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自己的婚姻，51岁的刘忠林像个为情所困的少年。他在长而柔软的沙发上寻找适合思考的坐姿，一会儿把脸埋进怀里的沙发枕，只露一双眼睛；一会儿双手握拳，把胳膊肘撑在膝盖上，用食指揉揉鼻梁；一会儿又转过身子，整个人扑在沙发垫上。

无论坐姿如何，他每隔几分钟就要抬眼看看沙发旁边的墙壁。那里挂着一张婚纱照，照片里的女人扶着白色纱帘侧身望向画框外，镶有水钻的头纱在顶灯的照射下闪闪发亮。

刘忠林本是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会民村的一个农民，21岁时，有人在村里的耕地上发现了一具尸体，他被警方列为犯罪嫌疑人。

从那时起，刘忠林的命运被彻底改变。25岁时，他因故意杀人罪被辽源市中级法院判处死缓，47岁刑满释放出狱。49岁时，吉林高院对案件再审，宣告他无罪。51岁，他拿到了460万元国家赔偿。

拿到钱后不到一个月，刘忠林就和认识不久的女朋友结了婚，婚后半年他又要起诉离婚：他认为小他22岁的妻子是为钱而来，决定快刀斩乱麻，把她从自己的生活中切割出去。

9月7日，刘忠林展示结婚证，登记结婚的日期是2019年1月30日。新京报记者庞礴 摄

墙上的那张照片，是一整套婚纱照中的一张，整套照片的相册被他放在卧室的衣柜里。“早就想撇了，没顾得上。”刘忠林说。但他空闲时间很多，之前几次把相册拿出来，始终下不了扔掉的决心。“要是我舍得，也就把这个照片摘下来了。”

刘忠林与妻子周晓（化名）的矛盾，源于8月初一个混乱的清晨。

吃早餐时，刘忠林接了姐夫王贵贞的电话，妻子问起时，他却说是做橱柜的工匠打来的。周晓查看手机后戳穿了这个谎言，摔了筷子，给了他一个耳光，被他还了两拳，之后摔门而去。

自打2019年1月结婚，这是她头一次因为与丈夫吵架回娘家。她向自己的父亲抱怨，“两口子过日子，怎么能瞒着？”

当时，在外地打工的周父不觉得女儿回娘家有什么问题。他结婚三十多年了，夫妻俩种着40多亩玉米地，盖起一栋宽敞的农宅，养着鸡、鸭、鹅和一只肥壮的阿拉斯加犬，还生养了一个女儿。他知道夫妻会吵架，女人会赌气或佯装赌气跑回娘家，男人则要提着礼物上门好言相劝，把老婆接回家。

卧室里仍然处处是新婚的痕迹。新京报记者庞礴 摄

但周晓没等来刘忠林，却等来了一张法院传票——吵架的第二天，刘忠林就向法院起诉离婚了。

就因为这点矛盾？“就是这点矛盾。”刘忠林说。他始终对那天早上的事耿耿于怀，把那支被妻子摔断的筷子收在柜子里，逢人便展示，作为自己受到伤害的证据。

从起诉到开庭的20多天，他做足了心理准备，翻来覆去审视这段出现了裂痕的婚姻，越想越觉得有问题：

结婚前，周晓就要买车、买房，刘忠林没驾照，车就登记在周晓名下；买房时，刘忠林掏出身份证，想被列为不动产权证书上的权利人，却被周晓挡了回去；两人说好要生孩子，备孕半年，依然没有喜讯；周晓回娘家时留下了一件外套，刘忠林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张周晓给别人转账的单据，这笔钱他从未听说过。

起诉离婚的几天后，刘忠林为45万的房子、28万的车子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以防周晓转移财产。他说如果周晓真的心怀不轨、要骗他的钱，他就要拿出当年申诉的韧劲儿一路告下去，甚至“让她也尝尝坐牢的滋味”。他还找到了介绍他和周晓认识的媒人，如果媒人与周晓合谋，他会一并追究。

离婚官司开庭时，周晓带着律师出现了。这更让刘忠林心寒：她居然请律师，居然跟我打官司，看来是真的想要分财产了。

可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周晓的善意。周晓曾给他发信息，表示可以离婚，但不要财产：“放心吧，你的车你的房没想要，钱花不了一辈子，重要的是日子过得舒心”。申请财产保全时，法院也说周晓承认房子、车子都是刘忠林的，不会跟他抢。

