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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宝油画火热销售中..不是所有的幸福时代，都可以以盛世名之。也不是所有悲伤惨烈的时代，都可以用悲情来形容。所谓的幸福和悲伤都是相对而言，具体看哪个阶层，哪个群体，哪个阶段。陶渊明说“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成吉思汗说：“人生最大的欢乐，在于到处追杀你的敌人，侵略他们的土地，掠夺他们的财富，然后听他们妻子儿女的痛哭声。”且不说一个零和博弈的丛林时代，就是在我们庸碌苟活的日常生活中，你的欢乐往往就是我的痛苦，我的收获就是你的失去。在一个社会急剧转轨的时代，怀抱着旧式的理想，必然遭受现实的摧残；遭受着现实的摧残而坚持信念的，也必须正视坚持的代价。
我今天要讲述的，是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真真正正的悲情时代，他们生活在一个物质优裕的时代，生活在一个不需要他们承载过多社会重任的时代，曾经强制钳制他们思想的儒教思想早已不复权威，任性放纵的自由前所未有。
和前辈相比，他们一无先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生存之忧，二无后世儒林皓首穷经、嗟叹无颜的功名之虑，这些稀少的精英只要肯俯身屈就，富贵功名唾手可得。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说些不着边际、不负责任、不切实际的言语，依靠华美的辞章、优雅的谈吐、潇洒的仪表来博取掌声。如果能进一步醉生梦死、放诞不羁、伤风败俗，那岂止赞以风流倜傥，简直是天下名士。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药、酒及其他》的著名演讲中，以竹林七贤为代表，刻画出一群风流散淡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在当时名重一时，而且光辉后世。
所谓竹林七贤，就是曾经在竹林里游戏谈玄的七个知识分子。阮籍、嵇康、向秀、王戎、阮咸、山涛和刘伶。从正始元年到正始五年，也就是240-245年，他们相约于今焦作山阳地区的博爱竹林里，放任纵达，相互唱和，成为体现当时魏晋知识分子先锋风尚的领军人物。所谓的贤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德才兼备的高级知识分子。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是培育贤人的祖师爷。他说：“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行中矩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害于其身；躬为匹夫而愿富贵，为诸侯而无财。如此，则可谓贤人矣。”贤人不仅仅需要文才，够得上这个称谓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是中规中矩，和百姓同呼吸共命运，成为百姓大众的道德典范，才能冠以“贤人”这个头衔。古今中外，高级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国家和社会的正义化身。他们负责构筑和支撑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道德底线，指导和引领年轻一代的未来发展方向，明确并率先担当社会责任。
显然，竹林七贤的事迹和行为有名实相悖之嫌，甚至远远与孔子的精英定义背道而驰。在史书的记载中，这七个人“去巾帺，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也不能引为社会样板。后世对他们的评判也是毁誉参半。这七个人为什么能引起知识分子的赞誉？他们又为什么会演变成如此离经叛道、放荡不羁？在这种大蜕变中又隐含着什么样的秘密？当我再次复述这七个知识分子的那一刹，不自觉又想起了这个离我们远去的、和当今有惊人相似的时代。这不能不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说起。
