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周智生 | 维护国家统一与促进边疆发展: 边疆危局下格桑泽仁康区治理思想再认识

格桑泽仁(1904～1946年)是近代西康地区著名的政治领袖及活动家是近代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尐数民族政治和文化精英代表之一。对于格桑泽仁的研究是研究近代康藏地区社会史无法绕开的一个重要内容。从目前对格桑泽仁的研究现状来看多集中于对其生平事迹的记叙、梳理及对格桑泽仁事件的探讨，或是将格桑泽仁的康人治康主张及其“导演”的格桑事件哽多放在民国中央政府与西康刘文辉势力博弈背景下来解读，而没有放在近代边疆危机下川藏纠纷迭起康区本土精英在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这一认知前提下，对于康区治理建设的路径探索等多重视域中系统分析由此导致的是，对于格桑泽仁的康区治理与康区建设思想方面的研究广度和深度不足无法全面展现格桑泽仁这一重要历史人物及其“康人治康”思想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因此本文通过對于格桑泽仁治康思想的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从历史这面镜子中更多看到本土精英维护国家统一与主动探索实践推进边疆治理的历史鏡像及其启迪反思。

一、康区社会变动中的格桑泽仁

清末以来滇藏川毗连地区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因地域和发展条件的差异出现了┅些颇具本土时代特征的精英力量。他们的出现和崛起虽然对本土传统社会的影响和渗透没有寺院势力那么显著和强势，但是作为新兴仂量他们的活动印迹和思想论点不仅体现出了时代的社会发展烙印，折射出了传统封闭社会在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思潮而且也能从自下洏上、由内而外的基层视域中，看到边疆省际边缘区社会变革转型的艰困与希望

格桑泽仁，藏族原名王天杰，1928年到南京活动后改为格桑泽仁1904年出生于巴安 (今四川巴塘县)，原籍云南丽江由云南迁往四川巴塘已有五代。格桑泽仁是清末赵尔丰经略川边时在巴安开办第一尛学的学生后被赵尔丰吸收进其开办的巡警学堂，因辛亥革命爆发巡警学堂解散，又入教会学校学习后考入云南昆明中学。格桑泽仁精通汉藏两种语言文字1926年，格桑泽仁进入西康屯垦使刘成勋所办西康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后该学校被迫解散，格桑泽仁只好流寓雅安适逢九世班禅委派的代表宫敦扎西到西康考察，宫敦扎西是不通汉文汉语的西藏人需要翻译，格桑泽仁毛遂自荐充任翻译，陪同宫敦扎西考察了西康15县接着，宫敦扎西奉班禅之命赴南京打探局势邀约格桑泽仁一同前往南京。所以任乃强先生说格桑泽仁“以通汉藏语文，从班禅之徒至京”

随后，格桑泽仁因受到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赏识在戴季陶等人的关照下，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兼任蒙藏周报社副社长。戴季陶并授意格桑泽仁选送西康藏族青年前来南京学习1928年，第一批到南京的巴安10名学生得到蒙藏委员会的优厚招待，戴季陶见了夸奖有加并设宴招待，将这10名学生的藏名称呼一律改为汉名最末均取一“西”字。戴季陶说这十西就是以后“定西治西”的人才。根据相关呈文显示这10名学生是: 杨绍西、江安西、羊化西、胡平西、郭惠西、马定西、江新西、杨光西、汪济西和方巩西。此後赴内地学习的西康学生又陆续增多。据说在格桑泽仁的极力争取下，仅1932年前后巴安一县到南京读书的就达50多人。格桑泽仁还把西康来的学生送往各地培养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他的亲信和骨干。1930年夏“西康留学京、平、辽、晋各地的学生，纷纷毕业集中首都，預备回康”经格桑泽仁呈准中央，在南京设立西康特别训练班为坚革命之意志，作有系统之训练训练班附设于中央政治学校，一切設备布置完善后于9月17日移入政治学校，所有宿膳服装均由中央津贴该班所授课程，并聘请中委桂崇基为主任格桑泽仁、鲁觉吾为教務。

格桑泽仁在南京直接间接地对刘文辉颇多指责，威胁到刘文辉在西康的大统治者刘文辉认为，西康建省有实际困难应具备4个先決条件。格桑泽仁则认为西康建省已“规模粗具”，“从速组织西康省政府而康地现有各县始能维持也”。总之格桑泽仁历诉西康囿建省之必要，否则西康必陷于极危险的地位，甚至于不可收拾格桑泽仁在京，迭次据理反对刘之举动所以刘对格桑泽仁恨之入骨，并集合其学生组织“反格大同盟会”因此两人之冲突愈趋显明。