八月秋凉，虫鸣响亮，刘忠林常常彻夜难眠，她究竟是不是冲着钱来的？他几次给她发信息，像个初次恋爱的少年一样质问半年来的种种生活细节：转账是为什么？究竟有没有偷偷避孕？他想通过对方的只言片语确认这段婚姻的含金量，“你跟我结婚是真心还是假心，请你回答。”

周晓很少回复，只有一次发了一条长长的信息，里面的几句让他心动：“以后不在身边的时候肉要少吃，买点营养品，自己做点饭吃，别总在外面吃，不健康。毕竟夫妻一场，一日夫妻百日恩。”

“记者，你说她对我还有感情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刘忠林双手捂着脸，从指缝间看过来。

9月7日，刘忠林家玻璃杯的托盘上还罩着喜庆的红纱。新京报记者庞礴 摄

如果没有那场牢狱之灾，刘忠林体悟爱情的时间大概要提早20多年。

那时，他还是个小学辍学后就一直种苞谷的农民，家里人都叫他“小胖子”。除父母外，小胖子还有一个大哥，家中有四间低矮、狭小的土坯房，推开木门是一片空地，空地外便是自家的5亩苞谷田。

小胖子的父亲是抗美援朝老兵，在寒天雪地中的强负重、长行军后累出肺病，只能做做饲养牲畜一类的事，母亲的精神有些问题，没有工作。

虽然自小便和哥哥一起打理家里的田地，但刘家的日子始终不好过，吃穿用度经常要由亲戚接济。大姑家和小胖子家同村，表哥常春祥总叫兄弟俩来家吃饭，家中替下的衣服也会送给小胖子穿。

在表哥、表姐的记忆里，小胖子自小寡言少语，既没表现出对贫穷现状的不满，也没讲述过对优裕生活的向往。在一切亲人聚会的场合，他都是配角，站在一旁很少插话。

但小胖子有他自己的乐趣。村子挨着水库，水库边是笔直高耸的松树。冬天时，他喜欢穿着厚厚的棉衣，戴着棉帽和手套，提着铁桶，拿着手腕粗的锥子到水库去，在冰层上凿个口子。长时间闷在水里的鱼群感受到冷冽而新鲜的空气，会争先恐后往冰面上跳。小胖子站在一边，捡满一桶鱼就提回去，父亲会把鱼收拾干净，剁成大块和豆腐一起炖，烟气从房顶的烟囱里腾腾升起。

但这样的快乐在小胖子成年时戛然而止。从18岁起，先是母亲走失，之后父亲过世，没多久哥哥也外出打工了，家中只剩刘忠林一人。据封面新闻报道，他独居时每日种地，空了便上山弄些木头回来，不喜欢凑热闹，很少与人往来。

9月10日，刘忠林旧家的土坯房。因为多年无人住，灶台已经不能使用。新京报记者庞礴 摄

1990年10月28日，会民村的庄稼地里挖出一具女尸，经鉴定为同村走失一年的少女郑某。据封面新闻2018年报道，发现女尸的当晚，警察把睡着的刘忠林从被窝里拽了出来，塞进警车，送到了辽源的看守所。

表哥常春祥说，那次事件不久，刘忠林的亲哥回过村里一次，以四千多元的价格卖掉了家里的房和地，又到看守所给弟弟留下了200块钱，之后便南下打工，又入赘到山西的一户人家，再没过问过刘家的事。

可常春祥不相信小胖子会杀人，每隔几个月便骑上两小时自行车到看守所转一圈，留下新衬衫、黑色方口布鞋以及50元或100元现金就走——他当时每月工资28块，钱都是从亲戚朋友手里凑来的。

案件侦查、起诉、审理的四年多，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刘忠林不能会见亲属。直到1994年7月，刘忠林案一审宣判时，常春祥才在法庭上再次见到小胖子。

虽然只有刘忠林自己的口供，没有目击证人、没有物证，辽源中院仍判刘忠林犯故意杀人罪，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常春祥与被告席上的刘忠林隔着老远，只记得他话都说不利索，光顾着哭。

判决后，刘忠林从辽源市的看守所被转到了长春市的监狱。

东丰县城离长春160多公里，一早出发赶车，要三四个小时才能到监狱，等探视回来已是日暮。那几年，常春祥得了肝硬化，不好两地奔波，收入来源也断了，家里为治病欠下不少钱。他顾不上监狱里的小胖子了。

