式，淡蓝色的琉璃瓦屋顶覆盖着米黄色墙壁，洁白的白石栏杆环绕在青石基台之上，风格清丽典雅。
　　故宫博物院于抗日战争的前夕，选择重要文物南迁。1948年底，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国民政府令故宫博物院挑选贵重文物以军舰转运台湾。原故宫博物院文物分3批运走2972箱。一起运台的还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852箱及其他单位文物。文物运台后，先存台中市，租借台中市糖厂仓库存放。1950年
4月，台中郊外雾峰乡吉峰村仓库落成，运台文物随即迁入新库存贮。1957年，在亚洲协会赞助下，在库房之外又建一小型陈列室，公开展览所藏文物。1965年，在现址建成新馆。新址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岁诞辰，命名为中山博物院。台湾“行政院”公布了《国立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规程》，规定设置国立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由故宫博物院保管使用，将来国家统一后，迁台文物仍交回原博物院。中央博物院归并故宫博物院后，故宫博物院全部文物由台中运至台北中山博物院，以此作为院址，日正式开幕。至此，运台文物才得到一个适当的保存环境。运台文物主要为书画、铜器、瓷器、玉器、漆器、珐琅、雕刻、文具、图书、文献及其他工艺品，初为230863件，中央博物院并入后，增至242592件。连同整理后的档案30余万件及受赠、收购1万余件，目前共有60万件。
　　该院陈列展览强调配合旅游观光事业及为大众服务的原则，院内辟有铜器、瓷器、玉器、书画等各种陈列室。先后举办“商周青铜礼器展”、“我国瓷器的发展”、“书画精华特展”、“故宫藏玉”、“中华民国开国史料展”等展览。在建院60周年之际，举办了大型综合陈列“华夏文化与世界文化之关系特展”。还在院内开辟了“三希堂古典茶艺雅座”和仿宋、明庭园“至善园”。为了方便外地民众参观，还举办了巡回文物展览，深入许多市县展出。
　　该院出版了《中华五千年文明集刊》、《国之重宝》、《惠风和畅》、《文物光华》、《故宫宝藏》、《元四大家》、《唐寅的研究》、《山水画皴法点苔之研究》、《清代通鉴长编》等著作，并影印出版了文渊阁《四库全书》。院内还有定期刊物《故宫文物月刊》和《故宫学术季刊》等。
王献之 玉版十三行
《玉版十三行》是王献之小楷代表作，被誉为“小楷极则”，笔划隽秀挺拨，结字萧散逸岩，顾盼有致，盛名千年不衰。墨迹在宋元时有两本，一为晋麻笺本；一为唐硬黄本，上有柳公权跋，疑为柳公权临本。此二本后均佚，流传的刻本有二，一为“碧玉版本”，一为“白玉版本”。世以“碧玉版本”为优。“碧玉版本”明万历年间出土于杭州西湖葛岭南宋贾似道半闲堂旧址，藏北京首都博物馆。
王献之　鸭头丸帖
王献之行草《鸭头丸帖》，真迹现存于上海博物馆。绢本，纵26.1厘米，横26.9厘米，二行十五字，系王献之给友人的便札。帖文：“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用笔开拓跌宕，情驰神纵，流美清秀，无一点尘俗之气。吴其贞《书画记》称为“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
《鸭头丸帖》用墨枯润有致。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全帖蘸墨两次，一次一句，墨色都由润而枯，由浓而淡，墨色分明。从而展现出全帖的节奏起伏和气韵自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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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故宫互访:政治坚冰逐渐消融
日07:56 　
寂寞北沟，热闹紫禁
位于北京故宫的“三希堂”，原是乾隆皇帝的书房。堂内现存有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在台北故宫，也有一间“三希堂”，内有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中秋帖》和《伯远帖》民国期间收藏在郭葆昌手中，他曾表示百年之后将二帖无偿捐给故宫。据庄严生前所撰《我与三希帖的一段缘》：1949年，政府迁台，郭葆昌之子郭昭俊曾携二帖到台，旧事重提，欲履行他先父生前宏愿，但“希望政府在‘赏’他一点报酬的条件下，他再将二帖‘捐赠’出来。可惜那时政府刚来台不久，一切措施尚未能步上正轨，财源短绌，实在无力顾及于此，希望以后再从长计议，以致二帖回归故宫之事，不克实现。后来闻郭先生只好携此二帖，远去香港……”后在周恩来的批示下，国家文物局用488376港元从香港购回二帖。
两件宝贝这样擦肩而过，暴露出彼时战败的国民党政府在文物保护上的捉襟见肘。三批文物在台湾基隆港登陆后，先后辗转杨梅、台中糖厂，因这些地方均不适合文物保护，又于1950年4月搬到台中雾峰乡新建的北沟库房，并在那里一待就是15年。其间虽有修建小型展览室，公开展览所藏文物，但大半岁月，众多文物被尘封在黑暗的库房中寂寥无声。简陋的保存条件下，四库全书曾被雨水部分湿毁，导致时任“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主任委员”的孔德成辞职。位于外双溪的新址，在筹建过程中还曾因经费短缺而停工。
