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政府继续扮演包办一切的无限责任者的角色，将可能使“邻避运动”成为社会主要动荡因素，并导致矛盾最终指向政府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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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避”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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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政府继续扮演包办一切的无限责任者的角色，将可能使“邻避运动”成为社会主要动荡因素，并导致矛盾最终指向政府本身。 中国论文网 /1/view-7376592.htm　　据官方机构统计，因环境问题引发的信访和群体性事件，在最近10年中增加了近10倍。而2012年迄今发生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中，因环保问题引发的四川什邝、江苏启东和浙江宁波群体性事件，成为全年关注焦点。 　　因环保引发的冲突还有去年的反对大连福佳PX项目、2009年广州番禺反垃圾焚烧厂事件、2008年上海磁悬浮事件、2007年厦门PX事件。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冲突正成为引发社会震荡主要因素，是近年来中国社会问题的一大趋势和特征。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高发，使“邻避运动”这个外来词悄悄进入中国语境。邻避运动，系由英文“NIMBY”（Not In My Back Yard）意译而来，意为“不要建在我家后院”。据《牛津英语词典》一书解释，NIMBY一词最早出现在1980年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此后经媒体和学术界广泛使用。 日，福建漳州古雷石化启动项目在古雷经济开发区举行了开工仪式，计划于2011年第一季度试产。 　　“邻避”现象指政府部门在规划和建设有社会和环境影响的公共或工业设施（即“邻避设施”）时，与当地居民发生的冲突。“邻避设施”包括垃圾场、变电所、机场、核电站等，而化工项目等虽不属公共设施，但其选址需要得到政府部门批准，因而居民往往也会把矛头指向政府。 　　不管是厦门、大连，还是什邡、启东、宁波，上述地区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无不是邻避运动恶性发展的产物。居民希望保护自身生活领域，免受具有负面效应的公共或工业设施的干扰。而对于这类邻避设施，当地居民并无法从中获得明显收益，但却要承担可能由此带来的风险和损害。 　　因此，在此类邻避运动中，居民往往目标明确且信号强烈――停止建设某个工程。一旦项目停止建设，这类群体性事件基本能较快获得平息。 　　这种典型的中国式邻避运动特征，其实体现了中国式发展与环保问题的独特困局。即不出事时，工业企业在地方政府袒护下肆无忌惮制造污染，一旦居民集体行动，则企业哪怕表现不错，也只能被牺牲掉。 　　“邻避”必然带来这样的结果吗？事实证明，“多赢”局面不是不可能出现，只是它需要一些条件。 　　漳州：PX故事的另一个版本 　　漳州最终为PX提供了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 　　2012年9月底，漳州古雷石化启动项目宣告已累计投资204.3亿元，完成计划投资的108.6%，进入工程收尾、投产冲刺阶段。这个漳州市有史以来最大的投资项目，就包括年产80万吨的PX项目。这个项目在从厦门落地至漳州古雷半岛后，翔鹭集团还将投资从原先的108亿元升至137.8亿元。 　　漳州政府推动PX项目一定程度上吸取了厦门教训。至少从表面结果来看，漳州政府避免了重蹈厦门事件覆辙的遭遇。毕竟，从一个不起眼的小渔村到一座现代化石化园区，古雷石化启动项目从2010年正式开建只用了不到3年。 　　厦门PX项目迁址漳州的消息传出后，漳州市民便开始担忧污染问题。在2008年二三月间，由于担心海洋受污染，与古雷半岛隔海相望的漳州市东山岛居民连续三天上街表达意见，反对PX项目落户古雷半岛。 　　在厦门PX风波平息一年后的2008年10月，古雷征地工作正式启动，关于PX各种可怕的传闻传遍半岛。在漳州市漳浦县古雷镇，5000亩土地被划入PX项目的征地范围。当地村民在项目征地、环境保护等问题上仍心存忧虑，“对二甲苯有没有毒性”和“土地被征收后何以为生”成为两大困扰村民的难题。