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书法特点_学楷杂论_中国楷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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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书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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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的辉煌时期，产生了许多书法大家和经典作品。盛唐的颜真卿便是唐代书法的代表人物，他的书法艺术极具创造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盛唐艺术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书法史上自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之后的又一面革新的旗帜。 颜真卿，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籍山东临沂。生于景龙三年（709），逝于贞元元年（785），享年77岁。颜真卿出身于一个世代擅长书法、文字学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他的五代祖颜之推，是南北朝时著名的学者，所著《颜氏家训》中就有关于书法和文字学的论述。颜真卿又是唐代著名训诂学家颜师古的五世从孙，父亲颜惟贞亦是唐代有名的书法家。在这种学术和艺术氛围很浓的环境里，颜真卿从小就受到熏陶和影响，他聪明好学，不但文章写得好，而且书法也受到长辈们的赏识。颜真卿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登甲科，中进士，任殿中待御史。因受杨国忠排斥，天宝末年出任平原太守，肃宗即位，迁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代宗朝历官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所以后世多称他为“颜平原”或“颜鲁公”。 颜真卿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书法家。他一生勤奋好学，在书法上花了大量心血。颜真卿是一位多产的书法家，为后世留下了十分宝贵而丰富的艺术遗产，碑帖有70种之多。他的书法作品有端庄秀美、一笔不苟的小楷；有笔力万钧、气势磅礴的大楷；有起伏跌宕、笔墨淋漓的行草。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境界开阔是他作品的风格，他是继二王之后古代书法史上的又一次大突破、大革新，为唐以后书法的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颜真卿传世的著名书法作品有《多宝塔碑》《东方朔画赞碑》《颜家庙碑》《麻姑仙坛记》《大唐中兴颂》《行书三稿》等。《多宝塔碑》全名为《千福寺多宝塔感应碑》，为颜真卿43岁时所作，现存西安碑林。此碑书法结体严密，端庄秀丽，初露锋芒。“虽为少作，实已别开生面”。这一碑帖颇为后人所喜爱和效法，原因是易于初学，可以从中窥探出颜体楷书风格形成的轨迹。《东方朔画赞碑》是颜真卿46岁时所作，碑在山东陵县。此碑书法平整峻峭，深厚雄健，气势磅礴，是他临王羲之楷书的优秀之作。虽和王书在形体上差异很大，但既得王书之神情气韵，又具有自己之风格面貌，神明焕发而时出新意，不失清远之致。《麻姑仙坛记》大历六年（771）颜真卿63岁时作。全碑共902字，有大、中、小三种，但原石均佚，仅见刻本。此碑庄严瑰伟，是颜书之冠，为其晚年的力作，老笔生花，千锤百炼，其笔法多变，时出新意，以圆代方，风趣大增。通篇观来，丰盈饱满，行气紧密，肥瘦均匀，横竖粗细适中。结体精悍，笔姿新颖，布局适度。此碑最能体现颜书“雄壮博大，骨气奇高”的艺术风格，具有高度的创新精神和美学价值。《告伯父文稿》《祭侄文稿》和《争座位稿》充分代表了颜真卿行草书法的风格面貌和艺术成就。《告伯父文稿》是颜真卿祭奠其伯父颜元孙时的祭文稿本。此稿行草相杂，刚劲圆熟，悲愤怒拔，具有强烈之感情，信手挥来，不计工拙，一气呵成。《祭侄稿》后边有专门评论。