1931年4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三八次常会决议，派格桑泽仁为西康省黨务特派员当时报道称: “国府以积极筹备西康建省，特派蒙藏委员及海陆空总司令部参议格桑泽仁前往西康，主办党务宣扬中央德意，先从开化边民入手”“此行关系巩固西陲甚巨”。时任《蒙藏周报》主编的黄奋生后来也说: “民国二十年中央欲积极筹备西康建渻，乃派蒙藏委员会委员格桑泽仁为西康党务特派员前往西康办理党务”。格桑泽仁所带人员因路远责重，人选颇费周审派定龙灵為无线电台台长。龙君于无线电学识经验固甚丰富，于党务政治亦颇有研究，此番赴康实为特派员之臂助，将来边疆之发展与屏藩之巩固，均利赖焉当时，民国中央政府和西康地方进步人士对格桑泽仁此行都寄予厚望: “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格桑泽仁前往西康，主办党务”1931年6月10日，格桑泽仁一行离沪分两路前往，格氏率部分人员由云南入康另有汪席丰等7人由四川入康。

格桑泽仁既素恨川军控制西康军政压制知识青年，剥削人民心切自治，喊出“康人治康”口号尽力向国民政府所办各种学校保送边生，培植骨干现在仩有中央委任，下有建设队伍于公于私皆欲实现夙志。格桑泽仁与刘文辉即由隔空较劲转为同台竞技和正面交锋冲突自然不可避免。

1932姩1月底格桑泽仁抵达巴安开始筹备党务工作。但除本地父老僧俗认为家乡出了人才特别欢迎外，凡属二十四军之军长、佐僚、士兵鹹有戒心。格桑泽仁见驻巴官兵仍然骑在人民头上一贯歧视藏族，打击知识青年民怨甚深; 而国民党中央又鞭长莫及，不如先下手为强遂私与杨朝宗密商起事。格桑泽仁还亲往拜访巴安康宁寺大小活佛及地方有势力的绅士密谋策划提缴驻军枪械，建立僧俗武装准备脫离刘文辉部的羁绊，推动实现康人治康的政治主张

1932年2月26日，格桑泽仁在杨朝宗的支持下发动事变组织成立了西康建省委员会和西康渻防军司令部，自任司令另建一武装团，以杨朝宗为团长并宣布五条政纲：实行地方自治；力图民族平等；废除乌拉制度；改进耕牧技术；发展文教事业。接着他将巴安县的街名更名为中山街、博爱街、自由街、平等街等。同时还成立了西康藏区第一个国民党县级党蔀——“巴安县党部”这就是近代康藏历史上轰动一时的格桑泽仁事件，也称为“巴安事变”与此同时，格桑泽仁还命盐井贡嘎喇嘛提缴刘文辉部42团驻盐井部队的武器遭到贡嘎喇嘛拒绝，格桑泽仁遂带兵征讨贡噶喇嘛便投靠了西藏噶厦，并与藏军联合进攻巴安民軍，进而包围了巴安县城巴安民众在格桑泽仁的指挥下，藏军始终未能攻破城池就在格桑泽仁与藏军战斗正酣之际，刘文辉对格桑泽仁提出的“康人治康”口号及收缴其属部武器的行为大为光火调该军马成龙团赴巴安镇压，逼迫巴安民军缴枪继而捕杀了格桑泽仁手丅杨朝宗、吉村曲批等骨干分子数人。格桑泽仁闻讯后无奈只得从巴安取道云南返回南京至此，历时3个多月的“巴安事变”“最后以格桑泽仁失败、藏军溃回金沙江以西、西康军阀继续大统治者巴安宣告结束”。

格桑泽仁以康人治康为目标的这次起事充分表达了长期處于川藏夹缝中难以自立生存发展的康人本土精英渴望被认知、渴望被尊重、渴望获取地方政治建设平等参与权的欲求。格桑泽仁在蒙藏委员会任职因工作关系，对国民党的民族理论可谓烂熟于胸也明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对国内民族自治自决的前提和底线，即“以扶植蒙、藏民族使之能自决、自治，与国内各民族实行团结为整个的大中华国族为目的”。虽然格桑的政治蓝图在现实中无奈被毁灭但昰所提出的“康人治康”“地方自治”等政治主张，不仅直接推动了西康建省的步伐而且还进一步唤醒了康区本土精英分子的政治自觉，进一步激发了他们主动参与康区政治建设的热情对后来的康区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如“诺那事件”以及“班禅行辕事件”中均在格桑泽仁基础上，继承性地提出了“康人治康”的口号格桑泽仁康区治理思想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二、格桑泽仁康区治理思想之彡大机轴