村民的忧虑与当地政府的乐观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漳州政府显然做了充足准备。 　　比之厦门当初对PX项目的高调宣传，漳州政府选择了低调推动。在环保部于2009年1月通过漳州PX项目的环评时，当地媒体仅仅做了环评公示，几乎未见追踪报道。在谈到这个从厦门迁址而来的化工项目时，所有的官方材料都会统一口径地将之称为“重大石化项目对二甲苯”而非“PX”。 　　在对舆论的引导，对当地民众的宣传上，漳州方面更是不遗余力。“对二甲苯”知识和古雷重大项目宣传，被纳入当地县市教师暑期进修的内容，包括两院院士在内的专家被邀来科普讲座，13个工作组走村入户发放传单。 　　在这波宣传攻势中，漳州还分4批组织干部、村民和学生参观南京扬子化工、泉港工业区，令漳浦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振垣乐于外道的是：“其中还有各个村的老年协会代表，他们回来就赞赏，你看人家工厂绿化搞得多好！毕竟大企业就有实力，小企业说不定更危险。” 　　漳州政府对PX项目无疑是费尽心思。洪振垣说，“再怎么招商引资、再发展多少产业也比不上这个项目。”古雷经济开发区自2003年设立以来，引进的最大项目，仅投资3.6亿元，而投资上百亿的PX项目，不啻天上掉馅饼。2008年，在福建省委常委会决定将PX项目迁至古雷后，漳州市发改委立即成立“古雷石化项目前期工作领导小组”，举全市之力超常运作，合力推进环评、土地预审和项目报批等前期工作。 　　在漳州市的一份PX项目宣讲材料中，漳州官方主动设问，“既然项目这么好，为什么要迁离厦门，厦门不要，而我们要，难道厦门人是人，我们就不是人吗？”宣讲材料的回答溯及了厦门海沧石化基地的历史：因海沧既规划石化区又规划为城市副中心，规划上的矛盾，导致只能二选一，而不是PX项目环保本身的问题。 　　对漳州市而言，厦门的规划问题在古雷半岛上的确不存在。这座以农业为特色的城市，PX项目承载的是工业梦想。
　　美国的PX为什么可以建在城市边上 　　还在厦门反对PX时，就有人拿出照片证明，PX项目须建在距城市100公里以外的国际惯例根本不存在，因为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一些PX项目距商业区或居民区不过1、2公里，甚至只隔一条高速公路。 　　显然，漳州版本的PX故事至少不适用于美国，毕竟这是一个掌握巨大社会资源的父爱式地方政府的讲故事方式。相比典型中国地方政府自上而下的“决定――宣布――辩护”模式，漳州显然更有耐心、“工作更细致更到位”，它并没有脱离先是封闭式地决定规划建设方案，然后对外宣布让公众接受的基本模式。它虽不像其他地方决策部门完全不考虑公众参与，但也只是让公众更了解政府决策的用心良苦而已。 　　美国人可以接受PX建在城市边上，靠的是另外一种方式。 　　“拱心石XL”项目或许可作为美国版的邻避运动解决模式范本。反对“拱心石XL”项目运动是近几十年北美最大的环保运动之一，它也是《时代》周刊在2011年将“邻避主义抬头”评为年度十大环保事件的主因。 　　“拱心石”项目是一个贯穿北美的输油管道系统，目的在于把合成原油以及加拿大油砂田出产的稀释沥青运输到美国境内。在建设期间，一段经过环境风险较高的蓄水层、长达2730公里的“拱心石XL”石油管道引发巨大环境争议。反对者认为，输油管可能会发生泄漏，造成严重的环境灾难。 　　“拱心石XL”项目的争议，引发了从政府、企业到科研机构、环保组织，再到议员、民众广泛参与的一场环境问题拉锯战。“拱心石XL”石油管道项目建设计划于2008年提出，并于2010年初分别得到美国南达科他州公共设施委员会、加拿大能源委员会的批准。 　　与多数中国突发性街头抗争环保行动的区别在于，美国人的反对行动最先来自NGO和学术机构的质疑。2010年3月，NGO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油砂的开采、运输和使用都将带来巨大的碳排放。而出于对未来能源格局的考量，议员以及政府要员开始在各个场合展开公共辩论。 　　2010年7月，美国国家环保署认定该项目环评草案数据不足，对诸多安全措施考虑不周。不过，2011年8月，美国国务院的环评最终版依然对这一管道的修建“不会对环境带来显著冲击”表示认可。 　　独立学术机构和媒体也都自有其分量所在。在此期间，作为对官方环评的回应，康奈尔大学和内布拉斯加大学两位教授分别发布两份独立的评估报告，对潜在危害提出异议。《纽约时报》则在2011年发文质疑项目方一份环评报告的客观性，环评方被曝疑与项目方存在利益关系。此事随即推动多名议员联名向美国国务院申请调查。 　　在整个邻避运动的过程中，个人和社会团体的推动，媒体对事件的跟进报道，秩序井然。项目支持和反对双方，在诸多技术细节问题上公开进行深入辩论。最终，奥巴马政府决定将“拱心石XL”管道铺设计划的决策推迟到2013年。