《争座位稿》，楷、行、草三体相杂，既有魏晋笔意，更具颜书神韵，庄严流利，巧造自然，有浩然之气，比其余两稿更具浑脱气象，人称三稿之冠。 颜真卿书法艺术的最大特点是具有创新精神。他的作品不但多，而且变化丰富，别出心裁。他继承前人，又善于创新；取法前人却法而能化，推陈出新，“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意于古意之外。”他先后学习过蔡邕、王羲之、王献之、褚遂良、虞世南、欧阳询等人的书法，特别是得到了张旭的亲传。相传他两次向张旭虚心请教书法，因而尽得其意。他的《述张旭书法十二意》详细地载录了他向前人学书的经验，从中也可以看出颜真卿深厚的书法功底。初唐书坛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人为代表的王派书法占重要位置。他们都取法二王形成了一个势力强大的书法流派。但是他们过于拟古，作品缺乏新意。尤其是虞世南，他彻底继承了王书的艺术特色，恪守王风，笔笔王法。这样便形成了以方正瘦硬为风格的初唐书体，阻碍了书法的发展。为此，就将孕育着一次大的书法突破和革新，而这一人物，就是盛唐时期的颜真卿。他继往开来，在笔法、结体、章法布局等方面都与王派书风迥异，独树一帜。 首先，在笔法上，颜真卿改变了初唐王派书家注重运指，风格轻盈秀丽，以瘦硬取胜的特色，加大了腕力的运用，突出一个“筋”字，为范仲淹所说的“颜筋”。这样颜字就取得了“力透纸背”的效果，表现出了书法艺术的“力量”美。苏东坡对此作了更贴切的说明：“鲁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颜真卿又吸收了篆、隶中锋用笔和藏锋逆入的特点，将此化入楷书。而且“折叉股”“屋漏痕”“印印泥”“锥画沙”等笔法都体现在他的书法作品之中，写出了独具特色的“蚕头燕尾”的颜楷，丰腴劲健，端庄雄伟，“合篆籀之义理，得分隶之谨严，放而不流，拘而不拙，善之至也。”另外颜楷用笔横轻竖重，主次有别，气度不凡，使颜字具有一种人为的浮雕艺术效果，颇具特色。 其次在结构上，颜真卿改变了王派书家大多左紧右舒、左低右高、右肩稍耸、字形微侧之势，灵便洒脱之姿。而是吸收了篆、隶正面取势，浑圆壮重的特色，笔画端平，左右对称，字字都以正面形象示人。改王派楷书的相背为相向，重点的竖画写得略带圆弧形，如饱满待发的强弩，包含了巨大的弹力，使整个字的结构更加圆紧浑厚而富于内在的劲力。在章法布局上，王派书法字小而行宽，具有宽舒静穆之感，犹如一首情深意长的抒情小调；颜体楷书却与此相反，大小参差，行距缩小，全篇布局具有充实茂密之致，字里行间洋溢着充沛的气势，浑然一体，密不可拆，像一组雄壮高亢的交响曲。 颜真卿书法的另一特点是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李唐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它不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而且在文化艺术方面也取得了不朽的成就。颜真卿主要活动在玄宗、肃宗、代宗、德宗朝，经历了唐王朝由盛及衰又走向中兴的历史阶段，始终处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之中，他的书法作品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而鲜明的时代精神。 《祭侄稿》是颜真卿为祭奠在安史之乱中被安禄山杀害的从侄颜季明的文稿。颜真卿以极其悲愤的心情迅笔疾书，寄满腔悲愤于笔墨之间，字里行间充满了爱憎，既表现了深切悼念从侄季明的悲痛之感，又表现了对叛贼安禄山的愤恨之情，是一件抒发真情实感、带有强烈时代特点的书法绝作。这幅草稿，由于作者全神贯注于悼念和追怀之中，叙写当年平叛时的激烈斗争场面，迅疾之间，顾不得其他，不计工拙，一气呵成。却在不经意之中发挥出了颜氏长期蕴藏的艺术精华，笔笔有来历，字字有规矩，可谓奇绝之作，直入神品。“纵笔浩放，一泻千里，时出遒劲，杂以流丽。”此稿真迹明时藏吴廷家，后辗转入清内府，现藏台湾。从这一书作中，我们不仅可以欣赏到颜真卿绝妙的书艺特色，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了解安史之乱的史实，看到激烈的战争场面的叙写，从而体验出强烈的时代气氛。 《大唐中兴颂》由当时的尚书元结撰文，颜真卿书写，刻于大历六年（771），当时颜真卿63岁。此碑的内容为记平安史之乱，颂大唐中兴之事，充分体现了颜真卿一贯忠君、爱国、维护统一的政治观点，具有“大唐中兴”的时代精神，此碑属大型摩崖石刻，楷书21行，行20字，字径四寸五、六分，自左面右，为特大型之字，比《东方朔画赞碑》要大4倍，是颜书中字最大者，人称“擘窠大字”。