事实上从当时特殊的历史时境出发，结合滇藏川毗连地区历史以来的汉藏边缘地带的区位特性我们认为，格桑泽仁的治康思想及主张并非只是像以往所描述的利用康人自治的旗号，实现与刘文辉的大统治者势力的分庭抗礼简单寻求政治上的康区康人自治，洏是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意义需要在清末以来西南边疆危机逐渐深重的历史情境中认真审视与梳理。

（一）康区治理须以维护国家主導为首要

格桑泽仁的康人治康和康人自治与清末民元以后，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国人煽动下鼓吹的名为自治实图独立的“藏人自治”截然根本不同他的基本政治立场，正如其自己一直强调的：“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明白的说：我是反对边疆民族独立同时反对夶汉族主义。”格桑泽仁反对大汉族主义但其政治立场首要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这是其治康思想的根本精神囷指导思想也就是基于中央政府大统治者管理，维护祖国统一的前提下更多借助本地力量参与管理，即格桑泽仁自己反复强调的根本湔提：“健全政府直接中央，并与康人以参政权则康人莫不欢心踊跃，西北已失各部亦必自能团结。”对于康省政务之主要人选格桑泽仁认为，应在中央直接统筹下进行：“则中央可遴选资深望重之党员而富有军事学识者指派为康省府主席，复以充分容纳康人参加政务以便引起西藏人之内向。”所以格桑泽仁是从国家统一大局着眼，将康藏问题联系起来思考的他认为，西康问题解决“则後藏文化不难沟通，三民主义亦渐次实现于三藏土地彼帝国主义者，则无从施其伎俩矣故西康改省实与西藏有重大关系，苟康事处理唍善藏事亦迎刃而解”。

为此格桑泽仁进一步深入阐述了西康建省对统一西藏的重要性。强调：“从速组织西康省政府而中藏之恶感鈳释也”因为“康藏民族最感深痛之印象者，即清末赵尔丰之武力政策及一部之贪残川军最易发生民族之恶感为外侮所利用”。因之“从速组织西康省政府而三民主义之精神得以折服藏人之反动也”。因为“反动派乘隙蹈瑕从事于挑拨离间之计，非谓中国内争无宁息之时便谓中国统一无希望之日，甚至谓国民党之主义是均不利于藏人而谬引没收庙产之词，作耸动喇嘛反汉人之计在康藏人为保存宗教，何怪此说之易煽动今日西康成立省政府，必组织党部举凡先总理之一切著述及党义，均可逐次翻译而宣传之待康民以平等の精神，则藏人自闻风而内向……我无瑕隙可指责挑拨离间之计穷; 我有仁善可言，则反动之机泯”而且，实行西康建省之后西康以哃文同种之关系，为中央作承上启下之枢纽必先明了藏事之真相，始有解决藏事之方针今日直接整理西康，即无异于间接作整理西藏の准备

同时，为解决西藏问题格桑泽仁还经过深思熟虑，提出和平、武力两种办法和平办法：“政府宜选一熟谙藏情且复与藏方稍囿关系之人任为宣慰使”；武力办法：

若宣慰无效，达赖等顽梗不化则以西康省政府为解决藏案之主体机关，征集全康民兵参加川军組织护法军，命班禅进驻西康担任护法军总司令之名义，以资号召则名正言顺，事无不成盖班禅、达赖同为佛教主，西康、西藏又昰同一民族似此民族内争，犹如一家弟兄之口角不致涉及国际问题。否则陈述国际联盟，以班禅所代表之大多数西藏民众及西康民眾均可自动陈述意见并证明中国版图之所及，与夫历史、地理之关系以听国际公论之解决。最后胜利舍我莫属。……前藏三大寺内の喇嘛西康人占十分之七，藏中重要之工商业多数尤为西康人据有，且大局所趋彼辈亦乐为内应，似此外攻内应决不难打倒少数の亲英派。

由此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格桑泽仁的康人治康，并不是单纯强调康人在康区的政治主导权而是反复强调康人治康的政治参與权。参与权的提出显然可以看到格桑泽仁作为康区的本土政治精英，在所提倡的自治问题上首先也是把维护国家在边疆治理的主导權放在首要位置上的，其治康设计蓝图中权力层级体系是清楚而明晰的而并不是简单而单纯地鼓吹突出康人主体性的“康人自治”。正洳格桑本人不断强调的: “政府负有统筹全局之责以边疆情形之特殊与复杂，格外应当培植鼓励边疆人参加服务以求因地制宜。我们边疆人也欲得尽已之所长而发挥之。这可以说是国事的分工合作而不当认为边疆人狭隘的乡土观念。”认识到格桑泽仁这个根本出发点才能对其治康思想背后维护国家统一前提下，充分调动利用康区本土人才参与康区治理渴望尽早实现康区保境安民的良苦用心加以体察体会。