而在2012年5月，输油管线项目方还重新提交申请，提出设计一条绕过环境敏感地区的替代线路。 　　显然，不管最终结果如何，这或许才是值得仿效的反对潜在污染项目的方式。相比之下，利用谣言刮起反对之风，亦或政府暗下悄然推动项目，都缺乏一套明确、得到各方认可的公共议事规则。 2010年8月，德国反核示威者封堵了通往位于德国北部村庄Gorleben的核废料库的主干道。 　　解套中国“邻避运动” 　　即便不考虑中国邻避运动中还有大量其他社会矛盾因素搭便车，中国高发的邻避运动中，地方政府总是成为社会情绪的靶子，已充分表明，由政府包办摆平一切社会关系和矛盾的模式将注定无法继续下去。 　　除了在邻避运动中容易引火上身外，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包办一切社会问题的模式，人为阻断了企业与居民的博弈，让企业在习惯被政府包办和庇护时，丧失游说公众的意识和能力，削弱了企业减少污染的动力，同时阻断了当地居民与企业通过博弈获取补偿的渠道。最终不但无法有效平衡和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还容易导致社会陷入污染不断加剧，工业发展的舆论环境不断恶化的双重困境。 　　相比发达国家的邻避运动，今日中国邻避运动的特色显然更具社会震荡的风险性：企业丧失社会责任，缺乏公关意识，民众缺少谈判能力和手段，利益诉求难以实现。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诸大建认为，目前政府多关注政治对抗性稳定，并未重视邻避运动，且认知程度令人并不乐观，邻避运动可能会成为未来社会动荡的主要形式。显然，这种中国式邻避运动困境急需解套。 　　“邻避”解套的关键在于如何用合理方式尽可能规避冲突，避免引发规模更大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不同邻避运动产生的原因和程度不同，难有一揽子解决方案，但存在预防和治理的基本原则。《凤凰周刊》记者采访多位公共管理专家，对策无一不是以“信息公开”、“公众参与机制”，“决策过程透明化和法治化”为核心。 　　从近年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来看，大多数项目从启动建设到被迫终止，持续时间均在数年左右。在事态升级至大规模街头抗议以前，邻避设施反对者通过各种渠道表达意见和利益诉求，均未得到较高程度的重视。 　　决策过程不公开不透明，使得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无法互信，再加上沟通的匮乏，事态才会不断恶化。被誉为“香港环评之父”的香港大学地理系副教授吴祖南曾如此点评，“环评的公开透明是避免邻避的重要前提，内地的邻避事件，在于公众对环评报告本身的不了解及不信任。” 　　程序上的问题也体现在官方应对措施上。面对邻避冲突，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将选定厂址、兴建与营运等环节透明化、法治化，并对利益受损方给予合理补偿。但在厦门、大连、什邡、启东的案例中，领导人选择匆匆下令停建或易地上马收息事宁人之效。这一决策过程同样缺乏科学论证，同样不透明不公开，项目本身如何善后，依旧无从得知。 　　应对邻避运动，合理的补偿机制同样重要。民众对潜在污染项目的敌视情绪，企业必须向民众有相应的补偿。一定要建立起一个“谁污染谁治理、谁受益谁补偿”的机制，而非企业得利，政府得税，但项目当地民众却要承担可能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 　　纵观邻避运动历史和实践，台湾几乎是大陆最佳的观摩样本。从被视为台湾环境运动之滥觞的1986年“鹿港反杜邦”，到2011年民意扳倒石化项目的“遍地反国光”，台湾环境运动已迈过而立之年。 　　台湾早期的邻避运动抗争对象以中小型工厂为主，民众经常采取围厂封锁等方法，与厂方发生激烈冲突。1987年台湾解严后，民众多采用温和理性的示威形式，肢体冲突的可能性大幅降低。而发展至新世纪，台湾的环保抗争形式已从街头转移到室内，发起者更愿意尝试透过对行政或立法过程的干预，以达到环保目的。 　　对中国今天面临的邻避运动困局，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何艳玲教授认为，在体制存在诸多先天性缺陷的情况下，如果政府没有找到妥当方式来处理邻避冲突，这种越来越常见的集体行动将可能走向失控。从特定的“街区事件”演化成为一定程度上的“社会问题”。这种演化，必然会累及政府的治理能力与治理的合法性。 　　