碑在湖南祁阳浯溪。文辞古朴典雅，书风磊落奇伟，保存完整。此碑书法姿态新变，由于是摩崖书，作者便采取了遇长即长，见短就短的方法。全碑都用中锋和圆笔，通篇既不肥健，亦不瘦削，既有汉隶的浑厚气魄，又有魏晋的圆润流畅，庄严肃穆，神完气足。从这幅书作中，我们不仅可以欣赏颜书雄伟壮阔的气势，而且可以从字里行间领略作者忧国忧民的真挚感情，具有动人心魄的巨大力量， 总之，颜真卿的书法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全从肺腑出，笔端注入了作者强烈的思想感情，“杨子云以书为心画，于鲁公信矣。”颜书大气磅礴，遒劲壮阔的特点，正代表了李唐王朝兴旺发达，国强民富的时代风貌，是唐代强国安民政治政策的象征。我们无论是从他书法作品的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可以了解和认识唐代的社会历史，增长知识，开拓胸怀，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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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独放异采。汉字在漫长的演变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方面起着思想交流、文化继承等重要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造型艺术。颜真卿是书法史上居承先启后地位的伟大人物，有他独特的风格和笔法。关键词：端庄雄伟& 气势开张 书法，通俗的说，就是富有感情的以艺术的手法表现汉字的魅力。我们的生活到处都有书法的身影，无论是大街小巷的海报宣传还是我们每天运用书法的技巧去写汉字，都用到了书法。所以说，书法无处不在，那么书法究竟是什么？参加完书画艺术导论的选修课后，应以学术性的眼光看待。有关书法的概念，众说纷纭。一般情况下，书法可以定义为：以汉字为载体，运用书写工具去表现内心思想情感的艺术。由定义可见，中国书法与汉文字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可以这样认为，书法艺术是伴随着文字的产生而产生的，只不过，这时候的书法正处于“混沌萌芽” 阶段。事实上，中国书法史是伴随着汉字演变的发展史。仓颉造字，奉黄帝之命仰观日月星辰，俯察鸟兽山川，创造出了文字。我们可以了解到最早的汉字来源于物象，即我们今天所说的“象形文字”。象形文字开始，中国有了文字，随着历史的变迁，书法艺术逐渐兴盛起来。书法中的“书”乃“写”也，“法”为法规、法则、法度，“书法”乃写字的法则。我们通常把按着一定书写法则写的有审美价值的字，称为书法，精此道者为书法家。而不可把一般的毛笔字叫“书法”，把用毛笔字写字的人都叫“书法家”。我们为什么不管外国人写的外文叫“书法”？那是因为字母一没有审美价值的间架结构，二没有审美价值的行笔法则，它只是代表语言的符号，而不是有审美价值、有经济价值的艺术作品。中国文字就不同了，它是拼音字母的升华，它一方面有审美价值的间架结构，同时有审美价值的行笔法则，所以它不但是语言的载体，而且还能成为有审美价值和高经济价值的艺术作品，书法是中国文字特有的财富。书法是我国富有弹性的独特书写工具毛笔写的方式方法，并依据我国汉字造型的特点，通过艺术构思，调动艺术手法而形成的。从形式上说，书法以神采为上，形质次之。也可以说是智测无涯，固也无涯，具以风神气者为居上，奸于功用者居下，其中之奥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玄妙之意，出于物类之表，幽深之理，伏于书冥之间”。由是观之，书法艺术可以说是无声之间，无形之相。书法艺术有其自身的规律，如讲究执笔，运腕、用笔、使墨、结构、章法(分布)、气韵等等。其艺术形式往往是通过艺术来表达思想感情，理想，亦即可谓“笔情墨趣”。当然书法虽然含有抒写情怀的某些因素，但必须依托一定的对象—汉字；如离了汉字的基本结构和点线的本质而进行抽象的文学那样叙述故事，描写内心感情，却和音乐中器乐较为相近。器乐以旋律、和事。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书法艺术尽管书体各异，但其造型的共性都是以点、线条构成单个的表意形体，点、线条或结构单位在不违背文字意义的造型规律的前提下，具有充分的可变性与表现力。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出现了不少名家，在这些名家中，我偏喜欢颜真卿的风格。颜真卿(公元709—785年)，字清臣，别号应方。