自黄巾民乱开始，中国百姓就处于痛苦不堪的境地。各地豪强组织军队，相互杀伐，中原残破，人民死散。在一个随时可能失去性命的恐怖情境下，依附各地豪强，依靠武装保护获得暂时的喘息，成为百姓没有选择的选择。相应地，军事豪强也需要获得固定的劳动力和粮食补给，黄巾民乱结束时，中原人口十不存一。战事最紧张的时期，袁绍军队在河北依靠吃桑葚为食，袁术军队在江淮依靠蚌蛤蒲蛹为生，曹操军队在山东杀人为束脩，充军粮三日。为了保证军粮供应，曹操将农民按照军事编制组织成屯田大军，将农民强迫束缚在固定的土地上，成为极为受流民欢迎的制度。农民和豪强地主之间的粮食换安全的合作模式一旦达成，就逐渐在中原地区扩展开来。每天生活在朝不保夕的农民，依靠宗族、乡党的残余网络，依附于地主豪强的军事保护，形成了以部曲制度为单位的分散性的坞堡经济。在坞堡内部，村庄连成片，土地齐整划一。寄居的自耕农，尽管生产剩余极为稀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尚可为明日之计；各个坞堡之间，则是荒凉不堪、千里无人的乡野。以曹魏时代的屯田制度为基础，中原地区就逐渐演化出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为皇室和官僚地主耕种的西晋占田制。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豪门贵族依靠铁血和剥削，成为一个个拥有军事、经济和社会管理实权的地方寡头，支撑起中原社会的基本形态。
以武装力量为支撑，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的中心也逐渐从大一统的皇家宫廷向地方豪门分散转移。董卓叛乱之前，洛阳是天下文化汇聚之地。“光武迁还洛阳，其经谍秘书，载之二千余辆”，到东汉末年，已经发展到六千多辆，增长了三倍之多，可谓搜罗穷尽了民间藏库。一把大火烧尽了洛阳二百年的搜藏，只剩下了七十余车，到长安之乱后，所有经书全部烧毁。图书作为文明的载体都已被消灭，读书种子更是无从谈起。到魏曹芳明帝时，朝廷打消官吏及太学生在京师有万余人，但通古礼的鲜有。中央官吏四百余人，能提笔写文告的还不到十人。
战乱将文化从皇权向豪强大族转移，它与察举制度及变种九品中正制结合在一起，逐渐实现了豪强对文化的独占权，到曹魏后期，中原大地已经迎来了一个军事、经济和文化的通吃时代。翩翩的魏晋风度，就是在这种百姓的苟活和豪强的独大中走来。和前朝后世相比，魏晋时代的不平等是惊人的畸形，少数人左右着朝纲的制定，舆论的风向、财富的转移、社会的风尚。西晋时代的社会财富并不丰饶，但我们可以在这个时期看到惊人的炫富行为。中央政权的衰微和一个利益集团的尾大不掉，通常都是一个末世的典型征兆。
公元220年，曹魏代汉，开启了数百年来皇权衰微、门阀世族把持政权的时代。历史的趋势一旦形成，将不可阻挡，它将扫平一切试图逆趋势而动的势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曹魏一旦取代汉皇权成为实际统治者，特别是禅让之后，它在顺应趋势取代汉王朝之后，本身也迅速地成为这个趋势需要扫平的对象。在曹魏中后期，曹魏皇权与以司马家族为代表的门阀势力，开始了新的一轮较量。正始初年，大将军曹爽罢司马懿军权，全面推行正始新政；正始十年，司马懿伪装疯瘫，终于给予曹爽极其党羽致命打击。但是曹氏集团也伺机反扑，政治风云变幻莫测。
在这场闻名千古的政权拉锯战中，曹魏和司马氏集团各有优势。司马集团，也就是当今的军人集团，拥有对军事力量的绝对控制权，但是在儒家名教和传统道德方面，司马氏却处于绝对的劣势。无论如何，篡位和弑君总是无法喊出的口号。司马氏要效法曹魏代汉，首先要争取豪门贵族的效忠，还需要当时负有声望的文人的舆论支持。曹魏政权要打败司马集团，首先也必须在舆论上造势，再徐徐举事。两派争取那些天下闻名的文化人，获得他们的舆论支持，就在腥风血雨、阴森难测的正始年间，成为正面战场上至关重要的一环。
对这些文士来说，政权究竟鹿死谁手，其实并不存在什么绝对的道德标准。江山替代，是一件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过快的政权更迭，则不利于整个道德规范的重建。忠孝立国，历来是中华文明的政治法则，但无论是篡位的曹魏还是后继的司马氏，无论如何粉饰，都难以举起这面旗帜。自此，忠孝立国的法则被废弃，以孝治天下的法则被弘扬。但是在一个严密的儒家名教体系中，忠孝怎么能截然分开？这种先天残缺的礼法，必然制造出一个权力意志统治的价值观。知识分子的信仰和道德一旦瓦解，必然产生出一种虚伪的、无根的、逻辑混乱的文化生存状态。失去信仰和道德的政权，必然制造出一堆堆失去信仰和道德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更是这种信仰迷失和道德率先瓦解的群体。
在司马懿时代，这种信仰和道德的瓦解愈演愈烈。在曹魏时代，知识分子的压抑并没有特别突出。原因在于，曹操本人是一个功勋卓著的不世之才。他强势结束了北方战乱流离的局面，为天下苍生获得了一个安定的环境，拥有充沛的道德合法性资源。他和两个儿子曹丕曹植，都是才华横溢的千古才子，他们珍爱文学之士，开创了一个作家蔚起的建安时代。曹操、曹丕、曹植以自己的政治地位为平台，总持风雅，在他们周围环绕着为数众多的作家，在千古文学史上大放异彩。特别是天下之才独占八斗的曹植，更是以其惊采绝艳的诗词歌赋，征服了千百代英华才俊，遑论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和文人的感召力。如果这种情形平稳发展下去，曹魏政权的建国逻辑和士子的内心将逐渐回归。