刘忠林感觉自己被遗忘了。他给村里人写信，希望他们帮他伸冤，求他们去看看他，但最初的十几年，始终没人去探望。

他比过去更加孤僻，更加少言寡语了。12个人一间的号子里，他只和一个自称有冤在身的人说话，对别人不理不睬，也从不解释自己的冤屈。他认为其他人都是罪有应得，和他“没有共同语言”。

监狱里，每个犯人都要劳动，织毛衣、做门窗框，但刘忠林不做：我没罪，凭什么干活？他说自己为此挨了不少打，浑身是伤，鼻血直流。但他依然不服从，依然拒绝劳动，以致旧伤未愈，又添新伤。

被打后，他还是不肯和人交流，脾气上来就乱砸东西，不锈钢盆、饭碗，抓到什么就使劲往地上一掼，或者砸在窗户玻璃上，等着再挨下一顿狠打。

因为不做工、砸东西，刘忠林被送进了“小号”——禁闭室。在他的记忆里，那是一张单人床大不了多少的监室，里边除了一个敞着口的抽水马桶外，别无他物。

“小号”不在监狱的主建筑里，墙薄，四面透风。冬天，屋里只有两片薄薄的暖气片，早晚供热两次。刘忠林被送进去时是一月，长春日均气温零下10摄氏度左右，虽然穿着棉衣棉裤，他的手脚依然冰冷。

从“小号”出来，刘忠林得到了不必工作的特许，平日里只负责监室内的卫生。扫地、拖地、抹桌子，他有一搭没一搭地做，心情不好时干脆展开被子，缩在下面睡大觉。

他把自己在监狱里的生存方式称为“拙”——一个东北话里骂人的字眼，意思是不懂变通，愚笨任性。

刘忠林就这样“拙”了十几年，之后才渐渐平静下来，嘴上“认罪”以获得减刑，也参加劳动，做门窗，绑扫帚。小学毕业的他，还从管教那里借来一本新华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翻找查询后写下了自己蒙冤的经历，并寄往吉林省高级法院。他想为自己申诉，但信件一次又一次石沉大海。

在辽源老家，刘忠林的大姑、老姑两家人始终惦记着这个外甥。他们相信他没杀人。表哥常春祥曾到全村人家挨个敲门，希望找到女尸案的目击者，或说服谁站出来为表弟的品行做证明。老姑则说服了女婿王贵贞，让他帮忙替侄子伸冤。

王贵贞答应下来是2008年春节，那之后，他到长春的监狱会见室中见了刘忠林一面。他就问了刘忠林一个问题：“人到底是不是你杀的？是你杀的，就好好服刑改造。不是你杀的，姐夫帮你申诉。”

对面的刘忠林泣不成声，伸出了自己的双手——当初被翘掉指甲、血肉模糊的十根手指依然肿着，指甲支离破碎，指尖上结了痂。刘忠林说，那是他十几年前招供的原因，“姐夫你替我申诉吧，我不能冤枉下去。”

2018年4月，刘忠林展示受伤的手指。 新京报记者 袁静伟 摄

从那时起，王贵贞放下了内蒙煤矿上的车队生意，频繁来往于长春、北京，开始了10年申诉之旅。他总是坐夜车的硬座，省下一晚旅馆钱，到了北京就住在天坛医院旁边的小旅馆，一夜几十块。有时候天气不错，手头又紧，他干脆在桥洞和地下通道凑合。两本案卷加起来一千多页，王贵贞复印了带在身上，每见一个律师就要留下一份，咨询费一次至少几百块。

刘忠林、王贵贞和律师们的努力终于起了作用。2012年3月28日，吉林高院对案件启动再审，但此后迟迟没有开庭。2016年1月，刘忠林从监狱里走了出来，不是被宣判无罪，而是刑满释放。

老姑的女儿、王贵贞的妻子王焕珍记得，表弟离开监狱，是农历腊月里一个寒风直往人心里钻的下午。她雇了一个司机，早上7点便等在长春的监狱门口。可几个批次的刑满释放人员出来，她始终没听见表弟的名字。

下午3点，有人念到了“刘忠林”，一群穿着灰色单衣单裤的人了走出来。王焕珍使劲辨认，看到了那张熟悉的圆脸。她没敢叫小胖子，问了一句“你是刘忠林？”26年前的少年彼时已经年近五旬，他低头看看女人，“你是我二姐？”

王焕珍开始抹泪，拉着表弟到车里，从内衣内裤到棉袄棉裤都换了新的，亲手把扣子挨个系上。刘忠林说，“姐你别哭，人都出来了，哭啥？”他还想把监狱里新发的翻毛大头皮鞋留下，被表姐制止了，她说“这里的东西一件都别带出去”。