琅玡砑临沂(今山东省临沂)人，是中唐杰出的书法家，他曾做过平原太守，官至太子少师，封鲁郡公，故世称“颜平原”或“颜鲁公”。颜真卿书法风格特点，颜真卿博学多才，精通词文，其书早年曾拜学张旭门下，又对前辈书家如蔡邕、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褚遂良等用功研习。这一时期代表作有《多宝塔碑》《东方朔画赞》。中期颜真卿以篆人楷，逐渐形成了骨气清刚、大气磅礴的书风。这一时期代表作有《祭侄文稿》《争座位帖》《郭家庙碑》。晚期颜字更趋完美，用笔朴素丰茂，结字自然，气势恢宏，奠定了他在中国书法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这一时期代表作有《宋广平碑》《麻姑山仙坛记》《大唐中兴颂 《李元靖碑》《颜勤礼碑》《颜家庙碑》《自书告身帖》等。颜真卿的书体端庄、豪放，自成博大雄壮、气贯长虹的体势，形成以“筋”为主的“颜体”风貌，所以千余年来，与“柳体”一起被世人同誉为“颜筋柳骨”，成为书坛上的经典作品。颜真卿书法用笔特点，由于以篆书笔法入楷，所以颜真卿书法成为中锋用笔的典范。其行笔雄健有力，笔力内含，落笔多藏锋，收笔多回锋，尤其起笔处圆笔远多于方笔。横画轻，竖画重(《颜勤礼碑》的横细竖粗对比十分强烈)，但两竖同时出现时，左竖常与横画一样细，且两竖常相向状安排(即拱向外面)；转笔常用提笔法，圆转直下，而不作折笔，转折之笔多呈外圆内方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练习颜体时不可一味强调其粗壮的一面，而忽视了颜字点画用笔厚重、挺健、遒劲的主要特征。《颜勤礼碑》是颜真卿为其曾祖颜勤礼所书的神道碑(墓碑)，四面刻字，现存两面及一侧。碑阳19行，碑阴20行，每行各38字。碑侧5行，每行37字，左侧铭文在北宋时已被磨去。1922年10月在西安出土，后移新城，现在西安碑林。&&& 《颜勤礼碑》是颜真卿晚年所书，其书法艺术已进入完全成熟时期，通篇气势磅礴，用笔苍劲有力，未经后人剔剜，是颜体中的代表作。在笔法上用笔方圆并施，苍劲有力，强调藏头护尾，沉着健劲，使点画显得浑厚爆满，挺拔有利，刚劲外露。颜体楷书中最富典型特征的笔画长捺、长撇、长竖，稳健天成。转折处多内方外圆，很多地方不用顿挫折法，而是直接提笔另起笔画，轻松自如。结体宽绰舒展，浑厚雄强；结字上字形端庄，两肩齐平，两侧微外拓，显得丰腴开朗，端庄雄伟，筋骨内含；笔画间的呼应、起伏，信手而出；空间的疏与密、隔与通，随意布置；章法上内松外紧，显得充实茂密，生机勃勃，气韵上通篇气势磅礴，雄浑沉重中有“古拙”味。整篇碑文在雄健中给人以通俗感和亲切感，达到雅俗共赏的艺术境界，成为中国楷书碑刻艺术的顶峰造极之作。通过前一段时间的学习，不仅了解了一些书法知识，而且在书法欣赏方面也有了一定的见解，希望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能跟深入地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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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Right Reserved [粤ICP备号-11]颜真卿书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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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公元709年---公元785年)，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1]。作为中国书法史上艺术生命力强、影响深并使后世书家受益十分之大的颜氏书法，无疑是&正统书法&的代表。但随着敦煌、高昌遗书的出土，从敦煌、高昌遗书中的局部文书的书写作风，以及以中原书风为代表的民间碑刻和佛教书法与颜氏书风坚持着作风类似、相近的状况来看，民间书法不但影响着颜氏书风，而且在其书风的构成与确立中，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敦煌、高昌遗书的特性与构成渊源
　　作为千百年来盛行于市井阶级的民间书法，&狭义地指由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下层人所书刻的汉字尚未标准化、雅化、艺术化的各种款式。广义浅显地则指社会下层各种身份的人所书写、刻制的各种汉字俗体&[2]，而敦煌和高昌遗书当属民间书法的范畴。