可惜这种文人归心的局面，在司马懿时代不能持续下去。司马懿不擅长文才，喜弄权术，对文学表现不出丝毫兴趣。这种文学的缺失，让他在争夺名士的斗争中不占便宜。在他主导的权力游戏中，更直接表现为露骨的杀戮和迫害。上帝始终在眷顾这位工于心计的权臣，到曹氏末年，庸碌腐败的权贵，已经不能和军功卓著的司马氏相抗衡。在这种落日的余晖中，文学和思想突然以一种极其怪诞的方式绽放出瑰丽之花。
公元240年，也就是曹魏的正始年间，洛阳城里一阵清谈玄风突然横空出世。大名士何晏、王弼、夏侯玄成为大将军曹爽的座上客。魏明帝死后，立曹芳为帝，托孤大臣一个是皇室宗亲曹爽，一个是战功赫赫的司马懿。曹爽假借太后意志，将司马懿罢去军事和政治实权，独揽朝纲，大量任用曹氏宗亲，这其中包括一位闻名天下的大名士何晏。何晏是东汉大将军何进的遗孤，他的母亲后嫁给曹操，成为曹操的养子。何晏的风度四海有名，老庄学说大受欢迎，他叹说“天地万物以无为本”，以名士为主角的脱口秀便隆重登场，正始玄风自此开始。
名士之所以成为名士，学识固然不能少，风流更为关键。风流是一种感觉，没有公式，没有规律。俊朗儒雅，孚甫众望，是名士；面若朱粉，魅惑男人和女人，是名士；五短身材，披头散发，酒气冲天，如刘伶者流，也可以成为名士。
直白地说，风流是一种无法解释的时尚。比如我打死也不知道周杰伦含糊不清的鸭公嗓子为什么如此倾倒众生，也不知道为何当年如此脑残地喜欢上白衬衫黑裤子的费翔，但风流就是一场忽去忽又来的游戏，你方唱罢我登场，名士的游戏就是一场流行的校园接力赛，粉丝是大学生，名士就是偶像。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但掌声总是如潮如约而至。
从今天获得的文献看，何晏的声名虽然当时如此卓著，似乎并没有留下什么拿得出手的成就。他其实就类似于一个明星，意外地喊出了时代的心声，相对于繁琐枯燥苍白虚伪的礼教，老庄的清新之风无异于一场文化的革命。这个个人的价值叠加到政权的价值上，就起到放大的作用。《晋书》记载，何晏“性骄矜，耽情色，聚浮华”，真要承担国之重任，显然勉为其难。至于谁才是这出戏的真正导演，士林当然心知肚明。
玄学真正的后台老板，就是青年政治家曹爽。如果和先辈曹操、曹丕一样，励精图治、恢复政权稳定所必须的儒家名教价值观，选任人才务实治国，那与司马懿的较量胜负还未可知。但是曹爽这个公子哥儿出身的青年权贵，气量、阅历和能力都无法驾驭这种考验个人素质的政治路线。在事关曹魏政权未来方向的十字路口，曹爽选择了另一种游戏玩法，就是鼓励知识分子远离政治。何晏说：“除无用之官，省生事之故，绝流遁之繁乱，反民情于太素。”另一位玄学大师桓范也说，“尧以无事焉而由之圣治……辅千乘则念过管晏，佐天下则思丑稷禹”。这种具有政治意义的学术风气，在权力荷尔蒙的刺激下，立刻引发了海内知识分子普遍的强烈共鸣。从曹操一步步掌握实权、汉代名存实亡开始，知识分子无论在肉身的存在和精神的价值观上都发生了双重危机。在肉身上，随时可能的战争和政治派系斗争所产生的杀戮，是血淋淋的现实，让这些知识分子感觉到朝不保夕。在精神上，传统的名教儒学已经不适合现实，它所维护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体系，其道统尊严早已荡然无存。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那些试图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往往都牺牲于政治杀戮中。例如孔融、祢衡之与曹操，嵇康、阮籍之于司马氏，曹魏政权代汉的劣迹，在那些忠于汉室的知识分子的心中还没擦拭干净，政权的道德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司马氏代魏的阴影又再次袭来。如何保全自身、避免受害，是这一时期士人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而老庄贵无的思想，则成为他们远离政治的思想基础。
林语堂说：“魏晋清谈之风，读书人不得谈国事，只好走入乐天主义以放肆狂背相效率……这是人权的剥夺时社会必有的反应，古今同然。”
林语堂说的读书人，其实就那么几个人，但影响却相当大。这时的魏晋时代，经过占田制的经济制度和察举制的建设，已经形成了一个上层相当开放、下层被严格禁锢的寡头型社会组织体系——少数人的游戏博弈，将直接决定生死博弈的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下，各路名士如四大天王、周杰伦一样次第粉墨登场。他们犹如当代的经济学家一样出头露面，呼风唤雨，似乎举足轻重，无所不能。但历史总是以他们最终残酷的命运证明，任何知识分子想要出人头地，都必须依附于权力和政治，用他们丰富的学识、峻拔的道德，膨胀为政治游戏中一场绚烂的烟火。他们寄生于权力游戏的泡沫之中，当然结局也必然是一地鸡毛。