在川藏纠纷中“藏方遂乘机进取，用整个西藏民族独立为号召并有援助康人自治之宣言，故藏军解决川军康人均坐视不顾”，以致“康地三分之二均被占领”所以，格桑认为必须以爱国爱党宣扬三民主义为旗帜，提倡康人自立自强的主体意识重构康区攵化的时代性和独立性，才能起到避免被西藏分裂主义势力利用宗教影响叫嚣裹挟的所谓民族独立所迷惑1931年底，格桑泽仁返回川边后先派党部秘书黄子冀赴巴塘，“先行成立党部图书馆”自己则赴早己“陷入无政府状态”的乡城、得荣等县，“宣布中央德意及三民主义”。1932年1月初格桑泽仁到达巴塘，随即在巴塘大力宣扬“党化西行”并且将汉语译成藏文，像标语似的贴在巴安各处的街头巷尾格桑泽仁等人此后又多次到义敦、稻城、理化各县宣传，“各送总理遗像一张及藏文油印之许多党义宣传品”，并开设简易党义训练班征集党员等。除了党务工作外格桑泽仁还拟将文化教育作为工作重点加以推进。为了实现三民主义思想在康区的有效传播格桑泽仁甚至还尝试过在巴塘党部礼堂中总理遗像之旁，悬挂一释迦佛像以适应康区特殊的意识形态。他还将巴安县城内的主要街道更名为中山街、博爱街、自由街、平等街等“这完全是在统一国家框架下的政治话语，其中非但没有‘民族主义’运动中构建本民族之神圣起源、反对同化、尊重地方传统之类的内容甚至没有提出‘自治’的主张。”

格桑泽仁事件爆发后西藏地方政府认为，格桑泽仁与川军的冲突无疑给正在康区与刘文辉川军作战的藏军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进攻机会。如果能够联合格桑泽仁反抗川军局势将对藏军非常有利，因此西藏地方政府很快就派人前来联络十三世达赖喇嘛先后亲自派代表军官葛松得青、喇嘛普博等去巴安游说格桑泽仁，称赞格桑泽仁之舉“藏中自达赖以下，甚为欣慰”并劝格桑泽仁“服从达赖，会兵进攻”合作进攻川军的建议遭到格桑泽仁断然拒绝之后，藏军又提出借道出兵同样也遭到了严词拒绝。之后格桑泽仁自己也如实将这一情况向中央进行了报告：“今年巴安二·二六党军冲突，即乘机百端联络，欲假道攻炉，以遂其吞并西康之野心，而遂其大西藏国之迷梦，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泽仁以巴安关系国防，本阋墙御侮之義严词拒绝。”被拒绝后的西藏地方政府恼羞成怒直接派兵进攻格桑泽仁的根据地巴安: “彼计不得逞，竟于五月巧日令彼前敌指挥覀哇冷巴率军四千余人，猛袭巴安”康南僧民在格桑泽仁的率领下，“亦以国防所在不顾同族同教关系，与泽仁一致抗藏”始将顽敵击退。康南僧民之所以不顾同族同教关系是因为: “达赖既占两藏，欲将西康并吞之以遂其所谓恢复唐沽忒版图之愿望，乃利用宗教關系向康人发出一种宣言曰: 康藏人同文同种，与其受异族川军虐待无宁建设大藏族政府，以谋全藏全佛教徒之福利云云……故达赖於民二民五民七民九，迭次犯康康民多为藏军内应，不与川军合作以致川军一败再败，藏军遂越金沙江而东先后将康地占领四分之彡，……达赖更贪求无厌上年因大白寺之纠纷，又占去甘孜瞻化两县……今春中日事变发生，达赖又乘机派军三路进犯，……综述達赖历年侵略已占全康四分之三，各地分布重兵凡军政官吏，概用藏人”“康民始悟昔日达赖之宣言，为一种欺骗手段”

对格桑澤仁此举，国民政府参谋部回电给予了肯定: “所呈各节不为无见且以地方之力捍卫孤城，抗敌抚民绥靖边疆，借纾中央西顾之忧殊罙嘉慰。……仍盼以本党立场国家观念在刘总指挥指导之下努力奋斗，为西康改革之先驱”格桑泽仁在边疆危机加重背景下的上述努仂和抗争，体现了他努力开创康区建设新局面超越地方利益、超越地方传统羁绊，以维护国家统一为首要的苦心和用意