　　1.敦煌、高昌遗书的民间性特性
　　敦煌遗书，又称敦煌写本、敦煌卷子、敦煌文书等。指敦煌出土4-11世纪多种文字的古写本及少量印本，包括官私文书，大约在5万件以上[3]。在这些遗书中，有题款纪年的近1000件，年代较早的是西晋永兴二年(公元305年)所写的《大般涅经》，较晚者为大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高昌遗书是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新疆吐鲁番地域开掘出的汉字文书和佛经写本，共有2700多件。[4]其中最早的写于西晋泰始九年(公元273年)，最晚的写于唐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它记载了书法在高昌(吐鲁番)地域从晋到唐500年的开展轨迹。敦煌和高昌遗书大多由写经生或普通庶民完成，具有明显的时期特征和民间性特性。由于其书体涵盖行、草、隶、篆，书写内容又多为佛教经卷，其书写作风，被习气地称为&经书体&。
　　2.敦煌、高昌遗书见证了地域书法的互相交流与影响
　　敦煌地域的书法在魏晋时期曾处于全国抢先位置，&西晋草书所获得的成就，是从张芝到索靖的敦煌书派不懈努力的结果。&&敦煌书派的努力理论，直接的结果是提高和推行了草书，使草书艺术真正在社会上站稳了脚跟&[5]。张芝和索靖作为敦煌书家的代表人物，其对中原地域的书法创作以及对东晋王羲之的影响，表现了敦煌书家以及敦煌书法的历史价值。
　　由于地域文化的互相交流与交融，敦煌、高昌遗书的书写作风与中原书法作风一脉相承，中原地域对敦煌、高昌地域书法的影响也客观存在。敦煌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在中国与西域国度的交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五胡十六国时期，高昌和敦煌地域在后凉、西凉、北凉统治时期社会相对稳定，大批中原百姓、贵族、学者名宿流亡该地域避难，更是带去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技术(当然也包括中原书法)&[6]。
　　随着隋文帝统一全国，大批远徙充边的南朝贵族及其部落，让南北汉文化随着大批人员的进入而与该地域融为一体，深深地打上了汉文化的烙印。从近年在该地域出土的大量唐代儒家典籍和局部官方文书，以及从敦煌遗书中发现的王羲之《十七帖》唐人临本和王羲之《兰亭序》等代表中原书风的法帖在敦煌的大量留存便可见一斑。因而，中原书风深深地影响着敦煌和高昌地域的书风，敦煌、高昌遗书中所反映的书法作风不只是敦煌地域书法作风的反映，也是当时全国书法作风的反映。
　　二、颜氏书法与敦煌、高昌遗书的局部文书比照
　　初唐书风，以欧阳询和虞世南为代表的书家继承了&二王&传统，构成了点画遒劲、结体秀长的艺术风貌。而盛唐的颜氏书风，一改初唐书风明朗俊逸的特性，以结体开阔、点画淳厚的风貌而成为雄壮豪迈的模范。范文澜曾有中肯评价：&初唐的欧、虞、褚、薛，只是&二王&书体的继承人，盛唐的颜真卿才是唐朝新书体的发明者。&[7]
　　关于颜氏书法的渊源，历代书家、学者多从其继承&二王&传统，并详细师法张旭、褚遂良等初唐书家的事实停止梳理和探求。但随着敦煌、高昌遗书的出土，分离中原地域当时遗存的书法碑帖，将诸多表现着民间书风的作品与颜氏作品比拟后，发现颜氏书法在继承&二王&书风的同时，与当时的民间书风有着极深的渊源。
　　1.《多宝塔感应碑》与《太玄真一本际经》的比拟
　　颜真卿终身传世碑刻、拓本和真迹有7O余种之多。唐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颜真卿44岁时创作的《多宝塔感应碑》，系颜氏以&二王&、褚遂良、张旭为师，继承传统时期的作品，也是颜氏书法创作历经的三个时期以50岁以前为界定的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还有《东方朔画赞碑》。近年在河南偃师县发现的颜氏在天宝八年(公元749年)41岁时所书的《郭虚已墓志》，其书风与《多宝塔感应碑》作风非常接近，是目前所见的颜氏最早的作品。
　　《多宝塔感应碑》作为颜氏书作早期的代表，其用笔冷静、雄毅，结体整密、端庄、方正，布白茂密的特性，经过与《太玄真一本际经》(伯二一七零)的比拟，不难发现两者在下笔、收笔和结体等很多类似之处。&女官赵妙虚所写的《太玄真一本际经》(伯二一七零)就与《多宝塔》比拟接近，斯二一五七号《妙法莲花经》题记的结体方正，全用外拓，已具备颜体行书特征。前者写于695年，后者写于691年，都比颜真卿早了好几十年，它们对颜体的构成一定很有影响。&[8]再综合颜氏《郭虚已墓志》和《东方朔画赞碑》的书风，能够见证，公元695年前后敦煌地域已呈现《多宝塔感应碑》的书写作风。