让我们先介绍竹林七贤的几个关键人物：嵇康、阮籍和山涛。竹林七贤的历史，首先当然你要从其中最悲剧的嵇康讲起。对这个“风誉扇于海内”的人物，三国志只在王粲传中有27字的记载，晋书嵇康传中只有些空泛的内容。嵇康原姓奚，从浙江会稽签到安慰雉县，并非高门大族，大概从父辈开始才进入仕途。他幼年丧父，嵇康由母亲和哥哥抚养成人，魏明帝死时才15岁，齐王曹芳在位的正始年间，嵇康才17岁。
阮籍，陈留尉氏县人，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为曹氏所重。阮籍父亲早逝，家境贫寒。阮氏家族一部分人住在街南，一部分住在街北，住在街北的上风上水，自然是富人，而阮籍和阮咸都是住在南院的穷人。史书记载：“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正始年间，阮籍已经40岁，名闻四海。
再看山涛，河内人，史书记载，“涛早孤，居贫，少有器量，介然不群”。他年近四十才做了地方小吏，不过山涛却异常乐观，对妻子说：“忍饥寒，我后当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
我们可以简单地发现，这七个人共同的特点就是家境不甚了了。就是以最殷实的王氏家族王戎来说，也只是那里的庶出，地位不高。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是这七个人？”
主流文献中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说这七个人是曹魏集团和司马集团之间的路线斗争产物，另一种说是知识分子逃避政治的产物。但是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都矛盾百出。例如竹林七贤七个人中，嵇康勉强可以属于曹魏集团，阮籍长期在司马氏手下做官，山涛、向秀、王戎后面都是相当积极地投靠司马集团，连最无赖的刘伶也做了不用打仗的将军。从他们个个时期的文学和哲学著述看，和政治似乎总是有很丰富的联想意味。因此这两种说法都难以解释，这七贤里为何杂糅着不同政治路线的人士。
表面上看，七贤的结合似乎是曹魏集团和司马集团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一种社会趣味和阶级趣味的差异，深层次就是寒门士族和高门大族之间的矛盾。在魏晋时代，寒门士族和高门大族之间的矛盾已经非一日之寒。俗话说，富不过三代，贵不过一世。自秦始皇开始，中国最高统治者就出于对丧失权力的恐惧，改造出一个庞大的、流动的官僚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所有的官员都相互竞争以博取皇帝的恩宠，在压抑的宫廷里上演一幕幕烟云富贵。不过，当时的豪门世族掌握了一项关键的技术，使得他们的财富和声望得以延续。汉代的人才选拔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地方察举，一是中央指名征召。不管是地方还是中央，被察举或征召的人物必须取得当地高级知识分子“贤人”的评价。这些人才所获得的评价，就成为日后进入统治集团的资本。由于掌握了文化和为中央政权品评人物的话语权，豪门世族拥有操纵整个国家命运的能力。两汉的清议传统，造就了以豪门贵族出身为主体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特有的品格和心态。
豪门贵族的知识分子，自幼锦衣玉食，在各类人等中最有可能将人类好逸恶劳的本能发挥到极致，他们最擅长的，不是耗费心智的研究行为，而是见心见性的自我挥洒。他们拥有足够的特权，足以鄙视那些被中间阶层所尊奉的道德品性，践踏那些主流社会的行事规矩。这种风气，集中体现在正始玄风的开启。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中央政权与其说是帮忙，不如说是帮助司马懿反攻倒算，所以顾炎武痛恨这群浮华之士，“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
竹林七贤和正始名士之间的差异，表面上如出一辙，实质上相差万里。这七个人虽然和正始名士一样谈论玄学，但其根基和逻辑却完全不同。
竹林七贤的根基，始终都是外玄内儒。这才是被称为七贤的根源。嵇康反对名教礼法，是出了名的。我们不妨以态度更为中庸的阮籍为例，解剖一下这七个寒门高士的内心真面目。
《阮籍本传》中记载，嫂子回娘家，他去告别，有人讥笑，他说，礼教是为我设的吗？邻家少妇貌美，以沽酒为业，他去喝酒，喝醉了，躺在她身边就睡。有个军人的女儿，没有嫁人就死了，阮籍并不认识她的父兄，跑到灵堂钱吊唁痛苦，哭够了就回家。他以“袖中虱”形容那些利禄之徒，认为一切都无意义，一切都无必要，一切都是虚无缥缈，只有酒是帮助他达到“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焆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的自然境地。但是，阮籍诗歌中最优秀的篇章，《咏怀诗》却表明，在他畅游太虚，醉生梦死的外表下，却是一个异常痛苦的精神世界。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忧思独伤心。”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碎木亦云已。”