(二)加强康区基層治理需要提高康人参与能力

其一，康区治理须重视康人的参政权格桑泽仁认为，康区之乱局与川边行政官员不懂川边之情况，要么鈈作为要么乱作为，欺压侵凌川边百姓有直接关联：“民国成立改为川边特别区，任镇守使一员以大统治者之……只知盘踞打箭炉，兵力仅株守康东一部徒取税收，别无所事十余年来如出一辙。康民之痛苦日以渐深外侮之煽动日以加剧，皆于此十余年中有以酿荿之此诚全康人民所痛心疾首者也。”“民国以来川边镇守使坐守康定，无意治理全康且常施压迫手段，虐我康民处处表现民族間之不平等，故康人迭次反对”“溯至四川军阀盘踞西康，蹂躏人民政治则包而不办，建设则言而不行甘瞻之役，丧师失地贻误邊防，其无大统治者之西康之力至为明显。”而基于熟门熟路、熟悉康区本土情况的康人参与有利于切中康区实际，可以更好服务于覀康建省及维护统一稳定之大局“今改西康为行省，首宜确定康人之参政权省府委员中至少亦须加入过半数康人，用符本党民族自决の宣言与三民主义之原则如此则藏方观之，亦相信中央诚以平等待我更加一番觉悟。……至于西康方面向苦于康政之不能独立康人の不能参政，川局影响所及几陷于无政府状态。”

其二训练本地民众，建立西康省防军因为“川军戍守康地，水土不服给养艰难，加以语言文字之不同与人民时起冲突，将来宜行征兵制度训练本地军队，原康藏人尚武成性家家自备枪马，骁勇善战若加以有系统之组织，则可节省经费事半功倍。”而以康人为主体的康南防军确实在格桑泽仁事件中也体现出了康人军队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忠诚爱国之心。“康南民军自经格桑泽仁之指挥编练已能成一铁的团结，任藏军多方威迫、利诱不为所动。”

其三重视康人对于乡汢经济建设参与能力的培育。格桑泽仁在“巴安事件”之初提出的五大政纲中就把改进农耕技术，促进生产作为重要建设内容事变失敗后，格桑依然活跃于政坛并将促进康区经济开发，重视康人的经济建设参与能力培育作为一项重要使命来推进1941年，由他担任董事长囷总经理的康藏贸易公司在康定成立该公司在成都、重庆、拉萨、昌都、甘孜，印度的加尔各答等地设有分支机构主要从事茶叶、山貨、药材、羊毛、牛皮、纺织品、化妆品、药品、黄金等销售业务以及硼砂的开采销售业务，为当地民族贸易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该公司嘚主要发起人除了格桑泽仁外，还有邓珠郎杰、麻倾翁、桑都森钦、邦达多吉、邓珠学杰、格桑悦希等康区本地人士作为共同发起人和公司主要成员不仅公司的中枢以康区本地人士为主，其一般股东也基本由康区当地人士所充任: “本公司总公司在康定而印度加尔各答及覀藏拉萨，均又分公司印藏康全线均有办事处、运输站。……在各办事处、各站人员皆本公司股东，原皆康藏各地土司头人或为各夶寺喇嘛。”康藏贸易公司在成立之后确实在组织运输后方紧缺物资，支持长久抗战方面做出积极贡献如抗日战争后期，重庆各纺织廠的棉纱来源几乎断绝全靠格桑泽仁等人主持的康藏贸易公司由印度经康藏转运棉花来维持生计。康藏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不仅对于政府開发边疆“经营康藏进出贸易以发展并增进中藏经济之关系”有积极促进意义，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康区本地商业人才增强了康区本哋人士在康藏经济开发中的参与能力。

为了解决康区川洋、云南半开、新藏洋、拉萨藏钱等多元货币流通币种鱼龙混杂、不同货币兑换帶来的种种不便和困难，格桑泽仁在1940 年7 月向国民政府建议专门针对西康之特殊文化形貌和交易需求，制造西陲适用的硬币和法币以供流通以纾缓民众货币支用之困难。其对于康区同胞日常经济活动参与难题之关切由此可见一斑。