与入狱时的全乎人小胖子相比，出狱时的刘忠林身上多了许多深浅不一的伤疤，右脚大脚趾被截肢，十根手指指甲破碎。常春祥说，他的指甲是灰的，指尖肿着，血痂中偶尔会渗出血来，吃饭只能用食指和大拇指指肚勉强捏住筷子；脚趾的残疾让他行动不便，兄弟俩一起爬山，上山时还好，下山时刘忠林只能侧身缓缓挪动。

2018年4月20日，拿到无罪判决书的刘忠林。  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为了医治刘忠林皮肤、指甲的问题，王焕珍专门找了中医，刘忠林隔一段时间就去敷药，一次7天。如今，他的五指已经痊愈，长出粉白的指甲，未痊愈的五指也只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治疗。

比起痊愈的手指，更多的问题难以治疗，甚至难以被人意识到。比如他的不通人情世故、他的拙，比如他动不动就出现的暴脾气。

平日里一有事，刘忠林会马上给表哥、表姐打电话，交水电费、银行打流水单等都耽搁不得。常春祥、王焕珍一听见电话铃响就知道有事要办，常春祥至今记得表弟的“命令”：你给我办事，就得办完。

只要着急，刘忠林就不分时间地给人打电话、发信息。为他申诉的律师张宇鹏、为他申请国家赔偿的律师屈振红，常在深夜收到他的微信视频电话，两人从没接过。“他白天有事做还不会胡思乱想，晚上闲下来就开始觉得不对劲。”屈振红说。

2016年春节后，王贵贞和常春祥带着刘忠林到内蒙打工，想让他到草原上散散心。按照王贵贞的说法，春寒后，矿区外的草地冒出绿色，鸟鸣响亮起来。刘忠林在那里为汽车补胎、打气，很轻松，空余时可以去摘野菜、捡鸟蛋。

刘忠林却不这么想。“矿区那么大灰尘，吹得满脸都是，工钱也不高，总觉得手头紧。”但他从不肯把这些不满说出来，只是沉默地酝酿着心中的情绪。直到有一天，他被常春祥和工友误解为多拿多占、捡食堂的便宜，抄起手边的不锈钢盆猛地摔在地上，发火、咒骂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一切都与在监狱时一样。

那之后，刘忠林不声不响地离开了矿区，王贵贞和常春祥开着皮卡车在草原上找了好几天。常春祥至今不理解那次矛盾的由来，只觉得刘忠林的脾气发得突如其来、莫名其妙。

9月7日，刘忠林向记者展示消费凭证、转账记录等文件，这些将成为他离婚、分割财产的证据。新京报记者庞礴 摄

从2016年到2018年，刘忠林在表姐夫的介绍下在内蒙古、大连、长春和通辽等地换了不少工作，帮人看厂、在酒店做杂役，等等。他不时会与老板、同事吵架，一气之下出走。这让王贵贞很苦恼，逐渐减少了和他的联系。

除了人情往来，困扰刘忠林的另一个问题是钱。出狱后第一次在表哥家过春节时，刘忠林便流露过这个意思。常春祥记得，“他有时候不大高兴，觉得吃人家的，喝人家的，有点寄人篱下的感觉。”

最大的一笔进项出现在2019年1月。当时，刘忠林被吉林省高院再审宣判无罪已有9个月，在屈振红的帮助下，他从吉林省高院拿到了460万元国家赔偿。这是他失去自由9127天换来的，除197万精神损害抚慰金外，每蹲一天监狱可以得到287.74元的人身自由赔偿金。他说自己出狱后最好的一份工作是公交车保安，一个月能挣差不多4000块。460万，够他做将近一个世纪的保安。

屈振红和法院的人反复交代，这是你后半辈子的养老钱，一定要多加小心。刘忠林也反复告诉每个人：“这是我的钱，是国家赔偿给我的。”

他早就听说过那些拿到国赔后挥霍殆尽的蒙冤者故事：赵作海拿到65万，被大儿子偷着取走14万，被传销组织骗去20万，被理财公司骗去30多万；陈满拿到275万，用100万投资了一个传销项目，最终被吞走大半。他说：我不会做赵作海！

从后来的情况看，刘忠林确实守住了自己的赔偿款。他曾向吉林高院借款50万买了一套80多平米的房子，拿到赔偿款后还了钱，又把200万存进银行，3年定期，剩下的留在卡里，作为生活开支。