编辑 涂艳 美编 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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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zbu发布此信息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网站立场无关。xzbu不保证该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文字、数据及图表）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等。　　如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化解邻避运动。　　第一个建议是平衡，就是科学选址，打击违法，就是打击非法违法企业，树立执法公信，保证公众的权利。政府依法保障企业设立权、污染物排放权和资源开发权。去年中共中央非常重视邻避运动的解决，并且到各个地方去进行调研，环境保护部也开了专家研讨会，就把各地曾发生邻避运动的一些环保局的局长甚至一些市委书记市长也请到现场来，介绍经验和教训。而且把当年发生重大邻避运动的一些欧美国家的一些官员和学者请到北京来介绍经验。其中我就问到，问那个德国一个官员，我就问他你们德国当年70年代80年代，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是怎么解决邻避运动的，他们说当时就是重塑执政部门的威信，因为他们首先第一个经济已经到了这个条件，重视环境保护的条件，如果说经济仍然只是发展中阶段，如果说因为环境保护耽误了经济的发展，可能搞环境保护还是有难度，因为那个时候70年代80年代，德国已经是很发达的，已经有能力来重视环境问题的解决，这个时候环保部门开始严格执法，严格执法让周围的老百姓相信环保部门，包括地方政府，包括一些州政府确确实实为他们的利益考虑的，这个时候就树立了环保部门的威信。环保部门监测数据老百姓相信，环保部门的指数老百姓也相信，环保部门做出来的一些，比方说一些证明，老百姓也相信，这样就成功了。也就说只要他们相信环保部门，环保部门所做的一切他们都相信的话，对于邻避运动的化解就会有帮助的。我们地方政府，地方党委也应该首先树立这个执政的公信力，重塑这个公信力，这样对于邻避运动的预防和化解是很有帮助的。　　你像我们国家的台湾地区，台湾地区的民众参与机制他是在《环境影响评估法》，我们大陆的法律叫环境影响评价法里边，规定非常详细，如果说争议性不大的项目，只要一进入一阶段环评即可，如果说争议性很大的项目，就要进入二阶段环评，由一阶段到第二阶段就比较麻烦了，比方说要进行信息公开，比方说公开期间不得少于30天，必须在新闻媒体上要刊登开发商，他的名称，开发场所、审查结论以及环境影响说明书陈列或者揭示地点。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如果说过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有另外一个方面，企业的设立程序会很漫长，所以这回国家正在进行简政放权的改革活动。比方说把环评分为并联审批和串联审批两类，对于环境影响小的那些小的项目，比如在开发区里边本来就已经做好了规划环评了，而且是在允许设立的企业的目录里面，那个开发区还有环境容量，这个时候可以简化环评手续，就是由原来的所有的前置审批改成并联审批，也就说环评的手续和其它的手续一起办，如果是重特大的项目，这个时候需要还是坚持串联审批，也就是说环境影响很大，应该是先过了环评文件审批这一关，再去办其它的手续，所以我们既要坚持原则，也要坚持灵活性。但是有一些地方政府一旦把环评很多许可下放了之后，审批权下放了之后，可能不是坚持原则，让一些不该进入的污染企业进入之后，可能会引起老百姓的反弹。　　在大陆，降低成本的方法首先在于围绕项目本身的互动要提前，而且再提前，公众对邻避项目或者设施的反感，很大程度来源于对项目风险不确定性的担忧。减缓这种担忧的途径无非是更为开放的参与，更为透明的信息公开和更为诱人的回馈补偿。这个网上有些观点我采纳了，这些工作都做了，还是无法解决的话，就是公共治理的必要代价。我们有必要每个地方把邻避运动的一些经验和教训进行梳理。　　第二个经验就是督促企业严格遵守法律，不偷排，不违法，在环境保护方面做表率，赢得社会的信任，缓和不满的情绪。在这个方面国有企业总体做的是比较好的。　　第三个经验就是企业公开透明。企业申请政府帮助，帮助企业应对。比方说浙江有一家焚烧厂被村民反对，由此政府出资，连续监测了四个月的二恶英的数据，结果发现二恶英的污染是在法律规定的标准范围以内，就消除了公众的顾虑。总政府的角度来说，并不意味着只遵守，只简单的遵从法律和既定程序就够了。