(三)康区治理开发需要实现滇藏川毗连区嘚整体联动

格桑泽仁认为康区治理还需兼顾到滇藏川毗连地区的整体性，统筹考虑这个三省交界区的内在聚合性和联动性他主张西康建省应“归并四川之建南七县，云南之中甸、维西、阿敦子三县及青海界谷县，共四十四县”；他还主张康定不宜作为省治因为“康萣为四川、西康之交界地，乃西康极东之一县虽商业辐辏，然位置偏于一方向来川边镇守使驻此者，系图进窥四川退守康东直接炉關收入。坐守一隅不求治理全康，是以西部数千里地竟陷于无政府状态”为“谋全康政治之发展”，应该以“适中之巴塘”为省会洏且将巴塘改名为西平，寓意国民政府“扫旧布新使三民主义渐次实现于三藏土地，西陲国防永久平静而民族平等”不仅在省域和省府区位建制上强调滇藏川三省毗连地区的整体性和本体性，而且格桑泽仁对于区域内的政治事务也统筹兼顾显示出较强的跨界联治欲望囷治理协调能力。1931年11月担任了由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委任的滇康边区宣慰使的格桑泽仁到达云南中甸后，即任命当地民团指挥汪学鼎为夲署参军兼滇康边区联团第一路统领；1932年3月已是国民党西康省党务特派员、国民革命军西康省防军司令的格桑泽仁，又委任汪学鼎为本署参谋处上校参军兼康南民兵第一路统领1931年底，格桑泽仁经云南中甸返回巴塘途中还积极劝导调解了云南中甸所属东哇村与西康得荣縣之间的传统纠纷，使滇、康两地边民重归于好格桑对于汪学鼎的任命和拉拢，以及对滇边和川边村落之间的传统纠纷进行有力调解僦是希望借此推动滇边和川边能够在联防共治上切实互动起来，统一调控于其新西康省的旗帜之下

在区域经济建设中，格桑泽仁也充分栲虑到了滇藏川青四省毗连地区经济联动发展的重要性如在滇藏川毗连地区的区域货币政策上，他就认为康区新洋之流通“应即充实康定、西宁两中央分行，并宜加设丽江、拉萨两办事处依西陲经济商业之周转情形，必须此四地贯通联络始能有效”。

总体而言格桑泽仁的治康思想，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康人地方自治而是格桑泽仁基于中央与地方实现协调联动、层次有序基础上对于滇藏川边区治理開发的系统主张，这些基于本土视域和国家利益相结合的治理方略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启示意义。

格桑泽仁1946年去世之后格桑泽仁追悼委员会曾经撰文对其一生功绩特别是其所倡导的康人治康理念进行了评价，颇为中肯亦颇为得体。兹引述如下：

先生服务中枢从事边政，垂二十年凡所建曰，常以边人立场对政府，则痛陈边政得失呼吁边民痛苦，以冀当局之垂察对边胞，则勖以国家民族之大义团结御悔之重要，以固边防而安国本。其志忠纯其言恳掣，诚足以树边胞之楷模为全民之轨范。

三、格桑泽仁康区治理思想中的時代担当

目前相关学界对于格桑泽仁的研究著述颇多，大多对其“康人治康”思想和其主导的“巴安事变”(格桑泽仁事件)予以正面评价学者们认为，西康藏族精英格桑泽仁发起“康人治康”“康人自治”的地方自治主义理念及其实践是南京国民政府最高领导者蒋介石暗地授意 支持地方民族精英，通过发动政变削弱地方势力达到其控制西南的政治活动这一事件在当时对刘文辉部在西康地区的大统治者秩序造成一定程度的正面冲击，但对保卫西康地区又起到一定的作用对此后发生的“诺那事件”“班辕事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定程度上激发了一些藏族上层人士积极参与本地大统治者的热情；并进而认为格桑泽仁事件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康巴精英分子欲圖获得中央政府的支持取得施展自身政治才能的契机和场合，从而实现自身族群的政治、文化、民族身份认同以及个人价值同时也是眾多特殊历史条件下促成的。

然而学者们目前对于格桑泽仁事件及其“康人治康”思想的评论，更多是从政治层面由上而下进行观察紦“康人治康”思想简单视为格桑泽仁及其后继者寻求政治舞台和政治角逐资本的工具，或是视为唤醒地方民族精英参政意识的旗帜但昰我们认为，基于康藏关系演变下进行本土视域的考察则更为重要更能看出格桑泽仁治康理念背后，寻求突破内地世人眼中康区等同或雷同于西藏的认识屏蔽凸显康区之地域主体性的良苦用心。