　　2.《刘中使帖》与敦煌写经《草书残纸》的比拟
　　从颜氏终身创作历经的三个时期来看，50岁至60岁是其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也是颜氏书法成熟的时期，同时也是颜氏走出&二王&和初唐楷体的藩篱，创建崭新的颜体的时期。这一时期颜氏的书作逐步呈现了行书和尺牍，其行书墨迹有《刘中使帖》《祭侄文稿》和《争座位帖》。
　　《刘中使帖》的创作时间，朱关田以为是&写于唐大历十年(公元775年)的十一月&。[9]其时，颜氏因得到停息叛乱的捷报，心情激越，奋笔疾书，忠义之气，呼之欲出。该作笔力遒劲，最后一&耳&字，渴笔直下，兴奋之情呼之欲出。比照敦煌遗书《草书残纸》的书风，其作风与颜氏《刘中使帖》非常相近，这充沛阐明在颜真卿时期，敦煌地域存在的大量写经书风，曾经非常盛行，并非颜真卿一人所独有的相貌。再比照敦煌遗书《尔雅卷中》(伯二六六一)中张真写于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的字，其书风与颜氏《刘中使帖》极端相近，厚重与雄放之气直逼颜书，而且在书写时间上要早于颜氏16年。
　　在高昌遗书中，如出土于吐鲁番地域的《唐咸亨三年(公元672年)西周都督府下军团符》《唐东塞残文书》和现藏于日本有邻馆的唐开元年间(公元713年---公元741年)书写的《长行司马文书》以及出土于吐鲁番地域的北凉神玺三年(公元399年)《仓曹贷粮文书》等作品，可与颜书作比拟。《仓曹贷粮文书》，其成书比颜书要早近400年，其行笔中虽带有很强的简牍笔意，但其用笔、结体，却同以上诸帖一样，不只与《刘中使帖》非常接近，而且创作时间都要早于颜氏数十年以至上百年。在敦煌遗书中，具备颜书特征的还有写于公元691年的《妙法莲花经》(斯二一五七)，比颜真卿的行书至少早50年。可见，与颜氏近似的书风在当时具有普遍性。
　　3.《祭侄文稿》与《西周高昌县王渠堰堰头牒》《周易王弼注卷第三》的比拟
　　《祭侄文稿》是颜氏于乾元元年(公元785年)为吊唁其被叛军残杀的胞侄季明所作的祭文草稿。此稿的书写，颜氏起始心情宁静，所书平缓、圆浑，及至&父陷子死，巢倾卵覆&时，随着颜氏愤怒、悲哀心情的陡然升腾，其书在字里行间中须臾间突破本来的内敛与矜持，行文忽大忽小，时滞时疾，激情之下，不计工拙。线条的粗细、墨色的浓枯、笔法的变换，皆无拘谨，颜氏行书的厚重、雄放之气呼之欲出。
　　在高昌遗书中，与《祭侄文稿》作风相近的便是出土于吐鲁番地域的《西周高昌县王渠堰堰头牒》。与《祭侄文稿》作风相近的还有东晋玄学家王弼注释的《周易注》抄本以及《开元十三年征物残牒》等。《周易注》是王弼在一改汉人支离烦琐的传统办法，摒弃传统的象数，以《老子》思想解《易》，阐发的哲学观念，曾在学术上开一代新风。但由于王弼于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因曹爽被杀，而受牵连丢职，并于同年秋天遭疠疾而英年早逝，年仅24岁。其著作《周易注》的抄本，现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其成书及其传播于世的时间，当在其逝世时间公元249年前后。以此推算，《周易注》的抄本(现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p.c.2530)书风比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书风要早上数百年。
　　《周易注》抄本和以《西周高昌县王渠堰堰头牒》为代表的高昌遗书，二者在书写背景上虽与颜书有实质不同，但通观其书线条的粗细变化，墨色的浓淡比照，渴笔、飞白书的运用，以及行文中弥漫的厚重和雄放之气，与《祭侄文稿》颇多神似。而书写于武周时期的《西周高昌县王渠堰堰头牒》，其详细书写时间固然不详，但以武周统治的年代计算，当在公元690年---公元705年之间，也要早于颜书80年左右。
　　古文字专家金祖同(1914---1955)所辑的《流沙遗珍》中有两件行草作品，属于私人文书。其用笔、用墨皆与颜氏《争座位稿》颇为类似，而其书写年代也与颜书相近。因而，&从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与墓志书法中与颜氏书法特别是行书作风类似的不少作品来看，吐鲁番地域的民间书法一定是颜真卿师法的主要来源&[10]。
　　颜氏于天宝七年(公元748年，颜时年40岁)曾任河西、陇右军试复屯交兵使，而在此期间接触敦煌和吐鲁番地域的人文历史和书法艺术，也在道理之中。
　　三、颜氏书风构成的其他要素
　　1.楼兰汉文书的出土佐证了颜氏书风构成的其他成因