究竟何事让他伤心不寐，历史上的各种论证多如牛毛，已经无须再烦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式的知识分子有根本的不同，那就是中国男人从娘胎里生下来就满脑子功名利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与其说是他们的梦想，不如说是他们头顶上星空的道德律。假设他们能穿越时空见到亚历山大大帝，永远不会为了身边的那一缕阳光放弃荣华富贵的一丝可能。他们喝酒放荡，只是因为没有机会正经；他们非儒非孔，只是因为那个不是他们心目中真正的儒家学说。因此，即使外表上模仿希腊的第欧根尼再惟妙惟肖，也永远无法达到纯粹的犬儒主义境界。阮籍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在这位风流韵裁、放荡不羁的内心里，那些“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和“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的人物，才是他真心向往的对象。对司马氏开展的系统夺权活动，阮籍没有勇气出来抗争。尽管他可以装醉六十日来拒绝司马昭的提亲，但在司马昭拿刀架在他脖子上要求他写劝进书时，他却一挥而就。这种亏损的气节，已经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格外软弱的人格盖棺定论。他们不敢真正挺身而出反抗一个虚伪的政权，只能将矛头指向那个虚伪的名教。在司马氏与曹魏集团的斗争中，司马懿始终是以维护魏国正统为面目进行夺权活动，因此将这种虚伪的时代延续得格外漫长，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痛苦也格外漫长。
竹林七贤的故事由此展开，他们的故事就发生在悠悠扬扬的竹林里。在古代中国，竹子是政府的主要救灾物资。洪水暴虐时，可以砍竹为桩，以桩为墙。竹子还是重要战备物资，扎竹筏，造云梯，制作陷阱里的尖竹桩，作为救灾与战备主要物资，京畿附近一定要有竹林。曹魏政权时期，战事频繁，距京师洛阳一百余公里的河内竹林进一步受到重视，河内大规模种植竹子。设置了司竹都监和司竹监两个专门官职，类似于当今的林业部长。
当时的河内竹林，溪水流觞，万顷墨绿，满目竹海。当时的曹魏士大夫有着浓重的“山阳情结”，洛阳的达官贵人最喜欢北上河内饮酒清谈。由于这里距离京师不远，既可以满足修身养性、博取清名的目的，又可以随时观测京师动向，窥测王气，企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志士都把这里作为暂时安身的理想所在。河内竹林，逐渐成为热衷政治的儒学士人向往之地，以为到了河内竹林，差不多找到了终南捷径。河内竹林成为当时高雅士人的聚集之地。
那一年，嵇康二十岁，他和所有的寒门士子一样，怀抱着出人头地的憧憬，一个人从家乡潐郡来到了山阳。他在宅所两旁种满竹子，“左右筠篁列植，冬夏不变贞萋”。和那些富贵的正始名士不同，这些寒微之士还必须自己谋生。于是嵇康在竹林之下，开了间打铁的铺子。很快，嵇康有了一位志趣相投的向秀，为他拉风箱。向秀还在山南开辟菜地种菜，卖菜换酒食之钱。当然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主业，白日打铁灌园，夜间清议谈玄。当时老子庄子周易三部书最为流行，总称“三玄”，是清谈家们的主要依据。
和当时所有追求令名的读书人一样，嵇康的打铁灌园谈玄很快有了好回报。正始三年（242年），阮籍刚刚完成了《通易论》和《乐论》，成为在士林中出类拔萃的青年才俊。太尉蒋济立即征召为尚书郎。阮籍不敢得罪蒋济，以才干平平身体孱弱婉言谢绝，但是很快又害怕得罪权贵而入蒋济帷帐。阮籍的软弱性格，在这一次被迫入世的过程中得到充分显现。
就在同一年，竹林七贤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山涛也粉墨登场。山涛有名士器量，“见巨源如登山临下，悠然深远”，比山涛年少将三十岁的王戎也看“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能名其器”。这位大器晚成的高官显贵，四十方举孝廉，长期贫困的生活只令他对功名利禄有更加强烈的向往，这和那些依靠门第轻易就得到常人一生难以企及的高位的正始名士完全不是一类。和如日中天、浮华聪慧的正始名士相比，这些寒门名士来源复杂，动机各异，但出于一个共同的动机，就是对政治的不能忘怀、对才华的自珍自爱，让他们来到这个这块本应高洁却又充满阴谋秘计的竹林里。