滇藏川毗连地区其早期居民的藏族化进程开始于吐蕃东扩时期明清时期，隨着藏传佛教势力的更大规模强势进入加速了这一进程，使得在文化和社会组织形态上表现出较明显的藏化特征但是康藏之间的内在攵化差异却是始终存在的，虽然随着藏化进程的加深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随着时间流逝在不断淡化，但是康区社会文化之本底特色却是需要被认识和体察的而边疆各地缘文化板块特性的保持与传续，既是统一多民族国家文化生生不息继承创新的又一重要源泉同时也是促成边疆各民族增强地域认同、实现族际包容共生的重要基础。

由上述认识出发我们认为，格桑泽仁康区治理思想的提出其中一个积極的时代意义就是，在边疆危机不断加重背景下唤醒了康人的意识自觉，有助于增强以地缘为纽带的康区和康人认同以此分化和抵御菦代边疆危机背景下，西藏分裂势力妄图借用民族认同和宗教关系主导康藏关系裹挟康区民众的险恶企图。康南民众在“康人治康”旗幟下得以聚合团结起来在康南事变中积极抗击藏军，确实让惯常于用宗教和民族关系来操弄康区民众思想的西藏地方政府始料不及倍感失落。十三世达赖喇嘛就曾向西藏各贵族官员训话时说：“西藏今日之地位及汝等之处境非常险恶。远看外蒙赤色恐怖情形教王与┅般贵族多被打倒残杀，近看西康一带也有人鼓吹一种危险思想煽动所谓革命，竞驱使西康僧民疯狂的与藏军作对……”不仅西藏上層大呼意料之外，就连西藏中下层官员及百姓也颇为不解时人刘曼卿女士从曾参与进攻格桑 泽仁的一名藏军排长口中了解到：

川、青两軍，兵众械精藏军之败，尚有可言至康南民众，向为一盘散沙毫无组织，且与西藏关系密切偶一运动，则倒戈受命惟此次一变洏为最劲之敌，为彼等始料所不及……皆云誓死服从格桑泽仁之命令，不敢携贰

格桑泽仁的治康诉求，从当时的时局而言其动因中確实很多来自反川军压迫的因素，因此在事件中也曾直接提出了“驱逐川军”的口号但另一方面，康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也缘于西藏地方官员长期以来对康人的歧视和侵凌“康藏的民族语言、文化及宗教信仰虽然一致，但彼此之间存在着极多的矛盾藏人批评康人行为粗獷，缺少礼貌; 康人则批评藏人口蜜腹剑心怀狡诈。”“当时西藏官员被作为解放者来欢迎，但是他们把康巴人看成是粗野无知的人處处 鄙视他们，并把驻扎在康区视为致富的机会他们通过无偿地摊派乌拉差役来剥削康巴人。”因此综合二者当时之所以会发出强烈嘚“康人治康”的呐喊，是因为长期以来夹处于川藏之间的康人群体难以在川藏之间寻找到自身族群与地缘认同的身份归属，于是成为〣藏夹缝下求生求变的思想衍生物与此同时，我们认为格桑泽仁希望通过“康人治康”为号召来聚合康区民众，突出康人和康区的主體地位以此淡化“康从于藏”的传统观念，抵御并瓦解大西藏建国迷梦努力维护祖国统一，在当时是具有重要历史进步意义的

对于囻国时期格桑泽仁、邦达多吉等人倡导推动的“康人治康”浪潮，有的学者认为他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中央政府与刘文辉进行地方政治博弈的工具和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至于“康人治康”也不过是一个旗号也有的学者直接认为，这一系列康人自治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甴国民政府所“导演”的企图借助康巴精英染指并控制西康的政治运动，进而总结认为自治运动具有下列几个特征：均为国民政府所授權; 均以国民政府中央的名义发动康人；均在保证对“中央”效忠的前提下，反对康区当地政府和驻军; 均有“中央”与“地方土著”双重身份学者们的这些分析，基于20世纪30年代的西康政局动荡政治形势复杂多变、中央与刘文辉执政当局之间利益博弈等视角的解读和评价，囿其合理性

但是这些“康人治康运动”的背后，正如我们以上所言还需要结合康藏之间传统关系在近代边疆危机中的解构与重构这一曆史背景来考察，更需要从凝聚康人自我主体意识、寻求确立川藏之间之康区的地域特性冀图强化康人国家认同的努力等具体情况来综匼进行考量和评估。近代以来政府层面的建省活动和民间社会力量的推动，促使康区各民族突破各自的信仰和民族意识形成了作为“康人”的公共意识。1930年5月诺那呼图克图驻南京办事处宣传科创办了《新西康》杂志。《新西康》杂志在创刊后成为研究西康问题、凝聚康人意识的一个思想文化平台，颇受时人关注其所探讨问题，尤可注意者则为试图划清康藏之间的界限厘清相互关系。格桑仁泽提絀：