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2009年德国的斯图加特市想修建一条铁路和城市发展项目，这个项目肯定是要经过一些森林，就要砍树，刚开始老百姓不太关心，一旦砍树，老百姓就震惊了，因为木头，老行对自己的生活环境是非常关心的，就引发了抗议，抗议扩大之后，这个警察就动用了水龙头，用高压水龙头喷水、辣椒水，甚至拿了警棍，更加激怒了当地的居民，导致了5万人的大游行，5万人的大游行可能会对当地的执政党造成了威胁，如果说你不处理好这个事情的话，那下一步整个政府更迭的时候，老百姓就不一定投你的票了，所以当地的执政党也很重视，所以后来整个政府改变了策略，通过信息公开，而不是通过大棒辣椒水来解决问题，把工程放在网上，让公众参与，征求意见，包括反对的声音，鼓励公开对话，最终重新获得了公众的信任。也就是说各国的经验证实公开透明让公众早期参与计划至关重要。这样不但有利于建立公众的信任，并且能够做出更好对政治和环境都可持续的决策。我们环境保护部，为了落实环境保护法的规定，2015年出台了一些信息公开的办法，比如说出台了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号起实行，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强制公开哪一些，鼓励公开哪一些，强制公开的你不公开要承担什么责任，都规定的相当具体。　　第四个对策就是熟悉法律法规，使生态环境补偿和赔偿法制化和市场化，就是说必须给予老百姓充分的补偿，使公民的房产权健康权等权益能够得到及时、公正的补偿，杜绝小闹小补偿，大闹大补偿的现象，消除公众想通过闹事获取不正常利益的这个念头。在项目建设之初，必须信息全透明，全公开，让所有的利益方及其代言人都能参与其中，兼顾各方的利益。我举一个例子，像浙江省包括江苏省有一些很好的探索，每年环保部门都定期向这个社会组织包括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布自己想做的事情，定期通报，征求这个社会组织包括公众代表人物的意见，如果说有一些项目建设的话，环保部门就把这些NGO请来，主动征求意见，听取NGO的意见，这个时候NGO他把自己的意见表达了，环保部门采纳了，就不可能有后边的这些抗争的现象。所以说可以设想如果说有一天，当所有的利益方都坐下来进行谈判，甚至是吵架，吵架不一定是坏事，只要吵他把观点表达了，最后一协调，即使不是各方都能接受也是行，这意味着街头式的抗议运动的终结。我们实际上不是终结邻避运动，应该是终结的是暴力式的邻避运动，叫暴力式的抗议。如果说大家都能坐下来，就是成功了一半。　　第五个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分类对待，化对立为合作，比方说邀请带头闹事者或者有不同看法者参加企业，了解技术，对于违法带头闹事者或组织者，申请政府依法处置，杜绝无序参与的现象。我这里讲一个例子给大家听，我记得北京以前有个垃圾焚烧厂，刚开始规划的时候老百姓也是闹事，闹事还闹的比较凶，后来还拘留了几个人，拘留了几个人之后就激化了这个矛盾，这个案子应该是有接近十来年了，激化了这个社会矛盾，后来北京市有关部门就改变了策略，就把这个，当时参与抗议的一些代表性人物就请到日本去看垃圾焚烧的设备，意思就说我给你看，我们要引进很好的工艺和设备，你不要过分的担心，当时的抗议的代表就真的去，就是说，真的就去了日本看了，感觉人家的周围也没什么扰民的现象，结果这个抗议者由对抗者就转化为合作者。　　对不同的人群怎么字工作，对核心层要准确识别利益相关方，多方利益共享，利益均沾。包括让最底层的民众方向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让老百姓享。对中间层，就是记者包括媒体，就是媒体层，对于那些社会组织要主动发布权威信息，让权威信息领跑，让虚假信息无处藏身。包括及时发布信息，准确研判，积极引导，果断处置。对最外层就是什么呢？对最外层是公开是最难处理的，提供有效的维权途径，特别是在邻避运动处置之中，特别要注意媒体的作用，因为媒体是公众合法权益的代言者，包括一些社会组织，在邻避运动之中独立的公民个人表达利益诉求时，缺乏专业知识，力量较弱，不容易引起政府的关注，如果就是让这个社会组织包括媒体圈来表达，可能会引起更加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　　第二个就是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宣传者。就每一个公众不一定是了解国家的政策，但是媒体，包括社会组织，一些专业性的社会组织，他是了解国家的政策，如果说让他们以积极的方式参与，正能量的方式参与，可以宣传国家政策和法律，这个容易让他们就是说发挥他们的上传下达作用。此外还有媒体和社会组织是相关环境认识误区的澄清者，所以必须得发挥他们的作用。　　第六个决策是改变国有企业的财务支出规定，恢复企业对属地的适当补偿、合作和支持机制，建立和谐的企业和地方关系。