竹林七贤的命运，也是后世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的一个缩影。他们终身徘徊于政治与文学之间，有的被杀戮，有的难得糊涂，有的走向堕落，有的故意扭曲灵魂，形形色色的士林心态，分化的个人命运，这七个人，便是天下千万人。
在河内地区交游谈论玄学的所谓名士，通常分为三种人：第一种是依附河内名门望族司马懿的士人。这些人很多聚集在河内竹林里，静观进退的时机。第二种是暂时观望曹魏与司马斗争的士人。西周初年，武王伐纣在这里勤兵，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在这里始设南郡，东汉光武帝刘秀据有河内而后才完成中兴大业，东汉最后一个帝王汉献帝禅位曹丕，被贬到这里。因此，河内之地，对身处乱世无法实现兼济之志却又不愿真正遁世的竹林名士来说，有很强的文化象征意义。第三种，才是极少数试图得道成仙的“真人”。
当这些真隐士、假隐士真真假假地游历于竹林之间，洛阳城内的真正游戏才刚开始。曹爽将司马懿赶下台后，自曹爽抓住权力的那一年起，以夏侯玄为首的正始名士，开始了意气风发的正始改制。玄学家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无非是强调清静无为，小政府，大社会，相应的政策调整为强化改革部门权力，精简机构，裁撤官员，改革繁琐服制。比如七品的官员不能穿四品的服装，百姓和官员的服色应有所区别。这些无关大雅的制度，无关痛痒，但精简机构和加强吏部权力，却实实在在地触犯了当朝官员和士子们的利益。辛辛苦苦读书，无非就是为了一个饭碗，十年寒窗被几个名士一句“道法自然”轻描淡写地否定，这滋味谁也不好受。最为可恶的是，老祖宗的规矩说改就改了，但当权派的日子却越过越舒服。何晏日日饮酒吃药，淫乱无度，犹如当今天朝诸多不受约束的改革派，只许改别人，不改自己，这口吐莲花的玄学理论越来越像当今的主流经济学家，慢慢地自然没人追捧了。
正始二年、四年（241年），司马懿出兵伐吴，每战皆胜，声望日隆。正始五年，眼红的曹爽和夏侯玄为了抗衡，发动了攻蜀的骆谷之役，结果自然是惨败。这些人气衰减的浮华公子和司马懿相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作为一个自小熟知这种政权变迁路线图的知识分子，阮籍要比竹林七贤当中的任何人都要敏感地嗅到变天的气息。对这些文人来说，如果对生命还有一丝的怜惜，那么依附政权就永远是他们的宿命。曹爽政权的浮华堕落，是阮籍所痛恨的；司马懿的狼子野心，更为阮籍所不耻。他向往的，不能给；他不喜欢的，却越走越近。老天就是这样故意折磨这些有理想、有抱负的文人，让他们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阮籍的父亲阮瑀为建安七子，与曹丕交往甚密。父子两代，一代为曹氏的篡夺出谋划策，一代对司马氏的篡夺默认屈从，对于一个从小就接受过系统儒家思想教育的人来说，其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但是，除了痛苦，他又能做些什么呢？从曹操到司马懿，在强人时代，一切都井井有条，百姓最关心的是物质的富足和安定，选走左边还是右边，和吃喝拉撒有什么关系呢？是拜孔子还是拜老子，又有什么关系呢？普罗大众去意识形态化的趋势一旦展开，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体的作用就削弱了。既然不能左右任何的局势，那么不如去搞一些玄而又玄的东西还能麻醉自己。从《乐论》到《通易论》，阮籍还是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儒生，
满纸扑鼻的烟火气；但到了正始七年，《通老论》已经标志着由儒入玄的第一步。此后的《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让阮籍登堂入室，在中国哲学史上也留下了不浓不淡的一笔。对于阮籍来说，在哲学中的徜徉，可以让他忘掉现实的痛苦，让他不必选择，或者选择时也要寻找可以接受的理由，犹如一夜情的良家妇女，在脱下衣服前至少能说服自己。
竹林七贤的正始十年，是这七个人从默默无闻到声名显赫的十年。无论如何有才，他们的门第、资历、见识、风姿都还在成长的过程中，难以与正始前辈们颉颃。换言之，他们是在帐下听课的学生而不是先生。他们和其他太学生一样，渴望着权贵和清流的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少年天才开始逐渐绽放光芒。正始七年，这时的阮籍已经是洛阳城里的尚书郎，在太尉蒋济的帐下悠游自在，冷眼看着未定的时局。他的同事王浑的儿子王戎，就这样走进了他茫然四顾的生活。王戎是竹林七贤中的一个另类，这个以贪鄙闻名后世的王家子弟，祖父王雄是幽州刺史，父亲是未来的凉州刺史、真陵亭侯，他的同辈王衍、王敦、王导，个个是未来谱写东晋格局的大人物。