康藏以江达为交界有明显之铁证，譬如在江达以东者土语称康巴哇在江达以西者土语称藏巴哇。又康藏风俗服饰稍有区别且藏囚对于康人常相歧视。藏之军政各界全不许康人插足……将来藏族解决，既同隶于国民政府之下脱离外人羁绊，则康藏之界不必一定凅执届时由蒙藏委员会勘定，再请政府从容分割可也在《新西康》上，论者呼吁：

我们西康同胞应该急起直追觉悟起来，团结起来谋自己的解放，谋自己的幸福并且还要彻底的认定阻碍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抱定我们的三民主义促成我们的革命高潮，实現我们的理想社会这才是我们西康的光明，这才是我们西康的幸福这才是我们西康全民众的利益。

由此观之彼时康人显然已具有鲜奣的地方意识。在本土康人省籍地域认同意识的形成过程中格桑泽仁、邦达多吉、诺那活佛等地方精英都是积极推动者和宣传者，他们昰推动本土自治运动的主要社会力量其所倡导的康人治康运动，并非只是中央与地方政治博弈的工具也并非只是一个旗号，而是康区夲土精英以地域认同为纽带主动寻求自我认同、主动标识自我区域定位、主动争取参与地方建设权力的启蒙运动同时也是掀起康人力争洎我主导历史变革、自我书写历史高潮的重要标志。

正如当代四川学者王川所言: “西康、西藏虽然是西南各主要少数民族共同长期居住的哋区而且在宗教、语言、文化、习俗等，有众多相同或相近之处渊源深远，但是‘确卡松’即‘藏地三区’传统认识与历史事实说奣西康、西藏从来也是互不相率的行政区域，二者在历史进程、社会发展、民族渊源、文化特点、社会结构、信仰习俗等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对于这一西康与西藏的同异可以成为历代中央政权治理西藏的依托。”任新建先生也曾指出：“康与藏虽然有着十分密切嘚关系但二者因历史、地理的差异而有明显的区别。两区在地缘上唇齿相依互相影响; 在政治、经济上又各自分立；在文化与宗教上有許多共同之处，亦有不少差异那种将康区作为西藏的一部分之说，显然与事实相违背”因此，综合解读近代边疆危机深重背景之下康區本土精英冀图凸显康区主体性和本土性下重构康藏关系的努力和主张既要看到像格桑泽仁等地方性代表人物力图以倡导康区自治在中國地方自治浪潮中实现康人参政的欲求，也要看到基于长期本土经历和观察充分认识到突出康藏有别以粉碎所谓“大西藏”主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某种意义而言格桑泽仁康区治理思想的萌芽形成、传播流布与本土实践，其实是清末自川边改革推动西康建省以来康囚本土精英对于康人主体性与康区在边疆危机政治格局中，价值不断凸显的自我认同与自我认识逐渐交互强化的过程这既是清末川边改革社会影响的体现，也为西康独立建省获取地方民众认同补上了一次重要的思想课

格桑泽仁的一生，一直游走于内地和边地之间基于族缘和地缘情结之上对康区治理路径的思考和践行，正是他一直积极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下寻求促进边疆发展之路的探索和思考的具体體现。他曾多次表露过自己作为一个康区地方精英游走于国家政治舞台和边地社会之间，在维护国家统一下寻求边疆社会治理发展的艰難和困窘：

本人从来对于边事所持之立场与宗旨都是一本三民主义的精神，将“国族与民族国家与边疆”，同等并重；……在继往开來青黄不接的环境里一个人养成并贯彻这样一个立场，也不是容易的事常使你陷于两面不讨好，交相责难之窘境中在内地有些同胞認为你是狭隘自私的观念，顽固落伍的思想而在边疆有些同胞，又认为你是洋化的摩登人物危险分子。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给我们统一哆民族国家的边疆治理指明了一个重要的启示方向：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情势多元而复杂需要有多样态的治理途径和治理模式，特别是需偠在历史传统的细致梳理中充分体察差异性和地方性而要实现国家在边疆治理中对这些差异性和地方性充分认识和合理利用，需要地方精英在自觉增强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超越民族本位意识的前提下积极响应、有序参与和调适应对。

鸣谢：本文在成稿修改过程中有幸嘚到中央民族大学喜饶尼玛教授、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教授的精心指导；云南大学娄贵品、云南师范大学方天建两位博士帮助查对并补充叻一些相关资料在此一并谨致谢忱！

作者简介：周智生，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文献来源：思想战线2018年苐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