比如像韩国，韩国就是回馈社区的费用往往包括在前期设计之中，在国内里边，也有一些好的经验，比方说杭州有个滨江垃圾焚烧厂，结果老百姓有一些想法，结果他就把周围的老百姓山里边的茶叶，焚烧厂周围山里面的茶叶，他把它承包了，这样一承包，老百姓也不担心茶叶的销路了，所以企业和周围的老百姓关系还比较融洽。包括街道举行活动，这个企业也是积极配合，逢年过节，可以说买大米慰问老人，这些都是不错的。　　一些国家和地区以前处理邻避运动的经验，你比方说还是通过，有些通过税收来解决的，比如像美国在一个城市建设垃圾填埋场时，向当地居民提供降低财产税，完善教育设施，免费收取垃圾等补偿措施。如果在台湾，如果要建立一个可能危害环境的项目的时候，项目实施者怎么补偿呢，在当地配套设立公园、图书馆、运动中心、温水游泳池等，供附近居民免费或者打折使用。此外还可以出台减免电费，减免相关土地的税负，给当地的老百姓一些奖学金。孩子们上大学，考上大学了，这个时候给予一些支持，这也是不错的。　　第七个方面的对策经验也是在公众参与方面，加强宣传教育，建立与居民社会组织互动的，这好的模式，我刚才讲了江苏和浙江的环保部门，互动有序参与的多方主体共治的制度体系，让社会组织，让公众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不是被动的发挥作用。是新环保法第五章有关信息公开和环境保护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规定落到实处。　　第八个方面在法律救济方面，鼓励环境纠纷通过法治化的途径，按照四中全会的决定，而非社会化的聚众闹事的方式来进行解决。特别是新环保法实施以后，社会组织提起诉讼，包括一些社会组织体系公益诉讼，使邻避运动这个现象可能变得越来越严重，一些本应上马的企业，设立变得更加困难。所以最好还是就是说通过依法的方式来解决，不要通过聚集等等。公益诉讼今年2015年全国大概有接近30起，赔偿费用，有序赔偿费用也是比较高的，也是比较高的。而且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7月1号也授权，最高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让检察院对不履职的环保部门，对一些污染企业，一些污染企业提起行政或者民事公益诉讼，这个都是为了维护老百姓的环境权益。这里我们要理解有关机关的苦衷。　　第九个就是在事件应对方面，应当配合有关部门，保障环境信息的及时、科学、全面公开，使社会了解真正的科学的环境信息和环境危害，兵役法做好群体性事件中的媒体传播管控工作。依法做好，比如说有些涉及到宗教涉及到一些暴力的一些微信，是不是可以采取些隔离性的措施，防止谣言的传播和事件的恶化，对媒体进行依法管控，是世界各国的通例，凡是涉及民族问题、社会稳定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这个有关部门应当做好相关的工作，否则的话最后会产生一些严重的后果。　　邻避运动的意义不在于对抗和冲突，而在于争取与政府和企业的议价权，运动的结果应该是双方坐下来谈问题，找到一个妥协的方案。如果说双方坐不下来，最后只寻求冲突的话，难免会染上一个冲突综合症，最后导致两败俱伤。　　最后一个建议就是探索第三方监管和评估的新模式，加强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守法，环境守法创造条件。很多企业为什么不遵守环境法律法规的规定，让老百姓如此反感呢，有些企业效益不好，是传统性的落后的企业，有些企业是逃避环境监管，有些企业是升级困难，所以各种原因都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就是说地方政府应该做好相关的工作。比方说通过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模式，因为专业化经营成本比较低，帮助那些企业治理污染，既降低了这个企业的经济负担，同时也改善了环境治理的效果，如果地方政府就是说这个企业可以升级改造，确实有困难的，应该帮助他们积极融资，通过升级改造，通过加法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这样企业也保住了，也能升级发展了，也解决就业了，地方的财政税收也有保证了，多好呢是吧。就说污染企业如果是有升级改造的可能的话，最好不要关闭，因为经济现在下行压力很大。　　刚才从四个方面讲了邻避运动的，包括它的危害、成因以及如何用法治思维和方法来应对邻避运动，讲的不对，请大家多批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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