尽管这时的王家还没有炙手可热，和其他寒门出身的竹林七贤相比，已经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生存智慧，用今天的话说，政治观很强。道旁李树的故事，充分说明王戎洞察世事的冷静和清醒。这个十五岁的顽童，成为洛阳城里阮籍寂寞的陪伴。王戎结识阮籍，终于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了竹林。不过，别的竹林成员未必能看得上王戎。相传嵇康见王戎来竹林，讥讽王戎如此俗物，简直糟蹋了大伙的雅兴。王戎并不介意如此的讥讽，反而朗声大笑道：“如此俗物，居然也能败了你们这些高人的兴！”历史证明，王戎是竹林七贤中最得善终的唯一，他用彻底俗世的姿态，生存下来。没有人知道他用金钱堆积自己的肉身之时，他的灵魂的自我杀戮到底有多惨烈。在我看来，沉醉于金钱，和沉醉于美酒的刘伶，没有什么两样，至少王戎还担负起家庭的责任，恪尽了丈夫的义务，延续了祖宗的辉煌，他的名声和成就虽然没有其他六个成员大，但在现实生活中，他是一个好人。进一步说，欢喜于俗世，也未必不能是名士。
公元246年，也就是正始的第七个头，洛阳士子兴意阑珊。尽管正始名士的风头依旧强劲，但洛阳城对他们的热情已经基本消耗殆尽。再狂欢的理论思想，也需要具体的人格作为支撑。旧的名士一旦衰落，新的名士必然取而代之。一直在竹林打铁的嵇康突然遭遇意外的好运。作为一个在京郊蜗居的流浪文人，他积极地参与了洛阳城里的玄学讨论，还写了一篇《声无哀乐论》，毕恭毕敬地送到了城里，希望获得大人物们的首肯。一炮走红的嵇康，自此进入了洛阳城，成为新一代名士的领军人物。
魏晋风流自何晏起，掀起了人对自身审美的第一次反思和实践，是一次个体人格意识觉醒的大高潮，这在历史上没有争议。但何晏的浮华放荡，让士子们颇多失望；在这种背景下，24岁的隐士嵇康，经阮籍的介绍来到了洛阳城，接过了这面旗帜。嵇康究竟如何在洛阳成功，史书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他始终是一个外道内儒的士子。过度浮华的洛阳城，已经不需要那种表面的反道德式放纵宣泄，而是在重新反思和寻找生命的真谛。真正的生命应该是如何？在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知识分子除了纯粹的反抗和批判，除了堕落成醉生梦死，还能选择其他的道路吗？当前辈们还在垂死挣扎享受着最后的好时光，青年知识分子——太学生已经开始重新寻找他们的真英雄。他们把眼光投向了山阳的竹林。
阮籍对曹魏的全盛时代有着清晰的记忆。在那个时代，社会是注重才能的，百姓是有机会的，权贵是有所收敛的，官员是不敢渎职的。在那个时代，中央政权和门阀士族相互牵制，政治是共和的，社会是相对和谐的。不过，对嵇康而言，那一切都是过往烟云。在他开始记事的时候，玄学思想已经开始流行一时，直接进入这颗年轻的头颅。他新鲜的血液，自然被这些搅得热血沸腾。他是那样的新鲜的一颗露珠，不能不让人惊叹倾倒。那些单纯的思想，和着他奔放的谈吐，一颗年轻的明星冉冉升起。浮华的都市已经开动了机器，贪婪地吮吸着嵇康的灵魂。三个月后，嵇康厌倦到极点，不得不回到了竹林。
从普通百姓的眼光来看，他最成功的是娶了大魏皇帝的长乐公主。抛开嵇康的声誉不论，一个贫寒的布衣无论如何攀不上王庭的辕门。他为什么会选择这段婚姻，如今已无从考证，但至少可以推断，寒门的书生和高门的联姻，多少对他有巨大的诱惑力，这种诱惑成为他走向悲剧的第一步。但事实上，骨气奇高的嵇康未必想要参与这场权力的游戏，也许他只是在放达的仙人境界之外，想实现一下平民的梦想，也许他是个性情中人，慨然应许长乐公主对这位天下才子的爱慕，但无论如何，在司马懿的眼中，他是曹家的女婿，已经鲜明地表明了他的政治态度。
正始九年（公元248年），司马懿在床头装病，何晏、夏侯玄、王弼在痛饮狂歌，曹爽在志得意满，宫廷里太平无事，似乎又刀光隐现。阮籍已经下定决心准备辞官故里。也许在上任之初，阮籍依稀有一丝作为的幻想，但到今日，他已经彻底放弃了任何挣扎。山涛耐不住寂寞，也求亲戚司马懿谋得了朝中小官，但始终忧惧政治风云随时会打翻他的宦海孤舟。《晋书-山涛传》如是记载：“涛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功曹、上计掾。举孝廉，州辟部河南从事。与石鉴共宿，涛夜起蹴鉴曰：「今为何等时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鉴曰：「宰相三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卿何虑也！」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邪！」投传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隐身不交世务。
这样，山涛也回到了河内以观望。嵇康早就抱得公主归，在山阳采药求仙。
