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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值得去读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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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现在心理咨询方面有哪些值得去读的书籍？
登天的感觉，岳晓东。很有兴趣读下去，不是简单的罗列理论，结合了作者的经历，可以读读心理画外音，严从华的吧。房树人的咨询方式，很有意思还有很多案例分析之类的书什么样的书值得认真去读
什么样的书值得认真去读
许多受人尊敬的先生们都曾经认定，一个人最好的读书时间应该在青少年时代。这常常使我难过，因为我是上世纪60年代初生人，“最好的读书时间”正是在闹书荒的文革时期度过的。像许多不幸的同代人一样，在当时所能够读到的最多的书籍大多是毛泽东和鲁迅的。当时觉得还是毛泽东的文章写得好，比如他的所谓“诗词”和“别了，司徒雷登”之类的政论，而认为鲁迅的文章太生涩，诘屈聱牙；在中学作文时还常常摹仿
“从昆仑山麓到黄海之滨……”一类的文革体。这大概就是我在写作生涯中最早打下的“国学根底”。当然，在这“根底”之外也有一些另类的“积累”——那就是读“禁书”。在一个知识贫乏而灾难深重的年代，一个忧郁的少年在乡村夜晚的油灯下偷读“禁书”，这让我领略了只有同代人才能分享的那种战战兢兢的幸福；它使我明白了——原来读书还可以安顿一个人惊慌失措的心灵。正是这样的阅读和浸染，使我抗拒一个时代的信念在风雨如盘压榨中悄然滋长出曲折而幼稚的胚芽……
我其实是非常感谢这一段历史的，在“禁书”中领略社会正义的声音，在禁书、禁地这样的相对于中心和主流“边缘”位置上，培育一个知识人最初的精神品质，它使“什么样的书值得认真去读”这样的问题在我这里有了一个可能是我终生都难以更改的开端。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但是像雪莱的“冬天开始了，春天还会远吗？”像普希金的“不要悲哀，不要叹息，忧郁的日子即将过去，欢乐的日子正在来临……”像当初“四五”运动中“扬眉剑出鞘”、“秦皇的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样的誓词，甚至至今还依然在这“开端”上注视着我，使我在内心深处不能够心有旁骛。但是“观念的胜利”必须有一个知识结构的建立和认识系统的形成，在这个漫长的“形成”过程中我一直在观望和分辨，时而感到云开雾散，希望在即；时而觉得阴霾再起，前景迷茫……但是我一直自认为，在我们当代历史的开创和因开创历史而展开的心理路程中负有一份不能推卸的责任，无论在什么样的窘迫和快意的时刻，我都隐忍着，不敢于对这样的“责任”有所逃避。我记得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曾经说过：“我与苦难的俄罗斯一起落难、流泪、付出、失去……但我从没有绝望过，这里有我的责任。”我深感这种“十二月党人”的精神气质，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是一种无法派遣的情结，虽然两者不能同日而语，但是我认准了这样的责任指向和这指向中所隐含的真正意图，我下决心要一生站在“这一边”。
我真正认真的读书是从70年代末开始的，这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是一个知识饕餮的时期，从舒婷、北岛70年代的诗歌，到爱伦堡、帕斯捷尔纳克以及王若水、甘阳等人早期的文章，再到李泽厚、卡西尔的文论……
一个足以鼓舞一代人做出艰难抉择的知识参照体系形成了。所以我一直觉得80年代是20世纪最为辉煌历史时期，就其狂飙突进的开放精神和反思历史的勇气而言甚至可以超越世纪上半叶的任何一个年代。在这样一个时期，什么样的书值得认真去读？已经不是一个必须去分析和辩诘的问题。认识和哲学范畴的“必然性”使知识人的图谋和时代的集体无意识达成了共识，在历史的坐标上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庶民的胜利”的曙光。在这10年当中我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初步形成，当时我几乎觉得所有合格出版社的书籍（比如“三联”、“社科”编辑出版的书籍）全都是值得认真去读的书。现在如果做一个回顾的话，我还是认为，80年代最使我们这一代留恋往返的地方，并不是“广场”，而是书店，它才是我们这一代“青春之歌”的主旋律。
相对而言，90年代是个话语嘈杂的时代，它失去了青春和生气，增添了滞重和沉闷，在激烈撞击后尚未分出层次的多种思想的暗流正在重新分化和组合，彼此之间充满了互相纠缠、盘结与众声喧哗的矛盾性质。关于这10年的评价，许多知识人认为其最为显著的时代特征是“思想的淡出”和“学术的繁荣”。一大批有着“学院职衔”教授们改弦更张，把当代欧美（西方）语境中产生的诸如新权威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后殖民主义和后解构理论等主张和观点进行了大肆铺张的介绍与让人心花缭乱的释说。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样的文化大餐确实给人们带来过惊喜。但是，因为置换了“语境”，致使这些纷繁的“后现代理论”就现世的苦难和需要排遣的心灵而言，几近是无关疼痒。甚至还有些带有“炒作”之嫌的“学术纷争”，与突然泛滥起来的商品主义大潮合流，一度沦为主流意识形态企图转移话语方向的附庸，为知识界开了拈轻怕重的“学术倾向”的先河，书斋生活一时成了文化人“躲避崇高”的避难所。
回顾和反思90年代，作为一个业余的知识人，我至今依然感到羞赧。在我个人有限的认识里，如果试图要指认其优长和贡献的话，我感到可以肯定的现象是：这些学术思潮专著的大量翻译、出版和传播，使当代文体学实现了80年代尚没有最终完成的由二元对立的“文革”思维方法向现代叙述方式的转型。这样的涉及文艺政治学和社会化审美意义的转型，在21世纪之后一再显现了其胜利的价值，我愿意在内心里把这样的转型看作是90年代一个较为圆满的句号。如果就我个体生命而言，窃以为这一阶段重要的收获是：在这“学术繁荣”的阴影里，在愁闷、痛苦、失重、无望的苦苦思索中，我不自觉地让自己的思想趋向悄然走向由一个理想主义者向自由主义者的转变。伴随着这样的“转变”，过去许多辉煌的名字在我的头脑中开始退色，而另一个营垒的许多人的分量在逐渐加重，像哈耶克、柏林、卡尔波谱、哈维尔……像顾准、李慎之、朱学勤以及更年轻的学者如谢泳、余杰等人，他们渐次成为我精神的先导和同路，使我看到了重估20世纪的价值已经成为可能。
如今，我们社会生活中理性的因素在增长，时代的痼疾已经越来越明朗，我为21世纪有了这样的迹象感到深深的庆幸。记得孔子曾经说“道不行，乘稃于海”，这在现代人是做不到的；他还说“朝闻道，夕死足矣”。那么，“闻道”而又不“死”，并且还可以为之读书，为之著述，这真是莫大的幸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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