而海峡这一端，昔日的紫禁城内呈现了热闹的新气象。在和平解放北平之后，故宫被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接管。据《人民日报》报道，在日召开的一次文化座谈会上，40余位文化名流“对于国民党匪帮盗运人民文物一事，一致表示愤慨”。
在接管委员会文物部4月为故宫确定的新的业务方针上：要利用文物为教育人民之工具，以启发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并协助国家建设事业为工作目标。
在日，马衡等人起草的《声讨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盗运文物的罪行》宣言公开见报，内称：“卖国党徒盗运文物至台，实不啻间接盗往美国。”“盗运文物之主持人，查为傅斯年、朱家骅、王世杰、杭立武等，素属丧心病狂，助桀为虐，应即宣布为文化战犯，无论逃至天涯海角，必须拿捕归案，严加惩处。”签名者包括王芸生、沈从文、卞之琳、马寅初、梁思成、徐铸成、黄炎培、储安平等329人。
被分隔的文物背后，有着更本源的来自内战的国共兄弟仇恨。“蒋匪”和“美帝”，在接下来有关故宫国宝的声讨中，被置于舆论的峰巅。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故宫先后举办了美蒋联合大屠杀照片展览会、解放军战绩展览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展览、美国政府细菌战罪行展览，以及包括展示“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合流在中国土地上所进行的一连串特务间谍的阴谋活动”在内的全国公安工作展览会等。
在台文物赴美展览风波
在台湾，国民党亦琢磨着如何将故宫文物在政治上为我所用。台北外双溪故宫博物院建成之前，有关这些国宝的最大一桩历史事件，是1961年的赴美展览。
赴美展览最初是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R·卢斯（HenryR.Luce）于1953年6月向蒋介石发出邀请，并迅速被蒋介石同意。此后与国民党当局的协商，卢斯则转给美国政府。但因保险、运输方式、损坏赔偿及中共可能提起文物所有权诉讼等原因，双方的谈判陷入漫长的拉锯，使展期由最初预计的1954年一直拖延到1961年。
台湾历史学者吴淑瑛认为，在失去大陆政权之后，说服美国中国的“正统”在台湾，是蒋介石在面临诸多风险之下，仍同意故宫在台文物赴美展出的重要原因。因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中华文化的代表，故宫国宝赴美展览可以传递出他拥有“中华文化”的继承关系，亦即所谓的“中华民国”才是中国的真正代表。
在当年的美展目录中，负责展览准备工作的王世杰就曾明言：“自由世界的前途主要落在美国人民的肩上。在这个多事之秋，美国人民能对中国的艺术和文化有更充分的了解，就具有新的意义。这个展览会还可以提醒人们注意：”自由中国‘的人民不但是为收复失地而战，而且是为挽救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战。“
在那个特殊时期，故宫在台文物被国民党赋予了太多的历史重负。而大陆方面对此的大规模反弹开始于日《人民日报》的一篇题为《坚决反对美国劫夺我国在台湾的珍贵文物》的报道。
而北京故宫博物院除联合其他文物机构发表联合声明外，还专门进行了一个《反对美国侵略集团阴谋劫夺在台湾文物展览》。
因故宫在台文物赴美展览的事一直没能敲定，大陆方面的抗议很快偃旗息鼓，一直到1960年美蒋签署了有关展览的协议，才再掀波澜。文化部声明：美国政府同蒋介石集团签订的一切劫夺我国历史文物的“合同”均属无效；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制止美国政府的强盗行为》；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文化界名流再次纷纷集会，表态谴责；德高望重的郭沫若也刊文称，美帝国主义“今天又公然企图用它的军舰劫走我国在台湾的珍贵文物了”。
北京故宫博物院内，也被激愤的情绪所笼罩。据新华社当时的报道，首都许多历史文物机关工作人员连日纷纷举行集会，张贴大字报和联名发表抗议书。故宫博物院全体工作人员在群情激昂的抗议大会上，一致通过了对美帝国主义的抗议书。
而美国的军舰还是驶入台湾，将故宫文物运至美国。自1961年5月至1962年6月，先后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等5个大博物馆内举行了《中国古艺术品展览》。美国总统肯尼迪亦和蒋介石一道，受邀担任此次展览的名誉倡导人。
从大陆流落到岛内的文物，在国共对峙的昔日，短暂地游离到更远的大洋彼岸，在历时一年有余的展览后，平安回到台湾。而此时，两岸在故宫文物上唯一的交集是：有朝一日分隔的国宝再度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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