他们本来自五湖四海，出于不同的目的，他们开始过上了相同的生活，逍遥自在。和当时的正始名士相比，竹林七贤虽然声名鹊起，但还是二三线的人物，还远远没有达到人生的辉煌。正因有此，他们才可以尽情地放浪形骸，在这片竹林里寄情山水，亭下清谈，酣饮高歌，筝弦挑拨，寻仙问道，思老是庄。
嵇康的铁铺名气越来越大，慕名来到这片竹林拜访的同道也越来越多。终于，历史上最蕴藉风流的一次聚会发生了。公元249年，另一位名士阮籍带了3位好友来到了嵇康居住的山阳铁铺，一位是他的侄子阮咸，一位是忘年小友王戎，还有一位是路上偶遇的酒友刘伶。这时，嵇康还依然赤裸着上身在竹林打铁，向秀还在不紧不慢地拉着风箱。这时候，罢官归隐的山涛也驾着牛车，来到嵇康家。新朋旧友，相从竹林之游。至此，竹林七贤盛大聚首。
在此，我们需要说说一位特殊的人物——阮咸。阮咸是阮籍的侄子，少年时以“未能免俗”的故事震惊士林，自然他的叔叔阮籍对他青眼有加。在竹林七贤中，阮咸仅小于王戎。但是如果竹林中没有阮咸，七贤的意趣将大为减色。《晋书》如此记载：“咸与籍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服，皆锦绮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犊鼻。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历仕散骑侍郎。山涛举咸典选，曰：“阮咸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必绝于时。”武帝以咸耽酒浮虚，遂不用。……而居母丧，纵情越礼。素幸姑之婢，姑当归于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从去。时方有客，咸闻之，遽借客马追婢，既及，与婢累骑而还，论者甚非之。”
那些长安交游的寒门士子，在名利场的孤寒困苦中，最能从历史得到现实的安慰的，非阮咸莫属。他轻轻地以一条内裤，就挑开了众多学子辛苦维持的体面。他为了美丽的姑娘，不惜破坏森严的礼教，这在平民主义倾向的当代，即使不能成为千千万万当代青年的偶像，也将是崔健式的摇滚教父级人物。但他最具有明星范儿的，是那一把万千销魂的长颈琵琶。这种琵琶和西域龟兹的琵琶不同，结构是直柄木制圆形共鸣箱，四弦十二柱，琴师竖抱用手弹奏。唐时琵琶是军中传令之器，所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才显得合乎情理。当七人聚首，琵琶响起，竹林飒飒，饮酒赋诗，醉卧山中，这一次由顶级知识分子发起的集体精神裸奔，该是如何让人向往！
这次任性放诞的雅集，大概只有一百年后的会稽山兰亭之会才能与之媲美。茂林修竹之中，一代书圣王羲之挥毫写下了《兰亭集序》，留下了千古墨香。此时此景，谁能说不是一百年前醉酒鼓瑟、才华横溢的竹林七贤奠定了魏晋风度的基本格调呢？
竹林七贤的名头从此叫响，成为千古魏晋名士风度的人格化载体。不过，陈寅恪先生认为七位名士并非聚在当时的山阳竹林之下，所游竹林是假托佛教名词“VELU”或“VELUVANA”，是释迦牟尼说法处，也是玄奘亲历之地。这桩公案究竟真相如何，对非学术人士来说，并不重要。佛固然伟大，但这个时候就来竹林凑热闹，不符合后世对先人的审美期待。我们需要的，是酣畅的个性解放，是知识分子在专制皇权下喘不过气来时的反抗，是人的自由精神的极端化表达，它不仅是文学的，还是哲学的，它不仅是视觉的，还是音乐的，它像千年的传说，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口口相传。
李泽厚先生在其名作《美的历程》如是写道：“1961年，南京的南朝墓室中，出土了《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图中的荣启期是春秋时代的名士，他与七贤有共同之处，故被画在一起。画像由200多块墓砖组成，人物形象皆作线雕而凸现在画面上。画家抓刀如笔，准确生动，南壁为嵇、阮、山、王四人，北壁为向、刘、阮、荣四人。“竹林七贤”出现在墓室的砖画上，非圣无法、大遭物议并被杀头的人物竟然嵌进了地下庙堂的画壁，而这些人物既无显赫的功勋，又不具无边的法力，更无可称道的节操，只是以其个体人格本身，居然可以成为人们的理想和榜样。”
显然，李泽厚先生已经给出了一个完美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和人格范式。不过，经过审美的望远镜，我们已略去了太多悲剧性的视角。只有当我们拿显微镜看待他们时，方才能看到血染的风采。
正如良辰美景易逝，竹林七贤的黄金时代在高潮的欢乐中也即将死亡。正始十年的高平陵事件是魏晋时局的转折点，司马氏成功地夺权，从此全部把持了魏国朝政，曹氏彻底沦为傀儡。在这种形势下，佯装癫狂放达，是每一个稍微有点脑子的士子都心照不宣的游戏。由于正始名士的意外死亡，竹林七贤一跃成为天下一顶一的玄学泰斗。他们在攀登上人生高峰的同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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