他曾主动提出要给表姐夫王贵贞5万元，以感谢他多年的奔走。王贵贞觉得5万少了，十多年申诉的花费，5万连个零头都不够。

“给5万还是情分，超过5万就是明算账，没感情了。”刘忠林为此与王贵贞产生了争执，之后，王贵贞带着厚厚一摞支付票据来到刘忠林家，坐在茶几前开始算账，还找了另一位表姐作见证。半天的清算后，刘忠林发现表姐夫为他花了59万余元，他加了点零头，一共给姐夫60万。

没过多久，王贵贞又试探性地问，能不能再加点，“这么些年，我在内蒙的车队说扔下就扔下了，多少也要给点辛苦钱。”刘忠林嘴上应下却不肯转账，拖来拖去不了了之，“反正他不该管我要这个钱。”

得知国赔下来后，刘忠林失联多年的亲哥哥也回来了，问常春祥索要弟弟的地址。常春祥怕他是冲着钱来的，就推说自己不知道。亲哥哥住在县医院附近的宾馆里，满县城转悠，却见不着弟弟的影子，几天后离开了。

2019年1月7日，刘忠林在辽源中院领取国家赔偿决定书。  受访者供图

恢复清白之身后，成家的事被刘忠林提上日程。他50岁了，比他大5岁的王贵贞，儿子已经大学毕业，还交了女朋友。

常春祥、王贵贞先后介绍了两个女人，都是四十多岁，与刘忠林年龄相当，刘忠林却没相中。俩人咂摸出了表弟的心思，“他想找个年轻点的，四五十岁的不行。”

2018年年底，经媒人介绍，刘忠林认识了1990年出生的周晓。她坐在他家客厅里，长发、圆脸，说话响亮又实诚，刘忠林挺满意。

亲戚们不大赞成这桩年龄差异巨大的婚事，怕两人婚后会有代沟，更怕女方结婚的动机不纯。但刘忠林不管那一套，“他们说这个婚结不成，我偏要结。”在国赔款下来的第23天，刘忠林和周晓就到民政局领了证，紧接着又以周晓的名义买了房和车。

3月22日的婚礼上，刘忠林穿了一身黑色便装，周晓穿了租来的红色婚纱。表姐王焕珍为他雇了婚庆公司，车队、摄像等环节一应俱全。50多人的婚宴上，只有9人是刘忠林的亲属——他没有朋友，其余都是女方家人。

婚礼结束后的将近半年，刘忠林在亲戚的视线里消失了，深夜的电话和微信全没了。直到8月，他的婚姻出现危机，频繁的电话、微信才重新出现。

王焕珍记得，离婚官司开庭前夜，她在凌晨3点接到了表弟的电话：“二姐，明天你来吗？”第二天她果真坐到了法院旁听席上，看着刘忠林和律师的背影，像是为他撑腰。

法院并未当庭宣判，返回家中的刘忠林陷入了漫长的相思。他的家里，至今留有新婚后各种喜庆的装饰。天花板边缘粘着一条塑料绳，上面是蓝色粉色的小花，盛着玻璃杯的托盘用绣着金色双喜字的红纱盖着，卧室墙上贴着装饰画，上面是一对肥白的婴儿，用艺术字体写着“龙凤宝宝”。

两人曾计划要个孩子，墙上贴着“龙凤宝宝”的画。新京报记者庞礴 摄

他开始回想生活中的各种细节：两人一起做饭时，他煮饭，她炒菜；一起出去逛街时手牵着手，他叫她的名字，她叫他“老公”。一天深夜，他还给自己的微信换了头像，那是两人的合影，头凑在一起，微笑注视着镜头。

9月12日清晨，距离那次摔断筷子的争吵一个月后，刘忠林终于决定去周晓的娘家走一遭。他曾在那个60多公里外的农家院度过了2019年的春节，一大桌子菜、一大家子人，异常热闹。

路上，他拨打了周晓微信视频电话却没有接通，他马上让司机调头，打道回府。他有些害怕，担心被老丈人责难，“我胆小，直接上她家，万一被她家里人打了咋整？”

可两天后他又去了。那是中秋节的前一天，他到商店买了月饼礼盒，打车直奔周晓的娘家。茂密的苞谷地边，农家院里没有周晓，岳父岳母正在杀猪，看见他来了便请进门。他留下月饼，没说什么就离开了，想着下次去，或许就能见到婚纱照上那个穿着亮闪闪的白纱的女人。

“记者，你说她还能回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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