　　楼兰古国，在历史上，曾是西汉时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张骞通西域后，楼兰成为东西方交通要道。魏晋之时，西域长史驻楼兰城，使之成为西域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而随之而来的大量汉文书便在楼兰呈现。上世纪中外考古工作队陆续对楼兰古城的五次大小开掘中，大量汉文书的出土便是一个铭证。
　　楼兰汉文书正值我国文字书写载体由简牍向纸质过渡的交替时期，出土资料表现为木简与纸质并存生发的状态，其书写方式，已包括了正、行、草等诸多书体。已出土的大量楼兰汉文书，其书写时间跨度自嘉平四年(公元252年)至建兴十八年(公元330年)之间，这与东晋王羲之(公元303年---公元361年)所生活的年代相近。楼兰汉文书的出土，不只见证了地域书法的互相交流，同时也佐证了与颜氏书风作风近似的书风已早于颜氏300多年便已在中原和中原控制的西域等偏僻地域频频呈现。
　　《李柏文书》作为楼兰汉文书的代表，共有三张纸，是一封信札的三次草稿，文稿现藏于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书写者李柏与王羲之同时期，大约生活在东晋咸和至永和年间(公元330年---公元350年)，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前凉派遣到楼兰的西域长史，于公元328年抵达罗布泊地域。《李柏文书》即李柏当时写给焉耆国王等的信函，其中两封是完好的，还有39片残片。还有些信是前凉张骏征伐高昌(吐鲁番)的晋戊己校尉赵贞时，为了安抚与高昌临近的各国而写的。该文书所写文字已完整具备行书相貌，虽仍带有隶书笔意，但笔画提按清楚，特别是第一稿，墨色较浓，笔画较粗重，篆隶意较浓;而第二稿、第三稿的书写比拟随意，连笔增加，气势愈加连接畅达，行书的特性更鲜明。从大量遗留下来的楼兰文书残片来看，其中不乏有与颜氏书风近似的笔画与笔意。《李柏文书》的篆籀笔意，与颜氏的《争座位帖》，其用笔有颇多近似，关于《争座位帖》，米芾在《书史》中曾有&《争座位帖》有篆籀气，为颜书第一，字相连属，诡异飞动，得于不测&的中肯评价。这种近似虽有巧合，但即便颜氏无缘得见，而与颜氏近似的笔法、笔意，乃至书风，却早已在颜氏数百年前呈现。
　　唐代的河西、陇右大致相当于今天甘肃一带，其位置处于蒙古高原和青海高原之间，是衔接中原与西域的独一通道。汉以后的历代中原统治者，都不同水平地注重这一地域。因而，必要的地域文化的交流与交融所沉淀的文化因子便会在该地域传播开来。颜氏在任职河西、陇右军试复屯交兵使期间，完整有可能接触到河西、陇右地域以及经过该地域辗转到间隔更远的西域地域的文化因子。由此可见，颜氏书风的最终构成，并非其个人在书写过程中自我首创的成熟相貌，而是一步步遵照着吸收、积聚、深思，以及重复熔炼的过程。
　　2.中原书风对颜氏书风的影响
　　颜氏&祖籍唐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11]&，从属于当时中原地域的齐鲁大地。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颜时年45岁)，颜氏在出任平原太守(山东德县)以后，其书迹一改《多宝塔感应碑》秀丽之态，50岁时所书的《金天王题名》及以后的作品皆为大气磅礴、雍容淳厚的书风所取代，而正是这种书风才真正确立颜氏书风的相貌。
　　颜氏书风的这种变化，与位于山东东阿县鱼山祠以掺杂篆隶、淳厚雄劲见长的《曹植碑》相比，可见其近似的相貌特征。《曹植碑》结体外密内疏，字心中正，捺画雁尾，根本具备颜氏书法的特征。而&此碑同徂徕山般若经摩崖(山东泰安县)及《般若碑》(山东宁阳县)的用笔凝重而缓慢，笔力雄壮，结体方正平稳，雍容大度，不故作险峻以求媚，丰润而厚实，以及《章仇禹生造像碑》(山东汶上县)的厚劲凝重，以拙为工，宽博浑劲的书风，均为当时的时期书风&。[12]
　　颜氏忠肝义胆，终身戎马倥偬，当地的那些笔势雄强、大气淋漓的石刻，与其忠正豪气的人生理想有着暗合的默契。那些氤氲着盛唐气候的中原民间书风，也必然会对颜氏书法构成影响，颜氏在承袭时期书风的根底上，大胆改造，删繁就简，而最终构成其雄壮茂密、气势恢宏的书风相貌便在道理之中。因而，&山东及其周边地域的石刻书法(包括石刻民间书法)才是颜体成熟的决议要素&[13]。
　　3.佛教对颜真卿书风的影响
　　科举制度是唐王朝选拔人才的一种必要途径，而佛寺教育作为唐代私学教育的一种特殊方式，其教育特性是以儒为主，儒佛分离成为当时社会认识的主流。
　　&佛寺教育同科举制度亲密相关，以儒为主，正切合了以儒传家，期以建功立业的颜鲁公心理。&[14]少时家贫的颜真卿如众多书生一样放弃官学，寺学教育便成为其首要选择。颜氏与佛教结下的缘分，从其诗《刻清远道士诗因此继作》&不到东西寺，于今五十春&[15]一句可得印证。&据黄本骥先生揣测，鲁公13岁就到佛寺，也就是他迁居苏州之时，而且他25岁时也曾读书于长安福山寺。书学作为唐代取士的重要规范之一，天经地义在寺学教育之列。有丰厚的寺学经济条件，更有&经坊&和大量人才的寺院是吸收颜真卿的主要缘由。&[16]
　　颜真卿生活在唐王朝非常注重抄经的强盛时期，大量佛经在传播的同时，需求众多的经生誊写。而不同类型的书写作风的进一步聚集逐步构成的佛寺书法，必然会对颜氏书风的构成影响。&佛寺书法作风丰厚浩繁，颜真卿所受寺学书法的影响应该是多方面的，这是颜体构成前不可无视的一个阶段。&[17]颜氏曾在永泰二年(公元766年)遭授权相元载的排挤，坐以诽谤朝政罪，出贬峡州别驾，未至任，改吉州别驾，自遭贬谪以来，其在公务之暇，已一改常态，开端沉溺诗文，依托佛道，以求摆脱。再则，颜真卿崇重浮屠之说，本出自家教。&兼修戒行，留心诵读，以为来世津梁&[18]乃为颜氏家训。&其交游皎然，相契严峻，友善上恒，褒异沈真乘之出家，敦慕谢灵运之释经，而且以&深于禅味&为湖州佛川寺慧明法师&菩萨戒弟子&。至于探胜访迹，撰文纪颂，写经书赞，刊石传布诸多佞佛之举，更是集中反映在尔后十多年的贬谪时期。&[19]从颜氏依托佛道，寻求摆脱的事实来看，其完整有更多的时机查阅由经生誊写的佛教经典，而受其影响便是显而易见的。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屈立丰等人提出&颜体书风应主要来源于中原地域的寺学书法&[20]，&从颜真卿与僧人的普遍和亲密的接触，以及当时佛教写经的盛行状况，说颜真卿接触自创当时经生的书法是可信的&。[21]
　　4.颜真卿的平民思想对书风的影响
　　颜真卿出生在一个家学渊源的士大夫家庭，因其幼年丧父，随同以家道中落，贫穷的家境，&对颜真卿的终身产生了深入的影响，也使他有更多的时机接触和理解下层人民&。[22]
　　盛行于下层人民中的民间书法，&由于民间书手更多地接近自然，更多地参与劳动理论，使他们在从事艺术活动中更多地凭直觉和憨厚的情感去表现自我，而毫无矫饰造作之风&。[23]民间书法中蕴涵的质朴情感，与颜氏所固有的平民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默契的可能。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颜真卿作为四朝为官的社稷重臣，不管他身居何位，他的平民认识和亲民思想不断跟随一直。其平民认识使他有更多的时机接触社会下层人民，亦有时机接触盛行于民间的书法&[24]。而民间书法，在一定水平上，便会自但是然地对颜氏书风有着不同水平的影响。
　　四、颜氏书法的&流俗&思辨
　　颜氏书法，在对后世书家产生影响的同时，也不时被后世书家讥讽为&俗体&。如米芾曾有云&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25]，而赵宧光的评价似乎较为中肯，&颜真卿严整第一，稍有一分俗气，唐人独推此公，亦以品第增重耳。&[26]从颜氏书法中，深入认识到颜书取法民间写经书法的还是当代评论家。著名学者金开诚曾综合颜氏书风的阶段性变化，明白提出：&50岁(公元758年)以前属于前期。这是颜氏向古人和民间书法学习并消化吸收的阶段，楷书代表作有《千福寺多宝塔碑》和《东方朔画赞》。前者从笔法到构造都明显地遭到隋唐某些民间书手的影响。&[27]关于颜氏书法，启功有言：&鲁公书，非独为有唐八法之宗，亦古今书苑之祖。其铭石之作，上下千年，纵横万里，莫不衣钵相沿。&[28]而关于颜氏的《多宝塔感应碑》，启功曾客观地指出其&书体构造紧密，匀整，作风秀媚多姿，更多地保存了写经的书风&[29]。关于颜氏中年时期所书的作品《多宝塔感应碑》和《东方朔画赞》，现代书家朱关田也曾指出：&鲁公逐个以方整之笔书之，几无性情可见。其铭石记事，实相似秘书省楷书手誊录善本。&[30]
　　历代书家对颜书流俗的评价，也是基于颜氏书法所表现出的民间书手和写经生的书写习气微风气。关于俗吏书和经生书，丛文俊将孙过庭的《书谱》和米芾的《海岳名言》所批判的俗吏书与经生书定性为&阶级性或职业性的风俗与习尚&[31]。而颜氏书法中所表现出的俗吏书和经生书的特性，也从侧面佐证了颜氏书法受民间书法的影响的客观事实。
　　从颜氏书法与敦煌、高昌遗书的比拟，颜真卿质朴的平民思想和对佛教的亲密接触，经过对颜氏书法流俗的辩证认识，我们有理由置信，颜氏书风的最终构成，决不限于一家一派或一石一碑，而是颜真卿在对民间书法学习与自创的前提下，博采众长、重复吸收和熔炼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